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态在一天天地扩大，南京除向国际舆论呼吁、向国联申诉外，对在北方首当其冲的张学良的态度和应对方略自更密切关注。
这一天，张学良派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和鲍文樾飞赴南京，晋谒蒋介石，请授机宜。
连日来，在北平的张学良也是频频召集僚属商议对策。
19日上午，张学良召集东北外交委员会商议对策。这个委员会是在8月间当中日两国间的空气因为所谓满蒙问题的各种悬案而黑云压城之际为，研究东北外交成立的。其成员有些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头面人物。那天的会上，自北洋时代便在国际间折冲樽俎而享有盛誉的资深外交家顾维钧建议，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国联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顾维钧分析说，国联绝不愿看到日本的势力坐大而妨碍列强机会均等的原则，就算国联对中日事件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诉诸国联，也可以引起世界舆论的注意，间接给日本某种压力。前不久刚从日本回国的汤尔和也力主此议。他说，根据他在日本的观察，日本内阁正抑制军部势力，不愿使东北的事态扩大，如用国联的力量来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军部。会上，顾维钧还提议，可以派人去东北了解日本负责人的意向，由相互妥协来解决中日间的几个悬案，以缓和气氛，从而铺平全面解决的道路。这样做会涉东北当局与日本单独交涉之嫌，张学良没有明确同意，但经顾劝说，觉得派人去探听一下日本到底准备走多远倒也无妨。
21日，张学良又在顺承王府邀集平津名流和在北平的东北高级官员，磋商东北问题。出席者有李石曾、胡适、朱启铃、曹汝霖、陆宗舆、王克敏、王揖唐、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平津名流，以及东北高级军政官员王树翰、刘哲、莫德惠、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戢翼翘、鲍文樾等27人。出席者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
张学良本人的态度和应对方略不光是为南京方面所关注，国内舆论也深为关注。
21日的《盛京时报》刊出了该报记者参加19日下午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后发回的新闻稿，报道张在招待会上所陈述的对事变的主张，“此时务须持镇静态度，当通饬关内外各机关，严肃纪律，勿得轻举妄动，一切经过真相，均经报告中央在案”，云云。但也注意到“惟此案性质，迥异中村事件，所以是否以东北单独之立场而从事解决，此时尚难言明。”
22日的《北平晨报》也报道了该报记者参加张学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时的印象。张称，“日军现已开衅，但中国无意以武力待之。中国方面惟待世界公意之判决，并希望而期待对此事件将有公正之判决。”对于日方究竟“欲占至何地及其目的”，张称他也不明白，因为“全部事件均系非常”。于是有记者问及“将来交涉系由中央抑由东北地方进行”的问题时，张氏答称，“此系全国一致之问题，当由南京解决。”
张学良在公开的场合的所有表态与南京方面并无矛盾之处，但鉴于此前中日双方在交涉诸如中村事件之类的悬案时，中方已出现过中央与东北地方双重交涉的迹象；况且，纵观中日“邦交”的经历，识者不难看出，以日本多年来惯用之伎俩，此次事变若能由中日双方交涉解决而不诉诸国联，自然对日本有利；而在与中国交涉时，若能与东北地方当局直接交涉而不与中央交涉，对日本更有利，这与日本多年来欲将满蒙地区“特殊化”的意图是相符的。所以，对于东北当局会不会单独与日本人交涉，国人顾虑，媒体关注，并非全无道理。
不独舆论有此顾虑，即便是南京的蒋介石也未尝没有此种担心。日本人从未掩饰过它视满蒙地区为自己禁脔的意图。对这点蒋介石看得真切。1927年那次下野后东渡日本，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秘密会晤时，田中劝阻蒋介石进一步的北伐计划，毫不隐晦地强调日本在东北地区的特殊权益。至若惊动世界的所谓“田中奏折”，即令不是田中本人所亲撰，但观其对满蒙地区策划之系统严密，亦可知其决非空穴来风，确可代表日本国内有相当势力主张要对满蒙地区采取断然措施。对于近年来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之类的所谓悬案，两国舆论纷纷扰扰，但对于日本人在此类悬案背后的真正意图，蒋介石是心知肚明。只是中国国内尚处分裂状态，南京与广州两个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另外，中共虽然发表了抗日的宣言，但被国民政府军队团团包围的红军，也终归不可能派出一兵一卒对日作战。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一直幻想通过诉诸国联唤起国际舆论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日本军方退回到事变前的状态。
近年来国际上的一些新动向，使蒋介石的这一线希望放大。1928年8月27日，由美、法两国政府倡议美、英、法、意、德、日等十五国缔结了《非战公约》，公约规定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自1928年起，国民政府施行革命外交，在争取列强承认国民政府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1928年间，从美国开始，德、意、荷、英、法等主要国家先后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因着这段经验，蒋介石对诉诸国联解决这次事变抱有一线希望。他担心的是，如果东北方面与日本单独交涉的话，那就有可能坠入日本人的毂中，而使大局坏掉。就算张学良不受日本人威胁或利诱，东北其他的军政官员呢？
所以，当万福麟和鲍文樾肩负张学良的使命来南京向蒋介石请授机宜时，蒋介石告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虽败犹荣也。”蒋特地嘱咐万、鲍二人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
万、鲍返回北平后，张学良又召集戢翼翘、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瀚商议。于学忠建议：虽诉诸国联，避免全面冲突，也应集中数旅兵力，给敌以还击，以求取谅于国人；同时令吉、黑两省军事负责长官返回防地，掌握部队。
当时东北军尚有近20个旅留在关外，这些部队在事变发生时原本就群龙无首，又都因接到“不抵抗”的命令而人心动摇，在日军的进攻和诱降下，有分崩离析之势。如能像于学忠建议的那样，集中部分兵力组织一战，并加强对部队的掌握，不仅可以向国人表示东北军的抗日御侮的决心，亦可振奋军心，增强凝聚力，使部队不至于瓦解，这样今后无论是战是和，都便于掌握形势的主动。但张学良以荣臻已率部队撤下，吉黑两省的军事长官也都不愿返回原防为由，未予采纳。
不过，下述原则在张学良心中确是渐渐地坚定下来：东北各地方政府在日本暴力之下，不得直接与日本交涉；外交交涉听从南京中央政府指挥；取不抵抗主义政策乃为防止日本人挑衅而不授其以柄，以证明我方之酷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