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境内基本无工业，农业也很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七七”事变后大批外地青年及革命志士，为了参加伟大的抗日斗争，纷纷奔赴延安。机关、学校的人数不断增加，经费开支亦随之上升，边区人民的负担达到了极点。国民党当局不但不给予经济援助，反而停发薪饷，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造成整个边区经费和物资供应上的严重困难。

    当时战士每月有1元津贴，干部每月2元，朱总司令每月也只有5元钱。每天指战员只有5分菜金，1斤半粮食。每个连每日也只有4、5元钱的菜金。按当时市价，每元钱只能买蔬菜30至40斤，或清油2斤，或柴禾100斤。若买了菜就买不起油、盐，根本谈不上吃肉了。有时因粮食接济不上会饿肚子。战士的衣服都是补了又补。有的下雪天还打着赤脚。每连的办公费只有几元钱，要用来买灯油、笔和纸，这还不能按时发给。部队中也发生个别情绪消沉、工作不安心，甚至动摇逃跑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根据毛泽东批示，部队决定开展农副业生产。

    1938年8月8日留守兵团批示：为改善后方部队的物资生活，决定开展深入的大生产运动。具体要求是：

    1、立即创办各种合作社，以盈余红利改善生活。

    2、大量种植各种蔬菜，10月1日后做到自给自足，并储藏过冬。

    3、开展磨坊、喂猪、养羊、做豆腐、生豆芽等副业生产。

    4、9月底以前做到全部学会打草鞋，每人除穿外，能存1双以上。尽量发动做布鞋，各班分工合作，11月后，作到自给自足，同样要存1双以上。

    5、在节省的伙食费中，抽出一部分购买羊毛、驼毛，分给战士织造，保证10月底每人有双毛线袜与手套（如能做成背心、衣服更好）。

    6、提倡战士学会缝补衣服、上袜底。

    7、对司务人员加强节约教育，防止浪费。

    部队指战员积极响应，热情高涨，展开了生产运动大竞赛。仅半年时间，部队物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蔬菜能自给了，每周也能吃上1、2次肉。部分单位还解决了毛衣、毛袜、手套、鞋子等换季服装问题。一些军需品如挂包、子弹袋、裹腿等也得到解决。我们警备五团还给每人发了一块军用毛毯。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为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日战争，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中共中央财经部部长李富春在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等出席大会并讲话。毛泽东说：现在日本侵略军、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在我们面前摆着三条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紧接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向边区军民提出：“自力更生”的方针，发出“自动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留守兵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种蔬菜外，还要种粮，各部队要解决储存1个半月的口粮任务。如此我团需生产约13万斤粮食。干部、战士积极响应，努力生产，许多人披星戴月上山烧火开荒。战士黑树才每天开荒3亩半，大家称他为“气死牛”，得到留守兵团嘉奖，并树为标兵。团里还举办了“五卅生产大竞赛”，“纪念刘志丹生产周”等活动。全团开荒1200亩，收获12万斤细粮。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同时还自己解决了1289人用的毛毯、被服、鞋袜等。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在边区地方政府领导下，我团派出沙得胜到瓦窑堡设立公司；袁德良在马头关、凉水崖设立公司；刘定华在临镇设立公司。主要输出食盐、甘草、牛羊；输入棉花、布匹、药品、电池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运输只能靠毛驴和骡子，故此种贸易又被称之为“驴骡经济”。封锁线上碉堡密集，岗哨林立，干这项工作是风险大和非常紧张劳累。沿途人烟稀少，道路崎岖，还会遇上虎豹豺狼。有时遇上道路塌方或泥石流，运输就更困难了。有的同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大家仍不畏艰险，前仆后继，为边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团经过不断努力，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既改善了部队生活又减轻了人民负担，还产生了袁德良（后为广州军区后勤部长），刘定华、徐生发、胡守安（后为空军二航校校务部长）等一批模范劳动者。为使边区成为抗战的经济基地，大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