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节，李瑞山来雍村看我，见住房有倾塌的危险，派秘书赖光再催房管部门为我重新找房。当时曾说青年路止园的原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可以考虑，刘澜涛曾住过此院。但造反派查封了该院，并命名为“地主庄园”。加上整个社会秩序仍然混乱，我考虑还是住在雍村为好。省革委会只好决定进行维修，保证住房不至于出事故。对此，我十分感激。

    省里还为我装了电话，并提供一辆伏尔加小轿车，使我能自由活动。我终于能回到离别20多年的家乡瓦窑堡，与久别的亲人团聚了。

    象李瑞山这样，敢于在我最困难、最“落魄”之时信任我帮助我的人，有许许多多。他们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支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使我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也使我体会到确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而更坚定了我活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的决心。

    原陕西省煤炭局副局长白占玉，1934年9月他任赤源县（今子长县白庙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时，我和他就是患难之交。如今他又顶着压力，为我装暖气、修锅炉、修围墙。冬天供给我所需的煤炭，使我在雍村8年没有挨冻。

    1932年时的老战友贺秉章，当时任北京煤炭学院党委书记，他才不理“造反派”那一套，供应我油、蛋、肉、米、面等，使我不至于挨饿。

    空军工程八纵队副纵队长强伟和同培贤两位战友，也长期为我家提供米面，时常解我之困。

    那段时间，不论是在职的，还是被罢免的，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以各种方式关怀帮助我。患难真情令我永世难忘。他们是：

    胡耀邦  马文瑞  贺吉祥  刘景茹

    王  平  贺  毅  高维嵩  张达志

    张  震  刘景范  常黎夫  严  波

    李志民  王子宜  谢怀德  张黎群

    韩先楚  刘景星  贺晋年  李白蕾

    尤祥斋  李世臣  刘学增  高惠琴

    刘海燕  袁  园  冯汉章  孙旭斌

    吴岱峰  牛书中  王华亭  侯智防

    薛兰斌  罗元发  李  果  郝玉堂

    崔田夫  王  海  王果山  王  强

    刘显增  曹双明  田启元  马光厚

    校  正  薛子卿  强全义  曹光华

    魏玉英  侯世俊  牛占彪  刘安国

    马云泽  张吉辉  何正德  史  桥

    阎清芳  杨永斌  陈克功  白纪年

    李启明  潘寿才  何承德  折永年

    赵启明  李华楷  王玉昆  艾楚南

    刘  镇  龙维道  李民轩  曹相茹

    常远亭  龙福才  贺济堂  许法善

    马凌茹  龙  谦  杜瑞兰  骆柯良

    熊  伟  王世杰  韩民栋  赵坤铭

    钱竞阳  张维山  栾成功  曹茂森

    陈  明  张平山  李红先  同桂荣

    陈  靖  郝明山  孙国英  刘力贞

    翟羽佳  谢  琦  张毅忱  赵来红

    刘占云  王  寒  白凤吾  胡景铎

    袁德良  冯少卿  章  泽  姚绍文

    尹昌尧  郝明珠  李茂才  刘惠诚

    江  波  惠凤莲  席居仓  崔存惠

    戴北星  魏正廷  赵炳森  李猞生

    刘  昂  井助国  杨子蔚  李启贤

    王志贞  白振华  史纪全  霍美英

    霍源丰  邓国忠  宜立功  翟德让

    秦  曙  杨成森  史  道  徐  锁

    李合邦  边  丰  王生财  王保民

    刘克东  冯文德  刘吉耀  张  华

    齐渭川  冯文华  李森桂  胡汉俊

    武自升  雷  清  马万里  郭志清

    薛  峰  齐瑞生  惠世恭  王士俊

    冯有才  张步高  钟  毅  张耀中

    冯  毅  郭宝珊  陈慕华  白灏辰

    郝怀仁  车先锋  尚立敬  白  茜

    张金铭  马豫章  张  涛  白凌云

    董学源

    特别是在那段时期，我和舒同一起共同度过一段艰难岁月。我和他1935年11月直罗镇战斗时一起工作过。1942年曾在晋察冀边区极为困难的时期相遇。“文革”前他任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他被罢免职务，并被下放到百余人的平绒厂做工。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还限制一切自由。

    我不顾当时“自身难保”，向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呈述了我对舒同的看法，肯定他不是叛徒，应该改变他的处境。李瑞山采纳了我的意见，恢复了舒同的自由。

    舒同除担任领导工作外，还是我党我军的著名书法家。“文革”以来他曾发誓，不再把他的书法作品给任何人。但他慷慨为我书写了“疾风知劲草，严霜识磐松”的条幅。还为我书写了十几幅毛泽东诗词和名人诗词。

    在此期间，我也为需要帮助者尽了微薄之力，刘志丹同志的夫人同桂荣在文革中生活十分艰难，我尽力帮助她度过难关，家里的东西只要她喜欢，就送过去，逢年过节一定要去探望。许多在“文革”期间被斗、被关、被“劳改”的同志，请求我帮他们申冤，我从未拒绝过。只要我能办到，就挺身而出，尽力为他们辩明真相，洗刷不白之冤。我主要通过李瑞山向调查单位提供真实材料，为甄别冤假错案或大案要案尽到应有的责任。

    我还为陕北老区的老红军写了无数份证明信，对于恢复他们的名誉、使之得到应有的待遇和妥善安置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后期的混乱状态，上访人员无处接待。许多人听说我助人为乐，一传十、十传百，蒙冤受屈的人们抱着希望，不断登门请求帮助。我在雍村的家一时变成了上访的“接待站”。尽管每月32斤的粮食定量仅够糊口，但我仍然尽量设法让客人吃饱。

    当时有人称“李赤然就象英国的不管大臣，什么都管”。还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诽谤我是西北“走资派”的“黑后台”。这引起省委的重视。李瑞山找我谈话，经过认真仔细的核实，证明我所做的事中，没有一件违犯了党的政策。李瑞山肯定了我替政府做了必不可少的“拾遗补缺”的工作。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是为官还是为民，不论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还是在危难之时，都应象个共产党员的样子。雍村8年，我虽处于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但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动摇，共产党员的责任没有放弃。我还准备练好身体，有机会再为人民多干几年。

    我每天坚持刻苦锻练，使膑骨已碎、韧带渐松、经常肿胀的膝关节逐渐健康起来。原来只能跛行，还常要依靠拐杖，现在却能日行6000步。我还患有胃窦炎、糖尿病、心脏病、脑供血不足等慢性病，但坚持早晚散步、打太极拳、做保健操，并注意劳逸结合、饮食适量，粗茶淡饭、心情开朗，努力和疾病作斗争，与健康同行，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其乐融融。健康的身体将保证我能做更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