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残存的国民党军退守江南。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一定要渡江，不能形成一个“南北朝”。

    为此，军委于1月12日电示中原、华东野战军领导人，规定两野战军从15日起至3月底，分期休整，完成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随后，军委拟定了渡江战役的作战方针，决定成立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的渡江战役总前委。

    这份密电很快传到了五位总前委的手里，当时他们都十分高兴。他们明白大军渡江已意味着全国解放的日子也不再遥远了。

    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

    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

    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下辖3个兵团，总兵力达28万人。

    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辖第10军，军长杜义德(兼)，政委王维纲；第11军，军长曾绍山，政委鲍先志；第12军，军长兼政委王近山。

    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辖第13军，军长周希汉，政委刘有光；第14军，军长李成芳，政委雷荣天；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

    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辖第16军，军长尹先炳，政委王辉球。第17军，军长王秉璋，政委赵健民；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

    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

    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谭震林任第一副政委，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兵团，共计有58万人。

    第7兵团由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委。辖第21军，军长滕海清，政委康志强；第22军，军长孙继先，政委丁秋生；第23军，军长陶勇，政委卢胜；第35军，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

    第8兵团由陈士榘任司令员，政委袁仲贤。辖第24军，军长王必成，政委廖海光；第25军，军长成钧，政委黄火星；第26军军长张仁初，政委王一平；第34军，军长何基沣，政委赵启民。

    第9兵团由宋时轮任司令员，政委郭化若。辖第20军，军长刘飞，政委陈时夫；第27军，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第30军，军长谢振华，政委李干辉；第33军，军长张克侠，政委韩念龙。

    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辖第28军，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第29军，军长胡炳云，政委张藩；第31军，军长周志坚，政委陈华堂。

    那么当时长江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

    粟裕大将曾在战争回忆录中做过这样的描绘——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江，下游江面宽达十余公里，历来被称为天堑。对我来说，长江并不陌生，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率部往返三次渡江，当时敌强我弱，我们只能采取趋敌所不意，避实就虚的战法，选择敌人薄弱部位偷渡。这一次渡江形势已大为不同，我们可以采用大部队公开地、宽正面地以强渡的方式渡江，可以说是以实击实。我们选择这样的战法，是建立在我军强大优势下的，我军的炮火已空前强大，可以压制对岸敌人的火力，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兵舰和空军。而敌人兵力、火力不足，防守空隙甚大。我军宽正面渡江，敌防不胜防，使我渡江有绝对成功之把握。但是，水战不同于陆战，除了陆战所必须的准备外，还必须对沿岸的地形、水情、天候等进行仔细的调查；对渡江器材进行周密的计划；对部队和船工进行有力的政治动员和训练，把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充分、更扎实、更科学、更严密。

    粟裕是我军善于打硬仗、恶仗的高级指挥员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很谦虚很善于团结人的人。194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河北阜平的城南庄听取粟裕汇报后说，中央决定调陈毅到中原工作，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粟裕说：“我们华野离不开陈老总啊！”

    毛泽东笑着说：“中央已经决定了，他走后由你指挥全军。”

    “陈老总离开我们可以，但我得提个要求。”

    “你说吧。”

    “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要继续保留。”

    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笑着对他说：“你是一个不争名利的人，我就依你，团结是我军战胜敌人的一块法宝，你很能团结四方哩。”

    后来，陈毅到中原工作去了，华野的指挥权由粟裕这个代理司令员兼代政委掌握着。

    1949年1月26日，陈毅同志在徐州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即赶到商丘与别的几位渡江战役前委会面，研究如何渡江的战事。

    在一个叫张菜园的小村里，几个前委正坐在一起召开作战会议。

    身材瘦小的粟裕站起来对大家说：“我已做了战前动员，士气很好，我认为在3月中旬亦可实施渡江。”

    邓小平吸着烟说：“有何高见，请讲详细一点。”

    粟裕望着大家讲：“3月份渡江，是好的时间。从政治上来说，敌人内部还没有求得一致，在战与和上意见有分歧。从军事上来看，敌人对长江的防御的部署还没有完成，他们还在制定各种方案，江防体系也不完善。从季节看，3月底4月初的雨水较少，便于我军作战。过了四月，南方的汛期就会到来，阴雨绵绵不断，到那时长江会陡涨，水面宽，水流急，会给我们渡江造成许多困难。”

    陈毅进入情况的时间晚，因此他很少表态。当他听了粟裕的分析之后，点点头说：

    “3月中旬渡江，从时间上来说，我们是否有点仓促，准备工作可能做不完善。”

    谭震林接着说：“陈老总的看法是对的，我们的准备时间是仓促了一点，这个不利因素要考虑进去。”

    邓小平是支持粟裕观点的人。他说：“3月中下旬渡江对我们很有利，时间可以争取嘛，我看可以将这想法电告中央。”

    陈毅说：“可以先把时间定下来，如何进行还再研究。”

    邓小平说：“如何渡江，这就涉及到了怎样作战和具体问题了。据我们侦察得知，敌人在长江防御上曾有个三线配备战略。”

    陈毅放下烟袋，忙问：“是哪三线啊？”

    邓小平说，“按伯承所说就是：前进配备、直接配备和后退配备。蒋介石说，长江防线如同常山之蛇，击尾则首至，击首则尾至，击其中间则首尾俱至。”

    正在吸烟的谭震林说：“国民党的前进配备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过去曾强调‘守江必固滩’，可是淮海战役一败，他们已没有能力实现前进配备。据侦察部队报告，敌人设在江北滁县指挥所已被取消了。”

    粟裕说：“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占有优势，我们的炮兵完全可以压制长江对岸敌人的火力，在一定范围内，还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军舰和空军。而敌人则兵力不足，防守空隙大。”

    陈毅说：“蒋介石这次是顾头顾不了屁股，1800多公里的长江防线，我看他没有法子守了。”

    邓小平把手中的铅笔使劲往桌子上一拍，说：“我们就来他一个全线突破，在宽大正面上，使用大部队强渡长江，让蒋介石的长江防线首尾不能相顾，这样蒋介石的‘长蛇阵’就要成‘死蛇阵’了。”

    3月21日起，总前委、三野前指和华东局的人员便分批乘火车南下，进驻蚌埠南郊的孙家圩子。

    孙家圩子是个不大的小村子，大约有几十户人家，大半是土墙茅舍，四周的地势基本平坦，只有一座很小的叫做陶山的山，山上生长着一些稀疏的松柏，裸露着灰褐色的岩石。

    总前委在此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议作出了渡江作战的部署：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于4月15日开始渡江。

    二野的第3、4、5兵团为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在湖口至枞阳之间渡江；三野的第7、9兵团为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枞阳以东至和县金河口之间渡江；三野的第8、10兵团为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在金河口至江阴之间渡江。

    渡江成功后，中、东两路统归粟裕指挥。

    这次战役的关键在于，中、东两路大军渡江后迅速东西对进，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的大量守敌进行钳形合围。

    会议还强调，也要考虑到敌人固守江防，或在我渡江收缩集结兵力时攻击我一路的可能，作发生严重战斗的准备。渡江影响国际视听及动向，力求稳健是必要的。

    长江的地势是很复杂的，港湾多，而且到处分叉，当时第三野战军正面的京浦以东，泰州至海门段，两岸附近有很多内河可以直通长江，入江的出口较多。虽说国民党军队对北岸港口实行堵塞，但仍有许多港汊可以利用，惟因长江两岸水网多，非架设及增修桥梁，部队不易登岸，对部队形成了很多障碍。因此渡江作战，对向江边运动及登陆作战，必须具体详尽地组织侦察，便于部队行动。

    由于天然的水流冲击，和人为的为了增加土地面积等方面影响，长江的江岸情况变化很大，江岸常常迁移。五万分之一地图上的某些地段的江岸，实际上已经移动较大。如南通狼山原距江岸数里，当时则江水已冲至山麓。

    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长江内有许多沙洲，面积大小不等，大者上面均有许多居民，筑有房屋，有林木，此等沙洲可利用作为渡江作战的跳板，但这样做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不得不进行两次渡江。此外，长江两岸土壤比较松软，不便于炮兵阵地的设置，因此，大炮发射中因土质所造成的困难（如因土质松软，发射后影响炮位变动等），必须在战前训练中研究克服解决，便于提高作战技能。

    虽说二野、三野过去都进行过渡黄河作战，但黄河是“面恶心善”，长江则是“面善心恶”。南京以东，江水的流速大，同时江水因月亮对地球的吸引关系，每天一次涨落。

    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不利于大规模部队作战。

    这里也的确是个神密的地方，长江沿岸有许多古老习俗。例如，船帆不得叫帆，而要叫船篷；吃饭后不得将筷子放于饭碗上，而应另放桌上；乘船发生危险时不得胡乱说，不得丝毫紊乱，以免影响人心；长江中有“江猪”，大的可将小船撞翻，船员们禁止枪打，不得惹祸；盛饭不能叫盛饭，而要称装饭；舵手要叫老大或掌柜的。

    渡江战役的总前委研究作战方案时对这些也是考虑的。

    邓小平对大家说：“长江有长江的特点啊，我们这一回碰上了许多新问题。”

    粟裕放下茶杯，讲道：“看样子我们这次渡江不是很简单的事了。过去我几次渡过江，但都是在有敌情顾虑下的小规模偷渡，与这次大规模强渡不同。敌人在长江南岸构筑了许多工事，有些要塞还相当坚固，如吴淞、江阴、江宁等要塞，都是不易突破的。”

    邓小平的烟瘾很大，他几乎没有停止吸烟，他将烟放下，说：“渡江作战的重点就在于能不能登上对岸，首先可以不进攻这些设防坚固的要塞。历史上的渡江作战，对南京的进攻一般都将渡江点选在南京西南或以东地区，而且侧面渡江者多，正面渡江者少，通常南京西南以采石矶至当涂间为宜。”

    正在看电报的陈毅接着说：“小平同志刚才说的好，我完全同意。渡江作战关键在于首先突破长江防线。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正面，他是守不住的。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将部队开到南岸，问题就解决了。”

    邓小平又拿起烟讲：“1947年，我们大军南下，在强渡黄河前，伯承对敌前渡河战术进行过一番研究，给部队下发过一份材料，反映很好。可是，这几天刘老总正在组织部队向江北岸开进，没有来参加这次会议，不过他对长江渡江作战是很有研究的，他曾写了一个方案。”

    陈毅笑着说：“刘老总可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的，他对军事理论很有研究。小平同志，他那份方案你手头有没有啊？”

    “我带来了。”

    “那好，你给我们大家读读吧。”

    “那我就照本宣科了。”

    “要读慢一点，我们几个的脑子反应不是很快了，都太累了啊。”

    于是，邓小平用浓重的川音读起了刘伯承设想的方案……“根据我们了解，长江上是不能架浮桥的，只能曹渡，主要的渡河工具是木船如风篷；其次，我们的渡江行动，敌人已有准备，不易奇袭偷渡；第三，长江很宽，对岸上的敌人有海、空配合，对我们渡江是一个较大的威胁。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一、敌人会估计到我们一路从西安直取重庆，一路沿平汉路取武汉，一路沿津浦路攻南京，一路沿运河攫取京沪之线，因此，他们必须从四川防到上海，数千里江防，守备必然困难，只能作重点主要线的防御。果如此，则空隙甚大，利于我们主要方向作佯渡，吸引敌人，主渡正面选择于甲乙重点之间的薄弱地段，抗战时期偷渡长江就常用此法。我们的基本战法是采取宽大正面的、数百公里的、同一时间的分夜横渡。这样就能打乱敌人的防御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些部队受阻碍，但大部分，如组织周密，准备充分，可以强渡成功。

    “二、敌人为节约兵力，必然加强辅助防御，可能在薄弱处和估计渡江地段，设水雷，加强对河岸的封锁，采用日伪军时期的做法，在沿江做竹篱笆，每距数里设筑碉堡、高坝、缩小交通港口、封锁消息、隔绝南北交通，岸上可能埋设地雷，所有船只紧靠南岸行驶。为此，我们必须要学会破障的方法。

    “三、关于渡江工具问题。先头部队必须大部使用摩托工具，以求迅速登岸，估计敌人可能将北岸市镇港口摩托渡河器材搬走，我们数个兵团同时渡江，此项工具必然不够，因此除有者须积极加以修配，组织技术人员训练外，还须作第二种准备，即须注意缴获收集控制，即使是商人贸易船只，亦不准走开，或拆卸埋藏，应进行登记听候调用。同时准备一批装备附件，于必要时即拆卸部分汽车及其他可用的引擎备用。大量工具主要依靠于北岸支流、湖泊、港口，加强对渡船、生意船、渔船等的征用，其次是第一队登陆胜利后，南岸船只放过来，这个工具问题成为强渡准备之中的主要工作，必须立即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进行调查统计及做使用上的思想准备。

    “四、敌必将使用仅存的飞机活跃于长江的上空，这个问题亦不可忽视。但敌人的矛盾不能克服的是飞机太少，长江太长了，将置重点于哪一段呢？为此我们仍有很多可利用的条件：一个是夜间渡河，使飞机减低效能；一个是我们控制了整个北岸，很多支流港湾均可靠停工具与隐蔽部队，采取一切消极手段减少损害，但另一种办法是所有高射武器及轻重机枪，有组织地进行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这主要是使用于白天以保卫我之渡河工具及码头与部队集结地区（据了解敌人飞机已不多，且已过时，原在徐州的三大队只有18架飞机，现已去南昌）。部队于准备过程中均可作专门演习。

    “五、如何对付敌人的舰艇？敌人可能会将商轮征作战艇及巡逻之用，加上海军的军舰，如此则数量当不是少数，但是商船缺少作战装置，对我影响不大。因此，我们必须做好调查、鉴别，并对部队进行教育。敌人的防线太长，力量必然分散，如不分散，我们就专钻空子，这是敌人无法弥补的困难。我们以夜间渡河可使敌人此种武器大半失效，夜间视界困难，我们的渡河工具下水以后如水鸥样浮游目标，故炮火命中困难。另外我还有几种手段对付之，我以无数炮兵分队（可用不过江的部队所属炮兵）分置于一、二地程之处，在我一翼或两翼行警戒，测好距离，不论日夜只要发现敌之舰队即行射击。以钳制威胁作第一线掩护。”

    读到这里邓小平突然止住，摆手说：“不念了！不念了！等我征求刘老总意见后，干脆给你们印一份材料，省得你们手忙脚乱地记得丢三落四。”

    陈毅笑了，他说：“书到精彩处，往往要且听下回分解。小平同志有说书人的风格，那就给大家印一份吧。”

    邓小平吸着烟说：“我下来就办，请各位等着。”

    人们都笑着合上笔记本，站起来到室外休息去了。

    这次总前委会一共开了五天，最后参谋处将会议纪要整理成《京沪杭作战纲要》，经邓、陈审阅，最后由邓小平改定后电告中央军委并告第二野战军。

    其内容是：

    军委并告刘、李、张：

    兹电呈“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请军委批示。总前委。附：《京沪杭作战纲要》

    中央军委很快就批准了总前委的建议。

    同时还决定派第四野战军2个军南下武汉牵制白崇禧集团，配合渡江。

    这时邓小平率新组成前指来到了合肥东南瑶岗村。

    与此同时粟裕和张震也于同日，冒着春雨率三野机关从蚌埠出发，于4月5日到达泰州以南的白马庙。

    谭震林也如期返回驻在安徽庐江的第7兵团指挥部。

    春天的皖西小城六安变得热闹起来了。

    人民解放军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欢迎大军的热情高涨，城里城外红旗如海，歌声如潮。

    大街上到处都张贴着“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巨幅标语。

    正当城北小学的师生拥到大街上欢迎大军进城之时，县长将校长找回学校，对他说：

    “解放军需要房子住，你们放假几天，支援渡江大军！”

    校长说：“我们应该全力支持解放军过江，如果学校房子不够，我还可以动员师生让出自己家的住房。”

    “根据情况再说吧。”

    校长立即将师生集合起来作了动员。

    决定除留一个教室作女教师的临时宿舍外，把其余的房间全部让了出来。

    傍晚，一阵喇叭声传来，校门前开来两三辆吉普车。从一辆车里走出一位身材魁梧，戴着眼镜的人。

    经介绍他们才知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刘伯承司令。

    刘伯承已经赶了一天的路了，他在校长的带领下来到临时腾出的办公室，就坐下休息。

    三名警卫员把他的行李搬进隔壁一间刚腾出来的教师宿舍，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就住在这里。

    汪荣华回到自己家乡了，她的心情是格外激动的。人民盼望已久的翻身之日终于来到了。她是六安赫家集人，早在六合起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的，她这次回来许多战友、亲属都来看她。

    虽然刘伯承没有去蚌埠参加前委扩大会，但他却一点也不轻松，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一直都在思考着如何渡江的事。

    刘伯承不仅是一个非常善战的高级指挥员，而且是一位军事理论家。所以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没让他当太长时间的南京市市长，而是命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的一所高等院校——南京军事学院院长。

    在六安休息时，刘伯承还在继续研究渡江战术问题。

    他整天伏案工作，在短短几天之内写出了渡江战术事项。

    人们可以看出，他当时不仅对渡江作战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些预想，并且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渡江战术注意事项《渡江作战之研究》与《敌前渡河战术指导》前已发作教材，兹据最近情况特提出以下战术注意事项：

    其一，敌人在长江北岸以桥头堡、要塞及江心洲支点等构成的掩护阵地，其企图是及早察明我渡江部署，堵我渡江出口，配合其舰队、飞机迟阻我渡江行动，以掩护江南主阵地的防御实施。

    其二，我们从事于渡江的战术训练，船筏及其他器材的搜集，特别是侦察实施等，首先要把敌人的江北掩护阵地扫除，直达江边，才能进一步作切实的准备。此时各部队应派出干部观察，以望远镜（夜间则听音响）察明江幅、流速、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敌人如何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作为判断、决心的基础。

    这种观察的侦察与战斗的侦察结合起来，作用更大。渡江的步、炮、工兵等协同动作的组织，也应由相关干部在实地侦察中实施之。

    其三，在扫除敌人江北桥头堡支撑点时，特别对妨害我主要渡江点之敌，力求截断其退路，割裂其部署，予以速歼，不使其退守江南，增加以后的抵抗力。如敌人所守备的地点，不妨碍我主要的渡江作战，或其重兵固守难攻之时，则暂以一部兵力封锁之。

    其四，在夺取与控制江北桥头堡后，即应开始组织我渡江的突击部队与掩护部队，并在实地侦察、训练。同时组织防空，并以炮兵射击敌舰，封锁江面。

    其五，对敌人堵塞我船筏出口的障碍物，或直接排除之，或另辟水沟驶出船筏，或推船筏翻过坝头出江，均须依据具体情况而决定之。但船筏应排列于隐蔽的船坞，以便防空而又容易出航。

    其六，因长江及其两岸地形经常变迁，故不能专靠地图，必须实地侦察，进行判断，而善于利用之。

    （一）江幅狭窄部容易漕渡，且便于我岸火力掩护，但一般流速大。

    （二）江幅过宽，则与上项相反。如江中有浅底，特别是有错综罗列的江洲，则敌人舰队受到一定航路的限制，易遭我炮击，故只能以小艇游击。这些江洲我应分别夺取之，而以火力互相掩护，逐步跃渡长江，或仅据江洲作为掩护渡江的阵地。

    （三）江身弯曲部向我岸突出者，可以组织交叉火力，掩护渡江。

    （四）南岸常有淤泥，特别在敌短兵火力下不易登岸，这要我们善于组织战斗，并铺上芦苇或木板通过之。

    （五）南岸湖沼限制我登陆机动，我只能用之作为掩护阵地。我在登陆后，必须向无障碍地带机动。

    （六）如登岸处急峻，则先头部队须带绳子、梯子攀登之，尔后即修筑码头与通路。

    其七，当我占领南岸掩护阵地时，我炮兵应先以一部转移到南岸阵地，支援部队向前进展，压制坦克活动，拦阻敌人逆袭；或炮击敌舰，掩护渡江。此时两岸的对空射击，应能确实掩护渡江。

    其八，各路渡江军队应以宽正面而有重点地（对敌弱点）同时渡江。一达南岸，即控制要点，首先以足够的兵力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友邻登陆，其主力接着（即主要地）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歼之。不可为途中残敌（或掩护部队）所抑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各部队在挺进攻击中，应有随伴炮兵并大量发扬飞雷（作者注：即以迫击炮或抛射筒发射炸药包，炸毁敌工事）与爆炸的威力。

    其九，我军一达南岸，应向主要方向派出先遣支队，察明敌人纵深部署与我军前进道路之状况，最好以工兵带器材附于该支队，扫除地雷与修复道路。

    其十，在渡江作战向江南进军中，对敌人的政治攻势必须与战斗密切配合实施，以达到从政治上瓦解敌人之目的。

    离开六安的那天晚上，刘伯承将这份指示交给李达参谋长，并对他说：“将它印一些，下发到团一级指挥员。我们要让每一个指挥员打明白仗，要让他们在战斗之前就知道如何去战斗，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牺牲。”

    3月31日。

    刘伯承正在查看军用地图，这时李达参谋长拿着一份电报走进了办公室。

    “有什么好消息？”刘伯承望着他问。

    李达将一份电报递给他说：“司令员，总前委来电了，让我们在枞阳至望江段之间渡江，渡江后以一个兵团向浙赣线挺进，其余部队往东向三野靠拢，接替三野留下的任务，准备攻取南京。”

    刘伯承听完后，笑着说：“好啊！我们该往前转移了。通知部队，明天出发，进驻舒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