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可能是阎锡山军阀生涯中最难堪的一段日子。从1949年5月他到这座城市以来，感到最多的就是冷清和苦闷。“阎锡山的专机在广州机场降落，秘书长贾景德带领方闻和十几名随都迁穗的晋籍立、监委，国大代表，还有几名当地党政机关的代表到机场迎接。阎锡山看到不满50人的欢迎队伍里多半是晋籍的熟脸，不无感慨地说：‘广州人看来很少吧？’”在阎锡山广州组阁期间任行政院简任秘书的夏风回忆说。从3月份起失去山西开始，阎锡山就一路南行，到广州后，他写了首伤感的《游海珠桥有感》：“钢骨水泥兮，合作坚牢。孤雁南飞兮，哀鸣嘐嘐！”
直到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广州的书报摊上还有出售一期美国《时代》杂志，在扉页上刊载一帧阎锡山在太原时由美国记者拍摄的照片。他穿着长袍，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把一盒装有四五十支的注射针剂（杂志上解释是氰化剂）倒在桌面上；照片下写道：“誓与太原共存亡的阎锡山将军现在安然无恙地活跃在广州政坛上。”
阎锡山住在广东省政府的东山招待所，达一个多月。他占住一座别墅式的小平房，两房一厅带一个丁字形前廊。他自己住一间大房，一般来客就在床前座谈。张逢吉和贾副官住在小房间，随从文书卢学礼就在张逢吉床头办公。“我和其他随从人员平时都挤在客厅里。”夏风回忆，“为了活动的方便，阎锡山在靠近珠江的东亚酒店五楼包了个大套房，作为秘密议事处所，并在它附近的新华酒店三楼开了几个小房间，安顿随员和招待过往的晋籍人士。”这些阎锡山的随员和晋籍人士，都在东山招待所食堂打着他的招牌开饭，最多一餐曾开过80客。招待所多次表示不欢迎，并在别的客人前称呼这些人为“难民”。
广州在和一个全新的国家互相对峙，尽管这种对峙对双方而言都已经不再具备任何实质意义。阎锡山筹划了一个叫“反共救国大联盟”的组织，“他试图抓住两广的实力派，包括士绅、商界名人以至青红帮会道门的头目，以使该组织在两广立足。”蒲向民研究了这段时间的广州史，他说，“阎锡山还接受他的秘书长贾景德建议，和‘CC派’（由陈立夫、陈果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全称‘中央俱乐部’）上层分子共同发起这个组织，借‘CC派’的活力才能打开局面。”这个早就注定无法得到任何广州工商界资本支持的计划，和广州内阁昙花一现的“银元券”计划一样最终失败。国民党所谓新内阁没有带来这座城市的任何改观，大批商人离开广州前往香港，港币在广州横行天下。10月以后，这座“空心城市”开始等待他的新主人。
很多南方游击队领导人带着各自的队伍听到庆祝建国的鞭炮声后，开始从山区向广州急行军，他们走到半路，鞭炮声再次响起，广州解放了。年轻的郑黎亚就是这些游击队员中的一位，她跟丈夫杨应彬时隔数年后的重逢已经是在广州的爱群大厦里。
1949年10月，爱群大厦这座广州解放前的地标建筑一度成为接管官员和南下干部们初入广州的据点。“当时治安较差，因此制度很严，不准一个人随便上街，大家都在房间里看接管手册。我住在七楼，几天后，别人问我，你们夫妻见过面没有？我这才知道，杨应彬在爱群大厦的四楼已经住了小半个月了。”新的分工已经传达：郑黎亚的工作是接管广州珠江南岸的纺织一厂和二厂，曾任粤桂边游击纵队参谋长的杨应彬进城后新的职务是广州军管会副秘书长。
四野南下推进的速度过快，从北方远道而来的战士在过江之后就明显表现出了身体上的不适应。首先是连绵不绝的潮热。时任43军128师382团团长、解放后任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张实杰回忆说，“很多士兵得了疟疾，打摆子”。382团是解放广州的先锋团，人民解放军对南方的梅雨天气也毫无准备，他们没有带伞，更没有够带防暑的药品，不少士兵出现虚脱，一头栽倒在泥地上，就再也没有起来。
“路上找不到水喝，南方路边很多池塘，只有喝下雨积下来的塘水。因为成天湿地行军，穿的又是布鞋，大部分人的脚都溃烂了，南下部队只能在江西宜春休整了一段时间。”马世诚回忆说，他当年是张实杰的一个部下，382团民运科的战士。即便胜利在望，艰苦岁月依旧没有到头。他说，行军囊中没有蚊帐也让他们大吃苦头，在数个彻夜难眠的夜晚后，一些士兵把被子里的棉胎扯出来，把被罩当睡袋用，然后用部队临时发的小雨布顶在头上，以抵御蚊虫侵扰之苦。
四野此时的口号鼓舞人心：“打下广州，解放全中国！”“我们群情振奋，心里都在盼着，大家都以为打到这儿是底了。”马世诚说，“结果广州还不是‘底’。”马世诚所在的这支部队进城不久就接到了继续进军海南岛的命令，他们在广州只作了短暂的停留。三天后，广州解放的“进城式”由四野另一支部队44军132团负责。
从江西到广州，张实杰称一路跟他们纠缠的白崇禧部队为“广西猴子”，“情况和当年国民党围剿我们的时候正好相反，一路上，是他们跟我们打游击”。张实杰回忆，作为游击战术的创造者，在到广州之前，解放军部队竟也深受其苦，“他们一小股一小股的来，打几下就跑了，我们追又追不上，‘广西猴子’爬山爬得快，我们爬不过他。过几天又来了。”“为了堵住广州的守敌和国民党高官，我们开始丢掉包袱急行军，一开始，白天行军吃了李宗仁‘蚊式飞机’的亏，接连的轰炸导致损失了不少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