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简要地谈谈关于诡辩的几个问题。诡辩是一种逻辑错误，但并非任何逻辑错误都是诡辩。诡辩与一般性的逻辑错误虽然都违反了正确思维的规律和规则，但二者是有区别的。第一，前者的违反，通常是自觉的、有意的，而后者则是不自觉的、无意的；第二，前者是企图为某一荒谬的观点或错误的行为作辩护，而后者无此动机。例如，有人从“凡等边三角形都是等角三角形”的前提，推出“凡等角三角形都是等边三角形”的结论，这个推理是由于缺乏逻辑知识而犯的一般性逻辑错误，不能称之为诡辩。

    诡辩常常包含有错误的判断，但并非任何错误的判断都是诡辩。一个孤立的、不包含逻辑矛盾的错误判断，尽管它与客观实际不符合，还不能说是诡辩。但是，如果将一个错误的判断作论题，企图论证它是正确的，或者把它作论据用来论证其他判断为正确时，就构成了诡辩。这时的错误判断就成为整个诡辩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诡辩的核心依据。

    关于什么是诡辩，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给了精辟的解说。他说，诡辩是“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7页）。黑格尔说的“以任意的方式”，是指诡辩论者任意地违背和践踏逻辑的规律和规则，而“凭借虚假的根据”，是指诡辩论者在论证中故意使用虚假的判断。这实际上是概括了诡辩的两个基本特征。列宁从辩证逻辑的角度揭露了诡辩。他指出：“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统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实质所在。主观地运用的这种灵活性=折衷主义与诡辩。”《列宁全集》第55卷，1990年版，第91页）

    诡辩的手法种类繁多，谁也难以将它们一一列举出来。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之间自由讨论问题的空气日益浓厚，特别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广告、诉讼以及公开场合下的辩论增多了，必将产生出许多新的诡辩手法，这有待于我们的研究和总结。本书讲述的只是一些最常见的诡辩手法，通过对许多具体、生动的故事中的诡辩实例的逻辑分析，使读者对诡辩的特征和本质获得一个基本的了解。

    诡辩的产生和至今仍然存在，有其深刻的认识的和社会的原因。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诡辩论者都是片面地夸大、吹胀了人的认识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征或方面，从多样性统一的事物中，任意地抽出某一方面的规定作为立论的根据。孤立性、片面性、主观随意性是诡辩论者在认识上的根本特征。从社会方面看，人们之间经常发生利益上的矛盾，有的人手中无真理，身边无群众，为了一己的私利，他们只好求助于诡辩。由于诡辩的产生和继续存在有上述根源，我们同它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为了与诡辩论作斗争，首先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样才能深刻揭露诡辩论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其次，要掌握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语言学方面的知识，这样才能具体地指出诡辩的戏法是如何变出来的；最后，要尽可能多地学习一些有关的科学知识。否则，即使知道对方在诡辩，也讲不出有说服力的道理来。

    从历史上看，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的逻辑学，是在同诡辩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不了解诡辩就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逻辑。只有加强对错误思维特别是诡辩思维的研究，才能使逻辑科学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从客观现实来看，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对诡辩术的揭露和批判，有利于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反映事物，坚决杜绝一切弄虚作假的欺骗行为。

    对诡辩术的揭露和批判，还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为了给自己的错误言行作辩护，他们在辩论中奉行“求胜不求真”的原则，明明是自己错了也死不承认，偏要无理搅三分，尽讲些假道理、歪道理，甚至根本不讲道理；在语言上表现为满口污言秽语，甚至用恐吓、谩骂和污辱对方人格的卑劣手法来代替对问题的辩论。上述表现不仅严重地违反了逻辑的规律和规则，而且是一种极不文明的行为，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背道而驰。所以，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必须对各种各样的恶劣诡辩给以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自觉地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

    总之，研究诡辩，揭露和批判诡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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