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入七月，便暑热难当，行人自不消说，在街角转来转去的安南巡捕，两肩膀也都是湿的，这时候就盼海风。

    长着一张国字脸的张国焘走路风快，他是外地代表中头一个到达上海的。当日下午，他就在李达的陪同下，叩开了李汉俊住宅。

    这是望志路一百零六号，一幢青砖石库门房子，黑漆大门上装饰着红色浮雕。李汉俊一见张国焘，就开心地说：“说曹操，曹操到。我昨天还同鹤鸣讲，头一个到的肯定是你！坐，坐！”

    “鹤鸣告诉我，会址，就选在你家？”

    “看看，不错吧？这是我哥哥李书城的房子。他住那头楼上，我住这头楼上。他去湖南办事了，人不在，不在好啊，正好用来开会。”

    张国焘听说过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李书城也算得是同盟会元老，夫人三年前去世后，刚娶了一个十五岁的卖唱女孩成婚，此乃奇话一段，不去细究它了。张国焘楼上楼下走了一遭，果然觉得房子不错，二楼二底，素雅整洁，而且外面的望志路与贝勒路均不显繁华，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个“李公馆”与博文女校相距很近，而博文女校正是各地代表报到的住宿之地。

    上茶之后，张国焘马上询问了一个他极为关心的问题：“听鹤鸣说，我们跟共产国际的洋代表，关系处得不是很好？”

    李汉俊说：“正要跟你商量这个事。本来想写信同你说的，怕信上又说不清楚。你先期到沪，正好当面商量。”

    “他们说话很冲？”

    李达说：“那个洋鬼子，叫马林的，傲气十足。我同汉俊已经很难跟他说话。他知道你要来上海，急于跟你会面。”

    李汉俊说：“既然仲甫来不了上海，守常也来不了上海，你就赶快先跟他们见见面吧，以期求取谅解。双方老是僵着，不是个事。”

    张国焘一听这话，就知道僵得还挺厉害，很有点吃惊。他说，别急，我明日就去拜会他们，心里却一直想，人家冒着风险千里迢迢赶来中国，图的也是革命，干吗要闹别扭呢？上海这地方看来不能待长久，长久了，人也会莫名其妙地傲起来，什么都难以商量。

    第二天，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屋顶花园里，张国焘就与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喝上了咖啡。咖啡很好喝，沁人心脾。张国焘西装革履，迎着一阵阵来自海上的风，通体舒畅。这种优雅的环境比之长辛店的那种北风呼呼，恍若隔世。张国焘向两位洋代表介绍了北京共产党支部的情况，介绍了长辛店，并以更多的篇幅介绍了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经过。张国焘的坦率、通达以及热情，给马林和尼可尔斯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个同志没有狭隘的学究气，善于沟通，并且情绪饱满，马林一边搅动咖啡一边想，这是个真正的有献身精神的布尔什维克，若是此次代表会议由这样的同志来主持，更易达成圆满。

    他对张国焘充满了好感，只是在谈话的最后，含蓄地提醒了他一个问题，因为张国焘讲到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时候，嗓音太响。

    “这是你们国家人口最多的城市，”他亲切地对张国焘耳语，“因此，根据常识，这也是一个眼睛最多和耳朵最多的城市。”

    这个眼睛最多和耳朵最多的城市，一时并没有掌握清楚一个后来被中国历史证明是最重要的情况。这是热浪滚动的七月中旬，上海间或下几场短促的暴雨，但是气温凉不下来。

    “北大暑期旅行团”的九位寓客，便先后踏着这热浪，悄悄住进了博文女校。

    九位寓客一走进女校，都感觉神清气爽。整洁的楼院里皆是盆花，白色的麝香百合尤其香气扑鼻，而红色的牵牛则攀着细细的竹竿，一直伸头到二楼窗口。

    女校校长黄绍兰是北大文学系黄侃教授之夫人，曾在黄兴手下当过差，生性爽快，听得李达夫人王会悟介绍有来自北大的旅行团，自是一口答应。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当过一阵子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这个徐宗汉，也正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借着这重重关系，位于法租界白尔路上的这幢青红砖二层楼房，便悄悄地热闹了起来。

    李达在代表们报到的当天晚上曾由衷地对妻子说：“真要谢谢你的帮忙。”这时候李达还不知道，他妻子在一个礼拜后还会帮他一个更大的忙，她将赶去她家乡联系一条漂亮的船，而那条船的窄小的船舱将催生出某个政党的政治局。

    王会悟领着湖南的代表走上博文女校楼梯的时候，神情显得特别抱歉。“怠慢了，房间实在简陋。”她说。

    何叔衡一路摇着芭蕉扇，闻言说：“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再说，都还是红漆地板芦席铺地哩！一人一席，直睡于地，闻花香而眠，周身焉能不生习习凉意？”

    朝西的有一小间，支着一张木板床，光线特别暗。王会悟探头看一看，说：“这里可以睡一人。”

    “板铺，我住！”毛泽东喜欢住单人房，他摸摸硬邦邦的床板，又撩起他的灰色土布长衫，床沿坐一坐，感觉特别满意。“我喜欢硬床板，不错！嫂夫人，这学校看上去很清静嘛。”

    王会悟说：“学生都放暑假了，我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定的房间。没人会注意到这里！”

    李达摇着一把大蒲扇乐呵呵走上楼梯，圆眼镜后面眯着一双笑眼。毛泽东一见他就说：“鹤鸣，嫂夫人有南阳孔明之才啊！”

    “她哪里来南阳之风！浙江嘉兴人氏，小桥流水人家，无非心眼细一点罢了！去，见见汉俊去，他在隔壁，正招呼他老家湖北的代表呢。”

    湖北来的两位是董必武与陈潭秋。鄂秀才董必武见到湘秀才何叔衡，自是一番欣喜，想不到当年挟着四书晃着辫子的中榜秀才，如今都成了马克思主义信徒。但是长衫还是依旧，董必武灰色，何叔衡黑色。董必武说：“我知道你中得秀才之后不愿到县衙门管钱粮，宁可在乡下办私塾哩，我还知道你讲课讲到文天祥，讲到鸦片战争，每一回都叭叭掉眼泪哩。”两人大笑相拥，知道彼此心近。

    毛泽东则向李汉俊报喜：“汉俊兄，你那本《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在我的长沙文化书社，一次就卖出两百本！”

    李汉俊大乐：“一定是润之亲自上柜推荐的吧？”李汉俊去年秋天译了《资本论》，改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出版，知识界交口称赞，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系统地接触马克思的这部经典巨著，梦醒拍案者真个是不少。长沙书卖得好，李汉俊自然高兴。李汉俊又问董必武湖北销路如何，董必武摊摊手说没有长沙卖得好。去年秋天李汉俊专门走了一趟武汉，一方面吆喝书，另一方面介绍董必武加入了共产党，随后董必武就与陈潭秋、包惠僧、刘伯承发起成立了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动作很快。

    正说着湖北的情况，忽然又有一个湖北佬匆匆上楼来，那是拎着一网兜菠萝的包惠僧，董必武见着就大惊小怪：“啊，说曹操曹操到，我们湖北的书记来了！你现在怎么算是广东代表了？嫌弃老家了？”

    包惠僧一边动作很快地给大家分菠萝，一边介绍情况，说自己会开完就要回湖北的，然后对李汉俊说：“我带来了仲甫亲笔信。”

    李汉俊展信，知道广东来的另一代表是陈公博，便问：“他人呢？”

    “他自己找旅馆住下了。他说这里不方便。”

    “不方便？”王会悟委屈起来，“怎么不方便呢？”

    包惠僧低声说：“他是带新婚妻子李励庄一起来的，蜜月！”

    李达对妻子说：“度蜜月，总不能叫人家睡地板吧！”

    大家都笑，王会悟也笑，说，倒也是。

    南京路大东旅社的四楼客房，面积不大，但是干净，一出旅社尽是商铺，买东西也方便，陈公博对住在这里很满意。他为自己泡上一杯乌龙之后，便细心地剥好一小盘鲜荔枝，递给娇妻。

    李励庄优雅地取起一个，手势却于半空转了个弯，水汪汪的荔枝送入陈公博口中。

    陈公博大口嚼着，一脸幸福感，他对妻子说：“你也应该算是代表，会外代表。”

    妻子说：“可别吓着我。”

    “你吓什么？我才吓呢！我参加的是秘密会议，按旧话说，这就叫做密谋造反，一旦东窗事发，少不得株连九族。你呢，逛逛外滩，逛逛商铺，优哉游哉，一点心事都不用担。”

    李励庄的脸色却变了，说：“公博，我们离开上海吧？”

    “什么话？刚住下，就走？”

    “你以为我真的不害怕嫁给一个要株连九族的人？”

    “没有事，没有事，”陈公博急忙拥住娇妻说，“我是吓唬吓唬啦，当什么真啦，眼下是民国，早没有诛九族一说啦。励庄你别害怕，我们行事那么秘密，看这乱哄哄的十里洋场，哪条狗能嗅得到我们？”

    妻子看看窗外，窗外映着十里洋场的红绿彩灯，安静而吉祥，好半天，一份神情才渐渐松弛下来。

    陈公博在吃第二颗荔枝的时候又说：“励庄呀，无所谓风险，也就无所谓成功啦。男人嘛，风险总是要冒冒的，不然何谓男人？再说，就开几天会，忽而风聚，忽而风散，哪里来什么风险啦？”

    风险自然是存在的，陈公博这话，说得大意了。七月二十一日黄昏时分的一辆马车，就是从陈公博根本没有预料到的风险中驶出来的。马儿在法租界工部巡捕房门口收蹄急停，让车厢震了一下。热乎乎的马背上有一群苍蝇打旋。

    跳下马车的是两个黑衣人，汗水渗透了他们的黑色府绸短衫。

    安南巡捕将这两个身材魁梧的便衣带入巡捕房，径直带到奇琼巡长面前，报告说：“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派来两位先生，要见巡长。”

    黑衣人立即递上一份公函，木无表情。奇琼展开公函，仔细浏览。函件果然是徐国梁亲署的，为了说清问题，函后还特意附了一份荷兰公使馆的通电。通电这样写：“荷兰驻华公使馆根据荷兰中央情报所业已查明的资料，并根据本馆掌握的情况，已及时通知了中国政府：斯内夫利特系受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派，专门前往远东地区进行革命煽动。此人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之后，到达上海，并在上海频频与中国人联系。中国政府答称，他们将知报上海租界当局，共同监视斯内夫利特的行踪，谨防过激党密谋举事，以图不轨。”

    奇琼放下公函，皱眉说：“荷兰人斯内夫利特？过激党可能集会？好吧，知道了。两位请回，告诉贵厅徐厅长，这类集会，巡捕房会管。”

    两位黑衣人依旧站得笔直，没有走的意思。奇琼不乐意，指脚下，提高音量说：“两位，这里是法国地界！”

    两位黑衣人只好离去，离前深鞠一躬。奇琼鼻子哼一声，心里想，过激不过激，因时因地而已。即便过激，也是思想过激。光凭思想过激，也不可轻言缉拿。中国人就是敏感，要管到人家脑髓最深处，一天到晚就是这类事情！这时候，他又听见安南巡捕向他悄声报告了一句，这一句报告倒是叫他略略惊了一下。

    “还有个消息，那个荷兰人，不见了。”

    “什么？”奇琼眉间扭结，“他最后一次露面在哪里？”

    “麦根路。”

    “再早一次呢？”

    “大东旅社屋顶花园。”

    奇琼的笔尖在墙上的地图中画了圈，“好吧，严密控制这两个区域！”

    安南巡捕大声应：“是！”

    奇琼巡长走几步，叹口气说：“有些事，查得太严，有违于法兰西的思想自由精神。若不加管理，酿成事故，又会扰乱公共秩序，那些中国人又要来烦。这就好比握一条鱼，握得松，滑了；握得太紧，也滑了。”

    时任巡捕房华人探长的黄金荣，好几次在背后嘲笑这位自命不凡的法国巡长。“鱼要握着做啥？”暗地里开着赌馆和戏馆的黄金荣说，“用钩子一戳鱼嘴，提上来就是，还用握？洋大人做事就是这么文绉绉的，只有我们才从骨子里晓得中国人怎么对付。”黄金荣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六年后蒋介石要对付在上海的一大批中国人的时候，全仗黄金荣杜月笙的短衫部队打头阵，他们的戏演得无可挑剔，铁钩子一扎就扎准了鱼嘴。

    而奇琼巡长，却有自己的思路。他在这个炎热的夏季里不动声色，只是慢慢地按部就班地沿街路嗅着。他相信，那个大个子马林走过的街路，总是会留下一些荷兰气味或者爪哇气味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晚上八时，马林出现在法租界望志路一百零六号。由于门窗紧闭，远处海关大楼缓缓敲响的八下钟声，他没有听见。

    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个相当重要的时刻。虽然这一时刻在当时仅仅被一盏柔和的电灯照耀着，以及被十五把有靠背的椅子团团固定着。

    十五把大椅子。十五个人。

    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包惠僧、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

    十五双眼睛互相扫视着，深邃而又机警。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就在这样的目光之中，渐渐显露出了雏形。“这是一个极为庄重的时刻。”开场白自然是李汉俊来说，“为将代表会议顺利开好，首务之项，是推定一位会议主持人。原先，诸位都是推仲甫来主持会议的，这当然最合适。但仲甫事务缠身，无法来沪，而我们上海共产党支部，作为发起组，无非是先起一个四方联络的作用。目前，任务已经完成。在会议上再担任主持，也不一定合适，还是另外慎选一位同志为好。”

    周佛海响应：“唔，这是一个民主的开端。我从鹿儿岛来上海的船途中，晕得不知东南西北，今日一听汉俊之言，便如饮警醒之药，振奋，振奋，这个提议真是民主得很！”

    刘仁静熟谙英语，凑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耳边，低声作现场翻译。

    董必武说：“还是上海同志主持吧。汉俊，鹤鸣，你们为这个会议操劳数月，就不必谦逊啦。”

    周佛海忽然看定张国焘，发现张国焘的大眼睛也正在看着他，于是他说：“国焘怎么样？你同国际代表很说得来，主持起来更方便。”

    马林闻言，倒是赞成：“张同志可以主持。北京共产党支部开展工人运动的状况，很使人高兴。”

    大家觉得亦有道理，于是目光纷纷移到张国焘身上。张国焘也爽快，并不推辞，说：“好，既然有各地同志的推举，有国际代表的同意，我就勉为其难，做一回主持吧。”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这时候他很为自己的出语果断而自得。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话又该怎么说，是一门学问。他在北大当学生讲演部的部长，早已练就了说话拿捏时机的本领。现在他已经知道这次重要会议由他来主持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了，在一种很自然的气氛中由大家公认了，这是个很好的起步。

    于是张国焘的表情更为诚恳，他加重语气说：“本次聚会，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幕。希望诸位协助本人主持好此次会议。现在，我们是不是推举两位同志担任会议记录员？”

    一番推举和谦让之后，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了记录员。

    李达伸出两个手指，在光滑的餐桌上推一推，把一册记录簿推在毛泽东和周佛海面前，“润之，记录重要的历史，还得仗你这一手漂亮的字！”

    毛泽东笑一笑，说：“历史历来比文字本身更漂亮！”

    张国焘看毛泽东打开记录本，便严肃了表情说：“诸位同志，我简要提一下本次会议的议题。诸议题中，首要的，就是制定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还有，就是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张国焘的主持算是相当干练的，说话有条不紊。在提出会议的议题之后，他又将陈独秀委托陈公博带到会议上的信，念了一下。陈独秀在信中谈了四个方面的意见，一是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是党的纪律，四是群众路线。

    李汉俊听得陈独秀大谈集中，心里便有些隐忧，他害怕陈独秀的党会类同孙中山的党，凡事只听一个人的。他认为陈独秀一定会被缺席选为党的领袖，事实上也确实非他莫属，那以后怎么办呢？他一声咳嗽就是一道金牌？

    接下来的马林致辞，李汉俊也没有听清楚，他在走神。马林一致辞便是几个钟头，越讲越激动。听着听着，李汉俊也渐渐听懂了。他是不须听刘仁静翻译的，从英语演讲中他就直接听懂了马林的意思。他一边听心里一边打鼓。他看李达，李达也是一脸凝重。

    因为马林用很大的篇幅讲到了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马林认为这一关系是必须从一开头就讲透彻的。马林这样说：“我须强调指出，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着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则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我相信，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刻，指明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同志们，列宁同志在莫斯科会见过我，列宁同志对中国充满了希望，他期望着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着在世界之东方，建立起工农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我本人，马林，可以说，就是列宁这一理想的一个勇敢的实践者。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我想列举我在爪哇工作的经历。”

    于是他谈起了他在爪哇的作用，据他说，印尼共产党就是在他的有效的工作之中得以建立的。

    代表们陆续走出李公馆时，夜已凉了，在路口竹榻上摇着蒲扇的老人们均已缩回了各自的石库门。马林讲了四个钟头。记录员毛泽东的手腕明显地发胀。

    但是毛泽东很兴奋，回到博文女校之后他还无一丝睡意，他觉得这个洋代表的发言虽有天马行空之感，但在理论上算是浑然天成的。他对何叔衡说，他很想连夜给在法兰西的蔡和森写一封信，想告诉他，蔡和森盼望着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的法兰西地界诞生了，而且已经被来自苏俄的代表们纳入到世界共产党组织里头去了。

    毛泽东这么叙说着的时候，何叔衡的呼噜已经起来了。毛泽东推了他一把。没有推醒。次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会议在张国焘的主持下开得很紧凑，马林对此很满意。

    经过二十五日、二十六日的两天休会，《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决议》等会议文件均已起草完毕。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的三天，大会又接连举行了三次会议，集中讨论了起草小组提出的文件草案，代表们各抒己见，气氛渐趋激烈，有时甚至可以闻着火药味。刘仁静年纪小，火药味却是最重的一个，“共产党人绝不能去做资产阶级的官！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针对陈独秀同志。我只是说，我们不能同情和采纳国会制这样的形式！”

    对于刘仁静发言的剑锋寒光，大家一般都不去作正面交锋，都知道他读过三遍《资本论》，雅号“小马克思”，那就让他自傲理论去吧；而李汉俊轻易不激动，激动之时也是站起来发言双臂挥得空气起风的，“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

    包惠僧听着听着就不满意了，他认为对陈独秀的行为不能作这样武断的攻击，虽则刘仁静满腹经纶，但他毕竟不是大马克思，于是包惠僧用手指敲敲桌面说：“诸位，我能不能插一句话？”接着他就这样说：“我要申明这样一个立场，刚才有的代表谈到广州的军政府和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是一丘之貉，孙中山是孙大炮，一味依靠军阀。本人以为，这种观点，错了！不是一般的错，是大错！因为这种观点抹杀了根本的界限。”

    这几次会议，两位洋代表均未参加。他们知道，他们不能老是出现在望志路。但是每天会议的情况，他们都了解，大会主持者张国焘的事后汇报非常详尽。他们非常赞赏中国同志的互相争辩，争辩体现着会议的正常秩序，但是他们又对代表们赞同李汉俊的某个观点相当有看法。李汉俊的观点很明确：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可以是一种理论指导的关系，可以是一种采取一致行动的关系，但并非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不必非得在组织上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在党纲上，可以写上“联合共产国际”。李汉俊一说，许多代表就赞成，有的还鼓掌。张国焘把这些情况都作了严肃的介绍，甚至绘声绘色，但是他也不作自己的表态。

    马林踱着步说：“什么叫联合？联合，不就是肩并肩吗？”

    张国焘在马林怒火上脸的时候，一般都是不吭声，或者小心地说：“肚子饿了吗？茶叶蛋要吃吗？”他进一步笑着解释说：“茶叶蛋就是把鸡蛋搞成满脸皱纹，再请鸡蛋喝茶。茶就是东方的咖啡。东方与西方，有些东西确实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么一说很有效，马林的注意力很容易转移。

    七月三十号晚上，又举行第六次会议，会址仍旧在李汉俊的哥哥家里，原定主要议题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然而这个议题并没有如愿展开讨论，因为这个晚上实在太不寻常了；马林也确实没想到，他冒险来参加的这次最要紧的会议，果然以出现险情而告中止。他原先准备作慷慨激昂的发言，以坚决纠正某些中国同志的片面想法，然而这一纠正却被另一种力量无情地纠正了，他根本没有来得及发言。

    “在审议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之前，我们先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志发表意见。”张国焘当时刚说完这句话，门就被推开了 突如其来的吱呀一声。

    所有的视线都集中了过来。门口出现了一个陌生人。

    此人獐头鼠目，小眼睛迅速横扫全场。

    李汉俊猛然跳起，他觉得全身的毫毛都竖了起来，“你找谁？”

    “我找社联王主席。”

    “这里不是社联！”

    “啊，啊，对不起！”陌生人迅速缩回头，退了出去。

    李汉俊火速跑到门口，探门张望了一阵，似乎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当他回屋时，却发现每一个望着他的代表都神色严峻。

    毛泽东首先问他：“这附近，确有个社联吧？”

    李汉俊想一想，说：“数过去第三家，是有个叫社联的组织。但是那个社联没有姓王的人，而且，也没有设主席。”

    马林闻此言，迅速起立，以他那只多毛而骨结粗大的手，猛击一桌：“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开！”

    这一厉言反映出马林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直觉，这句话也是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首次代表会议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此话一经刘仁静翻译，代表们顿时脸色大变。许多人站了起来，靠背椅子一阵阵响。

    李汉俊说：“诸位注意，分批走，后门走几个，前门走几个。”

    毛泽东一边收拾记录簿一边提醒大家：“各自携带好文件！”

    一直坐着的陈公博在众人纷纷离去之时，忽觉腿脚有些软，几次站都没能站起来。李汉俊问他：“怎么了？”

    陈公博说没什么，也许是虚惊一场也说不定，又自我安慰地说那个荷兰人的神经很可能在爪哇绷得太紧，来上海之后一直不见放松。陈公博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着大东旅社的新娘子。他想，怪不得李励庄早上对他说，她早上听见一声鸟叫，像是乌鸦。陈公博早上不信，晚上却信了。

    也好，李汉俊拍拍他的肩说，也许确实没什么事情的，我们聊聊天。

    陈公博就说也好，也好。

    他想，反正现在腿脚软，一时也走不动。

    “那我们先看看，有没有文件散落，未雨绸缪。”李汉俊一边说，一边到处巡视。他果然发现一张靠背椅上还留着一页共产党纲领草案，于是赶紧拾起，塞进桌子抽屉里。他原先是想放到楼上卧室中去的，但是来不及了，因为此时可疑而杂乱的响动已经从大门外传了进来。他刚合上桌子抽屉，门就突然推开，一伙铁青着脸的洋人和华人冲了进来。奇琼巡长走在头里，两个法国侦探和两个华人侦探紧紧跟上，三个翻译走在最后，更有一个全副武装的法国大兵堵在门口，不准人进出。

    陈公博腿脚更软了，他想，今天的会议，本来也可以请假不来的，如果他确定早上窗外的那只鸟儿果是乌鸦的话。

    奇琼巡长看着屋里的两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出言凌厉：“我们是租界巡捕房的。你们不要动。搜！”

    一帮人马立即开始楼上楼下搜索起来。

    一会儿，楼板上就传来书柜移动的声音。

    娘的，李汉俊心中骂了一声。他不能不骂，虽说平日里，他最讨厌人家骂娘。

    陈公博不做声，这一刻，他始终为抽屉里的文件提心吊胆，两只眼睛时不时往屋角瞟。怕就怕证据，一有证据，进班房大抵就是跑不了的了。如果今天身陷囹圄，新娘子怎么办？简直不敢想！

    李汉俊发现了陈公博的慌张，搡了他一下，于是陈公博的眼睛才马上转向了天花板。

    万幸的是，搜索桌子的法国侦探竟没有把那份共产党纲领草案当做一回事儿，也许那页纸字迹太草，看不出名堂。法国侦探把那张纸放回了抽屉。

    半个钟头之后，楼上楼下的搜索均告结束，似乎没有查出什么结果。至少，没有发现枪械，也没有刀具。

    奇琼巡长走下楼梯，以其蓝色视线仔细看看李汉俊，又看看陈公博。“谁是主人？”他问。

    “我。”

    “什么名字？”

    “李汉俊。”

    “干什么的？”

    “学校教员，兼商务印书馆编辑。”

    “你们开什么会？”

    “没有开什么会呀！”李汉俊显出几分惊讶，“不过是我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学生，一起来谈谈编辑《新时代丛刊》的问题。”

    奇琼巡长突然眉毛一跳：“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

    “啊，那两位都是北大教授。暑假期间，特地请他们来沪谈谈。”

    奇琼巡长眯起蓝眼睛，紧逼住对方：“是哪国人？”

    李汉俊明白了对方的意图，对方一定是在嗅某种荷兰味或是俄国味，于是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英国人。”

    “荷兰人吧？”奇琼巡长厉声说。

    李汉俊不慌不忙说：“英国人。”

    “为什么藏书之中，有社会主义书籍？”

    “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自然是什么书都要看呀！”

    奇琼巡长把目光转向陈公博。“你又是谁？哪里来？”他问。

    “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趁暑假，来上海玩玩。”

    “住什么地方？”

    “就住这里。”陈公博指指李汉俊，“朋友待我很好。”

    陈公博觉得后背脊上凉凉的。

    奇琼巡长走了一圈，扶扶这张靠背椅子，又扶扶那张靠背椅子。他忽然笑了一下。“你们两位先生听着，”他说，“从屋里的藏书中可以确认，你们是一伙社会主义者。今日，本来也可以封房子，捕你们。但看来你们还是有知识有身份的人，所以，通融办理，不抓你们了！注意，今后，在法租界，不准有聚众滋事行为，不准从事非法政治活动，听见没有？”

    李汉俊马上点头答应：“听见了。”

    奇琼巡长一听这话，点点头，马上带着一伙人走了，走得像来时一样干脆。

    脸色一直发白的陈公博说：“唉哟，那份党纲，天保佑，没露馅！”

    李汉俊赶紧拉开桌子抽屉，掏出那页纸，折叠了，藏于贴身衬衣中。

    陈公博想走，站起，但仍旧觉得腿肚子无力，于是干脆又坐下。

    李汉俊劝他再待一会儿，兴许那伙警探又杀个回马枪呢？有时候，保持一份镇定，比什么都重要。陈公博听着，觉得有道理。

    两人刚窃窃私语了这几句，忽然吱呀一声，又有一张脸悄悄探进门来。两人猛吓一跳，一看，却是包惠僧。

    “汉俊，怎么样？”包惠僧压着嗓音问。

    陈公博说：“哎呀你可把我吓死了，干吗贼头贼脑的！”

    “果然有警察来搜查过了。”李汉俊回答包惠僧。

    “没查出什么吧？”包惠僧蹑手蹑脚走进餐厅。

    陈公博叹口气，说：“也亏得汉俊机警，搪塞过去了。你干吗呀，走路都像那批安南巡捕？”

    “看来此地是不能再继续开会了。”包惠僧说。

    陈公博说：“还开什么会呢？会议要紧，性命也要紧呀！”

    “惠僧，”李汉俊简洁地说，“你赶快去告诉鹤鸣，再在我家开会，已经不可能了。而且，我也难以再离开这里，我一动，就有眼睛盯着。”

    包惠僧点点头，他答应赶紧去老渔阳里。李达一家其时正与陈独秀一家合住着，一起住在老渔阳里二号。

    陈公博在包惠僧走后一刻钟，也辞离了李公馆。他觉得自己的腿脚现在有些力量了，重要的是，他现在必须走了。他一边贴着墙走，一边狠狠地想，李励庄早上听见的那一声呱，必是乌鸦无疑，自己今天确实是大意了，他这么想的时候，忽然就觉得身后就有两只乌鸦跟着，回头一望，果然是两个黑衣人，不紧不慢地黏着他。陈公博顿觉咽喉发干，坏了，他想，于是他见着一辆黄包车就赶快招呼：“黄包车！”

    陈公博坐在车上不停地朝后打量。路灯下，似乎也有一辆黄包车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仔细看，真的还就是那两只乌鸦。陈公博立即吩咐车夫直奔兰维蔼路上的“大世界”游乐场，黄包车一停下，他就赶紧混在人群里往“大世界”钻。

    大世界人多，甚至摩肩接踵，笙歌声和浪笑声此起彼伏，香脂气和汗酸气弥漫于各个场子。陈公博连转三个弯，走进书场，悄悄坐下，听说书人把一块惊堂木拍得梆梆响，而屁股还没坐稳，他又悄悄站起，像个影子似的从侧门溜出。几分钟之后，他就坐上了第二辆黄包车直奔南京路。看看身后，已没有了黑乌鸦，他这才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来，心里想，我的宝贝新娘子总算免了一次寡妇之灾！

    一刻钟后，陈公博便在大东旅社四楼四十一号客房的痰盂里燃起一小堆火。他开始认真地焚毁文件、信笺和小册子。他这时候还没有告诉妻子被跟踪的事，他只说会议场所遭到了警察的注意，因为他不想让妻子太过害怕。

    但是妻子的眼泪仍然顺着小巧的鼻翼流下来，她说：“叫你别去造反别去造反，你又不是没吃没穿。”

    陈公博注视着火光说：“别刺我的心，求你了，太太！”

    李励庄抱住丈夫，发觉丈夫的躯体在轻微打战。她问他再开不开会了？他皱着眉头说，还应该再去一趟老渔阳里，走散的代表们大概都已经聚集在李达那儿了。

    但是他又说，他不想去了。

    陈公博没有说错，在这个炎热得有点异样的七月三十日深夜，走散的会议代表都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了老渔阳里二号。

    李达推推眼镜，文文气气地说：“好了，除了汉俊和公博，人都齐了，惠僧刚刚回到李公馆看了一下，果然有巡捕房来搜查过，也幸亏马林机警，大家逃得一劫。下一步，怎么办，大家商量个法子吧。”

    大家都说，会议总是要开完的。

    “关键是会议地点问题，”张国焘说，“李公馆目标大，只能改地方再开。国际代表招人注意，再开会，也就不一定请他们到会了。”

    董必武说：“有始必得有终。不论洋代表来不来，我们总得把纲领通过了，总得把中央机关选出来。我看，地点，就放在博文女校行不行？”

    不行不行，许多人摇头。那里怕是早几天就有人注意了。

    何叔衡说：“依我看，在上海开，怕是不行了。既是十里洋场，怕亦有十里洋枪。”

    这话有趣。刘仁静忍不住掩嘴笑。山东代表王烬美也笑，笑后问：“不在上海开，又去哪里开呢？”

    周佛海忽然提议：“杭州西湖如何？”

    邓恩铭一听就赞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去杭州好！”

    周佛海说：“我为什么提杭州呢？去年，我在西湖智果寺住过三个多礼拜，那里真个是安静。”

    包惠僧反对：“杭州好是好，只是火车一坐六个钟头，太远了一点。”

    “刚才，我内人倒给我提了个建议。”李达说，“她家乡嘉兴，是个县城，民风淳厚，环境幽雅，居沪杭铁路之中点，距上海，仅两个钟头火车。”大家一听，便一起看着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王会悟便说：“我提嘉兴，是因为嘉兴有个南湖，这湖连通运河，环境幽静。这个季节，游船很多，可以租一条大船。你们一边游湖一边开会，这样非常安全。”

    董必武说：“啊呀，南湖烟雨楼，有名得很，我几次想去都没去成哩！”

    王会悟笑着说：“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船经烟雨楼，先后八次登楼玩呢！”

    董必武一听就乐：“皇帝老儿去得，我们当然也去得！”

    张国焘觉得不错，于是说：“大家看呢？”

    看众人神态，似乎都不反对，何叔衡说：“大丈夫以断为先！”

    张国焘一拍掌，意思是定了。

    “会悟，”李达立即布置妻子，“你现在就去打听一下往嘉兴的火车车次，我们明天一早就走，分批出发。”

    张国焘忽然想起，说：“李汉俊与陈公博呢？”

    李达说：“汉俊恐怕是不能动了，他的背脊上，都是眼睛了。公博住在大东旅社，还是我走一趟吧，我去通知他。”

    李达赶到陈公博住处时，痰盂里的余烬刚刚熄灭，而这对新婚夫妻眼中的惧色依然在烁烁打闪。“公博，”李励庄在李达还没有敲门时这样对丈夫说，“我们明天去杭州吧。上海这地方人太多，人多的地方没有不出事的。”

    敲门声就是这时候响起的。坏了，陈公博像只皮球一样蹦起来，“乌鸦！”他说。

    “是我，鹤鸣。”门外的人似乎知道门内的紧张，立即通报了姓名。

    陈公博拉开门，顿时松了神经，“吓死我了！”他说。

    “啊，祝贺新婚哪！”李达用轻松的口吻说，“嫂夫人漂亮若天仙哪！”

    陈公博请来客坐，客人却不坐，说只有一件事通知，客人说：“公博，会议明日，不不，今日，你看，天都要亮了，今日早上，我们大家都去浙江嘉兴开会，清早的火车，开得顺利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回上海。”

    正在倒茶的李励庄闻得此言，茶水有一半洒在茶杯外面。“公博！”她叫唤了一声。

    陈公博搓搓手，语气坚决地对来客说：“我不去了。我和我太太决定了，也是今天的火车去杭州。鹤鸣，我太太心情很紧张。我要陪她。你们开你们的，以后，会议情况向我转达就是了。”

    李励庄端上一杯热茶，声音柔柔地说：“先生，你就原谅公博吧。说实话，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一个月的心情才会特别的好，这就是蜜月。先生，我们是在度蜜月。”

    李达沉默，沉默之后，是笑。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才好。陈公博的眼睛则一直注视着痰盂，那里，一些主义和一些纲领如灰蝴蝶的翅膀一样在微微飘动。

    还没等李达开口说什么，忽然就传来一声惊心的枪响，响声震耳，似乎近在咫尺。陈公博唬一跳，李励庄也惊叫一声，两人一下子抱在了一起。

    李达也惊吓了，走到门边，听一听，想一想，说：“不要紧张。我去看看。”

    李达刚闪身出门，李励庄就哭出声来：“我受不了了 ”

    “别慌，别慌。”

    “你就别革命了，革命就是玩命，公博，命玩不得呀！”

    陈公博抱紧妻子，不知怎么安慰她才好。过了好一会儿，李达回来了。“还好，不碍事。”李达反手锁上门说，“就是隔壁，四十二号房。”

    陈公博松开妻子，问：“四十二号房怎么了？”

    “好像是自杀殉情什么的。茶房在这么说。警察已经到了。”

    李达说的大致没有错，第二天的申报和新闻报都披露了这场发生在大东旅馆的殉情惨剧，男的枪杀了女的，自己却又下不了决心死去，开溜了。也就是说，起先相约同死，后来却演变成了他杀。

    “鹤鸣，我去杭州，不去嘉兴。这是我最后的决定。”陈公博这样对李达说。

    李达平静地注视着陈公博。

    陈公博注视着自己的脚尖。

    李达还想再争取一次：“公博，你出门一下。我跟你说句话。”

    “我还能出门吗？”陈公博激动起来，“鹤鸣，你想想，我就住在出事房子的隔壁，我一出门，警察就会要我当证人，我不是就自己戳到枪口上去了吗？鹤鸣，你走吧，祝你们开会顺利，我实在无法与会了。你走的时候千万小心，天已经亮了，不要叫人看清你。你快走吧。”

    李励庄忍不住，又一次呜呜哭泣起来。紧张的丈夫捂住妻子的嘴，不叫她出声，而他自己，此时也有些眼泪汪汪了。

    李达出门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戴季陶。戴季陶也曾经眼泪汪汪，也是在一个会议的关键时刻退了场，且理由充足。也好，让该退场的人都趁早退场吧，李达想，趁早退场比戏演到一半退场要好，否则救场更苦。

    党纲和党章都是在船舱里呱呱坠地的。通过这两个文件的时候，所有的手都举了起来。两个洋代表不在也好，省却了中国共产党到底应该不应该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争论，否则，小小船舱不免有一番风浪之中的晃荡。

    船走得相当平稳，船尾长橹咿呀不停。划船的船娘柔和地扭动着腰肢，舞蹈得单调而从容。因为漫无目的，自十点多钟客人上船起，船就一直自由自在地在湖中心兜圈子。

    王会悟则一直坐在船头。一只纳了一半的鞋底作为她的道具，始终握在她的汗涔涔的手心里。她静观着四周水面，目光相当机警。

    航道上，不时有农家小船晃晃悠悠摇过。

    阴云弥漫之处，有时会露出窄窄的缝隙，一线阳光就会从缝隙里及时扑下来，在湖面上映出奇光异彩。王会悟对能租到这只游船是满意的，大号船虽没有了，但中号的也够用了，连租费带一顿午餐费共花了七只大洋，并不贵。这种游船当地叫画舫，也叫灯船，早就改了起初捕鱼的性质，设了楹梁、檐柱，布置了炕榻、八仙桌，专供有钱人水上游乐之需，或作嫁娶之用。一批着洋装者或穿长衫者，于夏日泛舟湖上，应是极自然之事，不会引起疑心的。

    王会悟听着从船舱里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声音，有时候听得清，有时候听不清。而张国焘的京腔是清楚的，这时候她听见张国焘在这么说：“现在，请记录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然后就是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湘腔甚重，但语句也是听得清楚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全文是：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党纲领如下，第一，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第二，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第三，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第四，联合共产国际。”

    毛泽东念到这里，好像停顿了一下，接着，便响起了掌声。掌声也是隐隐约约的。王会悟事先关照过，不是不让拍掌，拍掌时须用轻力。

    过了半个钟头，王会悟站起来，向船娘打了信号，该用午餐了。船娘笑，用手指着前面说：“大小姐看见了划子没有？”

    一艘小划子拖着长长的水线，在正午时分，准时靠拢了画舫。

    一只又一只的竹编大笼屉被递上画舫。这是从城里鸳湖旅馆送来的定做的饭菜。

    船舱内的那只八仙桌，现在成了热热闹闹的餐桌。菜色是丰盛的：虾、鲜藕、鲢鱼、新鲜蔬菜。

    李达吮着鱼骨说：“啧，啧，这么鲜美的鱼，只可惜了汉俊和公博。”

    董必武说：“也可惜了马林和尼可尔斯基。”

    张国焘夹起一片藕，说：“藕断丝连！洋代表虽然没能来南湖，彼此的心还是连在一起的！”

    众人点头，一片啧啧之声。何叔衡挨近毛泽东说：“润之，连吃三碗，还没吃饱？”

    “饱了，饱了。”毛泽东有些不好意思，“你看这饭碗，比长沙的要小一半。”

    “既已肚饱，便来个饭后神聊如何？走，船首坐坐。”

    毛泽东跟何叔衡走至船首。

    四望湖面，碧波荡漾，真不能不叫人心旷神怡。要不是会议这般秘密，毛泽东真想脱了衫裤，在南湖里做一个钟头的鱼。

    毛泽东随后就听见何叔衡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咳，今日所见，天也年轻，水也年轻，船也年轻，人也年轻，就我老了。”

    毛泽东讶异，说：“何胡子，此话怎讲？”

    “我都四十有五了！国内代表里，我最大，比湖北来的董必武整整大十岁。比比两个国际代表，我也最大，我比那个荷兰人马林大七岁！你看看北京来的刘仁静，这个小马克思，娘哟，才十九！”

    毛泽东笑：“大又何妨？识途者，老马也！”

    船首的舱板很光滑，何叔衡一个盘腿坐下来：“我前几日算过一笔年龄账，十三个国内代表，外加两个国际代表，平均年龄，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嗬，正巧是鄙人年龄！”毛泽东也盘腿坐下来。

    “对，你二十八了！”

    “是啊，倏忽之间，也二十八了。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八啊！”

    “你说，润之老弟，”何叔衡远眺湖面，“经过我们这番聚义奋斗，再过二十八年，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了呢？”

    “再过二十八年，那就是公元一九四九年了。”

    “是啊，一九四九年。那个时候，恐怕工农阶级已经在中国坐了天下了？”

    “那是一定的！”毛泽东眯细眼睛，“那个时候，凡中国之工人，都有工做！中国之农民，都有地种！中国四万万同胞，一个个皆是国家之主人，谁也不会在正午时分喊肚子饿！”

    二十八岁的毛泽东虽然大胆断言二十八年之后的中国已是工农坐了天下，但他此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二十八年之后，正是他本人率领着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人群和鲜花的海洋，向世界昭告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何叔衡从腰间摸出一块金表，说：“润之老弟，你既有如此大胆的推断，何不让时间来作证？看看眼下是几点钟。”

    毛泽东忽觉对方手中的这块怀表眼熟。“眼熟是不是？”何叔衡得意地笑，“现在该是我揭开两张船票钱的秘密了吧？”

    毛泽东一时有些发傻。

    “老弟几点几刻进的当铺，几时几分出的当铺，何胡子我全明白！”

    毛泽东还是没有回过神来。

    “我告诉你，”何叔衡笑眯眯说，“和记当铺的那位赵判爷，是我读蒙馆的同桌。他焉能不把《湘江评论》主编的轶事告之于我？我焉能不把李大钊先生一年半之前赠与你的金表赶紧给赎回来？”

    毛泽东终于恍然。

    何叔衡说：“一表周游七国，今当物归原主！”

    他大笑着，把那只打璜金表重重地拍在毛泽东掌心，谁知拍得过急，毛泽东一时没接稳，腰表从掌心滑落，跌到船舷上，接着又扑通一声跌入湖中。

    一朵小小的水花冒出湖面。何叔衡与毛泽东惊得面面相觑。

    打璜金表拖着一条细细的金链，在暗绿色的湖水中缓慢下落，闪着奇异的光。

    一根柔软的水草拂过它。

    又一根水草拂过它。

    腰表闪烁的金色光芒越来越暗淡。

    金表若是有耳，它应能听到湖面上传来的毛泽东的笑声：“哈哈哈，何胡子，这是天意啊！”

    “什么天意？”

    “嘉兴的南湖，把我毛泽东关于二十八年之后的断言，当做承诺，留在这儿啦！”

    金表在缓慢下落，一条黑红两色的鱼游过它身边。

    现在，淤泥托住了下沉物。金表的一半已经轻轻地陷在淤泥里。水底寂静无声，唯有嚓嚓嚓的表声仍然清晰。时间是无情的，时间也是有情的，时间是经常愿意在人类的阶梯上作出各种各样的证明的。

    午后时分，虽无太阳，湖面温度还是升高了，湿热的风不断地掀开中舱的那几块绿色窗帘，停留在中共全国代表会各位代表的汗涔涔的油脸上。王会悟后悔没从嘉兴的鸳湖旅馆多带几把蒲扇上船，她原以为湖上还是凉爽的。正在这么想的时候，她忽然就惊愕地看见了警察。

    警察是贴着水面而来的。那是一艘汽艇，开得飞快。鞋底从王会悟的膝盖上掉了下来，她当时惊得张大了嘴。而此刻她听见船舱里的隐约的声音还在不断传出来，那是张国焘的嗓音，相当厚实的京腔。张国焘在说：“我们现在通过第二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此决议分为六个部分，即：第一，工人组织；第二，宣传；第三，工人学校；第四，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第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第六，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话犹未了，王会悟跌进船舱，手一抖，哗的一声，将一副麻将牌甩在八仙桌上。

    众代表惊得站了起来，船舱一阵晃动。“怎么？”李达瞪圆眼睛问妻子。

    妻子的胸脯激烈地起伏。“警察！”她说。

    这么一说之后，麻将牌就响了，李达和包惠僧动作最快，迅速伸手叉动。

    舱外果然传来突突突的汽艇声，马达越来越响。于是更多的手开始叉动，骨牌发出海浪般的响声。

    王会悟回到船头。她坐下，捡起鞋底，竭力使自己呼吸平稳。

    汽艇很近了，前甲板上晃动着好几个黑制服警察，并且传来持续不断的嚷嚷声和笑声。王会悟低首纳鞋底。

    汽艇很近地擦过画舫，马达声盖过了麻将声。只一刹那间，汽艇便突突突远去了，留下两条长长水浪以及警察的笑声。其中一个警察还向王会悟笑喊一声“嗨”，招招手。

    王会悟抬起脸，松了一口气。接着，她站起来，把头伸进船舱，小声说：“警察局的汽艇，也是来游湖的，没事了！”

    麻将声立时停止。

    中央局的班子是在黄昏时分选定的，没有太大的分歧。大家请张国焘最后宣布一下，张国焘便清清嗓子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局。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本次代表会议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期间，书记一职由周佛海代理。”

    众人鼓掌，声音轻轻的。

    “选举李达为宣传主任。选举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再度响起掌声，也是轻轻的。

    李达起立，抱抱拳，说：“李达深知肩上之重任，誓不辜负诸位重托！”

    张国焘马上补充：“我也是！”

    掌声又响。

    董必武在掌声里建议：“诸位，我们，呼几句口号吧？”

    何叔衡说：“要得！”

    邓恩铭说：“我同意！”

    张国焘手扶桌子站起来，说：“那就请代表们起立！”

    李达有点担心：“万请诸位小声一点。”

    张国焘领呼口号：“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众人齐呼，低沉而有力。代表全国五十余位共产党员的这些年轻人和中年人，此时都感觉到了一种空前未有的神圣感。

    毛泽东把手举得很高，同时感到鼻孔有些发酸。他突然想起了破败的福佑寺，又想起了森严的大成殿，他在那些殿堂里都没有见到真经。

    他随着又跟张国焘轻声呼喊：“马克思主义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这是第三句口号。

    毛泽东看见所有的代表们都动了感情。这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黄昏，阴天，厚厚的云层之隙偶有阳光闪动。他们脚下的木质的土地，也在随着口号声一起晃动。

    由于烽火年代的档案资料难以寻觅，人们长期无法查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确切日期，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与董必武在延安商定，就用七月的头一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反正，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这一点没有疑问，谁心里都感到一种真正的灼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