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郊外，湘江之中的橘子洲是个迎江眺望的好去处。

    四下里十分安静，秋山秋水之间，惟几声鸟雀啁啾。

    毛泽东步出亭阁，遥望远山近水，忽有一番热热的感慨涌上心头。这份感慨是他即将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并就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之前一个礼拜生出的。他早上向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告了韶山地区农民运动状况，讲得热气腾腾，下午便来到橘子洲头拜会湘江。他先是游了一回水，然后便来了诗兴。在他预感到两党合作将要推动起中国革命的新一轮高潮之时，便不能不抒发一下胸中豪情。

    他吟的是词。词名《沁园春·长沙》。他此刻迎着江面上湿润的风，吟得抑扬顿挫：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身后亭阁之中，隐约传出一声沙哑的赞叹：“好！”

    毛泽东没有在意，也没有回身，继续昂首而吟：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好！好词！”背后亭阁中，有人拍栏杆。“好词啊，峰回路转而又直泻无余，好词啊，书生策马，畅快淋漓！”

    毛泽东回身，发现一个老头。这是一个草帽罩头破衣缠身的精瘦老头，一根稀稀拉拉的细辫子戳出草帽，如一根小蛇一样盘在草帽的尖顶子上。

    “你是谁？”

    辫子老头倚亭而坐，又拍拍亭栏：“久不闻如此慷慨之词了，好词，好词呀！”

    “请问你是谁？”

    辫子老头摘下草帽，又撮起三根指甲很长的手指，将细细的灰白辫子捏住轻巧地向后一甩，说：“老朽虽不才，形如废履，当年也曾是三榜状元，经过殿试的。”

    见毛泽东露出好奇之色，辫子老头更其得意了，说：“天下者，早已不是我辈的天下了，老朽我，原本是应该一头投在江里的。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江？中国的江河就是为志士仁人留着的。屈原大夫不就投了汨罗江么？啊，啊，我为什么不死，看来上苍是要我再见到一个奇人。今日，果不其然，让我见着你了！能吟如此奇词之人，还不是奇人么？照我看来，能唱出粪土二字之人，就已了然全部人间历史了！”

    毛泽东点头：“对，我的心境，你一半懂了！”

    “不瞒先生说，自老夫中了状元之后，也曾蒙圣恩封为监考官，官阶至从二品。上苍既让我做监考官，总要让我见几个真秀才吧？果不其然，今日见了你。见了你，也不枉苍天一番心意了！”

    听老者这一番罗唆之后，毛泽东还是觉着疑惑，“那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姓甚名谁呢？”

    “老夫不但不问先生贵姓，也不问先生贵庚。”

    “这又为什么？”

    辫子老头翻眼望天，说：“苍天已知，何必老夫赘问！”

    毛泽东哈哈哈笑，笑毕，说：“你也是个奇人，起码你头上这根辫子就奇。你这根辫子说明你不懂政治，不明现实，不知百姓，不晓寒暑，其实呀，你并不明白粪土当年万户侯之吟！”

    “懂是懂的，先生，寒暑彻骨，何人不明？只是情感难以割舍罢了！”

    亭阁之外忽然匆匆走来一个人。来人是何叔衡，一见毛泽东，两眼就亮。

    “润之，总算找着你了，估计你在江中之洲，果不其然！”何叔衡挥动手中的一本小册子，“快看，天下又出奇人了！”

    “奇人是谁？”

    何叔衡没有回答，表情却是愤愤然：“真是岂有此理！”

    “谁呀？”

    “你读读这篇奇文，就知道奇人是谁了！”

    毛泽东接过小册子：“戴季陶？”

    何叔衡带给毛泽东看的，正是戴季陶刚刚出版的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的卓有成效的领导作用使国民党新老右派大为震惊。戴季陶以三民主义忠实信徒自居，公开谴责中共，反对国共合作。他的观点与理论，一时在全国形成了颇有影响的戴季陶主义。

    毛泽东放下小册子，皱眉说：“山雨欲来，风儿满楼！” 何叔衡也同时见着了乞丐模样的辫子老头，仔细一端详，不由大惊：“这不是我的远房三叔公么？润之，这个老东西一肚子坏水，他就是张敬尧当年的头号门客！”

    毛泽东说：“是么？”

    “张敬尧若有十个坏点子，起码有八个是他出的！我以为他早就投江了，谁知还活着！”

    辫子老头以手遮脸，似显示无地自容之状。毛泽东心里不忍，便说：“何胡子啊，你就别苛求这根辫子了。”

    “怎么？”

    “知粪土者，必知天下。”

    何叔衡还是不明白。

    毛泽东说：“他对我说，他已知晓了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道理。此人虽当年作恶，但如今既已明了事理，你也就别再苛求，让他走吧。”

    辫子老头重新戴上草帽，掩面做哭状，凄惶而走。

    毛泽东盯着他的背影，对何叔衡说：“在中国，这一类人，是没有什么市场了，他们的货，明眼人一看就知是破烂，少有人问津。可是，戴季陶叫卖的东西，还是很有人要买的。”

    “你是说，山雨肯定要来？”

    毛泽东点点头，脸色严峻：“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提个心眼儿了。既要盯着北面的军阀，又要防着身边的同盟者。”

    他有一个强烈的预感。两党合作的车轮，又要面临一个大大的坎儿了。

    身边的同盟者倒戈颇多。国民党右翼自不消说，一闻戴季陶之锣，便手舞足蹈起来。而像沈玄庐这样的一向以红色著称的人物，也按照新的节拍跳起舞来。

    他手中的道具是一袋萝卜干。

    他知道国民党全党响应戴季陶主义者甚众。戴季陶言之凿凿，其损及中共之言论，他觉得非常动听。于是他再三恭请，把中央委员戴季陶请来了萧山衙前村，他的老家，同时邀请的有浙江省四十余名国民党代表。他的打算是以新近成立的国民党萧山县党部的名义，邀集全省各地党部代表汇集他的家中，举行国民党衙前会议，使浙江的国民党员齐集合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旗帜之下，这面旗帜的图案则是戴季陶新绘的。

    沈玄庐带着这袋萝卜干出现在客厅里。

    各位委员见沈玄庐到，一齐起立。

    “坐下坐下，”沈玄庐笑容满面。在请戴季陶坐于圆桌上首之后，他便开始说话，一边说一边举起手中纸袋。“开会之前，先请诸位代表尝尝我家乡的特产，萧山萝卜干，来，一人取一根。”

    众人均乐，纷纷伸出手指，叼取萝卜干品尝。

    “有滋味吗？”

    “有味，”来自浙南的代表称赞，“醇郁柔韧，口舌生香，有味，有味！”问戴季陶，戴季陶也点头，说很有滋味。

    沈玄庐说：“萝卜这东西，就一个字：贱！你怎么烧都没味。可是，萝卜一旦晒干，其味便显，既香又醇，赛过野参。所以说，所有学问，都在一个晒字里。我看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先前就是萝卜，怎么嚼都没味，现在就是给这位戴季陶先生一晒、两晒、三晒，晒好了，晒出真味儿来了！”

    戴季陶闻言，抿嘴而笑，觉得沈玄庐此人还是相当有趣。

    沈玄庐又说：“本人热烈拥护戴季陶先生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共产党连我的儿媳妇都要抢，连我的孙女儿都要偷，还能做什么真朋友？”

    忽有一位代表起立说：“今日之萝卜干，没有白嚼，本人提议，以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的名义，立即发表一份拥护戴季陶先生的宣言！”

    沈玄庐哈哈大笑：“你老兄的这个提议也是一晒，此次衙前会议，就给你老兄晒成一根萝卜干了！”

    陈独秀约张国焘与瞿秋白到上海四马路上的春来面馆吃面。由于辣油的缘故，三人都吃得脸上冒汗。

    “干脆，共产党员一齐退出国民党！”陈独秀在闷热的小包间里这样说，他心底里始终存在着对两党党内合作的某种根深蒂固的怀疑。爪哇是爪哇，中华是中华，何必马林来强扭瓜。“国焘，当初，你也是不赞成的，后来怎么赞成了呢？都是我，强扭了你的瓜！”

    提起两年前的事，张国焘只笑笑。他一直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好党，后来陈独秀牛头一转，他也只好跟着摇牛尾巴了。

    陈独秀见两人只管吃面不吱声，便从自己的一双竹筷中抽出一根，又伸手从张国焘手里也拔出一根筷子，再从瞿秋白手里拔出一根。

    “何必用两根筷子呢？”陈独秀说，“依我看，一根就够了。你们看，一根筷子照样吃面！”

    他低头吃了几口。张国焘看样，也用独根筷子扒了几口，然后评论说：“老实说，用一根筷子扒，比两根筷子挑着吃还快！”

    陈独秀与他相视而笑。在某些方面，张国焘的率直的性情，很合陈独秀胃口。

    瞿秋白则一直不吱声，后来，伸出手，默默地从陈独秀手中取回属于自己的那根筷子。

    陈独秀用手绢抹抹自己油晃晃的嘴，饶有兴趣地看着瞿秋白。瞿秋白低首低眉，依旧用他的一双筷子吃面，从容不迫。

    “秋白虽未吭声，却已经用他的筷子表态了，他还是坚持两党紧密合作。”陈独秀看出了名堂。

    瞿秋白继续吃面，哧哧有声。

    陈独秀又感喟道：“唉，我这人，就是没有秋白这等好性子。我往往是遇上锅子烫，还想撒把盐，一急，就容易把事情急炸。国共合作，来之不易，我们还是得冷静，不能让戴季陶这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说罢，摇摇头，又重握起自己的一双筷子，又把从张国焘手里取来的一根筷子也递还给对方。谁知张国焘接过那根筷子，瞧也不瞧，随手就朝窗外一扔。

    啊，此人也表明态度了，陈独秀想。陈独秀知道，张国焘之不悦，与其说是恼火戴季陶，还不如说是冲着自己来的。但是陈独秀对此不反感。张国焘的是很不喜欢自己的领袖摇摇晃晃的，这应该是他的优点。同样，瞿秋白的斯文也是可数的优点，特别斯文又特别执著，真个不错。想想也是，两党合作毕竟已带来了两党的组织大发展，陈炯明之叛业已扫平，广东革命根据地也已经统一，全国的工农运动日渐高涨，这些毕竟都是事实。瞿秋白坚持用两根筷子挑面条吃，实是一种合理的进食之姿。

    于是陈独秀起身，掀开油腻腻的花布门帘，喝一声，来人，取一根干净筷子来！

    邓颖超坐在火车的三等车厢里，随着车轮的节奏，左右摇晃。她一身灰布衣裤，头上梳着一个横S髻，一副家庭妇女模样。

    她于津浦铁路秘密南下，经上海去广州，与周恩来团聚。

    在中国共产党人严重关切着国共两党合作前景的这一年的夏天，邓颖超由于在五卅反帝爱国斗争中担任天津各界联合会的主席，遭到当局通缉。因此她不得不辞别母亲，辞别生活了十三年的天津，化妆成家庭妇女，连夜南下。周恩来信中说：你来广州工作吧。广州的空气闻着就心热，我们分别时间也长了，我等你。

    邓颖超踏着1925年8月7日的南国阳光，满头大汗地找到了周恩来寓所，是水淋淋的人力车夫把她一路拖着来的。广州的空气闻着心里就热，邓颖超可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怎么会热成蒸笼呢！

    她拎着手提箱，以手作扇，汗淋淋地站在门房前。没有钥匙，她无法进屋。周恩来既没有来码头接，也没有在家等候。当然他是忙，她想。除了忙之外，他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理由。他在信上对她说：人生伴侣的选择自然是需要慎重的。她想：这句话是作为他对待感情问题的一般的指导原则呢，还是对他与她之间的关系的特指，从而别具深意？她在前往上海的火车上左右摇晃的时候，激动人心的憧憬和某种不祥的念头总是交替出现。

    陈赓向她奔过来。他还没跳下小汽车就看见了候在寓所大门口的这位姑娘。陈赓是周恩来的副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年方二十二，办事特别干练。

    “啊呀你就是邓颖超同志吧？我叫陈赓，是周主任的副官，周主任太忙，叫我来码头接你，可是我没找到你，我猜你就会到这儿来。”

    “没关系没关系，他忙，革命工作总是大事。”

    “先进屋休息一下。”副官摸钥匙。

    邓颖超犹疑了一阵。

    “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跟我说。”

    邓颖超大胆地说出口：“我想马上见他，马上，越快越好。”

    “也好，我这就带你去。他这会儿，在总工会谈工作呢！”

    邓颖超冷静地想，不管怎么样，风也好，雨也好，见面再说。她又想，他兴许真是忙得无法分身呢。

    半个钟头之后，她就在一间大房子的门口看见了他。他穿着军服，剑眉大眼，一脸英气。他的模样跟她无数次的想象一样，无甚出入。这间大房间看来是一个会议室，在广东省总工会的楼房里面，门口贴着“省港罢工委员会”字样。她看见 一批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在商量工作，许多人进进出出，褪了漆地的板老是在震颤。整个房间的气氛，类似战斗开始时的作战指挥部。

    她看见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在紧张地向他叙说着什么，当然邓颖超那时候都叫不出这些人的名字，这些人对她而言全是陌生人。她只站在门口盯着周恩来看，她看见他正在埋头写着什么字。她希望他在这时候就抬起脸来，看见她。

    陈赓说：“进去吧？”

    “我就站在这里，他会看见我的。”

    于是陈赓就走过去了，她看见陈赓俯身向他的主任悄声汇报了几句，然后她就看见了周恩来的抬起来的双眼了。

    他们对视。邓颖超有一阵轻微的颤栗。但是她的心很快就平静下来。她从对视的目光中霎时间发现了很多，又像是什么也没发现。对视就是对视，一对昔日战友的对视。天津的白刺刀和巴黎的白鸽子同时从他们的视线之间无声地掠过。

    周恩来站起来了，挺拔的个子。

    邓颖超盯视着他。但这只是单方面的视线。视线中断了。她希望他朝她走过来，将视线重新接上。她希望他的步子很快。

    周恩来的步子确实很快，但是他消失了。他与陈延年、苏兆征分别说了几句话，一个转身，便从会议室的另一扇门里消失了。

    邓颖超笑了一笑。她没有在脸上笑，而是在心里笑。她对自己笑了一笑。因为她有这样的准备多时的心情，所以她在面对陈赓的充满歉意的解释之时，表情是轻松的。

    陈赓说：“周主任实在太忙！他要同陈延年委员长赶去广东区委开会。”

    邓颖超说：“我知道。你也去忙吧。待会儿我雇辆车，自己回去。”

    陈赓说：“不不，我送你回去，你先坐一会，我马上送你。”

    当晚，邓颖超在周恩来寓所安顿下来之时，周恩来正坐在广东区委办公楼内的陈延年房间里。这是一个相当闷热的深夜。窗户洞开，地板上铺着草席，没有风。他们对坐。沉默的时间比说话的时间多。

    两把扇子不停地响。扇空气，扇蚊子，扇心情的烦躁。

    “吃回头草的，不一定都是劣马，也有好马。”陈延年摇着扇子，慢条斯理地说，“我就吃过回头草。你是知道的，我一直信奉无政府主义，为了这个主义问题，我挨了独秀同志多少回的骂，不听，后来，还是吃了回头草，改信马克思主义。变了信仰，好不好呢？我认为是好的，向真理投降是天下最光荣的事情。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匹劣马。”

    “那么，我是一匹什么马呢？好马还是劣马？”

    “恩来，看得出你很矛盾。想喝点酒吗？我这里还有半瓶白酒。”

    周恩来打了自己一脖子，然后从肩胛骨处捻下一只花脚蚊子。我不想喝酒，他说。

    陈延年说：“她入党了，你知道吗？”

    周恩来摇摇头。

    陈延年说：“她还是中共天津地委的妇女部长，这次来广东区委工作，我考虑了，也还是叫她做妇女部长。”

    周恩来觉得这样的工作安排是妥当的。

    “我不鼓励你吃回头草，也不鼓励你勇往直前。婚姻是终身大事，主意，得牛郎织女自己拿。真不好意思，你我同岁，我却像长辈一样在这里唠叨。”

    “一个人于苦恼之时候，只愿碰到的人都如长辈。延年，你再说吧，我很入耳呢。”

    珠江里，船笛几声，低沉如牛吼。

    “那我就再多说几句。恩来，你现在是站在门槛上，跨一步，进房了，你想想，不甘心。退一步，出屋了，你想想，又不情愿。”

    周恩来暗想，确实如此。什么叫进退两难，这就叫进退两难。

    “女大十八变。你们分别时，她才十六岁，如今过了五年，她已经二十一岁。你可能一直在想，这个小姑娘如今变得怎么样了？在你的睡梦里，她像一朵花。一旦见面，看她又不是一朵最美的花，你心里头就大大地犹豫起来，是不是？”

    周恩来摇着扇子，越摇越慢。

    “第二种可能是，你先前一直抱独身主义，后来，破了禁忌，愿意找个革命伴侣。然而一见面，只见一个活泼泼的女子就站在眼前等着你去娶她，等着你承担她一辈子的幸福，你就怕了。因为你的生活太动荡，枪林弹雨是你的一日三餐，你觉得你这辈子只能对自己负责，你害怕承担他人的责任。”

    “你还有第三种可能吗？”

    “我可以说出十种可能。”

    “不用讲了，”周恩来轻声说，“延年同志，我很感谢你，打心底里感谢你。你讲的每一句话，都能像子弹一样打中我。是我先向她表明爱情的，我应该承担责任，我没有理由后退，在这个问题上，我若吃回头草，当是劣马无疑！”

    听周恩来这么说，陈延年的心轻松下来。他起身，拿起周恩来的茶缸续凉水。

    “明天就回家吧！”

    “明天回家。你跟我一起回家。”

    陈延年眉毛一跳，这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说：“主持我的婚礼。我明天就结婚。”

    陈延年忽然觉得很感动：“恩来。”

    “怎么了？”

    “我很羡慕你。”

    这句话，周恩来不明白。陈延年说：“你的动摇和你的选择，都是很美丽的。”

    周恩来听了这句话，侧脸想一想，也为自己感动起来。当然，感动之中，还夹有许多歉疚之意。

    第二天早上，他一漱洗完就回家了。他看见邓颖超在阳台上收拾花盆，系着一幅围裙。同时他听见陈赓在兴高采烈地提醒她：“邓颖超同志，主任回来了！”

    邓颖超猛然回头。他看见她有了眼圈，淡淡的。她也看见了他。周恩来就抱着手站在门口，满脸阳光，笑容如盛开的花朵。

    邓颖超没有挪步，也没有招呼，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她确实很意外。

    周恩来说：“小超！”

    邓颖超微笑，笑容也如一朵花了，但还是没有挪步。

    周恩来扭头说：“陈赓，暂时没你的事了。”

    陈赓应一声“是”，赶紧转身走。

    周恩来又招呼一声：“小超！”

    邓颖超突然跳起来，一阵风似的扑向周恩来，一下子把头埋在了周恩来胸前。周恩来除下军帽，紧紧拥住恋人。他的腮帮贴住了又黑又柔的头发。屋内没有风，但是他感觉到她的头发在飘动。

    “我工作太忙。”他嘟嘟哝哝说。

    “什么都别说。”

    “我昨天就应当回来。”

    邓颖超伸手，坚决地捂住了周恩来的嘴巴。

    “什么都别说。”她真的不希望他再说什么。他若再说什么，她反而难受。

    大片的阳光扑进窗户，包裹着这对恋人。阳光使他们的温度又升高了一些。周恩来说：“把妈妈接来广州，我们在广州安家吧。”邓颖超点点头。

    周恩来接下来的一个建议，就使邓颖超吃惊不小了。周恩来建议当晚就举行婚礼，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就是当晚。邓颖超慌忙解下围裙，说：那怎么来得及呀？

    周恩来雷厉风行，立即就吩咐副官去置办新被褥和买酒。邓颖超则去衣铺买了一件紫红色碎花短衫。婚礼于当晚准时举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亲自在洞房门口，为新人燃放了一串百子鞭炮。鞭炮噼噼啪啪顺利炸完，陈延年就说，记住，你们要生两个孩子！

    1925年8月的广州街头，声响很多，有鞭炮，也有类似鞭炮的刺耳的冷枪。8月20日，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党员倒下了，由于一颗冷冷的子弹。

    廖仲恺被人暗杀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终年48岁。枪声很刺耳，枪口的硝烟染了黑了第二天全国的报纸。

    这当然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破坏国共合作的一大阴谋。

    一个月之后，一枝被查获的手枪被重重地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议桌上。

    蒋介石站起来，指着枪，声色俱厉：“现在查明，这枝枪，就是暴徒陈顺所用手枪，其执照号码，为粤军南路司令梅光培签发！军事部长许崇智，难辞其咎，我命令，立即包围许崇智公馆！”

    蒋介石说这些话的时候，义正辞严。没有人反对他，也没有人对调查的广度与深度提出有力的质疑。蒋介石与一个历史的契机相逢了，这种机遇不是能容易遇到的。蒋宅彻夜灯火通明。在接下来的时间之内，蒋介石连出重拳，他借廖案先后赶走国民党中央常委、前广东省长胡汉民和他的拜把子兄弟、军事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如愿并吞了许崇智的粤军，并当上了广州卫戌司令，取得全部广东军政大权，一跃而为国民党的中心人物。

    陈独秀沿江行走，神情显得焦虑。他的周遭是此起彼伏的轮笛声和江鸥的白色翅膀。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使陈独秀颇费思量。他的烟量明显大了起来，眼袋也常见松弛。国共合作的前景，一时充满变数。如何准确地分析和把握中国时局，对于正在不断壮大队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始终是个严肃的课题。在1925年的这个多事之秋，陈独秀的苦苦的思虑，还牵涉到自己的家事。家事常是烦恼之源，尤其是对于陈独秀这样的人来说。

    陈独秀走来走去，心神不宁。他的前额在夕阳的映照下，泛着暗淡的光。

    他终于从码头边看到了出差返回上海的老朋友汪孟邹。

    陈独秀边招手边挥手，非常高兴。汪孟邹拎着皮箱快步奔向他，问他怎么知道老朋友今天的归程。

    陈独秀告诉他，是他儿子汪原放告诉的行程。陈独秀又告诉他，他家里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时刻，他目前需他的直接插手。

    陈独秀夫妇终于在这个月正式分居。汪孟邹从中穿针引线，费了很多心思。分手协议最终还是由眼泪浇成了，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去南京东厂街草屋生活，那儿由于房子是自己的，生活开销可以很低，陈独秀则承诺每月邮寄生活费。

    送家小到北火车站的时候，陈独秀的心难得地抽搐了一下。他把行李一件一件递进车厢，由汪孟邹接着。

    准备上车的黑子忽然哽咽地大喊一声“爸爸”，并且一下子扑上去，勾紧了他的脖颈。喜子也喊一声“爸爸”，泪流满面地抱住了父亲。

    陈独秀抱抱儿子，又抱抱女儿。他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他只说了一句“听妈妈的话，要多认字”。

    一听得这话，高君曼的眼泪又扑漱漱地下来了。陈独秀见不得眼泪，便大叫汪孟邹下车帮忙。“孟邹，孩子要上车了！”

    汪孟邹连哄带劝，将两个孩子送上了车。陈独秀走近妻子，说：“君曼。”

    “还有什么话可说？我真恨你。”高君曼擦泪。

    “难为你了，君曼。”

    “我恨你。恨死你。”

    “我也很恨我自己。但是，没有办法，爱情袭来时，任何男人都会束手无策。当年我偷偷带你离开安庆老家，不也是这样？真要请你原谅，你我分手之时，我还再提这件事。”

    “你这人如此没良心，世上少有。”

    “这你说错了，君曼。我这人，一生反对假道学，表里如一，心口一致。我喜欢女人，就说我喜欢女人。我离不开女人，就说我离不开女人。其实，我这副心肠，你是每一寸都有数的。”

    “所以我说你这人没良心，一点没错。”

    陈独秀叹口气：“上车了，君曼。”

    高君曼上车之前，对陈独秀说了最后一段话。她说：“我真想抽你两个嘴巴子，一来看在你共产党委员长的份上，二来看在孩子和汪先生的份上，不抽你了。你晚上自己抽自己两个嘴巴子吧，抽完之后，再扪心想一想，你对不对！”

    晚上，陈独秀确实想到了这句话。他是在施芝英家中想到这句话的。电不足，灯光发黄。他在黄黄的灯光里很阴郁地说：“君曼要我晚上自己抽自己两个嘴巴子。”

    火车启动时的鸣叫声和孩子的哭喊声一直灸着他的心。他以前感觉不到这种灸，这一刻却觉得有些痛。于是他说：“我现在抽了。”

    “你要抽？”

    “要抽。”他说，接着就轻轻打了自己一嘴巴。

    施芝英按住他的手。她说：“另一个，留给我。”

    她打了自己一嘴巴，打得比陈独秀重。

    “你真好。”陈独秀捧着她的白皙的圆脸庞。

    “两嘴巴就结束了一段姻缘，值。”她说。

    陈独秀躺到床上之后，叹一声，说：“我跟高君曼，说分手就分手了，可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是不能说分手就分手的。”

    “你每天想的，都是党。”

    “现在出了一个戴季陶主义，想赶我们。戴季陶就是那笔名天仇的人，你或许看过他的文章。他过去视袁世凯为仇，现在视共产党为仇了。他想赶我们，他是在做白日梦。孙中山的容共联共政策，体现了中国的民意，这不是一个戴传贤能改得了的！”

    “戴季陶这个人，说了算吗？”

    “拿笔杆子的，说了不算。”

    “谁说了算呢？拿枪杆子的？”

    “拿枪杆子的是蒋介石，他赶走了许崇智，把粤军全收编在自己手里了。这人肚子里很有文章，腕力也很大。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说老实话，雾里看花，我还看不透这个人。”

    受拜把子兄弟蒋介石委托，瘸子张静江滚着轮椅去看望宋庆龄。

    他的轮椅有些年头了，转起来叽嘎叽嘎响。年近半百的瘸子张静江由一名士兵推着，张静江徐徐前行的时候心里想，该在轴子里上点油了。

    他的轮椅推进广州南堤的一幢欧式洋楼，并且被直接推在花廊里。这幢楼临时安排给孙夫人居住，孙夫人是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来广州的，要住一段时候，所以张静江有了机会。有些重要的事情，须赶快出口。

    张静江是国民党元老，同盟会时期就给孙中山以巨额资金，中华革命时期又任孙中山的财政部长，一张沧桑老脸摆在那里，总理遗孀多少是要买上一账的。孙夫人果然客气，一迭声吩咐上茶，又详询了足疾状况，然后再客客气气说：“静老，既然蒋中正有话托你来说，你就说，不必顾虑。”

    张静江说：“那我就斗胆了。”

    “说吧。”宋庆龄低脸啜茶，心里似已猜着了二三分。

    张静江斟字酌句了一番，缓缓说：“孙先生乘鹤西去，算来也有一年了。全党节哀之余，也特别盼望夫人生活安定，精神有所寄托。”

    “听静老这话，有弦外之音。静老不是来做媒的吧？”

    “孙夫人所言，一针见血。我这人，月下饮酒，恐怕也有百回了，但是没有热到要做一回月下老人。孙夫人，静江此次上门，正是来做大媒的。”

    宋庆龄合上茶盅，茶杯盖不轻不重：“真是受蒋中正校长之托？”

    “正是受中正之托。蒋中正一向仰慕夫人，谓夫人日为高山流云，夜为皓月当空，实可望而不可及。然仰慕已久，情真意切，也就不能不托我这个瘸腿前来冒昧相求，由我代言，愿结秦晋之好，执行总理遗训，共赴国难，拯我中华。此情绵绵，此意切切，不知夫人肯垂怜否？”

    宋庆龄含笑望着这位瘸子元老，说：“说完了？”

    “此事过于敏感，静江实在不敢多言一句，惟听夫人教诲。”

    “静老可以去转告蒋中正，”宋庆龄端端庄庄说，“他的这一举动，不是爱情，而是政治。”

    张静江急了：“孙夫人，允我斗胆说一句，眼下时局混沌，国民党一举一动皆为全国瞩目，爱情与政治，本身就难以分割。”

    “静老，你两只鞋，为什么一只鞋干净，一只鞋脏？”

    张静江低脸看看鞋，噗哧笑了，说：“孙夫人，我腿瘸，偶尔下轮椅走走，走偏了的那只鞋，不免沾泥。”

    “我不是取笑静老的腿，我只是想告诉静老，爱情，或许也会掺几分政治，但这个政治，像你的鞋一样，有干净的政治，有肮脏的政治。蒋中正托你捎来的政治，是你的这一只鞋！是肮脏的政治！”

    张静江告辞孙夫人一路回府，心里一直忿忿。第二天他去广州东山蒋宅，将此话告蒋介石，蒋介石也忿忿了。

    “什么叫肮脏的政治？”蒋介石冷笑一声，“政治本来就是合纵连横，干净得了么？”

    纱窗半开着，一位脸庞如满月的二十一岁女子倚窗而站，偷偷谛听廊檐下传来的对话。她是蒋介石在广州的同居夫人陈洁如，对丈夫今天的敏感话题，她不能不表关切。其实张静江的轮椅一进门，是她先跑出去迎接的。当年她就是在上海张静江家中结识蒋介石的，那时她才十三岁，后来又是张静江夫妇做大媒，在她十六岁的时候，撮合她同蒋介石成了眷属。而这一回蒋介石在与瘸子对话之前，硬是把她支开了，那个瘸子呢，对她笑起来态度也很暧昧，她一眼就觉得味道不对了。

    她现在听着他们的悄悄话，心里也是一阵阵发紧。

    张静江看起来很有些懊丧，不停地抚摸着轮椅扶手。

    “唉，本来，倒是一步绝妙好棋。”他长长叹息一声，“说实在话，谁驾驭了孙夫人，谁就驾驭了国民党。谁驾驭了国民党，谁就驾驭了国家大局。可以预计，国民革命成功之时，便是你老弟登基之日。”

    窗后的陈洁如听得脸色黯然。一些她日夜担心的事，偏偏会无情地浮出水面。而接下去蒋介石说的一番话，更使她心如沉铅。她听见蒋介石拍了一下轮椅的扶手，轻声轻语说：“静老，其实依我看，宋美龄比她二姐宋庆龄要漂亮得多。说起来，也是四年前了，我在孙先生家一见她，就舍不得移眼睛。我看她对我也是蛮有意思的。我同她后来还通过电话，各写了几封信，虽然彼此间没有把纸捅破，但那种意思，静老，真的是很有一点的。我想，我应当向宋美龄求婚。我蒋某人做不成孙科的父亲，兴许倒可以做成孙总理的连襟呢？”

    张静江听得呵呵而笑。蒋介石的有些绝妙的构思，他是想也没有想过的。他越来越琢磨着蒋中正这个人，将来必有特别的出息。而悄悄伫立在窗后的陈洁如，此刻则除下了她的精致的金丝眼镜，开始揉眼。她满眼都是泪。

    蒋介石如愿与宋美龄成婚，是在两年之后。而在他正式成婚的两年之前的这个诡谲的1926年早春，他却在广州为实现他的宏阔的政治抱负而进行了一次极为大胆的预演。这就是后来震惊全国的中山舰事件。他的舞台是由水面和陆地两 部分搭成的，气势极为不凡。

    3月20日零时，蒋介石借口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擅自调动中山舰进黄埔港，突然宣布广州紧急戒严，下令立即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扣押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严密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凌晨3时，在广州文德路海军局大院文德楼内的一处住所里，响起了惨叫声，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在家中遭到逮捕，逮捕时被士兵施以毒打。

    李之龙在黑暗中连打几个滚，避蜷于房间角落，床头柜子倒翻的药瓶子和军衣落在他头上。李之龙以薄薄的军衣遮脸，举手抵挡着黑暗中不断袭来的皮靴，尖声喊：“别打了！你们太不讲道理！”

    他的新婚妻子则被一杆枪逼在阳台上，蓬头散发，呜咽不止。

    参与执行逮捕的秘密共产党员石头心里发急，好几回喊：“算了算了，别打了，押走他算了！”

    打得性起的士兵还不肯歇手。石头使劲挤向屋角，试图以身掩护，黑暗中自己也挨了好几拳。

    “你们打谁了？长不长眼睛？”石头捂住右脸，发火了。这一发火，倒十分奏效，几个士兵气咻咻说，好了，拉这小子起来，下楼吧！

    鼻青脸肿的李之龙被拉起来，几乎站立不住。士兵们前后夹着他，推推搡搡下楼。在楼梯转弯的之处，走在李之龙后面的石头突然一手拉住李之龙，一手猛推前面的士兵，直教士兵在黑暗的楼梯上滚作一团。

    在这一阵混乱的闷雷中，石头飞起一脚，旁边的玻璃窗便整个儿倒了下来。楼梯上烟尘弥漫。

    “快逃！跳下去！”石头对李之龙耳语，“地势不高！”

    李之龙弯腰呻吟：“我，不逃。”

    楼梯下传来摔伤者的惨叫声和咒骂声。

    “什么？”石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李之龙说：“我要讨还清白。我没有做任何亏心事。”

    石头叹口气，猛然大喝一声，一把拎起李之龙的后领子：“你小子想逃？没门！”

    一辆小汽车卷着阳光和烟尘，疾风似的开到广东造币厂大门口。周恩来曾经到这里来过，他知道造币厂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惠东升团团部所在地。他看见门口警卫比往日森严。

    周恩来跳下车，一脸怒容。他昨夜也是被零乱的枪声惊醒的，他起身才知道全城戒严了。接着就是蜂拥而来的大逮捕和大缴械的消息。他坐在床头惊得张大了嘴。邓颖超急忙给他递水压惊，他也没有接杯子。他刚从东江平叛前线回来没几天，征尘还未洗净，就遭遇上了毫没来由的风暴。天亮之后，他打听到蒋介石的行踪，知道他正在惠东升团坐镇指挥，造币厂已成为蛛网中心，他便直扑造币厂而来，纵然被蜘网粘住他也在所不惜。

    “我有要事见蒋校长！我知道他在你们团部！”被大门口的卫兵拦住之后，周恩来怒不可遏。

    “有特许通行证吗？”

    “我是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大喝一声，一把推开横栏似的手臂，强行闯进大门。

    卫兵手足无措了，好一会儿，才抓起一只铜哨子拼命吹起来。

    蒋介石听见了铜哨子，也听见了副官紧急报告。他平静地说，见见他吧，人家既然闯营了，我不见也不好。所以他见周恩来的时候，心境波平浪静。

    “校长，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一军和军校学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扣押了！”周恩来见他就嚷。

    蒋介石请他坐下，吩咐上茶，然后说：“事出有因啊，情形如一团乱麻呢。共产党员并非逮捕，是集中保护，恩来你不必着急。”

    “我们在东江前线与陈炯明残部浴血奋战，可是后方呢，我们的同志却被五花大绑！我今天就要向校长讨问个明白！”

    “告诉过你了，事情很复杂。有人要谋害我，要谋害国民革命！”

    “我们共产党人视两党合作为生命，校长你打人板子不能没有证据！校长不放人，我不走了！”

    蒋介石脸色一板，不高兴了，说：“不走，也好，留在我这里吃饭！来人，送周主任休息！”

    一下子就扑上来四个士兵，扭住周恩来的手脚，卸了手枪。

    周恩来想挣扎，但是手脚已被制住，围着他的所有的手臂都如铁钳。

    “校长！”周恩来的身子歪倒了，但依旧双目喷火，“历史会证明，你是破坏两党合作的罪人！”

    周恩来的咒骂声渐渐远去之后，蒋介石转了个圈，生气地喊：“来人！”

    一个连长应声而进。

    “你们这个团部是怎么回事？几十个兵，三层岗哨，就挡不住一个周恩来？”

    连长说：“弟兄们不敢挡。”

    蒋介石说：“难道士兵里还有共产党分子？”

    连长嗫嚅着不敢做声了，最后才说：“校长放心，从现在起，哪怕一只鸟，我也不叫它飞进来！”

    话犹未了，又是一阵令人吃惊的踏踏踏的脚步声，还夹着一个女性的喊叫声。冲进门的真个是一位泼辣的女性，被突然推开的木门像一个耳光一样打在连长脸上。

    蒋介石一看，吃一惊。女人是何香凝。这个多事的女人竟然也知道他坐镇于造币厂了。

    何香凝一见蒋介石就气得眼睛出血：“好你个蒋中正，你是无法无天啊！”

    蒋介石心里直叫苦，脸容还是平静无波：“请不要动怒，廖夫人！”

    何香凝几乎要扑过去：“孙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蒋中正就敢公然背叛三大政策！你抓共产党，你缴工人的枪，你包围苏联顾问团，你说你对得起谁？”

    蒋介石慢慢坐到椅子上。何香凝抓住椅子背就要掀翻它：“你像什么校长！我刚才见周恩来了，也被关押了！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你也说抓就抓，你发昏啦？”

    椅子摔倒了，蒋介石及时蹿了起来，没有同时倒下去。“廖夫人，”他跺着脚说，“这打打闹闹的，成何体统？”

    连长带了两个士兵，跃跃欲试，意欲制住何香凝，但是没有蒋介石的明确命令他们不敢动。他们认得这女人是廖仲恺遗孀。天下尚有“忌讳”两字，忌讳往往是连一根毫毛都不能碰的。

    对于连长的虚张声势，蒋介石忽然不满意了，他击桌而骂连长：“长不长眼睛？她是廖夫人！你们想怎么样？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士兵们退走之后，蒋介石又召进副官，脸色阴沉地对副官说：“既然苏联顾问团已有三次抗议……”

    副官说：“四次了。”

    蒋介石说：“那么，就撤岗吧。我蒋中正是对人不对俄。还有，那个周恩来，请他一顿饭，要有压惊之酒，要有鱼。吃饱了，就请他走路。”

    副官应声走了之后，蒋介石对何香凝说：“廖夫人，中正这么做，你消气了吧？”

    何香凝满眼泪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蒋介石马上喊：“来人，送廖夫人回府休息！用我的车送！不准再有闲人打扰廖夫人休息！”

    当天夜里，毛泽东与被拘押了半天的周恩来不约而同赶到了李富春家中。李富春是中共党员，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客人一进门他就拉拢了所有的窗帘子。在前一天刚刚就职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任所长的毛泽东，一坐下就对李富春说：“这里有三只茶杯盖了，你再取三只来。”

    李富春不明所以，拉开方柜抽屉，又找出三只杯盖。

    毛泽东迅速将茶杯盖分成两堆，摆成五比一模样。 毛泽东说：“蒋介石这块石头，并不是一块怎么了不得的大石头。他能抓住的，只有第一军。恩来你看，富春的二军、还有三军、四军、五军、六军，这五个军的军长都跟蒋介石有矛盾，不是一般的矛盾，而是明显的矛盾，因此，都可以争取他们反蒋！”

    李富春听得有理，说：“起码我们二军是有把握的！”

    周恩来突然跳起来，抓过那只孤零零的茶杯盖，也一同归入了五只茶杯盖的阵营。

    “润之，”他说，“你也没有摆对！”

    毛泽东请他解释。

    周恩来说：“就是蒋介石直接指挥的一军，大部分政治骨干，也是共产党员！因此，不是五比一，可以说是六比零！”

    门推开了，陈延年出现在门口：“润之这笔账我听到了，算得是对的，五比一！恩来的意见我也听见了，很好，六比零！不管是五比一，还是六比零，都说明一个明显的道理，那就是革命者占绝对优势！我们要立即反击，事不宜迟，动作要快！”

    周恩来说：“应当立即通电讨蒋，削其兵权，除其党籍，公布事实真相，办他一个违反党纪国法！”

    毛泽东说：“同时鼓动工人罢工，以民众之力量呼应！”

    “唉呀，”陈延年忽然叹一声，站起来又坐下去。“我现在千怕万怕都不怕，就有一怕！”

    大家不知道他怕什么。他说：“我怕一个人。此人不是国民党的蒋介石，而恰恰是共产党的委员长。”

    一说到陈独秀，大家都沉默起来。总决策，当然应该是陈独秀作的。陈独秀远在上海滩，他于黄浦江畔想象珠江风浪，这份想象将很可能是夹生的，更何况情况又是瞬息万变，不在广州实施紧急指挥，事情很难奏效。

    陈延年又说：“真的，我真的是怕，我真的怕独秀同志！我怕他前怕狼后怕虎！我有个明显的感觉，自从孙中山去世，他整个情绪都是担惊受怕！”

    写字桌上散落着好几个茶杯盖，陈独秀当着张国焘的面，气呼呼拎出其中两个，摆在一边。他瞪着这两个茶杯盖说：“我能怕什么？我千怕万怕都不怕，就怕我们党内出一两个冒失鬼！”张国焘双手抱臂，坐在上海北四川路安慎坊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室里，瞧着陈独秀发火，觉得有点有趣。

    陈独秀说：“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泽东！”

    张国焘心想，还好，没有把我列入其中，脸上却笑嘻嘻说：“仲甫经常把我也看作是第三个冒失鬼吧？”

    “你现在不是了。”陈独秀说，“过去，你也算一个。其实我告诉你，最大的冒失鬼，是我。我同你一样，常以血气代替志气，闻及一星半点即拍案而起，逞一时痛快。现在，你与我，都能学点孙猴子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都要先抬眼望一望，或者拿在手心里掂一掂。”

    陈独秀昨夜掂量了一夜。他觉得实在不宜与国民党新贵蒋介石对决，对决就是引爆，国共合作的架构将会在瞬间崩裂。更何况蒋介石的莽举可能真的是起因于一场误会呢？他说的那番话，比如：中山舰无端“落械走火，经一昼夜”，比如“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也许真的是有几分道理呢？某些共产党人的冒冒失失的言论和行动也是大量存在的，这些都是磨擦的火星子，有时候也真怪不得人家，起码不能百分之百地怪人家。

    他在起初几天内都不了解广州事变的真相，中共中央没有电台，无法及时捕捉广州详情，只有从沪上各报中关注事件的发展。陈独秀起初还以为周恩来被捕了，震惊和伤心了好一阵。直到三月底，从广州回俄国的苏联布勃诺夫使团路经上海，陈独秀才知道一些详情。

    布勃诺夫也是个对蒋介石很宽厚的人。他的使团虽然在事变中也被黑黑瘦瘦的国民革命军士兵软禁了好一阵子，但他还是认定蒋介石这匹勇夫是情有可原的。他关起门窗对苏联使团的全体人员作报告说：“这次事件，是由于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而引起的。”他还作了这样一个比喻：中国将军脖子上戴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他说，这种情况，与中国军队历来的习惯是毫无共同处的。因此，他请求苏联顾问们，要特别注意到中国军阀们的过敏的民族主义，外国军事专家的任何一个压力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他到了上海之后，也握着陈独秀的手说：我以为，你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十分审慎地行事，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

    听得这话，陈独秀当然就冷静下来了。他过去看不得高鼻子蓝眼睛的人指手画脚，现在听听这些高鼻子的言论，还真个寅是寅，卯是卯，皆成道理。他为了心里更踏实，还一再追问布勃诺夫：“我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否照旧？”这位高鼻子对此提问沉吟再三，说：“不久的将来，莫斯科会作出决策的。”布勃诺夫虽然没有明确作答，但他对中共最高领袖的这种谦逊态度是颇为满意的。

    陈独秀事后对张国焘说起这番请示时，也觉得自己的话挺窝囊。但是自从党的二大确定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之后，陈独秀也慢慢地习惯了接受，他知道从自己鼻孔喷出来的浓浓的雪茄雾里，有一大半是人家吸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稳健行事确实还是必要的。对蒋介石要斗争，但这种斗争应是适当的，不能撕破脸面。国民党毕竟是个有四十万党员的大党，共产党在与它的紧密合作中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使得帝国主义和直奉军阀惊惶不安的局面，决计不能轻易断送，若断送这种局面，正好中了国民党右派的计，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能量还不可小觑，他们从处理廖案的打击中遭受惨败之后，已于去年11月聚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之后又在上海成立中央党部，与广州的中央党部唱起了对台戏。林森、邹鲁、张继、谢持这些“西山会议派”，从骨子里恨透了共产党，他们时刻准备着看共产党的笑话，也准备着看广州国民党的笑话。两党的笑话都是不能让他们看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两党都不能有笑话。

    陈独秀想，形势如此微妙，共产党人做事实在应当“如履薄冰”，这不是右倾，是稳妥。所以陈独秀对广州共产党人的激愤是大不以为然的。他再三对张国焘说：“此蒋介石，决不是一块小石头，不是一块寻常石头，虽然此石拦路了，但这只是眼前，是暂时的，对于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而言，这是一块柱石。”

    柱石？张国焘吓一跳，这也太高看这块不大不小的蒋介石了吧？但是陈独秀坚持说：“该争取者，定要争取！”

    张国焘说：“仲甫之意思，让这块石头抓在人民手里，去砸军阀？”

    “就是这个意思。”陈独秀说，“所以派你去一趟广州，你马上动身。你去，任务有二，一是查明真相，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与那块拦路之石协商妥协之路。我总觉得，蒋中正不应归属国民党右派，此人立场，与此人之名可能相仿。”

    “仲甫什么意思？”

    “他的名字不是叫中正么？”

    “是啊，蒋中正。”

    “他的政治立场可能也是中正的，他既非左派，亦非右派。”

    “仲甫，你怎么成测字先生了？”

    “测字，那是迷信。我不测字，我是测心。我是从他的种种行动和种种宣言中，测他的心。”

    在陈独秀议论着蒋介石之名的那些日子里，蒋介石也没有少议论自己的名字。他曾专门走了一趟广州大东路的苏联顾问团驻地，并且是带夫人陈洁如一起去的，他要给他们细细讲解几个中国字。

    陈洁如学过俄语，可以将他的意思译给这些北方洋人听。蒋介石未开口之前，先指使副官将一张大纸抖开，临时覆盖了墙上的一张中国地图。他笑嘻嘻地对这些表情严肃的俄国人说：“苏联同志在事变中受惊了！今日，中正特来教几个中国字，给同志们压压惊。”

    纸上写有硕大的四个名字：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蒋介石。

    蒋介石说：“同志们千万不要以为，我蒋介石，跟这些中国反动军阀，是一丘之貉。我告诉同志们，他们是邪人，我是正人！何以见得？请看这些中国字，中国字奥妙啊，千古是非曲直皆在其中啊！首先请同志们看吴佩孚之佩字：就隐藏着一个邪人！”

    他从副官手中接过一枝红笔，勾出了佩字的单人偏旁。

    “同志们看，明明是一个站得正坐得稳的人字，融在这个佩字里头，就写斜了，写偏了，写歪了。能不能把这人字写正呢？不行，写正了，这佩字也就不是佩字了。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吴佩孚是个不折不扣的邪人！”

    蒋介石看着这些蓝眼睛。他从蓝眼睛里看出了迷惑与好奇，这种迷惑正是他所需要的。他已经用一艘军舰迷惑了两个政党，现在是让这艘军舰尽快地隐藏于烟雾之中的时候了。事情做过头，必弄巧成拙，适可而止乃是胜途。他现在就是做适可而止的文章。他羽毛尚未丰厚，他不能让苏联人和中国共产党人把他看做是一个标准的反革命。于是，他又自信地说下去：“诸位同志请看，张作霖也是邪人，请看这个作字！人，很斜啊！孙传芳也是邪人，请看这个传字！人，也很斜啊！他们这三个军阀，人全做斜了。而我蒋介石呢？我决不是一个像他们一样的军阀，我蒋介石，乃是堂堂正正一个正人！我的名字里也有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呢？请同志们看这个介字。介字，就是两竖支撑着一个正人君子。是什么样的两根支柱把我这个人支撑住了呢？一根支柱是国民党，一根支柱是共产党！同志们啊，没有这两根支柱，我这个正人，还能做人吗？就坍了！绝对就做不成人了！”

    苏联顾问们闻言吃惊，吃惊之后又是兴奋，原来复杂的中国方块字里面果然埋伏着复杂的道理。

    蒋介石的神情越益慷慨：“我是正人，是革命者，他们是邪人，是反革命者，我有了两党的鼎力支持，就能一正压三邪！”

    洋顾问们忽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布勃诺夫后来在上海之所以再三嘱陈独秀不要把蒋介石看成反革命，看来就同这一回的掌声有关。

    陈延年的估计没有错。尽管他紧急地向上海方面写了报告，提出了立场鲜明的建议，但是他的父亲仍然于3月29日发出了措辞明确的中央指令，指令称：“从党和军队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几天之后，陈独秀又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公开文章，题目就叫《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他在文章里坚决否认国民党右派的攻击言论，那种言论指称中共要在广州建立工农政府。陈独秀说，中国共产党不是“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又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

    党内许多同志不满意了，都说“老头子”怎么能这样赞扬蒋介石？这蒋介石抓了那么多共产党员，还差一点把周恩来给杀了，能夸他是“柱石”么？“老头子”是不是雪茄抽过量了？陈独秀听到这种言论，好长时间不做声。他在北四川路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手里摆弄着一块镇纸石。

    这是一块圆形的带凹的青石头，黄浦江边捡来的。

    “诸位，”陈独秀把镇纸石重重放于桌面，对宣传部机关的同志说，“一块石头，放在写字桌上，可以镇纸。它若是掉下来，横在路上，才成为绊脚石。”

    机关的同志，郑超麟、彭述之，还有两个二十才出头的小同志，一齐瞪大眼睛，默默地望着他。

    陈独秀点着了雪茄，又说：“我提请大家注意，蒋介石这块石头，现在还在桌面上，尽管已经在边沿上了，但是它还没有掉下来。不掉下来，就不成其为拦路石，诸位同志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了。”大家一齐说。

    “明白了就好。我们共产党的每一个决策错误，都会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利用，都会授国民党右派以柄。我们现在是秉烛走路，大家务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不是胆怯，这是智慧。延年他们年少气盛，剑还没有开锋就想剌人。我们不能这样做。做孤胆英雄是冒失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本钱犯致命的错误。”

    见陈独秀说得这么诚恳，大家也就一齐点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