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的备忘录，很快就摆在了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的桌上。虽然美国大使对“此文不得视为抗议”的附加说明，把美国政府透过备忘录小心翼翼地表现出的一丝不快，几乎也通通抹去了，但币原还是感到了压力——美国毕竟表明它对于发生在满洲的事变并不打算坐视不管。

    就在前一天，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致中日两国外长的通告中，要求中日两国：不应进行恶化现状、或有妨碍问题和平解决之虞的一切行为；寻求适当手段，使各自之国民安全及财产不受危害，并使两国各自之军队得以立即撤退。

    白里安在致币原的通告文书中说：“余确信，贵国政府必能依照理事会同意的送交阁下之通告，采取一切措施，避免恶化现状，或有妨碍问题和平解决之虞的任何行为。”并顺便告诉他，国联已将有关满洲事件的所有相关文书和理事会的会议记录转交给美国政府，以供参考。

    尽管国联的态度尽量做到对中日双方“一视同仁”，但日本政府还是感到了隐隐的压力，因为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既定政策看，它对于可能招致的国际社会的压力，这时还是很忌惮的。

    事变爆发时，重光葵在中国。23日那天，重光葵向日本政府发回电报：

    此次军部的行动，基于所谓统帅权独立的观念如此无视政府，煞费苦心所做的外交努力有一朝被破坏之感。为国家将来计，不胜悲痛之至。既然如此，希望政府应从速禁止军部之独断专行，依照国家之意志，停止军部不负责之不利宣传，更应表明旗帜，确立政府的指导……国民政府政策是迅速解决内乱（迅速地认真同广东方面的妥协终于实现了），以统一的力量，用“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将此次事件诉之国际联盟（由于最近宋子文的联络，同国联关系已变密切）及主张非战条约的美国，用全副内外宣传力，强制促日本撤退，尽可能与归还山东时一样。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同日本国缔结有关今后满洲问题的适当的协定，还有为这个目的进行谈判时，国民政府也不会参加。因此，应该认识到此次事件能使日中处于断绝邦交状态。长此放任，由于国民政府方面的策动，日本将受到世界舆论指责。

    为什么重光葵会对日本军人悍然发动的军事行动那么痛心疾首呢？什么是重光葵所说的“煞费苦心所做的外交努力”呢？

    1931年的春天，若二度组阁之际，也正是币原外交日暮途穷之时。还是在滨口内阁时期的几桩对外交涉中，币原都被政友会和右翼势力指责为软弱，对与日本存亡攸关的满洲问题也没有拿出使国民能接受的方案，而此间，中国正兴起“革命外交”，以谋求巩固国家统一和收回国权。根据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的设想，收回国权的计划将分五个阶段，将逐渐收回关税自主权、撤销治外法权、收回租界和租借地、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和沿岸贸易权。4月中旬，驻华公使重光葵拜会王正廷时，王明确表示，将要收加的租借地中包括关东州，铁路利权中包括南满铁路。重光葵立即回国，向外务省汇报，与币原商讨对策。本来根据币原的协调外交，是想通过对中国“革命外交”作出善意的姿态，来避开中国反帝运动的锋芒，谋求日本在中国的有利地位。但日本国内形势正在迅速恶化，内阁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弱，右翼势力越来越嚣张。狙击滨口首相的枪声露骨地展示了右翼势力的肆无忌惮。形势的恶化根本无法阻止，满洲问题从内从外看，都亟待解决。从满洲的形势和日本军部的态度看，迟早不免要发生冲突，日中关系注定要走到死胡同。重光葵认为，既然日中关系注定要走到死胡同，那么，在外交上，应以“坚实的安排”作为方针。根据重光葵的提议，既然日中关系终究要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那就必须让它“塌塌实实地行不通”。所谓“塌塌实实地行不通”，用重光葵的话说，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使全世界谅解日本在外交上的地位。币原外相和亚洲局局长谷正之也都同意重光葵的这一提议。这样，“坚实的安排”就成了日本政府处理中国问题特别是满洲问题的一个原则。

    这个所谓“塌塌实实地行不通”，直白地说，就是要利用中国在收回国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日本发生的各种摩擦，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为日后势必要爆发的中日冲突在国际社会中制造一种日本已经仁至义尽的无辜印象，避免国际干涉。日本在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之类的所谓中日悬案问题上所展开的铺天盖地的炒作，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这个所谓“塌塌实实地行不通”，可以说是日本政府用心极其深险的一个策略。

    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使日本外交官“塌塌实实地行不通”策略，倒是真的“塌塌实实地行不通”了，当日本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所有手段以获取它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时，国际社会都不可能“谅解”其外交地位——日本政府永远失去了他们梦寐以求的“黄金策略”，作为策略的始作俑者的重光葵，又怎能不痛心疾首呢？

    就在23日币原外相接到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通告的同时，也获知关东军蠢蠢欲动地想向哈尔滨方向出兵。虽然日本政府非常不希望此事国际化，但仍避免不了，那么，现在日本政府也必须满怀惋惜地来收拾局面，并给国际社会一个交待。

    事变爆发之初，日本外务省的处理方针是：由日中两国政府直接谈判解决，而中国政府则认为直接谈判不可能解决问题，打算靠国际联盟的力量来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现在，中国已经诉诸国联，国联已作出了要求撤军的决议，但局势还没有变得太糟。虽然国联理事会主席过问了此事，但毕竟是不偏不倚的，至少态度上是如此；美国公使的“附加说明”，也为日本留足了面子。所以日本政府还是有空间与国际社会周旋到底，而不至于对日本的利益有实质性的损害。

    经日本内阁的商议斟酌，币原拟好对国联理事会主席的答辞：

    一、关于理事会主席通告之第一点，日本军队自事变发生之当初起，其行动就局限于保护侨民、铁道及军队自身之安全。另外，作为帝国政府来说，也始终坚持防止事态恶化之方针，同时希望通过两国间交涉尽快和平解决此次事件。今后也毫无改变此方针之意图。

    二、关于通告之第二点，日本军队现在已大部分返回铁道附属地之内；在铁道附属地之外，出于警戒之需要，在吉林及奉天城内留驻少数部队，在其他几个地点留驻若干兵员，然这些皆非军事占领。即是说，日本军队在保护侨民及铁道安全之必要范围内，正实行最大限度之撤退，今后，随着事态之改善，将进一步返回附属地内。由于我方采取上述方针，故请信赖日本政府富有诚意之态度。

    在答辞中，币原除了回应白里安代表国联所提出的要求外，也没忘了配合日本在国联的代表所作的阻止此事国际化的奋斗，“希望通过两国间交涉尽快和平解决此次事件”。因为日本的政治家们都明白，国际社会还不会因为日本在中国的冒进就撕破脸——轴心国集团的形成还是几年后的事。只要先给个体面的理由，列强们自会知趣而退。没有列强的介入，中国就是一个软柿子，日本有许多种方法在它身上得到想要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