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４日，南开园沐浴在早晨八九点钟的温暖阳光之中。正是庆祝国庆节的日子，大中路两旁林立的彩旗，在微风中飘荡着。马蹄湖畔，周恩来手书“我是爱南开的”纪念碑，在阳光中熠熠生辉。

    早就传出了曹禺要回到母校来的消息，师生们准备欢迎他的到来。

    母校是关怀他的。为了祝贺他从事戏剧活动６０周年，祝贺他７５周年诞辰，特地召开“曹禺学术讨论会”。

    在隆重而简朴的开幕式上，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贺他６０年来在戏剧活动和戏剧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祝他健康长寿，并代表师生向他赠送了礼品。曹禺致答词时，表达了他对母校的深挚的感激之情。他说：“５５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金黄色的秋天，我告别了美丽的南开园。半个世纪过去了，又回到母校，这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我永远忘不了南开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的一生是同南开联系在一起的。”

    人生七十古来稀！

    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了７５个年头。他从南开走出去，今天又回南开来，接受母校的一片热忱，一腔挚爱，怎不令他感慨激动呢！

    他常说，“人生有许多事是很奇妙的”。当他７５岁的时候，又回到故乡，回到母校，触景生情，引起他许许多多奇妙的回忆。

    人生的确是奇妙的。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直到我在草写这最后一章时，才发现了这个奇妙的巧合：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５日，正是阴历８月２１日，恰好是曹禺的诞生日。大家陪着他去探望他的旧居，这真是最好的纪念了。

    人老了，总是怀旧的。前些年，他曾和李玉茹回到天津，也曾去找过他的旧居。但是，却没有找到。这次，可能是因为房子经过了粉刷，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竟很快找到了。他的旧居原来在天津意租界二马路２８号，现在改为河东区民主道２３号。当他发现了旧居时，他兴奋极了：“就是它，就在这里。”久远的记忆，突然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了，他像孩子那样抑制不住喜悦。他的眼睛分外明亮，他的话像打开闸门一样倾泄出来。他指着马路旁边的楼房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像是在做梦一样啊！”

    走进２３号院内，是一座三层楼房。他说：“这是我家最先有的一幢房，后来租给一家公司了。”走进楼里，他还有些儿时的印象：“这是大客厅，那边是小客厅。那时我很小，姐姐也住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她教我识字块的。还有表哥刘其珂，他在这里住过。”他进到原先的大客厅里说：“在那时看，这间客厅大极了，现在看来很小。那时觉得大得不得了，真奇怪啊！”

    看来，他不愿意在这里久留。这里还不是他最怀念的地方。他回到街上，指着马路斜对过的一座楼房说：“啊，那就是韩诗桁的家。”在２３号门口，他说：“就在这个地方，我小时候，这里排着一溜儿人力车，天津人叫脚皮啊，不要问价钱，上去就坐。”他又指着２３号右边的一个很精致的楼房说：“看，这就是周金子的家，周金子是个妓女，忘记了是个什么阔老爷，花了一万块钱，把她买来作姨太太，这个小洋楼就是专门为她盖的。为什么叫金子，一万块钱，太贵重了，像金子一样。那时，我们都想看看她是个什么样子，她不大出来，偶尔，夏天她洗了澡出来，在平台上晃一晃。长得很美哟，不俗气，不是大红大绿，像个神仙似的，很文雅的样子。真奇怪啊！她住的这个房子一点也没有变。”

    这时，不是别人来搀扶着他，而是他带着大家朝一个胡同口走去，神采奕奕，滔滔不绝地讲着：“就是在这个胡同口，经常看到农民，逃难的灾民一头儿挑着锅，一头儿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很惨啊！段妈就给我讲她们家乡的悲惨的故事。“这是个死胡同，里边的一个小楼才是我住得最久的地方。”隐藏在胡同里的一座两层小洋房出现在眼前了。他走得很快，还没进去，就指着楼下的一个窗子说：“这就是我搁东西的地方，绝对不会错的。”

    平时，我到他北京的家里，见到他，有时感到他行动迟缓，十分疲倦，说话长了，就有时忘记了说到哪里。一副老态。可是，现在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连他上台阶都不要低头，好像凭着他的感觉就一阶一阶地踏上去。几十年过去了，依然是那么熟悉，这使我格外惊讶！人的童年的记忆，真是都刻在神经里了。

    一进楼门，里边黑漆漆、阴沉沉的。我似乎感到当年这座楼里的抑压和郁闷。楼道的光线太暗了，墙壁，烟熏火燎都变得乌黑了。两边堆放着杂物，显然住的不只一家，破旧不堪。此刻，我心中掠过一阵淡淡的悲哀。

    曹禺指着一间房子说：“这是我的书房，还有一个小书童伴着我，真是奇怪呀！我就住在这里，翻译莫泊桑的，读易卜生，读《红楼梦》，看闲书，都是在这里。上高中时，也在这里温习功课。”

    好像许多记忆一下都涌来了，也分不清时间顺序。他的回忆跳跃性很大，忽而说到这个，忽而又跳到另外一个片断。他突然对我说：“你上次说到沈敏基办的讲习班，那是国共合办的，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就在这里填的表。还在这里学英文打字，读四书五经，有好多老师教过我。

    “还有一个姓王的小朋友，外号叫王傻子，人非常忠厚，我们一起读书。不是念《三字经》、《百家姓》，姐姐都教过我了。那时，已经是五四运动了，读《左传》、《春秋》，还有《鲁滨逊飘流记》。这个小客厅，教我的还有一个大方先生，他还教过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他第一次就给我讲他写的《项羽论》，我记得第一句的四个字：‘叱咤风云’，讲起来摇头摆尾。我记得他住在法租界，好玩古钱，几个姨太太哟，人很古怪，他冬天是永远不生火的。”

    房主人把他让进原来他家的小客厅里。一进去就说：“这个房子没有变化。”他用手杖指点着，“这里放着沙发，这儿是书桌，还有一张床。真奇怪，过去的事情竟然记得这么清楚。“这个小客厅，有一件事忘不了。有一个李补耕哟，他一来就到这里，穿着长袍马褂，等着父亲下楼来见他。父亲从楼上慢腾腾地走下来，也是摆着架子。他一见父亲就磕头、跪拜。我父亲也不客气。这个人靠我父亲当了县知事，捞了不少钱啊！后来，他再来就和我父亲对着抽鸦片烟，他的夫人和我母亲对着抽鸦片。

    “那时，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他用手杖指着楼顶天花板，“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那间大客厅，北洋军阀的大政客黄郛来过，还有黎元洪的姨太太也到这里来过，周七猴也来过。你知道，就是我父亲的那个《杂货铺》呵，都是在那里写的。

    “记得小的时候，很害怕，就在楼上搭一个床，我父亲很喜欢我。我１５岁的时候，他还背着我。他高兴的时候，就背着我，在屋里走啊，走啊！

    “想起来了，还有一个‘来福’，是一只小狗呵，我和它一起睡，一边玩。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养小动物。一天，它突然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这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件事。现在一闭眼就能看见它的长相，不像狮子狗那么好看，黑白狗，非常懂得人性。”在他的语气中有一种伤感。

    到二楼去，楼梯的光线更加昏暗。走到楼梯拐弯的地方，他在昏暗中指着旁边说，“这是厕所”。陪同的房客说：“是厕所，您还记得这么清楚。”他说：“我住这座楼时，八九岁了，一切都清楚极了。”他指着左首的一间屋子，“这是我父母的卧室，紧接着的这间，就是那些名士经常来的大客厅，在那里聊天抽鸦片烟”。进到原先他曾住过的一间小客厅里，“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变。我１５岁生疹子，就住在这里，父亲和母亲都不放心。在这里，他们照看比较方便。”他指着墙壁说：“就在这里搭了床，病了一年，出疹子，身体很弱很弱。”

    他指着屋外通向平台的一个厅堂说：“那边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我最怕吃饭，父亲就在那里发脾气，骂大街。”一时间，那种可怕的场面，那种坟墓般的寂静和沉闷的空气，好像弥漫在周围，感到异常的憋闷。

    在厅堂通向平台的门口站住了，他指着门说：“到了过年的时候，把它挡起来，供上什么牌位，祭品，香烛。”在幽暗中好像飘来香烛燃烧的气息，他靶立在那里沉思了片刻。又领我到平台上，望着前面的楼房，又数说起来：“这个楼房是姓王的，非常有钱，是他们自己盖起来的。那个房子不认识。你看，这就是王傻子的家，他父亲是个买办，王傻子到这里来读书，不要他的钱，送两袋棒子渣给老师。这个人很可爱，一块演戏，文戏武戏都演哟！一起玩，在院子里。我和他一起乘电车去看电影，无声电影，记得还看连台本的电影，惊险片，呵，是《马瑞匹克弗》，在光明电影院，就在惠中饭店附近。那时还没有惠中饭店，也没有劝业场。”几次讲起他儿时的朋皮，都给他带来美好的回忆。

    又回厅堂里，指着左首的一个门说：“这是放东西的地方，放着好多箱子，放着火腿，一打开，就是一股霉味。”忽然他又转到另外一个人物：“我跟你讲过一个人，叫陈贵的，非常有才。画，画得好。画释迦牟尼，画观世音菩萨，常常有人求他。父亲很尊重他。他就把门关起来慢慢地画，谁也不能进去的。”他提到的这些人物，一个一个地都成了古人，还牵动着他的思绪。他对他们的印象，也许在他的剧作中还能找到，或可能听到他们灵魂的叹息声。

    我陪着他，不愿打断他的思路，更不想向他提出问题，我也不愿意别人打断他。任他在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忆中漫游驰骋，任他侃侃而谈。对于一个老人，对于一个他生活于此，并且用他激扬的想象再创造了的地方，他能这样尽情地回顾，是太难得了。当时，我就想，如果在这里，他能住上几天，任他去想想往事，他能在生活的回顾中，重新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心灵的隐秘，发现历史。

    又回到马路上，看样子他不舍得离去。此时此刻，我好像更懂得了他，更理解他的心情。要不是日程安排得这么紧张，我宁愿在这里陪伴着他。那怕只是沉默着，守候在这里，让他多看看，多想想他的一生，想一想他的创作，该是怎样地珍贵啊！

    我回顾着隐藏在胡同深处的这座普普通通的小楼，我也感到人生的奇妙了：就在这里曾经怎样铸造了一个被抑压的苦闷的灵魂，又怎样掀起他心中的雷雨！多么普通而奇怪的小楼，多么普通而又奇妙的人生！就是在这里诞生了我眼前这样一个蜚声世界的老人！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胡同口，抑或在小楼前面，挂上一块普通的牌子：“曹禺旧居”。那怕把他曾经住过的卧室辟出来，变成一个小小的展览室，放上他的著作、手稿，他曾经读过的书，让人们记得，这里，曾经诞生了一个走向世界的剧作家，一个曾经激动着几代人心灵的剧作家。这可能给这个商业城市增添不少文化的气息。

    汽车在鞍山路上缓缓地行驶着。我和他坐在后排，他望着车窗外的景物，记忆的闸门又打开了。他说：“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个月，大约是春天，我坚持长跑。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股劲头，是不是沿着这条路，记不大清楚了。跑到法国桥，向塘沽方向跑，跑到一个俄国花园再折回来，有几十里路啊！开始，跑不到１里的路程就坚持不下去了，就没有力量了，这就是所说的运动极限吧！”我听他讲过几次了，他又这么讲。我也不想打断他，人生中影响最深的事，总是不断地被回味被咀嚼。“但是，慢慢咬牙坚持，越过那个极限，就跑得轻松起来，这是非常奇怪的。这是一种从来没有的体会，一种人生的体会。坚持这么一下就度过难关了。”我想，这段长跑的经历，对他的一生都是重要的，起着一种深远的影响。人在青年时代获得的一次珍贵的人生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一种持久的人生动力的源泉。对他来说，每写一部剧作，都是一次长跑，也是要咬紧牙关，越过“极限”而完成的。而７５年来，又多像是一次人生的马拉松啊！就这样，在他的生命的征途上，一次又一次超越着自己，超越着伙伴，超越着令人难熬的极限，树立起一座座丰碑。他在重新咀嚼着这人生的体会，使我感到他仍然有着一种内在的坚韧的生命力量。他还要在生命的征途上创造他的奇迹。

    “噢，你看这是南市吧！”汽车正经过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剧场，我惊异于他的识辨力。“这一带就是三不管，侯家后，妓女院，落子馆，土药店都在这里。当初，我就是在这些地方调查的。”他沉默了片刻，突然对我说：“有一件事，奇怪极了，我还没有对你讲过。我正要写《日出》，忽然接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长，有１８页，署名‘筠’。清秀的笔迹，是个女孩子写的。在信中表达她看过《雷雨》之后，对一个作家的敬爱之情，还谈了《雷雨》的观后感。但是，她不要回信，还说，‘你不要找我，我以后也不准备再写信给你’。后来，我就把‘筠’这个名字用到陈白露身上。”他轻轻叹息了一声，“人生有很多事是很奇妙的啊！如果这个女孩子还活着，大概也有７０岁了！”随后，就是很长时间的沉默，大概他又陷入对人生奇妙的思索之中。

    车子兜了许多弯子，才开进天纬路，去找他原来曾经任教过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旧址，现在是天津美术学院。

    美术学院的人，早就在那里迎候了。他很想再看看他过去住过的那间房子。他对这里就不像对他的旧居那样熟悉了。但是，他对他曾经在那间写出《财狂》、《日出》的房子，却怀着深深的依恋和思念。

    到了一座小楼，里边挺阔气的，他摇着头说：“这里不大像，我记得我住的房子很小，在楼上，一间一间的，住的都是教师。房间里的摆设简单极了，一个平板床，一把椅子，一个书桌。李霁野先生最熟悉了，他和我住在一起。”有人说，他住过的那座楼已经拆了一半了，“霁野的夫人，是我的学生。霁野是我的前辈啊：比我大十岁，他非常之用功，平时不大说话。”他转过头来特意叮嘱我：“霁野先生厚道极了，你见到他，务必代我问候！”

    “虽然，在这里教书，但要写东西，有时还去北京。只记得有很多系，还有家政系，那时可能是孙家琇的姐姐担任系主任，我接触不多。我有时回家去看望母亲，但都住在这里。那时教英文，教点《圣经》文学，讲英国文学史，觉得应该讲它，也教莎士比亚，教西洋史。还教点法文，从字母讲起。什么都敢教，那时候年轻胆大，什么都敢讲。”

    他对我说：“还有一件事，《日出》中的夯歌，是我把工人请来，就在师范学院里，我请陆以循来记录，工人唱着，他记录下来，加以整理谱写出来的。”谈起这些往事，可以看出他的兴奋的心情，那正是他创造力最活跃的时代。在从清华回到天津的两年的时间里，正是他和张彭春一起合作达到最火热的时候。改编《财狂》，演出《财狂》，改编《新村正》，演出《新村正》，创作《日出》，他全部精力都放在教学和艺术创作上。那是他的黄金时代。

    这里，要补叙一下。就在这次重返天津之前的一个多月，我曾陪同他一起重访清华大学，他也是那么兴致勃勃。那天是阴天，闷热得很，气压很低，在屋里，得不停地摇着扇子。他在家里打着赤膊。但是，他还是要去，他的夫人李玉茹陪伴着他。

    车子开到清华图书馆前停了下来，一下车看到黄色的墙壁上布满了翠绿的爬山虎，“想不到这么漂亮，这可是过去没有的。”他对这座图书馆充满了感情，他久久地望着，徘徊着。是啊！在他写出《雷雨》的这座楼里，曾经度过多少难忘的日子！

    在图书馆负责人的陪同下，他径直走到楼上那间写作《雷雨》的阅览室去。不要别人引领，他熟悉得很。一进大厅，他就高兴地说：“就是这里，还是当年那个老样子。”他指一个阅览长桌说：“对，我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时不是这样的桌子。我一来这里，就坐到这个位上。”

    “不知道废了多少稿子，都塞在床铺下边，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写累了，我就跑到外边，躺在草地上，仰望着天空，看着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空。”他一边说着就坐下来，找来一张纸，对大家模仿着当年的写作情景，把人物、分幕的提纲，写了下来，仿佛说，过去就是这么写的。

    他对图书馆的负责人说：“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待我太好了。他提供给我各种书籍资料，还允许我在闭馆之后还呆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我当时，就是想写出来，我从未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到过演出。”

    清华大礼堂也是他怀念的地方，他特地引着我去看看。礼堂前的草坪葱绿喜人，礼堂依然像过去那样巍峨壮丽，他说：“一到这里，就想起许多往事来了。”空荡荡的礼堂，一进来，就显得格外凉爽。他指着礼堂后面的楼上说：“你看这上边，我们就在那儿练习，我吹巴松管哟，乐队排练也在这上边。不知是个什么道理，那一阵那么迷恋音乐；可惜，我没有坚持下去。”

    我们坐下来，一个大礼堂里就三五个人。我曾读过《清华大学校史》，就是曹禺在校期间，这里曾经有过许多次爱国的斗争。这礼堂，就是历史的见证。我好像听到当年在这里的集会所发出的正义和真理的声音。沉思了片刻，忽然，他又讲起来：“‘九·一八’之后，有一个美国牧师从东北来，他在这里讲演。噢，就在这个舞台上。他说，我从东北来，中国的军队是不行的，日本军队很厉害，中国人不能抵抗。他们一来，嘟，嘟嘟嘟……就把你们扫射了，消灭了。他鼓吹投降日本。这时，有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他叫王香毓，一个山东人，大个头，突然站起来质问他：‘是谁叫你来的，来这里放屁。你他妈的和日本人穿连裆裤，你给我滚下去！’曹禺说着也站起来了，好像那个激烈的斗争就在眼前。他把拳头伸出去，‘这时同学们都站起来，冲着这个牧师吼叫着，滚出去！滚出去！硬是把他轰跑了。当时，我也在场，和大家一样的吼叫。我至今都忘不了这个王香玉’。

    “那时，我们的热情很高。到保定去宣传，到古北口慰问伤兵，我还是小队长呢？走到哪里都要讲演啊！讲起来可带劲喽！

    “我觉得清华大学挺自由的，我对南开印象也是美好的，但更觉得清华有一种自由的空气。我一进清华，就有一种十分新鲜的感受。这里的教授是很厉害的，常和学生一起。我记得是驱逐吴南轩，他是国民党派来的，全校都沸腾了。我还为此接见过记者，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也是在这个礼堂，我演出过《娜拉》。”

    清华园里，有着他许多美好的回忆。在南开演戏，在清华写戏。从演戏到写戏是一次飞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从事剧作是在清华。清华的自由当然是有限度的，但是，在那时他能感受到自由的空气，渴望着自由，无疑，给他带来创作的自由心灵和自由意识，才使他的创作个性得以发挥和舒展。

    他对我说：“我真正的接触到仪态万方的世界戏剧，还是在清华大学。写戏没有别的路子，除了生活，就是要反复读剧本，读各种各样的剧本。许许多多外国戏剧流派，我是到了清华之后才接触的。我记得，匈牙利的恰佩克写的《机器人》，讲这些机器人能代替人工作，还说这些机器人进一步发展就有了思想，还能谈恋爱。但是后来他们却受到真人的压迫，这些机器人都造反了。你看，那时许许多多新的流派，新的方法都已经出来了。我先是学易卜生，后来就在清华接触到各种流派，有了比较，有了鉴别，视野开阔多了。其实，我写《雷雨》时，也不都是易卜生的路子。但是写戏要根据生活，每个大作家都离不开生活的啊！可是，视野开阔也是顶重要的啊！”

    天气是那么闷热，但是，他仍坚持同我们一道去再访三座们大街１４号。他说：“我回到北京几十年了，再也没有去看过这个地方。”已经快到中午了，在清华园里转了三个小时，真是不忍心再劳累他，但他的兴致仍然是那么浓烈。我懂得他，因为在三座门的这个小小院落里，凝结着他和巴金的友谊，对这位老朋友，他始终是深怀尊敬的。

    这里的街道，早就变了样。仍然是他带着我们找到的。他先是进了一个院子，似曾相识，但看看又不大像；然后，又走进隔壁的一个小院，很快，他就看出来了，“就是这三间房子’噢，原来门被堵住了。可能把房子卖给隔壁一家了，就划到刚才那个院里。”他指着一个窗户说，“这就是堂屋，我们来这里玩，就在这个堂屋里，两个耳房，巴金和靳以各住一间。”５０年前，就这三间矮矮的房间，吸引着一批年轻的作家，成为他们聚会的地方。《水星》和《文学季刊》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也就是在这里，巴金把曹禺送上了文坛。

    为了纪念这个地方，我们特地跑到街上租了一台照像机，在那普通的三间瓦房前面，在漆着朱红色的大门口，曹禺和他的夫人李玉茹，同我们合影。曹禺说：“一定要把它寄给老巴。他会高兴的。”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６日，在南开中学师生的盛情邀请下，又去了他度过中学生活的母校，这使他的心情更加不能平静。

    整个学校都变了样。校园里一座座新起的教学楼，实验楼，昔日的平房、带着长廊的灰色楼房都不见了。只有瑞廷礼堂还保留着，但礼堂中的设备也全变得现代化了。

    最使他感动的，是同学们对他的欢迎。当他看见这些生龙活虎的少年，簇拥着他，喊着他“曹爷爷”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好像他又回到他那青春的时代，耳朵响起上课的铃声，操场上的喧闹声。好像他又回到当年的瑞廷礼堂的舞台上，他正扮演着娜拉。他多么希望自己还是一个翩翩少年！当校长把一枚南开纪念章挂在他的胸前的时候，他真是万分激动。在同学代表讲话后，他即席发表了讲话：首先，感谢我的母校——南开中学的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各位学友，给我这样热诚的欢迎。

    刚才这位同学叫我爷爷，我确实惶恐。是啊，我的确是个爷爷，我有孙子，但是从我的思想看，我不是个爷爷，还是很幼稚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从我的愿望来说，我希望我是刚入学的那个样子。我很小，１３岁就进了南开中学，１５岁加入南开新剧团。所以我希望你们叫我一声同学，我就更高兴一点。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这是没有法子挽回的。我永远忘记不了南开中学，怎么这样讲呢？在我中学时代，它使我真正睁开了眼睛看世界，并且知道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这很难，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一个人能看清楚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哪件事情是是的，哪件事情是非的，很不容易。我的感觉，在小的时候就打了基础，而不是到了大学，到了研究院才打基础，就是说在中小学就打基础。而我是在南开中学打的基础。那时是六年制，我先上的是初二，病了一年，也是读了六年，我毫不后悔。在病中，许多很好的同学、老师来看我，来教育我，帮助我。南开中学的生活十分丰富，不只是在课堂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课余活动。我学的是理科，我喜欢化学，那时很想在化学上学点东西。甚至我也很喜欢数学，那时高中已经有了近代的几何教学了。恰恰有几位好老师，张彭春先生，他是张伯苓校长的弟弟，对我有很深很深的教育。每年都叫我演戏，他告诉我如何演戏，告诉我戏有如何的好处，告诉我从戏里你知道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人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又是极应该把他搞清楚的。无论是做学问，做甚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老师们就是这样教的，告诉你如何懂得人，如何做一个好人。

    还有，张伯苓老校长经常讲两个字，一个字是“公”啊！当然他不是讲马列主义，但是他的意思，无非是叫我们为人民服务。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陶铸讲的“心底无私天自宽”！一个人没有私心，世界都变得更宽广了，人也勇敢了，有智慧了，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我们批判了种种“左”的东西，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要永远放在心里。老校长讲的第二个字是“能”啊！“能”就是能力、知识啊。如何得到知识，如何获得能力，有了知识，有了能力，就能促进社会，就能使国家又富又强，使整个社会文明起来。在座的同学，责任是很重的，你们生活在一个最伟大最幸福的时代，前面是宽广的道路，我希望大家都沿着这条大道前进！最后，我想起两首诗，曹操的一首诗讲“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怎么讲？山越高越好，水越深越好。这个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无论是求学、做事、搞发明、搞研究，是越好越好！再有，就是还要看得远一点。唐朝的诗人有两句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南开中学是个非常好的学校，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学校。刚才这位小的女学友对我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南开人”。南开人这三个字，我听了是很骄傲很自豪的。自豪倒不仅仅因为这里出了周总理，是因为你们这些年轻的小学友都将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英才。你们必然一个比一个更好地出现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我将因为你们使伟大的祖国立足世界强国之林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感谢小学友的讲话，非常感谢校长给我的这样一个勋章。我是不配的。但是我觉得是我的母校给的，母校给的东西是永远不能辞掉的。

    大家相信我，相信我一颗赤诚的心。我７５岁了，我还要活下去！不是糊糊涂涂活下去，而是要坚强地活下去！要做一些工作，要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永远做一个很好的南开人！谢谢！

    我用这篇讲话，结束这部写得足够长了的传记，是因为他在这个戏剧的摇篮里，最初奠定了他毕生从事戏剧活动的基础。南开中学，是他把自己献身给中国新兴话剧事业的起点。

    我用这篇讲话来结束这部传记，是他谈到他是从这里，从演戏中开始探索“人”，探索人的最复杂又最宝贵的东西。他一生都在探索着人，探索着人生，探索着人类，探索着人的灵魂。在他那些最杰出的剧作中，把人的灵魂，把中国人的灵魂铸造出来。蘩漪、陈白露、仇虎、愫方、瑞珏……这些或是屈辱的被损害的，或是被抑压的变态的，或是闪烁着圣洁美好的灵魂，仍然在激动着人们，仍然在启迪着人们去思索。我以为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能塑造人的灵魂的作家，最能揭示人的灵魂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作家，一个善于刻画深刻的灵魂的戏剧大师。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曾中断了这种探索；可又令人欣喜的是，在他７５周岁的时候，他又对孩子们发出这种呼喊；这里凝结着他毕生的经验和教训，他呼喊着别人，也是在召唤着自己。

    我用这篇讲话，来结束这篇传记，是他在天真烂漫的孩子们面前，把他一颗赤诚的心，一种最真挚的期望，对祖国、对未来、对振兴中华的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难得的是，在一个７５岁老人身上，他的心依然是那么年轻，那么火热，那么充满着活力。

    我用这篇讲话来结束这部传记，是我感到一个生命的巨大价值；更感到一个顽强的生命，一个饱经沧桑、跋涉了漫长人生征途的生命，还要去创造，去奋斗的热能和活力。

    生命呵！生命！人人都有的生命！有的如烟，如尘，如草芥，如粪土；有的如电，如火，如高山，如大海。人在创造着生命，生命在创造着自己，生命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创造。

    不管将来的历史将怎样评价曹禺，我敢这样预测：谁都不会否认他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生命。

    但是，我却说，却要这样真诚地说：请您把您的挚友巴金的话放在您的案头吧——“把你心灵中的宝贝交出来”！

    １９８６年春节爆竹声中初稿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５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