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结束后，有大量投入到社会活动中的学生都暂缓了他们的就业，新中国一建立，这些多年积攒下来的年轻知识分子被大量吸引进入政府机关和各个基层企业单位。

    “我从武汉大学动员了上百名学生进入基层，这里面理工科的学生后来有一部分回校念书了，文科学生绝大部分留在各个工厂配合军管会工作人员和后来政府干部展开恢复生产的工作。”刘实回忆，“除此之外，武汉一解放，中南局就从北京、天津这些北方城市组织大量学生南下支援武汉。”年轻知识分子成为这个城市基层干部的来源和主要储备。

    这对城市面临第一轮建设的展开无疑是有利的，但它带来了一个显著的问题：地方政府职员的数量随之而来出现了巨大的增长。以武汉为例，政府各个机关的文职人员从1948年的2万多人扩充到了1949年底的5万多人。在相当长时间实行供给制，意味着这些新增岗位的饭碗必须要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这对尚未成熟的地方财政系统和原本就紧张的财政基础构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事实上，这个问题对于新政权有普遍性的意义。

    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从企业头上收税。政府部门在税收问题上态度强硬，执行不留余地，结果引起了武汉多数工商业企业和大小资本家的“反弹”。客观说，新政权在武汉开展税收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存在着大量的小业主，二是从国民党政权手中接管过来的脆弱的税收征集能力。对国家控制下的少量大企业征税要比对无数小业主征税容易得多。然而，直到1953年，武汉的国有企业才达到532家，公私合营的企业不过31家，合作企业也只有几百家。“1949年年底武汉的私营企业有18701家，其中2629家是工厂。这些企业小而分散。”张薇之说，“另外，他们对最基本意义上的账簿都不了解，常常把盈利、支出和借贷混在一起，税收机构很难从中确定它们的总收入和净盈利情况。”

    征税人员的能力和诚信度也是个困扰新政权的问题。“1949年5月，接管武汉之前，武汉有19家征税机构，分别隶属于中央、省和市级政府。每个税收系统都独自征税，而且这3套体系的所属机构也常相互冲突。这3个税收系统总计有1622个雇员。新建立的共产党政权保留了这些雇员中的580人。其中，116人是国民党员，60人是三青团成员，这些雇员的家庭背景大多不是无产阶级。由于在国民党时代，接受贿赂以及默许逃税行为在武汉税收系统司空见惯，该税收系统中很多人仍旧是积习难改。”张薇之说，“在税收领域，缺少专业知识的工农干部无法应付。”大批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在这个时候帮了大忙，大约180名来自学生组织的知识青年在解放后加入到税收机构，并担任领导职务。

    “武汉大学当时有以杨端六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专家，全部被吸收到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中来，这在全国都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张薇之回忆，“这批智囊对武汉工商业和政府财税状况的迅速改观功不可没。”

    杨端六给新政权的一个重要建议是，充分利用旧社会现存的行会组织。解放武汉三镇时，汉口有181个行会，武昌有87个，汉阳大约有30个。每个行会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成员企业。行会可以分成两类：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同时，武汉三镇各自设有自己的工业协会和商业协会，统管本地的工业和商业企业。

    1949年6月到1950年5月，武汉市政府发起了4次集中的运动，其目的是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在这4次运动中，行会组织都扮演协助征税的角色。例如，开始于1949年6月20日的第一次运动，其目的是实现到7月15日征收12.8万元的目标。武汉市政府实行了配额制度，汉口负担12万元，武昌负担7000元，汉阳负担1000元。于是，每个地区的工业和商业协会不得不相互协商如何分担他们的配额。

    一旦某个协会确定了它所负担的配额，它就进一步把任务向它所管辖的下一级行会分派，各个行会又进而把任务向该行会的成员公司进行分配。这种程序涉及多轮的讨价还价，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可能是唯一能够确定纳税者的方法。

    “通过向工业和商业社团征税，而不是向每一个公司征税，政府把确定纳税者的任务留给了行会。这是武汉经济恢复时期的一大创造。”张薇之说。税收配额作为整体分派给行会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行会如何向它的成员公司分配任务了。如果某个公司不履行纳税任务，那么其他公司就不得不负担更多的任务。这种直接的利益冲突使得行会自动地确定出在该行业所有从事经营的公司，这种征税方法相当有效。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在汉口征收最后一次所得税时，只有135个行会的11632个公司交税，我们进行的第一次征税运动则有179个行会的19488个公司交税。到了第三次征税运动（从1949年11月27日到12月18日），增加到207个行会的23313个公司交纳了所得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