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了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名叫威廉•詹姆斯•塞德兹，是著名心理学家塞德兹博士的儿子。他的学历颇为好奇，他从1岁半开始接受教育，3岁时就能用本国语言自由地阅读和书写。到5岁时，看到家中的骨骼标本，便对人体发生了兴趣，开始学习生理学。听说没多久就在行医开诊考核的初试中，获得了合格成绩，6岁那年春天，和别的孩子一样，上了小学。入学那天，上午9时被编入一年级，到中午12点母亲去学校接他时，已经成了三年级学生了。同一年内，结束了小学的学业。翌年7岁时，本想上中学，但由于年龄小而被拒绝了。没有办法，只好在家里自学。学习科目主要是高等数学，这是因为古今的语言学等知识他已学过了。

    转过年8岁了，他终于上了中学，不论那门学科都非常优秀。由于数学尤为超群，学校准其免学，同时让他帮助教师为其他同学批改数学作业。在这期间，他还写了天文学、英语语法和拉丁语语法的教科书。由于中学教的知识他全部学过了，所以不久就退学了。

    从这时开始，他已驰名远近，结果，各方人士都来考他。考毕，个个无不感到惊奇，赞叹不已，例如，马萨诸塞工学院的一个教授出了一道自己在德国接受博士考试时碰到的最棘手问题，小塞德兹即席完成。这年他9岁。

    9岁和10岁，继续在家学习，第二年11岁刚过就进了哈佛大学。入学后不久，就进行了一次有关第四象限的数学难题讲演，使得教授们大吃一惊。15岁时，他作为哈佛大学的优等生毕业了，紧接着又取得博士学位。

    受过这种教育的人，过去也有过，100多年前，德国的法学家卡尔•威特就是其中之一，威特八九岁时，已经能够自由运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英语和希腊语，并且通晓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数学，尤其擅长数学。9岁考进莱比锡大学，14岁获哲学博士学位，16岁又获法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

    这两位“神童”所受的教育，概括起来说都是早期教育。用威特父亲的话来说，就是与儿童的智力曙光同时开始的教育。威特生后不久，父亲就开始对他进行教育。在威特刚刚会辨别事物时，就教他说话，稍大一点，就教他饭桌上的餐具、食物、身体各个部位、室内摆设的物品的名称。当他稍微能听懂说话时，父亲就开始给他讲故事。从3岁半开始教他认字，每天带他出去散步，在散步中教他外国语。据说，他在五六岁时能记住三万多个词汇。

    7岁零10个月时，曾接受梅泽堡某学校教师台尔琼斯•兰特福克的考试。当时，他可以阅读拉丁语的《凯撒大帝》，并回答其中的有关问题；流利地阅读意大利语书籍；像讲德语一样流畅地用法语和别人对话；熟练地回答有关希腊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识；圆满地回答了数学试题。如果威特在7岁前，不具备这样丰富的知识，9岁考大学是不可想象的。

    早期教育，不仅仅包括智力开发与教育，还包括人的社会性的发展与教育。一个人从呱呱堕地时，就开始接受社会的影响，首先是母亲的影响，从而开始了社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多久，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学者把人的社会化过程局限于儿童时代去研究，随着科学发展，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做法已经变成历史了。社会化过程并不是在青年时代就停止了，它将在人的全部生活中继续下去，已成为当今研究社会化问题的学者们的共识。尽管如此，人们毫不怀疑，童年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最重要的阶段。

    在人的一生中，儿童时期，无论在生理上，或是心理上，都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一个婴儿在刚刚出生到世界上来是纯真无瑕的，在社会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的影响下，经过婴儿期、幼儿期、学龄期后，出现了一个个令人惊异的本质的变化，从一个软弱无能、不识不知的孩子发展成为一个活泼可爱、懂事达理的“小大人”，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童年社会化。

    儿童社会性发展同其它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是一个不断矛盾统一，量变质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连续的，又表现出阶段性。从国外的研究材料看，有关儿童年龄阶段的分期，由于划分的根据不同，分法不尽相同。目前最著名的划分方法是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的。埃里克森以由于人的本性需要和社会要求的适应或失调所促成的一些对立的品质作为标准，把人的一生分为八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发展。由于发展的任务可能完全的成功，也可能不成功，这就会造成两个极端。靠近成功的一端，形成积极的品质，靠近不成功的一端，形成消极的品质。每一个人的个性品质都处于两极之间的某一点上，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发展积极的品质，避免消极的品质。如果不能形成积极的品质，就会出现发展的“危机”。埃里克森认为，儿童从出生到16岁，经历前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儿童（0-2岁）需要有规律的满足和舒适的照料，能做到这一点，就对周围世界产生信任感，否则，就会对周围世界产生怀疑，形成消极品质。因此，这一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建立信任感。

    第二阶段的儿童（2-4岁）和过去处于依赖状态的儿童不同，由于行走和言语的出现，开始探索世界，要求自主性，要求“自己来”。如果此时处处束缚他的手脚，横加限制，就会形成羞怯、疑虑，甚至孤独感和反抗。因此，这一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在成人关怀儿童安全的条件下，培养儿童自由活动的自主性。

    第三阶段的儿童（4-7岁）是进入幼儿园的孩子，应当培养他们在没有成人控制的情况下，能靠自己的良心控制自己的行为。因此，这一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发展儿童自己的主动性。

    第四阶段的儿童（7-16岁）是进入学校学习的孩子，要帮助儿童勤奋学习，掌握基本文化知识，正确对待学习竞争。如果顺利发展，就能为一生勤奋工作打下基础。否则，就会出现自卑感、自暴自弃，无所作为。因此这一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培养儿童的勤奋性。

    在我国，儿童心理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一般分为五个阶段，婴儿期（○—三岁），学龄前期（三—六七岁），学龄初期（六七—十一二岁），少年期（十一二—十四五岁），青年初期（十四五—十七八岁）。这里，我们仅对学龄前期、学龄初期的儿童社会化问题作一阐述。

    学龄前期。即幼儿阶段的社会化，主要是在父母的抚育下进行的，同时，幼儿园、幼伴群体对幼儿社会性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期间，幼儿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本领，如克制生物性的冲动，了解在什么情况下作出什么样的表示才能被他人接受和使人满意；学习语言、走路、穿衣，自己吃饭等本领，对周围的社会形成一种认识，学习如何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环境的需要；学会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有选择地对他人的期待作出反应，等等，这些本领又在他们后来的社会化过程中得到发展。

    儿童时期，特别是幼儿时期，是人的智力、能力和个性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的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人最容易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发展相应的智力、能力和个性，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期，就不容易顺利地获得这种发展。

    近年来自然科学，特别是大脑神经科学的发展为“关键期”理论提供了大量根据。研究表明，儿童的大脑在出生后的五年内迅速生长和发展。三四岁的时候，脑重量达到成年人的三分之二，五六岁的时候，达到成年人的90％左右，12岁的时候，脑重量已经和成人差不多了。

    心理学家通过对动物的心理实验，从动物早期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关键时期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如雏鸡“追逐母鸡”的能力的关键期是孵出后4天左右，若不在这段时间内使这种能力得到发展，把雏鸡同母鸡隔离开，雏鸡将永远不追逐母鸡。雏鸡辨别鸡“声音”的能力的关键期则在孵出后8天左右，假如在这段时间里不让它听到母鸡的声音，这种能力就永远不会发展起来。再如，把一只出生后一个月的狗关在黑暗、单调、孤独的环境达半年或稍多一些时间再放出来恢复正常的生活条件，这种狗不但异常好奇、焦躁激动、很少注意同类，而且其智力也相当落后，其原因就是由于这只狗错过了发展活动、情感和成群行为的关键期，错过了智力发展的关键期。

    人和动物虽然有本质的区别，但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必然带有动物生长发育过程中的某些“烙印”。在人的身上也确实存在着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存在着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如果错过时机，以后是很难弥补和挽救的。前面提到的印度狼孩卡玛拉的生活已表明了这一点。卡玛拉出生不久被狼叼走，在狼窝里整整呆了8年，回到人世间，被送到米德纳波尔孤儿院，尽管这个孤儿院条件极好，并且花了8年多心血，企图使她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但却始终未能如愿。到13岁时还未真正学会用两条腿走路，17岁那年死去时只勉强记住了几个单词和学会了几句简单的话，其智力只及两三岁正常幼儿的水平。当然，如果这个狼孩还能继续活一段时间的话，她也可能会像正常人那样地生活，智力水平也多少会有些提高，但要完全恢复到常人的水平，其可能性就十分微小了。这是由于她智力发展的最佳年龄时期接受了狼的“教育”，使大脑神经细胞适应了狼的生活的缘故。可见，一个人如果错过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即使后来再进行社会化，也很难充分具备人的心理和智能，至于人的丰富的情感，坚强的意志，高尚的情操，远大的理想等等就更难具备了。

    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通过大量研究，认为人的社会化不仅存在着关键时期，还存在着关键年龄。有人认为，2至3岁是儿童学习口头言语的关键年龄，4至5岁是开始学习书面言语的关键年龄，4岁以前是形象视觉发展的关键年龄，5岁左右是掌握数概念的关键年龄等。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布卢姆曾就这个问题对近千个从婴幼儿时期一直跟踪观察到成年的“追踪研究”，最后他提出，5岁前是儿童智力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尽管每个人的智力发展多种多样，但一般说来，如果把17岁时所达到的普通智力水平看作100％，那么，从出生到4岁就获得50％的智力，从4至8岁又能获得

    30％的智力，而余下的20％的智力则在8至17岁这个期间获得。这就是说，学龄前这个阶段，儿童的智力发展几乎能够达到普通智力水平的80％，而儿童出生后的头4年的智力速度则更是惊人，与4至17岁这段期间的智力发展速度完全相等。

    在关键年龄、关键时期给以相应方面的教育，会取得最佳效果，这一研究对促进儿童的早期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布卢姆在提出儿童智力发展关键时期的同时，也提出了早期教育对发展儿童智力的决定作用。他认为，环境对智力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程度又随智力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异，在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环境对智力刺激的儿童，将永远达不到他们原来就应能达到的智力水平。

    日本学者木村久一也认为儿童的潜在能力遵循着一种递减规律。他认为，生下来具有100分潜在能力的儿童，如果一出生就进行理想的教育，就可以成为具有100分能力的人，若从5岁开始教育，即使是理想的教育，也只能成为具有80分能力的人；若从10岁开始教育，就只能成为具有60分能力的人，也就是说，教育得越晚，儿童生下来所具有的潜在能力发挥出来的比例就越少。由此他得出结论：早期教育造就人才的根据就在于防止出现儿童潜在能力递减的现象。

    这些观点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人类在婴幼儿时期所形成的生活经验，也就是说大脑发展的最佳时期受到的教育，有着无比的生命力，它在人的一生中能长期起作用。前面提到的15岁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美国少年威廉•詹姆士•塞得兹，14岁获得博士学位的德国法学家卡尔•威特等才智出众的儿童并非先天就是神童，而是在最佳年龄时期就受到了极为良好的早期教育的结果。古人讲：“养其习于童蒙”。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指出，幼年的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都说明童年社会化对人的未来生活的价值。

    儿童入学以后，由于脑功能的发育新环境的开辟，其社会化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学习取代了游戏，正规教育取代了非正规教育，这是学龄初期社会化的显著变化。与幼儿教育不同，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并带有强制性的教育，儿童必须按严格的要求完成学习任务，这对扩展他们的知识领域、加深对人类社会的了解以及懂得约束自己具有一定的作用。

    学龄期儿童在人际交往方面有新的发展，幼儿社交范围较窄，主要从事松散的个体活动与群体活动，难以培养集体意识。入学后，儿童开始真正参与集体生活，伙伴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与伙伴相处中，认识到自己与集体的关系，树立起集体观念，集体荣誉感、同学友谊感、社会责任感等正由此而

    产生。学龄期，教师是影响儿童社会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影响，有时甚至超过了父母，常常听到有的学生对父母说：“老师是这样讲的。”“老师教我们这样做。”以此作为不同意父母某些言行的根据。

    正是在家庭、幼儿园、学校、伙伴的熏陶下，儿童一步步走上了认识环境、掌握知识、适应社会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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