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面前，摆着六本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薄薄的日记本。日记本边角已经磨损，呈现锯齿般的模样。封面都写着“军中日记”，标记着年月、编号，画着有红色五角星的简单图案。日记的第一本是棕褐色的软封皮，从1933年1月1日记到12月31日；第二本是一本泛了黄色的练习本，从1934年1月1日记到12月31日；第三本是稍大点的练习本，顶部还用纸绳加固了，从1935年1月1日记到6月30日；第四、五、六本是硬纸壳封面，都有虫蛀的洞穴和啃吃过的弯曲沟痕。第四本从1935年7月1日记到1936年4月30日。第五本是从1936年5月1日记到1936年9月30日。第六本从1936年10月1日记到1936年12月16日。也就是说《军中日记》可以分为三部分：《中央苏区日记》、《长征日记》和《陕北日记》。

    我小心翼翼的翻开70年前的日记本，注意到每月一日前都画着各式各样简图，类似于墙报式的宣传画。第一本上半部分有水浸过的痕迹，可能受过雨淋或是掉到水里又赶快捞起来。日记是使用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笔写成的。有用红色、蓝色、黑色钢笔水写的；有用红、蓝、黑色铅笔写的。有时用兑了水的蓝色钢笔水写的——淡蓝色的字——这是我上初中时的经验。但是多数还是用黑铅笔写的日记，以致有些铅笔字已相当模糊，要眯着眼费劲才能辨认出来。可见当时钢笔水还是供不应求，或者是行军作战是不便携带的。

    我看着老爸第一本《军中日记》的第一页，是用红墨水笔竖写着两行大字：“无论如何忙，此事切勿忘！”，轻轻翻过来，在同一页上用蓝墨水写着：“‘当红军是光荣的’，那么，红军的生活是最光荣的生活了。这是我记日记的动机了。”

    我知道，老爸在长汀新桥师范读书时，在中央苏区土地革命高潮中，由教员共产党员黄亚光带领，于1930年6月上旬参加红军的。那时他差三个月才满16岁。由于在行军学习中表现不错，经红四军政治训练队高传遴的介绍，于6月下旬宣誓参加共产党的。不久，红四军政治训练队长兼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柳队长找老爸谈话调到队部，做机关党委千事。负责收发文件，做会议记录，写蜡板油印文件等。名义是干事，工作是秘书性质。从这时起，老爸就开始了漫长的秘书生涯。

    “那么，从1930年6月参加红军到1932年12月31日，怎么没有写军中日记呢？”我问老爸。

    老爸说：“当时红军正在‘打下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左’的口号下，不断的行军、作战，而我初入部队，缺少锻炼，又先后害了痢疾和疟疾，身体极端衰弱和疲劳，除了勉强跟上部队外，已无精力记日记了。1931年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年，连续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1932年在攻打江西赣州未遂后立即东征福建漳州，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久又转回江西，准备迎接敌人新的‘围剿’，虽然有丰富的战斗生活可记，但始终没有实现。”

    我曾听老爸说过，他在新桥师范学习时就有记日记的习惯，教员黄亚光看了他的日记，发现老爸对当时旧社会的不满，才有意识地启发引导，给他看进步书籍、教唱俄罗斯歌曲，讲苏联是怎样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讲中国共产党正领导红军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为老爸参加红军，加入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老爸那时16到18岁，也就是现在的高中生，在频繁的行军作战中，在疾病的缠绕中，正经历了人生的磨练。

    老爸又说：“1933年初，苏区发展到江西的黎川一带，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正在准备，我军也得到了休整的机会，我的身体也锻炼得比较好了，我就下决心开始记《军中日记》，一开头就以‘无论如何忙，此事切无忘！’来督促自己，从当年一月一日起，坚持每天记，包括整个长征过程，一直记到1936年12月16日，我随周恩来同志到西安工作后才停止。”

    我翻开第六本《军中日记》最后一篇是1936年12月16日，是这样记载的：“同周副主席等由延安飞往西安。”我知道，那是去解决西安事变去了。

    老爸说：“纪律规定，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不准记日记的，所以从这一天起，告别了抚育我成长的亲爱的红军，也就结束了我的《军中日记》。”飞往西安前，老爸将《军中日记》交给毛主席秘书叶子龙保管。

    “每天记《军中日记》，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中及长征中是怎样保存下来的？”我又问。

    老爸说：“1933年2月，我在红一军团政治部任秘，红军在反第四次‘围剿’黄阪战役中打了个大胜，缴获了许多战利品，罗荣桓主任决定发给我一支红杆子派克钢笔和一个图囊，这支钢笔，鼓励我坚持写了四年日记，那个图囊使得我的6本《军中日记》得以完整地保存到陕北保安。”

    读者一定会问，那“文革”期间，《军中日记》没有被造反派抄走吗？当时，我已经是大学生了，在北京石油学院上学，“文革”期间的事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军中日记》及相关历史照片能完好保存下来，一是得益于住在中南海里，一是得益于周总理的一句命令。

    1958年我老爸从中央统战部秘书长调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和国务院副秘书长，因此我家五口从府右街135号统战部大院搬到中南海国务院“民政局”（这称呼是沿用北洋政府时的民政局）的一个大四合院，与另外两位副秘书长的家合住。1963年我家又迁到国务院礼堂西边一个长形四合院。1966年夏，为了接待红卫兵串连，我家又迁到靠北门的方形四合院，直到1968年老爸被隔离审查后迁出中南海。

    1966年6月4日，周总理找老爸谈话：“中央决定调你到中央办公厅当第一副主任。”老爸只有坚决服从，过两天就去中办上班了，还兼任中办秘书局长。由于老爸是跟总理的，不听江青“打砸抢”那一套歪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中南海造反团”就在1967年1月24日宣布夺我老爸的权了。从此，老爸就在“造反派”的监督下劳动、批斗、检查。但是中南海毕竟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办公的地方，也是许多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这是绝不可被扰乱的。所以，“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到处搞内外串连时，为保持中南海内的安静工作环境，周恩来下令：中南海内的“造反派”不准和中南海外的红卫兵串连，不能把外面的红卫兵引进中南海来。因中南海内的“造反团”势力不大，不敢闹得太厉害，没敢来抄我们的家。有一次，有几个“造反派”来到我家，要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杨尚昆、李维汉这些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照片剪掉或打上“x”。我老爸和老妈跟他们据理力争，说这是历史资料，不能随便毁掉，而且不能根据大字报来做结论，不同意剪掉或打上“x”。这么对峙下去也不行啊，老爸毕竟久经风雨，想出个高招，提议：可以全部封起来搬到秘书局楼上保存，将来请示中央领导决定处理办法。这几个“造反派”哪是我老爸的对手，他们没有法子只好同意，还得出苦力，把这些照片搬到秘书局加封保管，还得承担丢失的责任。直到1973年老爸恢复工作后，全部收回来，幸免了浩劫！而《军中日记》和照相机等其他革命历史文物都完好无损的保存在家里了。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我将老爸《军中日记》中的第二部分《长征日记》再次出版，正像老爸说的：“作为对红军的缔造者和卓越的领导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对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表示深切怀念的一片心意。”

    为了保持文物的原来面貌，除个别错字、别字作了更正外，未加修改。为帮助读者理解事件中某些事件和人名、地名，在页下做了注释。1986年版的《军中日记》，经与日记原样对照，在1934年12月11日至12月16日有笔误，事件与日期错了一天。这次，按日记原件更正。

    老爸所在的红一军团从1934年10月16日从于都出发开始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结束。为了了解红一军团长征前后的一些事件，故将《长征日记》选在1934年9月1日至1935年10月31日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