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0日晚上。

    刘少奇一行离开香山奔赴天津。

    随行人员除夫人王光美外，有秘书吴振英、警卫李树槐，还有张文松、龚饮冰、卢绪章。

    刘少奇深感这次天津之行任务的艰巨性。他对坐在身后边的龚饮冰、卢绪章说：“你们两人刚从香港回来，又被我叫出来，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你们是经济问题专家了，对工商、金融都很有研究，要多出谋划策。”

    龚饮冰说：“过奖了，我们还得向你学习呢！”

    刘少奇打了一个手势，讲道：“不要过谦嘛！说实在话，搞工人运动，我行，你们不行。搞工商你们行，我不行，都要互相学习。”

    卢绪章说：“听说天津的经济很混乱，资本家都心有疑虑啊！”

    刘少奇说：“是这样，资本家有想法是正常的，这就得靠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做宣传政策的工作，我相信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专列在夜色中前进，刘少奇的大脑一刻也没有停止工作，他的确太忙了，自从到北平，他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太累了，这次外出视察，王光美很不放心，虽然她已有了身孕，但仍跟着出来了。

    三小时后，列车到达天津。

    天津的夜幕与北平相比要浓重许多。天津市的领导来到了站台上，刘少奇下车后朝他们挥手说：“没想到你们三黄都来了啊！”

    刘少奇说的这三黄分别是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天津市市长黄敬、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黄火青。

    他们将刘少奇一行送到海河边小刘庄附近的一个小楼里暂时住了下来。黄克诚离开时对刘少奇说：“你先住下，明天我们再来汇报工作。一切活动由黄敬同志负责，有事可直接找他。”

    刘少奇说：“这样安排可以，明天上午先安排我到各工厂去看看，下午听你们各位的汇报怎么样？”

    黄克诚说：“这样也好，那就让黄敬同志陪你去中纺一厂和自行车厂视察吧，这两个厂子有点代表性。”

    刘少奇说：“别的工厂我也要去看，我这次是奉主席之命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你们的工作该怎么做，仍怎么做，尽量不影响你们的正常工作，也不要派那么多人来陪同我们。”

    黄火青说：“你是中央领导，我们尽量照你的指示办。不过我们还是担心你的安全，请你不要随便乱走动。如要同产业界的人士会面，我们可以给你安排。”

    刘少奇笑着说：“不要为我担心，天津这地方我熟，不会出什么事的。”

    黄克诚说：“你的身份非同常人，实话告诉你，天津的治安也不是很好，还有部分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在活动。”

    刘少奇似乎有点为难，点点头，说道：“好吧，到了你们的地盘，我也只好听你们的了。”

    这一夜刘少奇几乎没有睡着，他的思绪已回到了十几年前，那时他曾秘密地在这里搞过党的地下工作。

    第二天，他在黄敬同志的陪同下走进了工厂。

    工人是喜欢共产党的干部到工厂来的。因为他们与老板之间有许多矛盾，希望能在共产党干部的调解下圆满解决。刘少奇的到来虽然事先没有向工人打过招呼，但是他们看到刘少奇的身边有许多陪同人员时，就猜出一定是共产党的大干部，于是都纷纷朝他身边挤了过来。

    刘少奇与大家一一握手，随后又让黄敬请该厂的资方人员、军代表、工人等开座谈会。

    当与会人员感到刘少奇如此随和时，都很激动，将心里话说了出来。

    刘少奇说：“我们共产党人欢迎大家提意见，你们都是新中国的主人，都有义务把工厂的生产搞好。目前天津刚刚解放，许多工作还没有走上正轨，所以你们提的一些要求还不能完全解决，希望你们在座的同志都要互相团结，搞好生产，支援我们解放大军南下。”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事后，当工人和资本家得知这个共产党的大干部是刘少奇时，都从内心发出了赞叹，觉得共产党的大干部的确平易近人。

    这天下午，刘少奇就在他下榻的招待所听取了天津市领导的汇报。黄克诚在汇报接管情况时说：“总的来说，我们天津的接管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人民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不少干部是军人出身，大都来自农村，对城市的环境还不是很适应，在处理干群关系上仍有方法不妥等问题。”

    刘少奇指示说：“这个问题是我们预料之中的，我来之前主席就同我谈过。现在应该教育我们的干部，尽快适应新环境，要学会管理城市，否则就要误事了。”

    黄克诚接着说：“教育工作我们正在搞，估计这个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刘少奇说：“能解决就好嘛！我们接收城市只是工作的开始，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管理好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发展起来，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这是我们的目的。”

    会议室的气氛亲切随和。刘少奇在听汇报时几乎香烟未断，其他人也都在腾云驾雾，惟独黄敬没有抽烟，他体态臃肿，也许是过于劳累之故，那张四方大脸看上去相当疲倦，就在黄克诚同志汇报时，他坐在刘少奇左侧的一个沙发上两眼微闭，似乎睡着了。

    黄火青伸出一条腿，有意识地碰碰黄敬，想让他精神状态好一点，但他一晃身子，仍是那个姿态。刘少奇并不在乎这些，他示意黄火青不要去管黄敬，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刘少奇望着黄火青说：“你先谈谈天津的私营企业情况吧。”

    黄火青是个心细人，他翻开笔记本向刘少奇汇报工商、粮食、海关、金融、交通、电讯以及文教等工作。因为刘少奇询问得比较详细，所以他是有问必答。当谈到生产中出现的主要供求矛盾时，黄火青建议由政府出面成立相应的机构，如设立纱布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刘少奇很支持这个想法，他说：

    “现在由政府出面组织一些相应的经济机构是对的，这对于天津乃至整个华北都将产生影响，你们一定要组织好，可以请些专家帮助嘛。”

    刘少奇问：“天津目前的进出口贸易行情如何？”

    黄火青说：“我们正在调整过去的不合理的方针，已做了几笔生意。”

    刘少奇说：“这就好，我们共产党就是要实行独立自主的外贸政策，免除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要多出口，少进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必须进口的还是要进口，中国能制造的则不许进口，以免影响天津生产，挤垮我们自己。”

    黄火青说：“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个原则。但是进出口工作往往与许多资本家有牵连，如果他们不合作，政府的工作也不是很好做。”

    刘少奇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讲道：“天津目前的情况有其特殊的一面，我看外贸工作也可以来个公私兼顾嘛！要组织对外贸易委员会，让资本家也参加，部分贸易让资本家去做是可行的。我们首先要搞出口，如果国家不行，就私人，这对国家有好处，当然税收工作也要跟上，可以适当加收税款。”

    黄火青说：“我们一定研究，争取使相应的政策早日出台。”

    刘少奇又问：“外汇收入也不可小看，现在外国人来天津做生意的多不多？”

    黄火青回答：“前景不是很乐观，我们一进城，不少外国人都卷起铺盖走了，现在出入天津的多是一些国家的海员。”

    刘少奇：“他们走了，是因为对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不要紧，过一段时间他们会回来，中国是个大市场，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们要尽快创造一个良好的外贸环境，要接待好海员，这个工作做好了，一可以直接创汇，二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共产党。”

    黄敬似睡非睡，刘少奇偶尔向他提一些问题，他的思路却很清晰，能马上回答出来。刘少奇笑了，说：“你这个人呀，还真是个奇人呢！”

    黄敬也笑了。当刘少奇询问到贸易方面的情况时，他用手吃力地托起那个肌肉丰厚的大下巴，侧身转向刘少奇，讲：“现在城乡贸易的渠道还不很畅通，工业品调不出去，农副产品也收购不上来。”

    刘少奇说：“这个问题要尽快解决，我们对城乡关系不能只重视恢复旧的，要建立新的，原料的采购权和产品的销售权可以给资本家一部分，不要统得太死，要合理。”

    黄敬又说：“现在复工生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但也有不少实际问题，有许多工厂劳资关系比较紧张，资方财产被冻结或分掉了，而我们的部分干部往往是站在工人一边，要求资本家增发工资，分红利等，使工厂从资金周转到人员管理上都存在不利于生产的问题。”

    刘少奇说：“这样不行，这是‘左’的表现，这是自杀政策，很不利于我们的工作。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劳资双方的斗争不能太激烈了，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今天军管人员乱解决问题，这和农村出现的乱打乱杀没有什么区别，是违反政策的，应抓紧时间纠正。”

    黄克诚表示解决此问题有一定阻力，首先是部分干部和工人不理解。刘少奇指示说，你们可以订一个紧急问题处理规定，一切党的基层领导要到工会去，可以成立劳动局，军管会就制定几条处理劳动纠纷的办法，要与资本家、工人代表协商，要争取把问题解决圆满，让双方都乐于接受。

    听完汇报，视察了几个工厂，刘少奇就请来各方代表开座谈会。

    他曾对工人代表这样讲道：“资本家有没有剥削，我说是有的，关于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也不是工人和资本家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其进步的一面。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有三个朋友，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小资产阶级，还有一个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队伍就强大了。我们必须分清敌友，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法，今天来重点是讲联合，不是斗争。要进行适当的必要的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今天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而是太不发展。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资本主义已发展了几百年，而我们中国资本主义才发展了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条件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是有好处的，当然也有坏处。我们共产党是鼓励群众起来做主人的，但不是简单地鼓励斗争，一切问题如果都用直接斗争的方法去解决，还要政权干什么？过早地消灭了资产阶级，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

    刘少奇这次天津之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做资本家的工作。临行前毛泽东曾对他说，现在城市工作有许多要研究解决，我们虽然接管了不少城市，但严格地讲，还是过去在农村工作时的那种做法，不适应形势需要了。资本家对我们的政策不理解，有情绪，这影响了生产，长期下去不行。天津是华北工商业发展的大城市，你要做做资本家的工作，让他们不要有顾虑，我们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他们仍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嘛！我们在接管城市上，乃至在农村的土改中已出现了许多不好的现象，这种现象对革命是有害的，要引以为戒啊……毛泽东讲的一些问题刘少奇心中有数。

    解放军在接管北方某些城镇时出现了一些左的苗头，大搞斗争，大搞清算，几乎把工商界搞得一团糟，斗争会决定一切，可以随意打人抓人，甚至把人整死。当时人们只能看到斗争大会看不到政府，有些地方发动妓女斗争老板，却不查封妓院，有部分干部错误地认为这就是革命行动，对这种现象不但不制止，反而进行宣传鼓励。刘少奇同志曾经在公开场合对干部讲，要禁止在群众大会或主席台上喊打倒或枪毙的口号。

    天津不同程度地也出现了乱斗现象，刘少奇做完工人的思想工作后，又做资本家的工作，这些人的主要问题是对共产党的政策存有戒心。

    5月2日上午，天津市政府交际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

    刘少奇特意邀请了天津产业界的李烛尘、宋裴卿、朱继胜、资耀华、毕鸣歧等一百多名知名资本家召开座谈会。

    资本家见了共产党的大干部，当然还是愿意说出心里话。

    有一个资本家一上来就对刘少奇说：“共产党进城革命我们是拥护的，但我一听到你们的提法就心跳，很不安啊……”

    刘少奇望着这个身材微胖的老板说：“我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有什么问题欢迎提出来，咱们共同商讨，你说的那个提法不知是指什么，不妨讲出来。”

    那个老板说：“你们共产党叫我们资本家，其实我们是很不喜欢听这个称呼的，这个词与剥削连在一起，会让人担心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什么的……”

    刘少奇笑着说：“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当老板的有没有剥削，实话讲还是有的，如果没有剥削，那利润从哪里来？这是客观存在，但我们共产党人不会搞大批斗运动，是提倡与你们合作的。”

    又有一个资本家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还是希望共产党不要再叫他们资本家。刘少奇笑着说：“资本家这个词不好改了，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一个准确的词能代替，当然可以改嘛！在没有找到合适的词之前还只能叫资本家了。”

    看样子许多人对这个称呼的确有顾虑，刘少奇很轻松地讲了一会儿，却没有人吱声了，会议室的气氛显得有点沉闷，会抽烟的都在低头抽烟，不会抽的也没有说话。

    刘少奇皱着眉头，看了人们一眼，然后讲道：

    “我还是给大家讲一件事吧，上海有一位很有名气的资本家前几天在拜会毛泽东主席时就说，你们一讲资本家，一讲剥削，我们浑身就发抖，还是按希腊词典把‘剥削者’译为‘利益分配者’较好。主席当时笑了，他对那人说剥削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利润是指人和物的关系，两者概念不尽相同，剥削有文明与野蛮两种，我们共产党人是区别对待的，前者合作，后者才处罚，现在你我坐在一起谁是大哥呢？依我看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了，但在城市里要讲生产，还是你们是第一。”

    刘少奇讲完此事，有不少资本家都笑了，座谈会气氛活跃了。

    刘少奇抓住时机讲道：

    “我们政府不但要发展国营生产，而且也支持发展私人企业，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就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挣，这就是我们提倡的公私兼顾的政策。”

    一个年轻的老板接着说：“这个政策是好，但现在我们私营企业只能在国营的空子里吃点残羹剩饭。”

    刘少奇说：“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们中国的工业还不是很发达，国营企业只是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余地很大，可以与国营企业并行发展嘛！”

    许多人又议论起资本主义将来的发展问题，刘少奇解释说：

    “现在我们正在建设的是新民主主义，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积极发挥作用，将来到了社会主义的时候你们怎么办？我看前景仍是很光明的，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方式，你们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坐在刘少奇对面的天津启洋公司的周老板真诚地说：“刘先生，你是共产党的大干部，我正式向你请求，我不再愿当老板了，我有一儿一女都是共产党，他们也不主张我再当老板。”

    刘少奇用奇异的目光凝视着他问：“周老板有什么想法吗？”

    他说：“当然有啊！”

    “那就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我的公司前后发展了几十年，也赚了一些钱，我原想发展几个厂子，但是工厂开多了，剥削工人也就越多了，我将来就成了大资产阶级，罪恶不就更大了吗？”

    刘少奇摆摆手，说道：“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是有功绩的，你想多开几个工厂是好事，不会有罪，放开干吧！”

    宋裴卿有点坐不住，欲言又止，刘少奇望着他说：“老宋还没有发表意见，有什么想法谈谈。”

    宋裴卿问：“到了社会主义，我们这些人的工厂究竟怎么办？”

    刘少奇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想这也是诸位都关注的问题，你们现在办了一个厂二个厂，三个或者更多，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一声令下，你们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可以。然后再把这些工厂交给你们管理，你还当厂长、经理，不过是国家的厂长经理，因为你能干，工厂就交给你，薪水不会减一分，如果办得好，国家还会多给。老宋你干不干呢？”

    宋裴卿回答：“那当然干。”

    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了。许多人当场表示要尽快恢复生产，为建设新中国发挥作用。

    会谈结束时，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讲：“你们要把目光放远一点，现在国家很困难，还不是赚大钱的时候，你们如把工厂办得不赔本就是胜利，我们不会忘记的。我要强调一下，现在雇请和辞退工人你们当然是有权的，但必须是生产上的需要，如果故意裁减工人，只留下你们的亲戚朋友，而生产作用又不大，那就不允许，工人也会斗你。资本家与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你们应该放下架子，把工作服穿起来，职务上可以有区分，但人格上要互相尊重。”

    这些资本家离开会场后，都纷纷说：还是共产党的政策英明，过去我们给国民党交税表面很积极，其实内心很有怨言，现在给共产党交税，却心甘情愿……刘少奇视察完天津，听说开滦煤矿的工人正在罢工，于是就改道去了唐山。

    据张文松同志回忆，他陪同刘少奇于5月7日晚上到唐山，暂住开滦煤矿原英籍总工程师的住宅。这里富丽堂皇又阴气逼人，大厅内设有一个喷池，周围尽是花草树木，看去别具一格。王光美因为即将要分娩，就提前回了北平。

    工人罢工的原因是因为煤矿发不起工资。唐山也刚刚解放，经济状况很不好。刘少奇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起床后，脸色苍白，他对张文松说：

    “我们共产党人没有权力不让工人罢工，但目前开滦的状况很不好，我怎么能高枕无忧呢？”

    唐山开滦煤矿过去是很有点名气的企业，是由中国资本家与英国资本家合办的，有职工五万多人。唐山解放之前，英方资本家如惊弓之鸟，将一部分技术人员和设备转运回国，国民党逃跑时炸毁了滦河大桥，致使开滦煤矿的运输线中断，难以复工，有四个月没有给工人发工资了。

    这个煤矿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是华北惟一的一个煤矿企业，它关系着华北的国计民生和几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破产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

    刘少奇到唐山后，先是会见了煤矿的中英双方总经理，就如何尽快复工交换了意见，紧接着召集唐山市的领导和煤矿的军代表进行座谈，共同研究解决开滦煤矿的问题。他对军代表讲：

    “你们要明确工作的指导方针，不要盲目地干。一是要依靠工人阶级办好煤矿，监督资方按时发给工人工资，同时要向工人讲清楚我们的困难，发动工人同我们一起克服和战胜困难；二是对中外资本家要讲策略，在当前我们的重点是联合，还不是斗争；三是要头脑清醒，开滦的企业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已被剥夺，但开滦又不同于一般的私营企业，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军代表要对煤矿实行监督，生产计划、产品分配、价格政策、材料供应等都必须遵循国家的方针办事，要推动资本家生产，只有维持生产，开滦的五万工人生活才有保障。你们要领导工人进行生产，要向工人讲清楚，这不是为资本家生产，而是为自己国家生产。现在罢工很不好，只有坚持生产，才会对人民有利。”

    当资方老板提出资金困难时，刘少奇讲：“现在我们国家还有困难，对你们这个企业是想方设法扶持的。你们要求华北政府借款，数目太多了，很难拿出来，希望你们与我们一起共渡难关。至于工人的生活问题，也可以一步一步解决。人民银行可以给你们发放一点贷款，华北贸易公司每月可用15万袋面粉的实物与你们换煤炭，这样调配一下，恢复生产是没有多少问题的。”

    在刘少奇的操劳下，开滦煤矿很快有了转机。

    此时，他却接到了毛泽东的通知，让速回北平，有要事。

    刘少奇的心情仍很不安。

    天津、唐山之行，使他感受到了刚解放的城市在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他于5月10日晚上离开天津，在站台上与前来送行的地方干部依依惜别时，仍指示他们一定要按政策把城市的经济工作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