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军事代表团大卫·巴雷特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后者来自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这天阳光明媚，和煦的阳光透过柿子树，然而，隆隆的炮声震落了桌上的筷子。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从那里可以俯瞰北平全城。炮弹弹片飞落到北平机场。

    尽管军事形势毫无希望，孤守北平的傅作义仍统帅着北京警备司令部70多万军队。傅作义先后放弃长城上的两个关口，北平北面的南口和东北面的古北口，不过他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力图保证天津通往海上的通道畅通，这是他与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和南方各省唯一的一条海上交通线了。”86岁的周之同说。

    周之同当年所在的东北野战军121师363团到达这个古都外围指定位置时，接到了新任务。“当时军部驻颐和园以北大有庄，军炮兵团驻青龙桥。”周之同回忆说，“军部在1949年1月传达新的指令：尽快扫除西北郊外围的敌人据点工事，并完成对阜成门至东直门及城内北半部的侦察工作，做好进攻的准备，由我们师担负攻城任务。”

    北平西郊被控制后，121师投入了一个营的兵力登上一列开往市内并将停在离中华门很近地方的一列火车。这一突袭计划几近成功，只是一个小小的破绽被在西直门车站值班的信号工发现了。“他在列车时刻表上发现那天下午那个时刻没有预定的列车通过西直门，于是发出信号，命令列车停下，然后打电话向上级请示。这样，国民党守城部队就发现这列列车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他们下令关闭城门，并且严加守卫。”曾在121师361团担任侦察兵的钱浩兵参加了这次特殊行动，他回忆说。此时的北平已经完全被古老的城墙彻底隔绝起来，它与外界的一切交通被完全切断了。

    傅作义刚开始还不打算放弃抵抗，他决定在城墙坚固的北平城内经受一次古老的被围困的考验。

    在解放大军进城不久后登上城墙的钱浩兵说，他曾被这座前所未见、拥有500年历史的防御工事所震撼。“它是我见过最坚固的城墙了：墙基是夯实的土地面，宽阔的城墙顶可以作为车道，足足有墙基宽度的一半。城门和每个城墙角上，都有3层楼高的城楼守卫，坚固的石头墙壁上都凿有枪眼，弧线性瓦顶比其他城市的城墙都要壮丽。”钱浩兵说，“以城墙为御的象征性反抗，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到傅作义接受联合名义上进行的和平改编。”

    随后的日子里，傅作义在旧北平巨大的天坛公园里修建了一个临时机场。“轻型飞机可以从城墙里面的这个机场起飞，也可以降落，不过有点冒险，”1954年至1958年在彭真办公室任秘书的马句解放后是中共北平第八区工作委员会20多名干部之一，他回忆说：“围城这段时间，不少国民党高官从这个机场起飞往天津，然后抵达上海。这是国民党政权脆弱的生命线，它也是短命的。”由于包围圈从北平外围越来越紧缩，解放军的高射炮布置在离城墙很近的阵地上，因而机场紧急跑道变得十分危险，到围困解除前，普通邮件已经不能由这条通道出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很多积压在停在公海上的各国商船上，等待局势明朗。

    城外，周之同所在的363团从1949年1月7日起，已经开始部署紧张的攻城和巷战训练。身为政委的周之同每天不仅要去圆明园、黑山扈、玉泉山一带察看地形，还要指挥部下，“在圆明园旧址利用被英法联军破坏的楼堂亭台练习攻坚、爬梯、爆破和步炮协同等战术战斗动作”。之所以选择在圆明园演练，周之同回忆说，“主要是想借助实境，研究怎样把敌人打掉又能保护好文物”。

    周之同说，“战士干部都拆洗了棉衣、棉被，用新的白布做了1丈7尺长半寸宽的背包带，调整了部分装备。后勤供管人员也在全力准备：蒸窝窝头，烙高粱面饼，买菜，打油买盐，准备马草，筹齐进城后的生活用具，备足了进城后3天的粮草。所有人就在等‘攻城令’的下达。”

    旧北平外围聚集的人马越来越多。除了作战部队，还有等待进驻的各级机关，以及为了在即将解放的北平和天津维护社会治安，由华北军政大学步兵学校改编而成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后二者大部分都集中在良乡。“我们在1948年12月初，接到命令，从晋县出发徒步行军前往良乡，一路上下起了大雪，每天都走80~100公里，抵达良乡县东关外燎石岗驻扎待命。”曾是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队员的康彭寿回忆说，“我们在进城前，主要负责警戒任务。燎石岗高地西邻平汉铁路的良乡站和平石公路，与良乡城相望，形成掎角之势，是设防的重要阵地。高地上有一座古朴的昊天塔，塔内瞭望孔可监控良乡城和铁路、公路上有无异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