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土地
乘津浦路上的火车由南向北行驶，一过黄河，人们就会发现，大地的形貌和色彩于不知不觉间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山陵起伏的土地变成了一漫平川，原来点缀着许多湖泊和溪流的地表，不仅拿去了这些银亮亮的饰件，也脱去了厚厚的繁花杂陈的绿色植被，换成了一件灰黄斑驳的、简直有些“褴褛”的衣裳。北方太朴素了，在它身上，除了北边的万里长城和西边的太行山脉，几乎全是单调、呆板的平原。它当然也有河流，但那些河流在枯水季节往往是干涸的，而且少得可怜。面对此情此景，列车中的南方游子很容易悄然念起白居易的名句：“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时，热心的怀着强烈乡土感情的北方人，往往要起来辩护几句，如果他熟读过艾青的《红方》①这首诗，他也许会借着这位南方诗人的嘴，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来：
不错
北方是悲哀的。
从塞外吹来的
沙漠风，
已卷去北方的生命的绿色……
而我
——这来自南方的旅客，却爱这悲哀的北国啊。
……
一片无垠的荒漠
也引起了我的崇敬
——我看见
我们的祖先
带领了羊群
吹着笳笛
沉浸在这大漠的黄昏里；我们踏着的
古老的松软的黄土层里埋有我们祖先的骸骨啊，——这土地是他们所开垦几千年了
他们曾在这里
和带给他们以打击的自然相搏斗，……
——这国土
养育了为我所爱的
世界上最艰苦
与最古老的种族。
不必等待这场争论结束，说话间就到了我们的主人公诞生的地方。列车驰过横贯东西的德石路，开始沿着冀中平原的东部边缘向北爬行，假如从东光——沧县之间下车，朝西部腹地深入进去，就可以来到孙犁的故乡安平县了。
这确实是北方的一个极平常的县份，关于它，辞书上仅有两三行文字的记载：“在河北省中部偏南、滹沱河下游。汉置县。产小麦、玉米、高粱、谷子、棉花、花生等。”在这短短的介绍里，除了它的具体方位不能代替之外，其它方面，简直没什么个性。
但是，对于这片土地来说，它却体现着艾青诗歌中歌颂的中华民族开垦者的个性，它那黄色的土地——虽然不像关中平原那样黄——确实养育了最能吃苦耐劳的人民。黄河流域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没有忘记浸润这个小小的县份，在它那松软的地层下面，除埋有我们祖先的遗骸，也埋有盛极一时的汉代艺术：1971年，在安平县城东南发掘出了具有彩色壁画的汉墓。在这块人们耕耘、经营了几千年的土地上，自然不会只有几座汉墓。历史在这块土地上究竟沉淀了多少东西，事实上谁也无法估量。根据逻辑的推想，人们只能说，这是一块蕴藏丰富的“文化土壤”。
人们同样无法估量的是，一个人生息于这样的土壤之上，将会给他的一生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因为土地本身虽然没有独立的生命，却可以把它的一切特性“传染”给有生命的人；我们不妨略事夸张地说，正是这块土地上的“遗传密码”，使生命“本土化”了，即使有朝一日生命长大成人，远走异乡，他身上的“乡味”也根除不掉。至于孙犁，他后来是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这一影响的：“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正像母亲的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作家一同成熟着，可以影响他毕生的作品。它的营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要长久地在作家的血液里周流，抹也抹不掉。这种影响是生活内容的，也是艺术形式的，我们都不自觉地有个地方色彩。”①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他降生在哪里，完全是际遇；可是一当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降生，很少人有不热爱自己的土地的，无论其为富庶，或为贫瘠。在这一点上，人对于土地的感情，就像孩子对于母亲的感情。
是际遇，也是缘分，孙犁于1913年农历四月初六日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北方的土地以厚重而温暖的感情，欢迎了这个孩子的降临。同时，他的父母也没有忘记给他取一个响亮的名字：振海，——农民的眼界并不总是狭窄的。
他的家乡是东辽城村，在安平县城的西边，距城十八华里。西南三华里的地方有个子文镇，是这一带闻名的集市。过去，在闭塞的北方农村，集市不仅是经济交流的中心，也是文化与信息的传播场所。特别是每年春秋两季，还在这里举行“药王庙会”。说到这个庙会，我们不免又要把话题扯远一些。在孙犁声言是“童年的回忆”①的中篇《铁木前传》里，有一段关于庙会的描写，那是通过正向下乡干部耍弄着鬼机灵的小满儿的嘴说出来的：“……这个庙会太热闹了。那时候，小麦长得有半人高，各地来的老太太们坐在庙里念佛，她们带来的那些姑娘们，却叫村里的小伙子们勾引到村外边的麦地里去了。半夜的时候，你到地里去走一趟吧，那些小伙子和姑娘们就像鸟儿一样，一对儿一对儿的从麦垅里飞出来，好玩极了。”风骚女人的话固然不足为凭，在这并无恶意的言词间，人们还是可以略施想象力，窥见古代北方桑间濮上的遗风。
东辽城和子文镇都在滹沱河的南岸。滹沱河长五百四十公里，在冀中，它不只是一条重要的河流，还是抗日战争的名胜之地。孙犁和其他作家表现抗战的以及诗歌、戏剧等，曾经多次地写到过它。它的源头在山西省五台山东北的泰戏山，穿过太行山脉，挟带着黄土高原的泥沙，往东流入冀中平原，在献县和滏阳河汇合为子牙河，最后经天津汇同大清河流入海河，东下大海。孙犁在自己的作品里，这样形容着滹沱河：在它的发源地，“泉水从一条赤红色的石缝里溢出，鼓动着流沙，发出噗噗的声音”，“溪水围绕着三座山流泄，……溪流上面，盖着很厚的从山上落下的枯枝烂叶，这里的流水，安静得就像躺在爱人怀抱里睡眠的女人一样，流动时，只有一点细碎的声响”①。但是，当它离开高山峡谷的管束，流到冀中平原，它就变得粗野起来了：“今年向南一滚，明年往北一冲，自由自在地奔流”②，把它的欢乐或狂暴，倾泻到冀中人民的头上。尽管如此，“祖祖辈辈，我没有听见人们议论过它的功过，是喜欢它，还是厌恶它，是有它好，还是没有它好。人们只是觉得，它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大自然总是对人们既有利又有害，既有恩也有怨，无可奈何。”③不过，对于北方的这条河，他在《风云初记》里，是流露了无限的眷念之情的，那是通过一位为抗日战士担任向导的老佃户的嘴说出来的：“谁要是想念家乡，就对着这流水讲话吧，它会把你们的心思，带到亲人的耳朵旁边。”“我看着那里的河水，也像看着亲眷一样。经过水淀，大个蚊子追赶着我们，小拨子载着西瓜、香瓜、烧饼、咸鸭蛋，也追赶着我们。夜晚，月亮升起来了，人们也要睡觉了，在一个拐角地方，几个年轻的妇女，脱得光光的在河里洗澡哩，听到了船声，把身子一齐缩到水里去。还不害羞地对我们喊：不要往我们这里看！”④通过这些富有乡趣的描写，足见作者对于这条浇灌了冀中平原的河流，是很有感情的。可是，这些都是历史的陈迹了，因为滹沱河已经多年干涸，成了一条不可能再焕发生机的死的河流。后来的人们，只能在文学作品和有关口碑、记载中去温习它昔日的丰采了。对此，作者是感到惋惜的。
这是不奇怪的。因为他家门口的这条河流，同他故乡的土地一道，曾是他童年的栖止和嬉戏之地，他不仅向之索取过农食，还由它帮助塑造了童年的心灵、童年的性格。
病弱的童年
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贫困总是和灾难为伴。孙犁的母亲一共生了七个孩子，只有孙犁一人闯过了生死关，他的五个兄姐和一个弟弟都不幸夭折。孙犁的母亲很善良，只要力所能及，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和过往行人，总是尽量周济。远村有两个尼姑，很喜欢在每年的夏收和秋收之后到孙家化缘，母亲除给她们很多粮食，还常提供食宿。这些，当然是在孙家小康以后，不过由此也可看出，这位母亲是怎样一位善良的古道热肠的农村妇女了。
但是，灾难并不因此而宽宥她。有一年闹瘟疫，这位母亲在一个月里竞失去了三个孩子。爷爷对母亲说：“心里想不开，人就会疯了。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自此，这位干起活来“像疯了似的”劳动妇女，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玩牌的习惯，还对家里人说：“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你们不要管我。”
孙犁的父亲十六岁时就到安国县学徒，那家店铺的字号是“永吉昌”，经办的业务之一，是榨油和轧棉花。此外，还兼营钱业。父亲在这里一住四十年，每年只回一次家，过一个元宵节。他是从打算盘的学徒，熬到管账先生，又念了十几年账本，然后当上了“掌柜的”。他只念过二年私塾，但是粗通文墨，爱好字画，在农民式的质朴里，颇带几分儒雅的风度。他很注意礼貌，如果家里人用牛车接他回家，他总在出城以后才上车，路过每个村庄，必下车和人们打招呼。乡邻们都尊称他为“孙掌柜”。他对儿子非常慈爱，从来没有打骂过孙犁，但在对别人介绍的时候，爱说一句：“这是我的小孩，他是个傻子。”做父母的倒不一定真认为自己的孩子傻，不过，当他后来眼看儿子没有按他的希望“成材”，他也只把失望放在心里，并不当面指责。
由于父亲在“永吉昌”吃上劳力股份，买了一些田，又买了牲口、车辆，让孙犁的叔父和二舅拉脚，孙家渐渐走向小康。
一位生性善良的母亲，再加上这样一位温厚勤谨的父亲，必定对孙犁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就是在今天，我们还仿佛可以从孙犁身上发现他父母的影子。
在孙犁小的时候，母亲还这样教育他（想来他的父亲也不会反对）：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我一直记着这两句话。自己一生，就是目前，也不能说没有冤苦，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告状，打官司。”①显然，在这个家教里，总结着农民的许多切身经验，并不只是隐忍，还颇有几分硬气。
孙犁听母亲说，在他出生前家境很不好，有一次母亲生了孩子，外祖母拆了一个破鸡笼为她煮饭。现在，我们索性多说几句，连孙犁的外祖母家一并向读者做个介绍。外祖母家在滹沱河北岸的彪冢村，距东辽城约十五华里。她和外祖父生了六个孩子，孙犁的母亲居长，下面有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全家八口人，只种着三亩当来的地，很大一部分生活来源，是靠了织卖土布。这很像是一个家庭作坊：外屋里停放着一张木机子，女人们凡能上机子的都上机子，昼夜轮值，人歇机不歇。因为母亲是老大，多值夜班，陪着一盏小油灯，常常织到鸡叫。东邻有个念书的，准备考秀才，每天夜里，诵书声闻于四邻。母亲听不懂他念的是什么书，只听隔几句就“也”一声，拉着很长的尾巴。他也一念就念到鸡叫。正像外祖父一家织了多年布只织出一个“穷”字一样，这人念了多年书还是名落孙山，空抛心力。孙犁听母亲说这个故事，当时虽然不明白其中意义，但给他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他幼年见过外祖母家那张织布机，因为“烟熏火燎，通身变成黑色的了”①。这个印象，写进了他五十年代的一篇——《正月》②里：机子从木匠手里出生到现在，整整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间，我们祖国的历史有过重大的变化，这机子却只是陪伴了三代的女人。陪伴她们痛苦，陪伴她们希望。它叫小锅台的烟熏火燎，全身变成黑色的了。它眼望着大娘在生产以前，用一角破席堵住窗台的风口；在生产以后，拆毁了半个破鸡筐才煮熟一碗半饭汤。它看见大娘的两个女儿在出嫁的头一天晚上，才在机子上织成一条陪送的花裤。一百年来，它没有听见过歌声。
外祖母家的织布机织出了庄户人的穷苦，也织出了幼年孙犁心中的图画，织出了一篇美丽、动人的……外祖母家的故事还没有完，让我们先搁在一边，回到孙家来吧。
孙犁出生时，家境已稍觉宽裕，但“世袭”的贫困仍然侵害着他：母亲没有奶水，只好把馒头晾干、碾碎，煮成糊喂他。这样，他自幼便营养不良、体弱多病。“每逢病了，夜间，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祷告过往的神灵。母亲对人说：‘我这个孩子是不会孝顺的，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①这个故事，不能视为无稽之谈。它好像说明：在那样的时代，贫苦人家连生儿育女的权利都被打了折扣，七个孩子活下来一个，还是神灵的赐予！
在孙犁患的病中，有一种叫“惊风疾”（俗称抽风），这种病曾经长时间地困扰着这个体弱的农家孩子，直到他十岁时，才由叔父将他带到滹沱河北岸的伍仁桥，请人针刺手腕，连续三年（都在清明节），始得治愈。这位叔父也很疼爱孙犁。看来，在小农经济统治着的农村，孙家还是一个和睦的家庭。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长年生病不只影响一个人的体质，也会给他的心理带来某些变化。孙犁童年多病，就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孙犁自称“幼年尪怯”①，我们专门查了这个音为wāng（汪）的“尪”字，尪，指瘠病之人。《吕氏春秋尽数》中有“苦水所多尪与伛人”一句，高诱的注说：“尪，突胸仰向疾也。”看来是指一种患鸡胸而头部上仰的病态——婴儿缺奶少钙，是容易患鸡胸病的。孙犁有着一副瘦长的身材，两肩稍端，虽然在很多地方保留着农民的习惯，但仍不失文静之态。自然，这是我们见到他的老年时候的样子。他在幼年时代，是不是具有这个“尪”字所表示的生理特征呢？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说自己幼年尪怯，将“尪怯”两个字连在一起，似乎确在说明，他的生理状况影响了心理状况，即不仅“尪”，而且“怯”，人们自然不会把他看做一个怯懦的人，不，他在精神上决不是一个弱者。相反，据我们观察，特别是从他写的许多杂文、书信看起来，他是一个柔中有刚、颇见风骨的人。老来如此，少时决非毫无进取精神的怯陋小子！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自幼多病的身体，使他在神经和心理方面变得敏感起来，这样的孩子也往往比较内向，遇事较易“退缩”，但是，倘若以为他没有自己的主见，那就错了。其次，他也可能比别人更易“多愁善感”，较能体验别人的疾苦和富有同情心。这并非说，这些特点全是病弱的结果；这只是说，一个像孙犁的童年那样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成长，并具有某些良好素质的孩子，他的独特生理状况有可能加强这些特点而已。否则，换一种情况，那可能是一个暴戾不安的、不尽人情的孩子。这后一种情况，人们也并非少见。
人生第一站
尽管孙犁童年多病，他感到快乐和幸福的，还是童年，——他本人多次表示过这样的看法。
东辽城只有百来户人家，在北方平原上下算一个大村子。但当农业个体生产方式居统治地位的时候，农村不拘大小，自身就常常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士、农、工、商、官、卒、巫、医，乃至政、经、礼、乐……几乎应有尽有，虽然那存在形式，一般都很原始和简陋。因此，无论从空间和内涵上，我们都能说“农村是广阔的天地，人物众多，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最大最深的源泉，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无尽宝藏，是国家经济政治最大的体现场所。”“古今中外，凡是伟大的作家，没有不从农村大地吸取乳汁的。”①东辽城，这个位于滹沱河南岸的小小社会，是孙犁瞭望世界、观察人生的第一站：童年，我在这里，看到了雁群，看到了鹭鸶。看到了对艚大船上的夫妇，看到了纤夫，看到了白帆。
他们远来远去，东来西往，给这一带的农民，带来了新鲜奇异的生活感受，彼此共同的辛酸苦辣的生活感受。②
贫困是一种无情的压迫，它并不选择年龄。孙犁不用单看纤夫如何淌汗，船家如何吃苦，他不用单从别人身上才知道世界上有受苦受累这件事，他自己还在很小的时候，也亲自品尝了生活的辛酸苦辣。那时，河北省很多地方都流传着“糠菜半年粮”的俗谚，意思是，就是在好年盛景，每年冬末春初，直到夏收到来之前，一般农户粮食很缺，都要靠吃糠皮野菜（包括树叶），混过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那时的春天是“苦春”，幼弱的孙犁和他的同龄小伙伴们，是用“度春荒”代替了“春游”的。不过，童年毕竟是童年，孩子们也真的把“度春荒”变成某种程度的“春游”了，他们带着小刀，提上小篮，成群结队地涌向野外，去寻挖刚刚出土的野菜：
……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
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孳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欢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清晨，还有露水，还有霜雪，小手冻得通红，但不久，太阳出来，就感到很暖和，男孩子们都脱去了上衣。
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①饥饿中的欢乐总带有苦涩的味道，而且也不会维持多久，除非人们在长期的煎熬中，已经习惯或“忘掉”了饥饿状态，“以苦为乐”。但这种欢乐的效果，乃是孩子式的天真或麻木所致，倒益发令人感到酸辛了。对于故乡人民吃糠咽菜、含辛茹苦的时代，孙犁借助孩子的天真表现，以轻松之笔出之，正类乎长歌当哭，痛定思痛，恰说明这种童年经历，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记忆。这记忆终于变成一把锹，帮助他掘开了故乡父老在历史上经历的更可怕的梦的坟墓：我的童年，虽然也常有兵荒马乱，究竟还没有遇见大灾荒，像我后来从历史书上知道的那样。这一带地方，在历史上，特别是新旧五代史上记载，人民的遭遇是异常悲惨的。因为战争，因为异族的侵略，因为灾荒，一连很多年，在书本上写着：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②孙犁和他的小伙伴们，那时当然不会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还是欢笑着、追逐着挖他们的野菜。当野菜越挖越少、不能果腹的时候，他们就得寻找那些比野菜更难下咽的东西了。
孙犁的家位于村子里很深的一条小胡同底上，在他们家的北边，有一棵大杨树，他的童年时光，有很多是消磨在这棵树下和它的周围：秋风起的时候，他拣过树叶，用长长的柳枝穿起来，像一条条大蜈蚣。特别是大荒之年，地里野菜少的时候，他还吃过飘落的、像一串穗子似的杨花。这东西吃起来颇麻烦，要用水浸好几遍，再上锅蒸，味道很难闻，是最苦、最难下咽的“野菜”了。
孙犁童年时代遇到的最严重的灾荒，是1917年夏天滹沱河决口，使他的家乡一带成为泽国。庄稼全完了，高粱也被冲倒，泡在泥水里。直到秋天降霜，水还没退完，不说晚庄稼种不上，种冬麦也困难。这年秋天，颗粒不收，村边树上的残叶、榆树皮、泡在水里的高粱穗，都成了人们的充饥物。有很多孩子到退过水的地方去挖地梨和“胶泥沉儿”（一种比胶泥硬而略白的小泥块），放在嘴里吃。很快，乡民出现菜色，老、病者相继死去，以席代棺，草草埋葬。
孙犁那年四岁，也加入到孩子们的觅食队伍，到野地里去寻找小鱼、小虾、蚂蚱、蝉和其它可以吃的昆虫，去寻找野菜和所有绿色的、可以吃的植物。常在一起的，有个叫盼儿的小闺女，因为母亲有痨病，生得很瘦小，可是在竞争中眼快手疾，干活利索，常使别的孩子落在后面。她的父亲是个推车实菜的农民，因为从小托食于卖菜，被乡里谑称为“菜虎”（菜虎本来是一种专吃青菜的软体虫子）。这时就有不懂事的孩子问盼儿：
“你爹叫菜虎，你们家还没有菜吃？还挖野菜？”
盼儿并不以为谑，照样手脚不停地挖着土地，回答：“你看这道儿，能走人吗？更不用说推车了，到哪里去趸菜呀？一家人都快饿死了！”
这回答顿时刺激了孩子们的饥饿感，都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不说话了。
就在这时，洋教士乘“危”而入。他们有男有女，男的还穿着中国式的长袍马褂。“作为庚子年这一带义和团抗击洋人失败的报偿，外国人在往南八里地的义里村，建立了一座教堂，但这个村庄没有一家在教。现在这些洋人是来视察水灾的。他们走了以后，不久在义里村就设立了一坐粥厂。村里就有不少人到那里去喝粥了。”①不久，菜虎一家在了教，盼儿也被送进了教堂，虽然换上了洋布衣裳，也不再愁饿死，可是当孙犁听到这个消息，却很难过，他只向母亲吐出五个字，提了他最担心的一个问题：“还能回来吗？”
“人家说，就要带到天津去呢，长大了也可以回家。”母亲大概察觉到孩子幼小的心灵受了伤害，发生了阵痛，便这样安慰着他。
盼儿并没有回来。那个牵肠挂肚的问号，也便一直陪伴着富有同情心的作家，使他在将近古稀之年，仍然追念不已：“直到我离开家乡，也没见这个小姑娘回来过。我也不知道外国人一共收了多少小姑娘……”②外国人的教堂既已开设到中国北方的穷乡僻壤，“收了多少小姑娘”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算清楚的问题；我们只知道，假如盼儿穿上洋布衣裳而沦落天涯，那和喜儿穿上黄家的衣裳而备受践踏、躲进深山，又有多大的不同呢？
这一切都在预示，孙犁的故乡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盼儿的悲剧不只表示着一个家庭的解体，也表示着北方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把自己的触须深深扎入到农村来的外国势力，参与了这个解体过程。读者很容易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事件，都和这一解体过程有关。盼儿已经“飞”了出去，从这里还会“飞”出各式各样的人物……
严格地说，后来孙犁也是这样“飞”出去的。他和盼儿的命运自然不同，但在“飞”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命鸟”，因为都有着共同的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只是因为具体的生活道路不同，所以归宿不同罢了。
第二课堂
1919年，孙犁六岁，进入本村初级小学，并有了一个新的学名：孙树勋。这时农村已改私塾为国民小学。东辽城小学没有正式校舍，借用一家闲院，两间泥房，稍事修整为教室，进行复式教学。设施虽然简陋，门口却挂起两面虎头牌：“学校重地”、“闲人免进”。在农村，农民其实是看重教育、尊敬老师的。
东辽城小学的老师，多数都是简易师范毕业，家也住在附近的村子，假日常回家干些农活。在平时，年龄大一点的学生也常帮助老师买菜做饭，并以此为荣。时代究竟在进步，农村风气也究竟淳朴，大家并不以劳动为耻，新的风气在蔓延开来。
学校功课，以习字和作文为重，学生所读的，也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新学制的白话文课本了。同年冬天，孙犁还上了夜学，父亲给他买了一盏小玻璃煤油灯，他后来忆述当时的情景是：“放学路上，提灯甚乐。”①我们当然还记得，他是一个病弱儿童，那时惊风疾还没有治好，这样一个孩子的快乐，该是宝贵的，令双亲感到欣慰的。
就儿童的天性来说，是喜欢顺应自然、率性由情、嬉戏玩耍的，所以，当时虽然是新学制，孩子们还是不愿受到管束，念那些先生指定的课本，而愿“回到自然”。孙犁直到现在，还记得一首名叫“四大高兴”的歌谣：“新年到，搭戏台，先生走，媳妇来。”那么，“四大不高兴”呢？其词正好是颠倒的：“新年过，戏台拆，媳妇走，先生来。”不能说这歌词只反映了孩子的愿望，因为它也反映了大人的愿望；但大人也从孩子过来，也总结着他们孩提时代的体验。
所以，最聪明的教育家都在努力创造一种办法：把学习变成一种兴趣、一种自觉的愿望，如果可能，那就变成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其实，就人的本质来说，本来就有进行学习和探索的自然属性，由于种种因素，这种属性被“异化”出去，和教育分离了。教育的最大使命，应是恢复这一属性，使学习重新成为人的内在冲动。
孙犁童年时代，寻找到过这种体现内在冲动的方式，那就是在平原的夜晚，听说评书。
他最早听的评书，是村里一位叫“德胜大伯”的人说的。德胜大伯和孙家住同一条街，是个挑担串乡的货郎，长年去山西做小买卖，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时生意正好。他回到家来，多是夏秋农忙时节。这时在晚饭后，人们喜欢到街面上来乘凉，德胜大伯也就开讲。他不识字，但说起《七侠五义》来，就像一位专业艺人：他对评书记得很清楚，讲得也很熟练，我想他也不是花钱到娱乐场所听来的。他在山西做生意，长年住在小旅店里，同住的人，干什么的人也有，夜晚没事，也许就请会说评书的人，免费说两段，为长年旅行在外的人们消愁解闷，日子长了，他就记住了全部。
他可能也说过一些山西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我年岁小，对这些没兴趣，都忘记了。①麦秋过后，也常有职业性或半职业性的说书艺人，来到街头。他们常常是兼做小买卖，说书是“打场子”和招徕生意的手段。有一年秋收过后，来了“擀毡条”的三弟兄，他们推着一车羊毛，就在街头说起《呼家将》来，那是真正的西河大鼓，立刻就吸引了村子里的书迷，他们主动挨家挨户动员人们擀毡条。这三弟兄，为了在村子里多做些生意，一连住了三、四个月，还没有演唱到最精彩的一幕——打擂：眼看就要过年了，呼延庆的擂还没打成。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媳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
直到腊月二十老几，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才结束了《呼家将》。他们这部长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①
孙犁肯定也是被吸引者之一。《七侠五义》也好，《呼家将》也好，这些也都是书，不过他不是去读，而是去听，是由一种内在冲动力驱使着去听。自然，这些传统的、评书或演义之类，不是科学讲义，不是正规的教科书。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个事实：作家不能完全由科学讲义或教科书培养出来，而我国现代文坛上几乎所有的名作家，却都受到过传统、戏曲或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说，某种形式的民间文学的陶冶和影响，是作家成长的必由之路。
对于孙犁，这些民间说书活动确是一种重要的启蒙。很快，他不仅由内在冲动力驱使着去听，而且也由这种力驱使着去读了。他读的是更高级的、经典性的文学名著《红楼梦》。
他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在十岁左右的时候。村东头有个他称呼为“四喜叔”的脾气很好的农民，知道他喜欢看书，就把一部《金玉缘》借给了他。自此，这部名著便和他结下不解之缘，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曾在不同的时期多次讲到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名著。其中，有一次他是这样说的：“幼时读《红楼梦》，读到贾政笞挞贾宝玉，贾母和贾政的一段对话，不知为什么，总是很受感功，眼睛湿润润的。按说，贾政和贾母，都不是我喜爱的人物，为什么他们的对话，竟引起我的同情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我虽在幼年，这种观念已经在头脑里生根了。”①曾使幼年孙犁感动得几乎落泪的这个章节，读者也许有重温的兴趣，我们不妨略抄几句：
……只见贾母扶着丫头，喘吁吁地走来。贾政上前躬身赔笑道：“大暑热天母亲为何生气亲自走来？有话只该叫了儿子进去吩咐。”贾母听说，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厉声说道：“你原来是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教我和谁说去！”贾政听这话不像，忙跪下含泪说道：“为儿的教训儿子，也为的是光宗耀祖。母亲这话，我做儿的如何禁得起？”贾母听说，便啐了一口，说道：“我说一句话，你就禁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说着，不觉就滚下泪来……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作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贾政听说，忙叩头哭道：“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地。”……①这里说的，虽是二百余年前封建社会上层的伦理之情，但移之孙犁幼时的乡村百姓家，或者更具体地说，移至那时的东辽城，几乎句句皆通。普通的农民家庭里，也可能发生着诸如此类的对话，所以，孙犁被感动得泪水盈眶，那是毫不奇怪的。他的这一表现倒是说明：十岁左右的孙犁已经十分善感，他以农民的质朴感情，自发地接受着这部名著的熏陶，同时也“自发地”向我们显示：我们民族的某些重要的伦理规范、价值观念等等，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田上抽出茁壮的嫩芽。据此可知，无论在家和在外，他大概都是一个容易受到父老们称赞的好孩子。
他不可能想到以后会当作家，但实际上，一个未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作家的灵魂，已经在他小小的躯壳里孕育、成长了。
《红楼梦》之外，他还读过《封神演义》、《西游记》等。这些书大半都是借来的。因为要买一部，就得费去一两天的食用之需。那时孙家虽稍富裕，也还十分节俭，就连孙犁的小学课本，有些还是母亲求人抄写的，哪里舍得花钱去买这些“闲书”？在他读的这类中，《西游记》也是他顶喜欢的：“今天过一个山，明天过一个洞，全凭猴哥神通广大，变化无穷，战胜妖魔，得到西天。看这故事的时候，我们比唐僧还着急，一个山没过去，便想着下回书那个洞了……”①
书之外，幼年的孙犁还喜欢画。他说：“人天生就是喜欢美的。”②这样说固然不错，因为在农村，多苦的人家，屋里都会有点儿美术，即使是从香烟盒上剪下的一只鸟儿、一张美人像也罢。但是，我们想在特殊的意义上再重复一遍这句话：孙犁的天性就是喜欢美的，对于美，他爱得比一般人更加执著，这是有目共睹的。对于美术，他从小就有一种追求，“就在我生活最不安定，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书箱里，我的案头，我的住室墙壁上，也总有一些画片。它们大多是我从杂志上裁下的。”“对于我钦佩的人物，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比如鲁迅，比如丁玲同志，比如阮玲玉，我都保存了他们的很多照片或是画像。”③这里说的，已经近乎一些特殊的习惯，因为一般人不会从杂志上裁下那么多画片，放在书箱、案头和张贴在墙壁上，何况又是生活最不安定、最困难的时候呢。至于他保存阮玲玉的照片，那也可以看出他用心之细。阮玲玉是30年代的著名电影演员，因婚姻问题受到报纸毁谤，于1935年自杀，死时才二十五岁。遗书中有“人言可畏”一句，有的记者还不服气，说报纸没有那么大力量。当时鲁迅先生曾仗义执言，以“赵令仪”的署名，在《太白》上发表《论“人言可畏”》①一文，驳斥了某些报纸的不负责任：“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孙犁当时二十二岁，他收集阮玲玉的照片，很可能是在她自杀之后，这样做，不只是对一个美的形象、美的灵魂的钦仰和怀念，更是对于正义的支持。对于丁玲也是如此。在30年代一度盛传丁玲在南京遇害，他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是那样焦急、悬念。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1980年11月2日给丁玲的信②里说：“我们这一代人，现在虽然也渐渐老了，但在30年代，我们还是年轻人的时候，都受过您在文学方面的强烈的影响。我那时崇拜您到了狂热的程度，我曾通过报刊杂志，注视您的生活和遭遇，作品的出版，还保存了杂志上登载的您的照片、手迹。在照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登在《现代》上的，您去纱厂工作前对镜梳妆，打扮成一个青年女工模样的那一张，明眸皓腕，庄严肃穆，至今清晰如在目前。”在这些热诚的话里，读者能够感到，他在老年还保存着青年时代的天真，在对丁玲进行形容时，简直又回到青年时代去了。
是的，爱美是人的天性，人都爱美，爱画，爱好看的色彩，等等；但是，恐怕远非人人爱得像孙犁那样有自己的选择，有深刻的内涵……。
这个特点，在孙犁还是孩子时，就显示出来了。当然，那时他几乎没有机会欣赏到高级艺术，他能看到的，只是民间的、普及的，如年画之类。但是，正是这些进入千家万户的年画，给了他很多知识，使他知道了很多故事，特别是戏曲故事。每年春节，从旧历初一到十五，街上还出现一种用长绳串起来的作牙旗状的大型连环画，悬挂在大街之上，称“吊挂”，那是先在白布上涂一层粉，再绘以人物、山水、车马等，故事多来自封神、三国、五代残唐、杨家将等演义，一般妇女、儿童看不懂，已经读过这类书的孙犁是看得懂的。他也赶庙会和赶年集，那里卖画的多，是不用买门票的展览会，孙犁最喜欢去。在年集上，有年岁大的同学告诉他：如果去捅一下卖画人的屁股，他就会拿出一种叫做“手卷”的秘画，也叫“山西灶马”，好看极了。孙犁认为这些说法不经，没有去理。
倘若说，东辽城小学那两间改作教室的泥房是第一课堂，那么，上面讲的这一切就是孙犁的第二课堂。看起来，这个第二课堂要生动、活泼得多。他在东辽城小学读了四年，至少在这四年中，他更喜欢这个第二课堂，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也发现了世界，从某种意义上，也像孩子们走出“三味书屋”，来到了“百草园”吧。
当然，他终究还要回到“三味书屋”去，回到第一课堂，何况，这时已经是另一个时代，“三味书屋”早已变成国民小学了呢。
在北方，农村学龄儿童的家长们有请老师吃饭的习惯，尤其在每年春天刚开学时，他们留有过年的酒菜，饭桌上还比较丰盛。孙犁的家里每年请两次老师，席间，他的叔父向老师要求，不要打孙犁，因为他有病。据我们想来，孙犁自幼文弱，好静不好动，不是讨打的顽皮孩子，叔父所以这样说，固有防患未然之意，多半则是体现了家长对孩子的爱护之心。
在课堂上，他念的是新课本，没有读过什么古文，但在农村接触的文字，如公文告示、匾额对联、婚丧应酬文字等，还大都是文言或半文言。他读的第一篇古文，是本家“私乘”——即某种意义上的家史吧：父亲在安国县经商多年之后，一心为祖父立碑，请一位前清进士写了碑文，托小学老师教孙犁习读，以便在举行立碑仪式时当众朗诵。父亲把这事看得很重，除出于光宗耀祖之虔诚，还寄有望子成龙之意。这样，孙犁就在每天课后读起碑文来。他当时只有十岁，并不明白碑文的意思，完全是生吞活剥地读。立碑那天，他居然读得很成功，受到了人们的赞赏。他后来回忆这件事说：“这篇碑文的内容，已经完全不记得，经过几十年战争动乱，那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那些之乎者也，那些抑扬顿挫，那些起承转合，那些空洞的颂扬之词，好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
孙犁后来喜欢读古书，也喜欢作些古文，这篇启蒙教材大概也起了些作用。
游出一步——在安国
本来，按照孙家的实际情况，当孙犁念完四年初小，就该务农或是出外习商；因父亲听信安国县邮政局长的话，发愿让他升学，以便考入邮政。他们认为，在邮政部门办事，就是得到了铁饭碗。对于一般人家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务实、更有吸引力的了。所以，就在孙家举行立碑“大典”的第二年，即1924年，他随父亲来到安国县城，进入高级小学，那年他十一岁。
东辽城距安国县城六十华里，这一次他与父亲共骑一匹驴，父亲把他放在前面，在日影憧憧中蹒跚在乡间土路上，还真有一点儿古风呢。在路过河流、村庄的时候，父亲为加小心或是恭谦礼让，照例下来，牵着驴走，孙犁还是坐在上面。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他们才到了县城。
安国县明时曾并入祁州，所以旧名又称祁州。它位于安平县的西北方向，再往北偏东下去一百二十华里，就是保定了。我们以后就会知道，安平——安国——保定，这个由三点连成的不等边三角形曲线，在孙犁的生命途程中是多么重要。这是孙犁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所迈出的最初几步，这几步，给他的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他逐步游向了时代激流的深处，在那里，他能够触摸到时代的强大脉搏，探听到生活的最新消息。
安国县是有名的药材聚散之地，被人们称为“药都”。据传说，各路药材，不到祁州就不灵，必须在祁州转手，再运往全国各地。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虽然值得怀疑，但对刺激药材生意的繁荣，客观上起了舆论的作用。“每年春冬庙会（药王庙），商贾云集，有川广云贵各帮。药商为了广招徕，演大戏，施舍重金，修饰药王庙，殿宇深邃，庙前有一对铁狮子，竖有两棵高大铁旗杆，数十里外就可以看到。”①北方平原上的一个县，能有如此气派，也堪称是一代之壮举，不朽之盛事了。
孙犁随父亲进城，一到南关，就进了繁华地段：“先过药王庙……再过大药市、小药市，到处是黄芪味道，那时还都是人工切制药材。大街两旁都是店铺，真有些熙熙攘攘的意思。然后进南城门洞，有两道城门，都用铁皮铁钉包裹。”②写到这里，我们忽发奇想，报载：人参之乡吉林省集安市百岁老人很多，每万人中就有两名。有关人士分析，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喝的水、吃的饭，甚至还有呼吸的空气，都含人参成分，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延年益寿。那么，在“药都”呢？这里的黄芪味道，这里的千百种仙草龙骨，就没有使安国人民受到濡染？就没有影响他们的呼吸吐纳、生活起居？孙犁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对于这里的特殊生活环境和人们的生活习性，也会留下异样的印象吧？
“永吉昌”店铺在城里石牌坊南边路东，东家姓张。孙犁的父亲这时已经升为“掌柜”，每天掌灯以后，坐在柜房的太师椅上，默默地抽着旱烟，看学徒们打算盘。夜晚，他睡在放钱的库房，孙犁很少进去，——他是和学徒们睡在一起。
店铺也还有几分古雅：进了黑漆大门，有一座影壁，下面是鱼缸，种着玉簪花。进了院子，还有荷花和别的花草。
店铺的对门是县教育局，父亲认识那里的几位督学。在孙犁入学考试的作文中，有一句“父亲在安国为商”，一位督学说，“为商”应写作“经商”，父亲叫孙犁谨记在心。他被录取了。店铺每日两餐，和孙犁上学的时间不一致，父亲在一家面铺给他立了个折子，中午在那里吃，晚饭回店铺吃，早饭则由父亲起早单做。
这终归不很方便，半年以后，母亲和表姐便也来到安国，住在一家姓胡的闲院里。胡家是地主，雇有一名长工和一名女佣，父亲告诉孙犁，女主人是他的干娘，干爹是一家药店的东家，已经去世。干娘待孙犁很好，她的小儿子和孙犁同上高级小学，却对他有些歧视。
给他留下了好感的，是一位干姐。这位干姐在女子高级小学读书，长得洁白、秀丽，好说笑，对孙犁很是热情、爱护。她的刺绣和画的桃花，也令孙犁神往。我们知道，孙犁从幼年时就喜欢画，但他自视手笨，“在学校时，美术一课，总是勉强交卷”①。现在遇到这样一位干姐，印象之好，可想而知了。
干姐还好看《红楼梦》，有时坐在院子里，讲给孙犁的表姐听。这位表姐幼年丧母，由孙犁的母亲抚养成人，虽不识字，记忆力很好，她能记住和复述《红楼梦》里的故事。有现实生活中的两位女孩子做陪衬，也对《红楼梦》发生了浓厚兴趣的孙犁，该是有助于他对这部古典名著产生更多的联想吧！
在封建传统势力很深的中国社会，才女是格外敏感的，但也常常因此“薄命”，因为强大的外在压力，很容易撞碎那由敏感的思维编织成的一个个好梦。不知是否和这一因素有关，那位干姐在结婚以后，不久就患肺病死去，连生命的结局，竟也和《红楼梦》中的人物相同。现实生活中的这个悲剧，也会令同样敏感的孙犁感到惆怅的吧！
一般地说，孙犁对他童年接触过的女孩子，都留下了较为亲切、清晰的印象。除了这位干姐的故事，我们还从他的笔下得到一个远房妹妹的故事。那是在东辽城，在他还上初级小学的时候，也一并补叙在这里吧。
他们住在同一条街上，又是一位“性格温柔，好说好笑，和我很合得来”②的女孩子。他们在过年时玩的“撞钟”游戏（即用铜钱在砖墙上撞击，远落者投近落者，击中为胜），已使一面墙“弹痕”累累，刻下了小儿女的无限情趣；至于他们一同养蚕的事，那更是用两双辛苦的小手，去共同编织一个美好的梦了。
在北方的春天，当田间做为地界的桑棵刚长叶子的时候，儿童们的养蚕事业便开始了。因为北方桑树很少，他们只能在一个小纸盒子里养上几条蚕，希望它们吐出的丝，能够结成一片薄薄的“绵纸”，好去垫他们的墨盒。这事业不大，在孩子们却看得庄重，因为这关系到要把他们的愿望变成现实。何况，蚕儿又是那样娇嫩，常常是“喜剧还没演到一半，悲剧就开始了。蚕儿刚刚长大一些，正需要更多的桑叶，就绝粮了，只好喂它榆叶。榆叶有的是，无奈蚕不爱吃，眼看瘦下去，可怜巴巴的，有的饿死了，活下来的，到了时候，就有气无力地吐起丝来。”①在这艰难的事业中，孙犁和这位远房妹妹的蚕，放在一处养。她答应，她的蚕结出丝来，也铺在孙犁的墨盒里。“她虽然不念书，也知道，写好了字，就是我的锦绣前程。”②像别的孩子一样，她也只收获到一片薄薄的绵。她就献出这片薄绵，去帮助织造童年伙伴的锦绣前程……等到孙犁年老回乡，再次看到这位远房妹妹的时候，已经几乎认不出她来。她患过多年淋巴结核，脖颈和胸前留下了一片伤疤，同时性格也由“温柔”变得泼辣，人称“不好惹”。对此，孙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不要责备童年的伴侣吧。人生之路，各式各样……美丽的梦只有开端，只有序曲，也是可爱的。我们的童年，是值得留恋的，值得回味的。”“她对我，也会是失望的。我写的文章，谈不上经国纬业，只有些唱本。并没有体现出，她给我的那一片片小小的丝绵，所代表的天真无邪的情意。”①这位远房妹妹和上面讲到的干姐，还有一位盼儿，都给孙犁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人们会发现：这位曾因长于塑造妇女形象而称誉文坛的作家，原来从童年时起就对他的一些小女伴怀有深刻而友善的印象。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在他的笔下看到这类小男伴②。同样有个性和有斤两的小男伴，也许在今后会从他的笔下降临？不过，即令真是这样，那也是迟到的了。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二回里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看起来，这位作家在后来者中也不难找到同调。
再回过头来说安国吧。孙犁在这里度过了很有意义的两年，他所在的高级小学，位于城内东北角，那里原先是一座文庙。学校的设备也还完善，特别是阅览室里有许多“五四”前后出现的新的期刊，如《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儿童世界》等等，以及许多新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作品），如叶绍钧、许地山、刘大杰等人的，使他“眼界大开”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掀起之后，它的汹涌澎湃的激流，终于越过城市的高墙和田间小路，涌向这个小小的县城来了，这使孙犁有机会在小学时代就受到了“五四”进步思潮的启蒙教育。安国县高级小学的功课，却不令孙犁感到兴味，“学校的教学质量，我不好评议，只记得那些老师，都是循规蹈矩，借以糊口，并没有什么先进突出之处。”这样，老师也就不大受到尊重。因为校长和几位老师都姓刘，学生就都给他们各起绰号，以示区别。教孙犁国文的老师叫大鼻子刘，有一天上课，他叫学生们提问，孙犁问：什么叫“天真烂漫”？他笑而不答，使孙犁莫名其妙。直到后来孙犁也教小学，才悟出这是教员的滑头，就是他当时也想不出怎样解答。coc1①孙犁：《蚕桑之事》，1987年8月23日《光明日报》。
②在《乡里旧闻·干巴》（《孙犁文集》第四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一节中，他写了一个叫“小变儿”的孩子，但这孩子的性别问题，一直是村民们的一个谜，还没等人们弄清，这孩子就因为到没人看见的水坑去洗澡，淹死了。
③《〈善閛纪年〉摘抄·在安国县》，《孙犁文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吧1982年版。coc2
父亲一直想着让孙犁考邮政。后来，一位青年邮务员分配到安国县邮局，父亲就叫孙犁和他交好。在他公休的时候，孙犁常和他到城墙上散步。他好像并不鼓励眼前的小伙伴谋得邮政的职业，相反，倒是常常感叹这一职业的寂寞，枯燥，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父亲还请了一位老秀才，做孙犁的课外老师，专门教他念古文。他教孙犁念的是一部《古文释义》，还在集市上代买过一部《诗韵合璧》，想让孙犁攻习。时代不同了，老秀才已成背时人物，失了先前的精气神。孙犁看他走在街上的那种潦倒状态，以为古文是和这种人物紧密相联的，实在鼓不起学习兴趣。这样，他教的《古文释义》没有给孙犁留下多少印象，那部《诗韵合璧》也被丢到一旁去了。
两年后，孙犁到了保定，母亲和表姐也搬回原籍。
再见，故乡
像一只翅膀渐渐变硬的小鸟，孙犁飞出了东辽城，现在，就要向更远的地方飞去了。他就要离开故乡的田野和乡亲们的熟悉的面孔，到一个比较陌生的城市去了。
一般说来，他降生的滹沱河畔的那个小村庄及其周围，大不过方圆几十里吧，在自给自足的、极少变动的农业社会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一生都可能不会走出这个家乡的圈子。我们说过，由于时代的变化，农业社会的“稳定性”正在受到冲击和破坏，农村也在逼迫或选择着自己各式各样的子弟进入城市。从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看，孙犁比一般同龄人占有优势，是农村中的“尖子”，他之被时代的浪潮率先裹挟而去，是必然的。那时的一个中学生，在农村里，就是凤毛麟角了。
但这对孙犁来说，并不是轻松的事。像他自己说的：他这人家乡观念重，安土重迁。在他已经度过的七十多年的岁月中，他真正呆在家乡的时间很短，只有十几年的样子，其余的时间，全在外地度过。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晋察冀，也无论是在歌声不落的延安，抑或是在喧嚣纷扰的天津，他都不止一次地表达过思乡的感情。离开家乡这些年来，他常常是身在江海，心怀“魏阙”，在外地生活的时间虽然长，感情的重心却总在故乡身上。在他和故乡之间，有一种默契，这默契可以用印度古代作家迦梨陀娑的剧本中的人物对话来表示：黄昏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你走得再远也不会走出我的心。①
人们对故乡的感情，是从童年时起就培养起来的。孙犁曾说，爱国主义是人的一种天性。我们还可以说，乡情也是一种天性，是人的与生俱来的一种感情。在孙犁的童年世界中，故乡处处显示着她的魅力，——一种具有创造精神的魅力。譬如农村唱大戏，单看戏班的水平和演出条件，它们无法和城市相比，但在故乡的土地上演出，由于环境的参与作用，演出的场面就变得精彩多了：我的村庄小，记忆中，只唱过一次大戏。虽然只唱了一次，却是高价请来的有名的戏班，得到远近称赞。并一直传说：我们村不唱是不唱，一唱就惊人……
唱戏一般是三天三夜。天气正在炎热，戏台下万头攒动，尘土飞扬，挤进去就是一身透汗。而有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此时刻，好表现一下力气，去“扒台板”看戏。所谓扒台板，就是把小褂一脱，缠在腰里，从台下侧身而入，硬拱进去。然后扒住台板，用背往后一靠。身后万人，为之披靡，一片人浪，向后拥去。戏台照棚，为之动摇。管台人员只好大声喊叫，要求他稳定下来。他却得意洋洋，旁若无人地看起戏来。出来时，还是从台下钻出，并夸口说，他看见坤角的小脚了。①这戏唱得确有生气，不然，在那炎热的天气（当时正是夏秋之间，农民连得透雨，眼看丰收有望，才酬神谢雨，花钱演戏的），哪来的台下万头攒动，尘土飞扬？又何须好事者来扒台板？京戏或河北梆子，本来都源于民间，是因为得到群众生活的营养，才蔚然成风、飞黄腾达、闯进宫廷和通都大邑的。现在，这类戏在民间演，就是回了娘家，它们吸吮着大地的乳汁，和群众声息相通，所以才能达到台上台下，心照不宣，一曲未终，万头攒动。这些，就是故乡的参与作用。故乡，是有创造能力、创造意识的。戏是这样，人也是这样，都需要来自故乡和大地的营养。特别是像孙犁这样具有文学禀赋和气质的人，更是如此。上面是他幼时在家乡看戏的情景，中年以后，这情景变成了他的著名长篇《风云初记》里的一个场面：
……在从前，乡村演唱大戏，总得请上几个管台的人，管台的工作，是维持台下的秩序。乡下人看戏，要拼着全部力气和一身大汗。戏唱到热闹中间，比如《小放牛》唱到牧童和小姑娘对舞对唱，《喜荣归》唱到花头一手叉腰一手扬着花手娟来回踏碎步，《柜中缘》唱到哥哥要开柜、妹妹不让开的时候，台下就像突然遇到狂风的河水一样，乱挤乱动起来。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讲究看戏扒台板，就像城里的阔人，听戏要占前五排一样。他们通常是把小褂一扒，三五个人一牵手，就从人群里劈进去。挤到戏台前边，双手一扒台板，然后用千钧的力量一撅屁股，这一动作，往后说可以使整个台下的人群向后一推，摧折两手粗的杉篙，压倒照棚外的小贩；往前说，可以使戏台摇摇欲坠，演员失色，锣鼓失声。当这个时候，管台的人，就站到台前边来了，他们一手提着烟袋荷包，一手一按一扬地喊；“乡亲们！这是和谁过不去呀？还看不看戏呀？”态度既从容又急迫。这样台下就会渐渐安静起来，管台的笑一笑，又退回打锣鼓的后面，抽着烟看戏去了。①
像这样的描写，可以使我们联想到鲁迅的《社戏》，它们都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都得自童年时期对故乡生活的记忆。作家的生命力，是和他的作品的生命力同时存在的，第一个赋予这种生命力以内容和形式的，便是故乡。也正因为是第一个，故乡对于作家的生命形式，具有创造意味。有人说，作家的本钱是他的童年，那意义，也和这里说的差不多吧！
故乡带给他许多喜悦。哪怕是一副简单的锣鼓，故乡的敲打声也最有诱惑力。每年春节前后，有多少个夜晚，孙犁被这敲打声从家里召唤出来，和孩子们一起，加入到成年人的“联欢”队伍。乡亲们也是刚放下饭碗，集在街头，围着一面放在木架上的大鼓，有的敲着锣，有的扬起镲，兴致勃勃地敲打起来。特别是那鼓手，抡起两只鼓槌，交替敲着鼓心和边缘，随意地变化着音响和节奏，以调剂人们的情绪。鼓是这些打击乐器中的主力，也起指挥作用，因而鼓手就成了这支乐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角色了。如果遇有求雨或出村赛会，那更是鼓手施展技艺的机会，他们高高站在拉着鼓行进的大车上，舞动鼓槌，击出各种花点，不断地把人们的情绪引向高潮。在北方，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这样一副锣鼓，通过娱乐，起到了联络感情的作用。
比起锣鼓，更简单的是冬季夜晚更夫敲打木梆子的声音。这也给幼年的孙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东辽城虽然只有百来户人家，倒也有穷有富。每年冬季，由富户出些粮食，雇用一名更夫，每逢夜深，更夫沿街巡逻，徐缓的、钟摆似的梆点清晰可闻，人们习以为常，并不扰乱梦的安宁。相反，人们还可以从打更的遍数，推算着天明的时间。当梆点变得急促繁乱起来，人们就要警惕了，那是更夫发现了可疑的情况。这时，孙犁的母亲就会机警地坐起，披衣谛听。其实并没有什么情况，过了一会儿，梆点又变得钟摆似的单调、平缓，母亲就又吹灯睡下了。
在打更的人里边，有一个他叫做“根雨叔”的人，和他家是近枝。每逢根雨叔打更，对他家尤其有个关照，虽然孙家住在很深的一条小胡同底上，他还是一直打到门前。遇有什么紧急情况，还会用力敲打几下，叫母亲经心。在冬季的夜晚，农民用这简单的声音，传递着温暖的关切。根雨叔自己的境遇却不大好。他的父亲嫌儿子不够孝顺，上吊死去；他到老来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学了父亲的样子。这在村民中留下话柄：一辈儿跟一辈儿，辈辈不错制儿。其实，农村中的这些不幸，多半都为一个“穷”。所以，幼时听惯了打更声的作家，老年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延续了两代人的悲剧，现在可以结束了吧？”①在故乡的冬夜，孙犁虽然听了那么多年平缓中时现杂乱的梆点，却没有发生过什么盗案（除去偷鸡摸狗的小事）。大的抢案，他在全县也只听说过发生一次。“这并不是说，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太平盛世。我只是觉得那时农村的民风淳朴，多数人有恒产恒心，男女老幼都知道人生的本分，知道犯法的可耻。”“后来我读了一些，听了一些评书，看了一些戏，又知道盗贼之中也有所谓英雄，也重什么义气，有人并因此当了将帅，当了帝王。觉得其中也有很多可以同情的地方，有很多耸人听闻的罗曼史。”②但是，有一个人物的死，却使他不能忘记，那就是第一个借给他《红楼梦》的“四喜叔”。四喜叔中年潦例，每逢集市，就挟把切肉刀，帮人家卖熟肉。无论是牛肉、马肉或驴肉，在他那明亮锋利的刀口下，都像刨花一样飞扬出来，整齐地码在圆形的肉案上，给顾客夹起烧饼来，既好看又好吃。在他工作的时候，四周往往围满了人，他则顾盼神飞，谈笑自若。他的令人赞赏的刀法，使他获得了一个浑名——“飞刀刘四”。有一次散集后，主人请他吃了顿饱饭，又喝了一些酒，他就挟着菜刀回去了。走在路上，迎面过来一辆自行车，他忽然大喊一声：
“下来！”
“下来干什么？”那人认得他。
“把车子给我！”
“给你干什么？”
“不给，我砍了你！”他把刀一扬。
那人回头就报了案。他也回家睡觉，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第二天早晨，他被捉进县城。县长不问青红皂白，把他枪毙，作为“治绩”向上报告。像阿Q一样，他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落了个大团圆结局，那本孙犁读过的《红楼梦》也不知去向了。对于这个不幸的事件，孙犁的结论是：“看起来，是生活决定着他的命运，而不是书。而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①孙犁很爱故乡的风俗。有时候，这些风俗也在揭示着生活的另外一些方面，它们使孙犁兴奋，也使他思索。下面便是一例：
小康之家，遇有丧事，则请小戏一台，也有亲友送的。所谓小戏，就是街上摆一张方桌，四条板凳，有八个吹鼓手，坐在那里吹唱。并不化妆，一人可演几个角色，并且手中不离乐器。桌上放着酒菜，边演边吃喝。有人来吊孝，则停戏奏哀乐。男女围观，灵前有戚戚之容，戏前有欢乐之意。中国的风俗，最通人情，达世故，有辩证法。①一般认为，比起城市，农村中的人物总是更保守、更封建一些。其实并不尽然，这里也有相当“开放”的人物。孙犁家的前邻，有一位和英法联军交战时伤了一只眼的农民，人们叫他瞎老亭。也许是英雄失意吧，他总是一个人呆呆地、直直地坐在屋门口，坏了的眼睛紧闭着，面容愁惨，老像回忆着什么不愉快的事。他这样子，孩子们见了有些怕，不敢接近他，村里人也不大到他那里去。但是，他的一个邻居寡妇却常到他那里去，并且半公开地在夜间和他作伴。这位老年寡妇毫不隐讳地对妇女们说：“神仙还救苦救难哩，我就是这样，才和他好的。”②这事出在孙犁的故乡，也是一种很新鲜的见解。
下层人民有他们自己观察问题的方法，有他们自己的道德视角，也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他们不读书，固然较少开化，但也容易依直接经验定取舍、权利害，不受书本成法的限制。孙犁多年以后，写过一篇《香菊的母亲》，对于那位和丈夫的弟弟共同生儿育女的中年妇女，也进行了道德方面的辩护。
总之，孙犁的故乡也许方圆不过几十里，但就它的蕴纳看，就它所具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风俗、人物等各个方面的一般面貌看，却也能代表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至少在农村这个范围里是这样。所以，这方圆几十里，实在也并不小。
孙犁的故乡是如此厚实有力，作为他童年时期的摇篮，他从这里汲取了足够的营养，有力气向更远、更大的天地飞翔了。
再见吧，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