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校冯?法尔斯贝格伯爵是一位普鲁士军队的指挥官，刚看完他的邮件。他仰坐在大扶手椅上，穿着靴子的一双脚搁在大理石壁炉台上。他占据迪维尔城堡已经有三个月了。三个月以来，炉壁台已经被他的马刺磨出两条深坑，而且这两条坑一天比一天深。

    这位少校削着铅笔，有时停下来，用小铡刀随心所欲地在这件珍贵的家具上刻画一些数字或者图形。

    他看完信件，又看了一眼军邮上士送来的德国报纸。他立起身，朝炉火里扔了块青木柴，随后就走到窗子跟前。

    窗外大雨滂沱，军官望着被水淹没的草坪，望着远处河水暴涨的昂台勒河。他猛然听到一个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他的副手冯?克尔魏因格斯坦男爵，军衔是上尉。

    少校肩宽膀阔，长胡子铺在胸前。据说他是个正直英勇的军官。

    上尉矮小，赤红脸，大肚子，红胡子齐根剪短，两只门牙，他说起话来含糊不清，令人经常听不懂。头顶心上秃了一块；这块圆圆的秃顶四周长着浓密、弯曲的短头发。

    指挥官和他握握手，然后把那杯咖啡一口喝掉，(从早上起已经是第六杯了)，接着就开始听着部下报告在执勤中发生的事；随后他们两人又走到窗前，说着日子过得真没意思。少校是个喜欢静的人，在国内已经成家，对什么都能承受。但是上尉贪酒好色，过惯了放荡生活，三个月来在这个边远的驻防地点，不得不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心里很恼恨。

    有人轻轻敲门，指挥官喊了一声“进来”，于是一个士兵出现在门口，他的出现说明中午饭已准备好。

    他们在饭厅里遇到三个低级军官：一个中尉：奥托?冯?格罗丝；两个少尉：弗里茨?朔伊瑙堡格和威廉?冯?艾里克侯爵。侯爵少尉头发金黄，对士兵傲慢粗暴，对战败者冷酷无情，性子暴躁。进入法国以后他的同事们都叫他“菲菲小姐”。给他起这个绰号，一是他身段漂亮，腰身纤细，看上去好像用了女人的紧身褡；二是他刚刚长胡子，脸色苍白；三是他对人对事极端蔑视时，养成了一个经常使用法国短语“菲，菲”的习惯，还带着一点儿嘘嘘的哨音。

    迪维尔城堡的饭厅富丽堂皇，玻璃砖镜子已经被子弹打出一个个星状的窟窿眼儿，弗兰德勒挂毯被马刀划出了一道道口子，这都是菲菲小姐在空闲时候干的好事。

    墙上挂三幅肖像，一个是全身披挂的军人，一个是红衣主教，第三个是法院院长，他们都已经抽上了长长的瓷烟斗，还有一个紧束胸脯的贵夫人，在褪了色的镀金画框里，翘着两大撇用木炭画上去的胡子。

    在这间被糟蹋得不像样子的屋子里，军官们默不作声地吃着他们的午餐。外面下着大雨，屋里很暗，打败仗的外表让人看了伤心，古老的橡木地板脏得如同酒馆的烂泥地。

    他们吃完饭，一边抽烟，一边开始喝酒，谈着他们的烦闷和无聊。一瓶又一瓶的白兰地和利口酒在他们手里传来传去，他们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同时嘴角上却一直叼着烟斗。

    他们的杯子一空，就马上用一个疲乏的手势把它再次斟满。但是菲菲小姐一连几次地把酒杯摔了，他一摔碎，立刻就有士兵为他另外送上一只杯子。

    令人窒息的烟雾笼罩着他们；他们都如同陷入一种愁眉不展的醉态里，陷入了闷闷不乐的酩酊大醉里。

    男爵突然发作起来，大声嚷道：“他妈的，再也不能这样发展下去了，必须想个办法才行。”

    中尉奥托和少尉弗里茨一幅德国人的典型相貌，表现得迟钝、严肃，他们回答：“什么，上尉?”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什么?应该举行一次宴会，假如指挥官同意的话。”

    少校问：“举行什么宴会，上尉?”

    男爵说：“我的指挥官，由我一个人负责。我派‘勤务’去鲁昂，让他带几个姑娘回来。我知道上哪里去找。我们在这儿准备一顿晚餐，这里什么也不缺，至少我们能够很好地过一个晚上。”

    冯?法尔斯贝格伯爵笑着说：“您疯了，朋友。”

    不过所有的军官都站起来，围住他们的指挥官要求道：“让上尉去办吧，指挥官，这里太闷啦。”

    最终少校让了步。“好吧。”他说。男爵马上派人去叫“勤务”。这是个老军士，从未见他笑过，但是长官们的命令，无论是什么命令，他都盲目地执行。

    他毫无表情地站着，听完男爵吩咐，就走了出去。五分钟以后，一辆很大的罩着油布篷子的辎重车，在倾盆大雨中，急驶而去。

    一眨眼军官们精神大振，脸上露出喜色，他们开始交谈。

    虽然暴雨依然哗哗下着，少校却断定天气不会像刚才那么坏，奥托中尉也肯定地说天就要晴了。菲菲小姐也坐立不安，时而站起来，时而又坐下去。他盯住了长八字须的那位夫人，掏出了手枪。

    “你看不见那个了。”他说。他没有离开座位，举枪瞄准，砰砰两声把肖像两只眼睛打穿了。

    接着他大声嚷道：“咱们来放地雷!”。

    放地雷是他的新发明，是他的新的破坏方法，是他最得意的消磨时间的方法。

    法律业主费尔朗?达莫诃?迪维尔伯爵，因为离开城堡时太仓促，除了把一些银器埋在墙洞里，什么也没顾得上带走，什么也没藏起来。他很富，花钱又大手大脚，因此他那间和饭厅相隔的大客厅，在主人逃走以前，看上去如同是博物馆的一间陈列大厅。

    墙壁上挂的都是名贵的油画，素描和水彩画；台子上、架子上和玻璃橱里有无数的摆设：彩瓷花瓶、小塑、萨克森瓷人、中国瓷器、象牙雕刻和威尼斯玻璃制品，这些珍奇的东西放满了这间大厅，琳琅满目。

    如今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并不是遭到抢劫，那是少校冯?法尔斯贝格伯爵不允许的，可是菲菲小姐时常要放一次地雷；遇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军官也的确可以得到五分钟的乐趣。

    侯爵到客厅里带回来一只浅红釉的中国小茶壶，在里面装满火药，再从壶嘴里慢慢塞进一根导火线，把火线点燃后，他赶紧带着这个爆炸装置奔进隔壁屋子里。

    接着他又马上回来，把门关上。“轰!”的一声响震得整座城都晃动，爆炸刚过去，他们就同时冲过去。

    首先进去的是菲菲小姐，在一座维纳斯像前发疯般地拍掌，维纳斯的头终于在这一次被炸掉了。每人都捡起一些碎瓷片，欣赏缺口的奇形怪状；他们检查这一次造成的破坏，有人说有一些是上次爆炸造成的，因此发生了争论。少校望着这间遭到尼禄式的霰弹破坏、遍地都是艺术品碎片的大厅。他首先出来，边走边亲切地说：“这一次非常成功。”

    军官们回来喝完最后一杯白兰地，走到窗前。

    他们望着被淋得低垂着脑袋的大树，望着雨水笼罩着的宽阔的山谷，望着耸立在大雨之中的教堂钟楼上的灰色尖顶。

    自从他们到这里以后，钟楼就没有打过钟，这是侵略者在附近遇到的仅有的一点儿反抗，钟楼的反抗。本堂神父供应普鲁士士兵吃住，而且有求必应，从未拒绝过；有几次还接受了敌人指挥官的邀请，共同喝一瓶啤酒或者波尔多葡萄酒。可是要他打一下钟，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宁肯让人枪毙。这是他对侵略者的抗议。和平的方式，沉默的抗议，他说，这是适合传教士这种、而不是杀人成性的人的仅有的抗议方式。在方圆十法里以内，大家都赞扬商塔瓦纳神父的坚定和英勇，他居然敢让他的教堂保持顽强的沉默态度，来宣告全国上下的哀悼。

    全村的人都因此而受鼓舞，准备对他们的神父支持到底，准备冒一切危险。他们看来抗议是维护国家的荣誉，他们此举对祖国的贡献比贝尔福和斯特拉斯堡还要大，他们做出的榜样具有同等价值，他们这个小村子将因此而名垂千古。除此外，不管战胜的普鲁士人提出任何的要求，他们都无条件答应。

    对此，指挥官和手下的军官们都一笑了之。更何况当地人又对他们很殷勤，很顺从，因此他们也就很乐意地容忍了当地人的这种爱国行为。

    只有威廉侯爵主张下命令强迫打钟。他的上司采取圆滑的迁就态度对待教士，使他感到气愤，每天他都请求指挥官让他去打一次钟，即使只是让大伙乐乐，也得让他去打一次。但是指挥官却寸步不让，菲菲小姐为了自找安慰，只得在迪维尔城堡里放“地雷”。

    五个男人聚在那儿，待了几分钟，最后少尉弗里茨冷笑了两声，说：“这些小姐出门一定不会有好天气了。”

    接着他们就分手了，上尉为了准备晚餐，有好多事要做。

    天黑了，他们又聚在一起，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相互之间都笑起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