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温州民间资本浩浩荡荡闯入上海、杭州等地商品房市场。2001年，温州资本兵分两路，第一支购房团前往上海，另一支前往杭州。仅此一年，投资在房地产的温州资本就高达2000亿元。注定将“名留史书”的“温州炒房团”由此诞生。

    你不知道的是，这只是温商们手握巨资四处突奔的狂舞之一。

    出租车与新能源

    在现在的城市生活中，出租车成为了必不可少的生活工具。而全中国最早的出租车私人运营就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90年代，陈道明主演的《喂，菲亚特》中的原型就是投资出租车第一人——“张朝荣”。

    温州人有无孔不入的商业嗅觉。1983年前后，运送客人的三轮摩托车出现，在温州的街头巷尾灵活机动地穿梭，被形象地称之为“跳蚤”。“跳蚤”的市场行情不错，1985年，温州人张朝荣一次性从上海购进了30台“跳蚤”，准备大干一番，却不料政策有变，“跳蚤”不允许上牌。

    大笔的投入将就此泡汤，张朝荣一筹莫展。一个机关单位门口停放的小轿车引起赵朝荣的注意，这就是菲亚特轿车。张朝荣预感到，这种类型的小车将成为“跳蚤”的取代品，他当即租用了这台菲亚特在市内兜了一圈，温州有七十二条半小街巷，菲亚特进出无碍，灵活便捷。

    于是，张朝荣筹措资金，和亲戚朋友共30人一起前往上海买车，五马汽车出租公司就此成立，温州城有了私人出租车——车费统一为5元。

    于是菲亚特便成为了温州出租车的代名词，尽管多年后菲亚特退出了市场，但是当地人还依然称“打的”称为“打菲亚特”。

    90年代初，随着新的出租车在温州出现，第一批温州炒车族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994年，王克诚以11.5万元的价格买进一辆夏利出租车，仅仅7个月，车价飙升至38万元。

    之后出租车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行业。1998年，温州市政府明文规定的形式确认出租车经营权的商品性。《温州市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暂行办法》明确规定：通过有偿取得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长期有效，属个人的，可以继承、转让；属法人的，可以转让。同时，政府适度控制出租车市场。使得车总量一直维持在3329辆，3287辆车的经营权归个人所有。另外，出租车经营权不仅交易，甚至可到银行抵押贷款，一辆车最多能贷到50万元，10年内分期。

    温州300辆出租车营运权拍卖，新出租车经营权证竟以70万元的高价入市。敢于搞飞机营运的王均瑶没有放过出租车营运的机会，他斥资近亿元，以平均每辆68.8万元的价格买下百辆市区出租车经营权，大手笔让人瞠目结舌。

    与炒房、炒矿相比，炒车相对低调，资金投入量较小，而且利润甚至比房屋出租更高。在2000年前后，温州出租车主一台车每月可收到7000元的租金，而同样投入的一套房，月租金仅2000元。而且，房子出租前还要装修，而且还有被套牢的风险。

    2004年，温州的出租车经营权开始火爆，温州商人的闲置资金纷纷进入这个行业。数月之内，温州地区所有市县的出租车都经历了投资客的侵袭。

    4月底，有政策之风传出，“郊县出租车可载客到温州市区”，这意味着温州郊县出租车价格将上涨。不出意料，5月，瑞安的出租车牌照从65万元暴涨到75万元，永嘉则从20万元升到30万元，平阳、苍南等地的行业也大体如此。

    数月之内，温州市场基本被炒“熟”，岂料10月底又有利好消息传出：

    温州市道路客货运输发展规划（2004～2020年）显示，根据城区面积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以及出租车需求和经营状况，预测到明年，温州市区出租车合理规模为3650辆，比目前的3329辆要多出321辆。

    如此良机，投资客当然不会放过，“出租车放量，交易价格必暴跌，正是大笔吃进机会”。果不其然，四天后，不少“炒车族”下手大批购进出租车，当时平均交易价已跌了十几万元。然而几天后，行情又急速上涨，“炒车客”大发横财，据说最高的一笔交易达到146万元。

    2004年夏天，善于打“扫荡战”的温州人在外地省份游走。江西南昌、山西太原两地媒体不约而同曝出：温州“炒车团”出现，当地出租车经营转让权身价倍增。

    常在河边走，温州人也有“弄湿鞋”的时候。

    年初，温州民间游资瞄准福建宁德出租车市场。半年之后，宁德地区的出租车市场几乎被温州人垄断。宁德当地司机抱怨车辆租金上涨，于是集体要求抬高起步价，将压力转移给打车的市民。事情闹大之后，在当地管理部门的关注下，打压温州投资客的干预措施出台。“识趣”的温州“炒车客”落荒而逃。

    在江苏镇江出租车市场，温州人也遭遇了“滑铁卢”。数百人组成的“炒车团”以10万元的收购价大量吃进后，开始出手，却不料镇江市场出现怪现象——迟迟无人接手，甚至喊出亏本价9万元，也无人问津。精明的温州人才意识到自己被套牢，追悔莫及。

    出租车牌照，也能成为温州人攫取暴利的工具，从一个层面也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中牌照管制的极大不合理，这种准入的不公平就直接催生了各种投机行为。

    温州人敢于尝新，敢于做新兴行业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兴起，温州人把大量的富余资金都投入其中。然而新能源开发之路，不仅需要投入的资金异常庞大，而且是技术密集型。曾经被批为简单劳动密集型的温州企业，都在新能源领域找到突破口，从粗放型走向集约型，从低级制造走向高端创造。新能源行业寄托了温州实现转型的光荣梦想。

    2005年前，平阳人金属材料销售商林云德，在一个高校教授的指点下，创建了浙江省首个麻风树制“生物柴油”能源基地的创建者。据称，这种麻风树油，“适当用于各种柴油发动机，可广泛用于汽车、轮船、发电机等行业”。

    2000年，从事垃圾焚烧发电的伟民集团，引起温州企业的普遍关注，这是一种大胆的转型。几年来，伟明集团的垃圾发电厂已经分布在浙江、江苏等地。

    在新能源产业做得最成功的当属华仪电风。2007年，从事高压开关生产的华仪电风，开始向风电行业进军，并且在2007年成功借壳实现上市。目前，华仪风电在内蒙古、山东、东北、浙江等地投资风电场项目。

    2006年开始，温州企业忙着“种太阳”。在国际上，光伏产业被视为继It、微电子产业之后最具爆炸式发展能力的行业。日本、欧美国家光伏产业的成熟，以及太阳能取之不竭、环保安全的特点，让温州人笃信其“前途”无量。光伏产业形成一个巨大的强力磁场，吸引着从事皮革、服装、电器、眼镜等传统行业的企业。

    2006年正泰斥资1.2亿欧元，在西班牙投资建了一座欧洲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2007年正泰对外宣布大举进攻光伏产业，南存辉甚至透露，光伏项目将成为正泰的主业之一。

    2008年，“眼镜大王”胡福林相中光伏新能源产业，成立了专门的新能源事业部，先后成立了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温州中硅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多家光伏企业。

    2009年，温州大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老板徐慧是一位典型的温州女人，以眼镜贸易起家，也不甘示弱涉足光伏，收购了小有名气的安徽瑞鑫广电，并与沙特阿拉伯巴格山集团成功“牵手”，向太阳能市场旺盛的中东进军。

    为何新能源成为温州资本青睐的新舞台？只因其中隐藏着他们多年资本狂舞中早已熟知的秘密——先人一步。

    新能源是一种新生事物，正由于无迹可循，所以在投资者眼里，这是一项“高风险”、“过度竞争”的产业，即使如此，新能源还是成为各路资本眼中的宠儿。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温州资本的身影。

    在温州资本谋求转型的过程中，资本的目标，已不再仅是房地产和煤矿，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环保，凡是与“新”有关的，温州产业资本都会驻足。从2003年温州瓯海伟明公司进军垃圾发电产业，到2007年正泰宣布进入太阳能产业，再到华仪风电布局全国，温州资本不断演绎自己的“新能源梦”。

    尽管进入这一新领域仅有3年，正泰太阳能的活跃程度，已经超过主业——电气产业。2009年初，正泰集团先后推出第二代太阳能电池、引入赛伯成长基金和上海联和的5000万美元投资；2009年6月，在宁夏开工建设首期发电容量10兆瓦的光伏并网发电项目，在2平方千米的戈壁滩上铺设太阳能电池；2009年7月，又追加5500万美元投资到太阳能项目，首条20兆瓦微晶非晶第二代薄膜电池生产线正式投产，年产值可达10亿元……3年的时间，正泰集团在太阳能领域累计投入超过20亿元。

    依托坚强的实力，正泰集团布局光伏并网发电领域，在温州，还有一些企业并没有贸然进入光伏并网发电领域，而是看到了光伏配套产业中的机会。2009年7月16日，温州瑞阳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与世界500强企业杜邦公司合作研制的“光伏组件用高性能EVA胶膜”通过评审。作为太阳能光伏组件中的关键技术之一，EVA胶膜的核心技术一直以来掌握在欧美企业手中，温州瑞阳通过与杜邦合作研发新产品，无疑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从传统制造业中积累了原始资本的温州资本，正在不知不觉间转型，布局新能源产业。这当然是一种积极的转变。而这种关键转变来源于国家的支持——巧妙的是，当初的商品房也是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如此看来，温州资本倒也并非一无是处，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的投资是被动行为，因为实业不好做，因为大量资本无处可去，新能源是个新出口。当然，无论何种投资，都不能矫枉过正，否则，资本这把双刃剑，还是会伤人害己。

    光伏产业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行业，而中国的光伏企业还主要靠国外的“天”吃饭，因为中国光伏产业95%的市场在国外。2011年，欧洲市场需求萎缩，美国对中国光伏产业发起反倾销、发补贴调查，我国光伏企业遭遇寒冬，部分温州光伏企业遭遇停工或倒闭。

    范程财其家族本是从事人造革、女鞋、不锈钢等生意，家产丰厚，2010年开始倾情于光伏事业，成立了浙江晶德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他说：“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做光伏总结起来就是玩心跳、玩资金、玩技术。硅料价格以接近10倍的倍率跳水，一般的企业都要承受玩到心跳窒息的感觉，这是绝大部分人很难承受的压力，其结果就是优胜劣汰。”

    市场行情的剧烈波动，“过山车”式的涨跌幅度，国外市场订单情况的不稳定，技术部不成熟导致成本奇高，需要的是雄厚的资金支撑。2011年最具影响力的温州“跑路企业家”胡福林，其在光伏产业上的巨大投入，无疑是致使其资金链断裂的重要因素。

    当温州人争先恐后践行各自的“新能源梦想”时，产能过剩、规模偏小、对国际市场过于依赖、技术研发能力欠缺等问题也开始暴露。从这些弊病中，温州制造业的各种“顽疾”依然清晰可见，大有“换汤不换药”之态。温州借助新能源实现“绿色转型”的愿望依旧需要上下求索。

    对于“无利不起早”的温州人来说，新能源除了本身的发展潜力之外，最大的诱惑是：新能源受宠于资本市场，易吸引投资，在上市融资上也占有很大优势。已经在美国上市的多家光伏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当下的现实并没有给予温州投资者太多的信心。

    矿产资源是掘金重地

    1000多年前，田园派诗人陶渊明在中曾经写过：“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多年来，温州人都在寻寻觅觅，为草根时代积累的惊人资本寻找一个出口，寻找一个豁然开朗的充满暴利的“桃源世界”。

    房产、矿藏、黄金外汇、车与新能源甚至海外贸易，都是温州人眼中的“出口”。不幸的是，有的貌似出口实乃绝境，有的出口血雨腥风竞争惨烈，有的出口任重道远要待以时日。

    唯利是图、尤其是唯暴利马首是瞻的温州人，不受行业限制，也不受地域局限，往往选择不假思索地、义无反顾地奋勇向前。

    阅历丰富、行走天下是温州人最大的财富，因为各种偶然，他们发现了或获得了各种可以投资生财的机会。

    不论是矿产、石油还是棉花，温州团的产生，似乎一切都是冥冥中有所安排：贫苦的温州人去山西挖煤，矿主拖欠的工程款最终以煤矿抵押；温州女人王荣森在西安做服装生意，帮助了一个丢失钱包身无分文的地质学院教授，教授为了表达谢意，给她透露了去陕北延安买油田的信息；温州的“弹棉郎”走南闯北，在新疆的棉农家收购棉花，发现了商机……

    最初，这些行为都是生存和生活所迫，并无半点投机之心，而且还付出了各种难言的代价：因为市场的冷清，早期的温州煤矿主多是亏损；王荣森的丈夫常年生活在油田打井的工地上，积劳成疾不幸去世；走遍千山万水的“弹棉郎”常年风尘仆仆四海为家。

    所谓的“炒”价扰乱市场的行为，都是后来的故事。

    2000年前在山西开矿的温州人基本上都是技术人员，都是以开采经营为目的。2000年，国内煤炭市场好转，煤炭价格飙涨。原来那些一直亏本经营的矿井一时之间身价攀升，200万元的煤井升值到5亿元。正是因为这种无心之中爆发的故事的现实存在，才吸引了一大批温州投资客开始进入山西煤炭行业。温州人有钱，有魄力，两年后，山西煤矿成为温州资本重要的集散地，当时盛传：“温州资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矿，年产煤炭8000万吨，占山西省煤炭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

    这时，山西省出台各种吸引民间资本开发小煤矿的措施，政府以破产拍卖的形式吸引投资，灰色交易也不乏其中，于是温州资本更是趁机而入有恃无恐。2004年开始，“炒煤团”的称号开始出现。

    相关数据显示，2005年到2006年两年间，仅平阳县水头镇进入山西投资煤炭的资金就在300亿元以上，在山西估计有500多座温州人投资的小煤矿，总投资在500亿元以上。当时人口超过30万的平阳县水头镇，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每10个水头人就有8个搭股在山西煤矿里。”

    据当时的煤老板回忆：“在煤矿投资最辉煌时期，许多煤老板可以说每天都沉浸在数钱的喜悦中，那钱都不知道是怎么赚过来的。随着工业发展和一座座煤电企业的建成，作为紧俏货的煤炭一直不愁卖，经常是煤炭还在矿井里，钱都已经到账了。”

    更多的煤矿则是在“击鼓传花”式的买进卖出中，从300万元，被炒到500万元，而后一路飙升，上涨几千万、上亿元甚至数亿元。

    以投资之心进入的煤矿主，并不懂得管理与技术，更忽视生产安全。多年来频繁不断的安全事故，为国家相关整顿措施出台的直接原因。

    2009年3月，一场煤炭市场上的“国进民退”的调整横空而出，完全让温州炒房客措手不及：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台《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所涉及资源权价处置办法》，规定山西省境内的小煤矿将由大型国有煤炭企业进行全面的整合重组。

    几乎所有温州人开采的煤矿都属重组之列，面临温商的只有政府和国企的相关补偿。而这笔补偿，与当初温州炒煤团的500多个亿的投资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平阳水头镇的人们，因为这场变故，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回到家乡。

    1998年，《温州晚报》大篇幅报道了女石油大王王荣森的故事。一批批温州人带着大笔资金远赴有着丰富石油储存的陕西、新疆。

    2005年，新疆，温州人手中已经拥有120口油井的控制权。120口油田，则意味着总计超过50万的温州资本，其中包括18亿元以上的收购资金，以及30多亿的后续加工设备投资额。甚至有更大的“油井投资联盟”准备开进新疆。与石油开采相关的上下游企业，都有温州人在投资，如经营加油站、成品油买卖、炼油厂等。

    2004年，国际油价上浮。陕西的油商林正平表示利润可观：“陕北油藏较浅，平均不到1000米，打一口井一般只需10多天，投资约50万元。按一口产量中等的油井每天出油2吨、每吨原油1500元计，每天收入达3000元，一年的产值就是投资额的2倍。除去开支，每年利润至少有50多万元。而新疆的油井与陕北相比，储量与油质都更佳。”

    大部分的温商拥有的是小产量的油井，并且都是由拥有石油勘探和开采权的当地企业转让。双方是挂靠与被挂靠关系，温商向当地企业“上交”一定量的石油或者现金，剩余的石油产量则归温商所有。

    多年来，虽然外界对温州油商议论纷纷，虽然石油领域往往被视为民资的“禁区”，但实际上，在新疆从事采油的商人从没有受到任何的管制，甚至一路绿灯打开。最终禁区获得了政策上的突破，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石油、成品油非国营贸易进口经营备案企业名单》。

    相比之下，进军陕西的油商则没那么幸运。2003年，“陕北油田案”发生，所有的温州油田投资商感到惊慌不安。靖北县政府一声令下，几千口民营油井收归国有，双方在油井价值评估上未达成一致，油商损失惨重。之后的维权之路让事件更添悲剧色彩。

    有色金属矿产，历来也是温商的投资热门。

    2005年，霸力集团王跃进南下广西，到盛产稀土、大理石的贺州成立矿业有限公司，2000万元接手无以为继的老矿区。面对采访的媒体，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雄心：“这里矿石成品价格低廉，常用的大理石与温州相差20来倍，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他又先后花费5000万元拿下当地三家矿山探矿权，踌躇满志。毫无经验、不懂管理的王跃进却固执地坚守采矿，甚至不惜涉嫌非法开采。2007年，全球矿产价格下滑，霸力矿业入不敷出，资金链几近绷断。温州本土的鞋业也无以为继，一度出现“以货抵债”，抵价60元一双鞋子，鞋料采购一直“打白条”，欠下大约700万元的货款。威震一时的霸力集团元气大伤，直至最终无力回天。

    2007年，“温州十大创业青年”黄贤波斥资5000万元，拿下青海省祁连县小沙龙东沟铜矿，拥有一个玉矿、一个铜矿的他把新的目标锁定在新疆和甘肃的两座金矿上。

    有“亚洲锂都”之称的江西宜春，素与温商交好，目前有1万名温商、700多家温企在宜春累计投资过100亿元。2011年，又有8家温州企业组团与宜春签订开发能源等合作项目，金额达30亿元。

    矿产开发收益高，所以温州人趋之若鹜。也许从心理上解读，温商往往走出温州各地购买矿产，是在弥补温州矿产稀缺之憾。

    促使温州资本投资能源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述基本因素，有些温州老板还抱着“吃别人吃不了的苦，赚别人赚不到的钱”的思路投资。以稀有资源矿产投资为例，多在偏远山区，生活条件比较苦，一般老板可能无法接受这么“不体面”的生活。如，曾有一对温州夫妇去大西北投资油井，吃住就和打井的工人在一起。这样的投资项目，对于经常往来于繁华都市的老板，可能不太理想，因而愿意涉足。这就为温州人留下一个相对空白的市场，确保了温州人在这块市场上的独占性，因而容易获利。

    另外，还有投资成本上的问题。一般人也许知道投资能源有利可赚，但这些能源相对来说都属于“大宗商品”，不是三五万成本就能拿下的，因此也不会轻易涉足。温州人就不同了，他们已经积攒了20多年的资本，有抱团的商会，有亲朋好友鼎力相助，所以投资成本方面问题不大，在找到投资项目后能果断地拿下开采合同。这个因素既是温州人投资顺利的原因，也是温州投资精神、投资思维的一种结果，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除了矿产能源的投资，比如温商进军新疆开采油田，事实上在稍早的时候，有一批温商则奔赴新疆收购籽棉。那是2003年，籽棉的收购价格一度创下历史新纪录，每千克超过8元。而当时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就有上千名温州人携带30亿元专事“炒棉花”。

    当年，随着全球棉市回暖，新疆棉价一路狂飙，“弹棉郎”之乡——温州永嘉的一个山村，全村人借新疆棉花集体发大财——赚了近1亿元的利润。很多温州棉商尝到甜头，准备第二年继续跟进。然而，2004年，新疆棉花大丰收，棉价骤降，温州“炒棉团”折戟。一部分温商转战购买油井，而温州“炒棉团”也渐渐不成气候。

    2006年，新疆阿克苏常务副市长王武民前往温州招商，还不忘发出邀请：“温州‘炒棉团’在灌输市场经济意识、推进阿克苏的经济发展等方面作用巨大，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阿克苏政府正积极引导更多温州人来‘炒棉’，特别是在棉花深加工方面有更大的发展。”

    上达国企下至民生

    “抱团”本是温州人“商行天下”的优秀传统，是温商在当年减少风险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然而，近几年来，一旦温州商人以“团”的形式出现，就立即遭到世人的侧眼相看：“团”有组织有势力，操控市场的可能性大，因此“温州团”几乎与“市场炒作”等同起来。

    2006年年初，一场“投资北京——温州企业投资洽谈会”在京举行，65人组成的温州商人团携带上百亿资本进京。

    在洽谈会的开场，主办方表示“希望此次温州商团北上，能和北京国企‘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向温商伸出橄榄枝的有180家国企、50家中关村高科技企业，以及一些金融项目。据主办方介绍，一百多家国企设计的资产达到300亿元，“路桥公司、城建集团、三元集团、首旅集团、首钢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以及同仁堂、六必居、王致和等多家北京老字号赫然在列。”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曾为温州民资指点迷津：“联合就是力量，通过股份制，兼并、收购、联合起来发展。‘新36条’明确指出，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合理降低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国有资本比例。”

    此次赴京洽谈行动，一方是国企与高新技术企业求资若渴，一方是民间闲置资金找不到缺口，“南资北调”，“国企改制，民资入股”，显然，这是一次皆大欢喜的合作。

    然而，外界风闻“温商组团进京”，便不假思索地冠之以“温州团最新动作——炒国企”的恶名，有人说这是温州“炒炒团”之“最后的晚餐”。

    事实上，开发国企，洽购产权，长期投资，并无短期的巨大利润可取，炒作之说，纯属“杞人忧天”。但也有专家有意无意地提及东北国企改制的各种问题：“民间资本进入国企后，常常采取偷梁换柱或打着更换设备的旗号等手段，不断地变卖国企的生产设备和资产，将所得资金转走他用。另外一种惯常手段就是将国家政策给予职工的优惠全部或部分据为己有，比如政府用于安置职工的补偿金被以各种名义从中截留。当没有了油水可榨之后，投机者们再选择时机撤离资金，拂袖而去。”

    温州人组团进京有两大目的：以传统制造业起家的温企需要转型，希望进京北上与高科技产业接轨；历史上对民营企业的政策风云让温州人依然心有余悸，能有机会入股国企，自然对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

    国退民进拉开大幕，大批草根民营企业家蠢蠢欲动雄心勃勃。2001年，以温州民营经济人物为主角创下的“民企吞并国企”爆炸性大事件，至今依然在温州奉为美谈。

    一家名叫德汇的民营企业，一个毫无名气的温州商人钱金耐，一口气将新疆乌鲁木齐三家颇有名气的国企——乌鲁木齐宾馆、乌鲁木齐饭店、南站小商品批发市场，收归自己麾下。这样的故事，颠覆了温州人长久以来的思维和观念。

    钱金耐的故事如所有温州人一样，步步为营，耐人寻味。但不同的是，钱金耐的故事更是一波三折，步步惊心。

    1985年，温州乐清的中学教师钱金耐下海弄潮，前往新疆，在靠近石油基地的地带，开设了一家机电产品经销部。数年后钱金耐创办新疆首家机电批发市场，并组建了对外贸易公司亿通集团，面向中亚和俄罗斯销售温州产品。

    1995年9月，钱金耐与广西柳州电缆厂达成合作，投资2500万成立了乌鲁木齐电缆厂。第二年，最大的竞争对手新疆电缆厂被一家上市公司收购，强力垄断市场，钱金耐放弃乌鲁木齐电缆厂股权，暂别江湖，进行学习充电。

    2001年，钱金耐复出，选择了在故地——新疆东山再起。他与胡成中合作，共同组建新疆德汇置业有限公司。之后，钱金耐兼并乌鲁木齐宾馆、饭店和南站小商品批发市场三大国企，首开东部民营企业兼并新疆国有企业先河。

    之后钱金耐的故事更如电视剧般精彩异常而又险象环生。

    兼并乌鲁木齐宾馆、饭店，收购银河房地产公司，资产重组“双安”，钱金耐的“资本运作”三大经典手笔，一时间传为经典。也许是因为上一段事业败在上市公司手下，重出江湖后钱金耐的事业已经打上了资本扩张的烙印。

    2003年，德汇实业集团与吐鲁番市人民政府合伙成立了“新疆吐鲁番葡萄股份有限公司”，拟以上市公司形式进行运作。之后，投资3.8亿元的国际商贸城——德汇国际广场的建立，标志着钱金耐事业进入又一巅峰。

    然而，2008年新年的第二天，德汇国际广场突发火灾，最终整个市场商品几乎全部被烧毁，损失超过11亿。钱金耐的事业又一次回到起点。

    通过实业积累资本，在各种各样的机遇和历练面前，交付学费，学习资本运作，温商正在逐步转型与成长。

    春江水暖鸭先知，温州资本通常都是每一个有机可图的行业之先行者。2008年，随着人民币基金的兴起，股权投资(PE)一度成为温资的新出路。

    近年来，国际黄金市场行情活跃，吸引了大批温州民资。大手笔的温州人也曾一度造成“炒黄金”的现象。过去的投资客购买黄金，以“克”为计量单位，而温州投资则论“斤”买，黄金投资额从几百万到上千万，都大有其人。

    有暴利必有温商，“眼疾手快，胆大心细”的温商总是能在各种热门暴利行业留下自己的足迹。国企资源，敢于开发；黄金储备，一掷千金；而关乎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资在特殊的环境下，也成为温州炒作团的“掌中之物”。

    晋朝时，有一年闹灾荒，老百姓食不果腹，到处都有饿死的人。有人将情况报告给晋惠帝，但晋惠帝却对报告人说：“没有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呢？”这个回答足以让人啼笑皆非。

    但是，当历史的脚步走了千余年之后，晋惠帝的建议得到了人们的响应：菜价太贵，我们已经开始吃肉了！

    从2010年春节以后，人们就开始感觉身边的生活用品价格悄悄抬头。尤其进入5月份以来，大蒜、绿豆、玉米等农产品价格更是“接力”高涨。

    在中国民间，自古就有“蒜疯子，姜傻子”的谚语，蒜和姜这两种农产品价格多变，波动剧烈。本来，价格的变化不足为奇，但无论价格如何多变，波动如何剧烈，仍旧有一定的上下限。如果冲破底线，大蒜的价格超过猪肉，就表明进入了一个非正常状态。

    高涨的蒜价让市民望“蒜”兴叹，也让农户和中小批发商惨淡经营，他们都不可能是“蒜你狠”的得益者。然而，在盘溪的某市场上，一位“2000万先生”的故事，却令众多中小批发商羡慕不已。2009年，盘溪市场一位大户大量吃进大蒜，低吸高抛，一年时间内就“揽金”2000万元。

    对于这则故事，盘溪市场众多大蒜经营户表示确有此事：“人家是温州来的，那获取信息的渠道、资金的实力，可不是咱们这些小户比得了！”

    无独有偶，在中国大蒜之乡山东金乡县，还有一个通过收蒜获利过亿元的“传说”。一位同样来自温州的吴姓老板，在2009年收购了8000万元的大蒜，当时最高收购价在1.5元/千克左右，收购之后储藏在金乡租来的冷库中。此后，虽然不知道他出手大蒜的价格如何，但以4元/千克这样不算高的价格计算，其获利也在亿元以上。

    的确，在大蒜为时一年左右的涨价周期中，真正大赚特赚的是那些实力雄厚的“庄家大户”。一位获利颇丰的蔬菜批发商表示，自己20多年辛苦积攒下的几百万，在这轮行情中根本摆不上台面，包括“2000万先生”，也只能算作入门级的炒家，“这么疯的行情，没几个亿根本撬不动，真正的炒家哪会蹲在农贸市场里？”

    土豆、大蒜、生姜、绿豆等一个一个轮番高涨。甚至一度，大蒜价格超过猪肉，居高不下。在“蒜你狠”、“逗你玩”等现象的背后，温州商人的身影屡见不鲜。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调查显示，有超过亿元温州游资进入北方大蒜市场，这还只是官方的数据。甚至诸如大蒜胶囊之类的蒜制品都成为礼品市场的主要组成。这种现象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早在2003年“非典”时期，大蒜具有杀菌排毒等功能，因而也一度走热，在那时就有温州资本进入。

    几乎每一次市场动态的出现，每一回市场行情的涨幅，温商都不甘心做旁观者，因此外界也总是把温州民间资本视为中国民间资本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房产、黄金、农产品、中药等等，温州民营都见“机”行事，“机”不择食。这些投资行为中，聚集着众多女性，她们被称为“太太团”。富足的太太们在炒作市场、疯狂投资之余，依然有大量的剩余资金与时间。“太太赌博团”在温州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不论是民资入驻国企的豪气干云天，还是大蒜市场的短期游击战，抑或是挑战法律底线的“太太赌博团”，无一不在说明温州闲置资本的努力与迷茫，挣扎与无助。

    你不知道的舞台

    2010年5月，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原材料、动力、燃料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2%。一方面，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企业未来生产成本压力会继续加大。

    原材料价格开始飙升，不仅仅是4月份的事情，也不仅限于某一个品种。

    其实，由2009年国庆节开始，尤其是2010年5月过后，棉价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疯狂上涨：1～5月，棉花平均价格为16540元/吨，与2009年下半年相比上涨21%左右。同时，2010年5月，棉纱平均购进价格最高达到25200元/吨，与2009年同期上涨50%。高棉价时代来临，给下游的纺织、服装行业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价格上涨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原材料身上。2010年初，硫磺的价格还为600元/吨，6个月后，就上涨到1500元/吨。对此，淄博建龙化工一位经理表示：“仅此一项，就让我们备受煎熬。”

    在流动性过剩的现在，原材料价格在一个又一个区域演绎着上涨态势。一旦这种涨价潮，波及终端工业消费品价格，静听泡沫破裂的脆响声或许就在不远处。

    在市场外界看来，此番农产品投机的主力军是温州民间资本，但对于丰富的资本拥有量来说，农产品涉及的投机金额，充其量只能算作小打小闹，工业原料才是部分温州民间资本埋伏的重地。

    一位温商，对于自己参与工业原料投机的事实毫不遮掩，并表示自己在工业原料的投机资金高达2亿元。

    通过对经济走势和行业状况的判断，他们往往会先选择一种工业原料。看好之后就大量购进，而且只买不卖。如果判断失误，囤积的原材料，在市场货源已经供应充足，或供过于求时，各个炒家之间就会相互联合起来，以低于进价的价格将此前囤积的原料大量抛售，如果以每吨6000元购进，可能会以5800元甚至5600元抛售。

    炒家联合起来进行的大量抛售，必然会引起价格的大跌，价格可能会跌到5000元左右。此时，炒家们就会以相应的价格再次大量购进。如此辗转腾挪，炒家的购进成本大大降低，等到原料再次紧缺时，他们可能会以6000元以上的价格卖出。

    此外，大多数炒家对市场信息的变化具有敏感的把握能力，他们更多会选择与实体经济联系密切的工业原料。对于国家经济而言，实体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获利的可能与空间都会以倍数扩大，而与此相关的原材料自然也是投机热门中的热门。2010年4月，一位温州商人用于有色金属的投机资金达到了9亿元。

    除了准确选择投机对象外，炒家们往往还会联合“内部人士”，以确保投机成果的可靠与最大化。

    一切都因他们在幕后操纵，市场供求在他们的支配下发生改变，这就是投机的魔力，当然，其中需要大量的资金做支撑。依靠雄厚的资金，温州商人控制了浙江沿海如宁波港等处的大量仓储基地，而这种结果，使得拥有更多市场投机资金者，得到了更多的囤积空间，并通过一系列令人看不懂的操作手法，获取巨额利润。

    炒家获取巨额利润的背后，是中国工业原材料供给的紊乱与无序。早在2009年《德国金融时报》就曾有这样的言论：“中国对工业原料的需求不断上涨，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供货者，这都是一个好消息。而原料的减少，则归为投机商的责任。”

    除了工业原材料，电子器件也成为温商狂舞的新平台。

    如果你在2010年6月有配置电脑的打算，且已经去电脑市场进行了一番“巡视”，肯定会明显感觉到异样。那就是，你抱着“捡便宜”的心态去，会带着失望的表情回来，而始作俑者就是电脑市场此起彼伏的“涨声”。

    在一片“涨声”中，涨得最厉害、也最明目张胆的是内存，即2G的DDR2内存。2009年底，这款内存价格不过100元左右，而半年后，就已经涨到350元。此外，机箱、电脑、音箱和鼠标键盘等电脑配件，都有程度不同的涨幅。

    既然电脑配件涨价，人们可能就将配置电脑的打算暂时搁置，静待价格下跌后再去配，付出的代价只是暂时先用旧电脑或推迟一段时间使用电脑。但是，电脑配件涨价只是电子元器件暴涨风潮的冰山一角。二三极管、电容电阻等，一天一个价，价格疯涨，有时，即使出高价也不一定能拿到货。

    2010年4月，AVX10u16v钽电容的价格还是0.26元/个，到6月份时，却上涨到0.6元/个。几乎所有的钽电容价格都在上涨，有些甚至成倍涨。而对于电子产品来说，这类元器件是无处不在的必需配件。

    如果说电脑配置只是影响个人，电子元器件却足以影响诸多企业的生产经营。目前，我国是电子产品生产、销售大国。电子元器件价格的大幅度上涨，造成了国内很多该行业上游及生产企业均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作为一家民营小企业，先发公司主营配电自动化设备，同时还为跨国企业代工。电子元器件正是其生产所需的原料，它常常在北京、苏州、广东、上海等地采购。但2010年3月以来，电子元器件价格的大幅上涨，且交货周期的延长，使得先发公司的订单也无法按期交付，不仅如此，企业利润也一点点被挤压得所剩无几。

    原材料价格上涨，在世界范围来看，已经不再属于新闻的范畴。就电子元器件而言，欧洲国家金融危机并未消退，很多生产厂家在2009年就开始大幅减产。而从国内来看，电子元器件价格上涨，与广东、深圳一带的用工荒也不无关系。金融风暴肆虐时，广东、深圳一带的电子元器件工厂大量倒闭，工人纷纷“回巢”，虽然现在经济已经有所回暖，但工人并未完全“回潮”，与此前相比，电子元器件产量自然也会减少。

    就此而言，电子元器件价格上涨，也有一定的必然因素，更何况，国际上原材料价格都在上涨。但如果仔细深究，就会发现其中蹊跷。如果电子元器件价格上涨10%左右，实属正常，应该也在企业接受范围之内。但价格以翻倍的级别上涨，形势直追“蒜你狠”，这其中，温商资本“功不可没”。

    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一些私募资金希望入股半导体等高科技企业，其中，不乏数个温州老板。半导体资深分析师顾文军表示：“我就知道好几家温州老板投资的半导体企业。楼市调控使大量温州民间资金从楼市撤出，当民间资本涌入电子制造业时，他们发现投机元器件似乎赚钱更快。”

    于是，在市场上电子元器件货源充沛时，他们会大量囤积常用的知名品牌元件，涵盖所有的电容、电阻等。此后，他们开始充当“铁公鸡”的角色，只进不出，或多进少出，甚至干脆拒绝销售，以造成缺货的假象。等到价格上涨后，他们再将手中的存货售出，就可坐收暴利。

    有些炒家还会直接与大的代理商私下“勾结”，将货源垄断。为了谋取利润，一些代理商和业务人员，也极有可能与炒家达成默契，直接将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的产品，拉到炒家的仓库中囤积，造成局部地区缺货，进而可以哄抬价格，获得利润。

    狂舞之下，总有曲终人散之际，可是对于无处可去的资本，又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海外投资有天堂

    温州人追逐财富的脚步，从来都不受空间地域的限制。有人称温州的经济就是“候鸟经济”，哪里有生意就在哪里停留。

    作为小商品制造基地，在海外投资上，温州人最早进行的项目便是进出口贸易。2010年，温州全年进出口贸易额达130亿美元，且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

    以小商品、服饰等为主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汇率差价和相关优惠政策盈利，利润率较低，且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外市场行情、进出口政策。

    10多年前，温州人黄劲松前往墨西哥，以推销皮带起家，发展到经销中国服装、鞋帽、眼镜、皮具等，公司年每年的收入达1亿美元。顶峰时期，他供应的中国皮带占据墨西哥1/3市场份额，“可以说垄断了墨西哥”。

    俄罗斯是温州商品的第二大出口地，每年交易额高达4亿美元。20世纪80～90年代之交，苏联解体，经济形势恶化，日用品匮乏，众多的温州商人带着商品来到俄罗斯。当时，在中俄边境出现并活跃着数量庞大的“倒爷”，演绎着“一船西瓜换回一车化肥”、“北京的倒爷震东欧”的传奇故事。1989年，温州商人牟其中用国内大量轻工产品，从俄罗斯换回了4架民航飞机，更成为一时美谈。

    当时，俄罗斯一些航空货运公司打点好海关，为中俄贸易提供便利，货运公司“包机包税”，中国商人只负责发货与交钱。这种迷雾重重的灰色交易，多年来得到俄罗斯海关委员会的默许。据说，当时“灰色清关”发展到海运、铁运和汽运行业，以至俄罗斯每年损失近百亿美元。

    当然，“灰色清关”毕竟风险大，成本高，因此，一些温州人巧妙地在俄罗斯建立分公司，加工国内生产的半成品，贴上“Made in Russian”标签后出售。在温商聚集的莫斯科ACt市场，一个集装箱里，前半部分是门面，后半部分做仓库和半成品作坊，规模有限，但收益不菲。

    随着更多的中国商人进入墨西哥市场，市场饱和，利润锐减。当次贷危机发生时，欧美经济千疮百孔，温商大受牵连，市场冷清，就连一向火爆的中餐馆的生意也下滑30％至50％。

    经济危机下欧美经济的凋敝是影响贸易的重要因素，同时，近几年来，在国外从事商品贸易的温州商人，遭遇各种突发事件，深受重创。

    2006年年底，身在俄罗斯的温州商人惊闻噩讯：从第二年4月份开始，俄罗斯政府不再允许任何外国人在当地市场从事零售经营。在如此强制的逐客令面前，温州商人唯有尽快甩卖库存，撤离“不相信眼泪”的莫斯科。

    2008年11月初，捷克布拉格亚洲商业批发中心大火蔓延，50多家温州商户聚集于此，从事服装、鞋、小工艺品等生意，是主要的受灾群体，每户损失上百万美元，几近破产。2008年，泰国局势动荡，从事毛毯、礼品和旅游商品为主的数千名泰国温商经营大滑坡，甚至还有商人丧身暴乱中的流弹。年底，大水淹没威尼斯，当地1000多家温州商铺、酒吧、咖啡馆受海水入侵浸泡，据估计当地温商受损超过百万欧元。

    在温州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时，到海外欠发达地区投资建厂，成为温州众多投资密集型企业的选择。

    2000年，非洲低廉的人力成本颇为诱人，于是温州哈杉鞋业在西非尼日利亚设立工厂，之后几年发展迅速；2003年，温州永嘉的李汇祥在越南河内建立了一家服装厂，一切技术和面料都来自国内，80多名越南工人仅负责加工，之后将成品出口欧美。

    2004年11月，在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曾鼓励温州企业带头进军东盟市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出口通道被打通，温州有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对外转移。人力成本、土地成本相对较低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成为温商投资的热土。据统计，2005年，温州商人在越南生产的轻工和原料产品的产值，一年要达到5000万美元。

    在山西、新疆等地积累了丰富采矿经验的温州人纷纷开始懂得整合全球资源。东盟、非洲、南美等国家矿产丰富，但开采和加工能力偏低，温州非常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海外能源行业投资成为热门。

    2003年年底，温州青年企业家卢伟光为了稳固国内建材生意的材料来源，在巴西亚马逊河旁1.5万公顷的原始森林，雇佣当地工人开设了两家木材加工厂。

    2005年，越南浙江商会会长邹青海在越南青化省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获得一座铬矿20年的开采权。同年，山西煤老板——温州苍南林云华在非洲加蓬获得2000平方千米锰矿详细勘探权，第二年又获得2000平方千米的铅锌矿勘探权，一跃成为加蓬的第三大矿业企业。

    2006年，温州民企广寿集团跨过鸭绿江，撬开朝鲜矿产之门，投资605万美元“大广合营会社”，经营钼矿选址、开采、加工与销售。

    同样是山西煤老板，温州平阳人魏昌会在柬埔寨成立中天日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投资300万美元，开采金矿，并经营加工、销售工作。

    海外采矿，海外掘金，一片火热的背后，温州人的海外投资也有鲜为人知的惨痛经历。

    2007年，温州瑞安人黄建忠远赴非洲刚果（布）开采有色金属矿。非洲是矿业的处女地，来自全球各地的矿商都汇集于此，竞争激烈、投入巨大、前期工作漫长，“从申请探矿权证到拿到该证就花了三四个月，期间自己申请的一个矿山还被人‘抢’了，之后又花了整整两年才找到了矿的走向，目前矿山已经进入详勘期，等到探矿完毕，又需要申请采矿权证，采矿完毕，把矿卖出去又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黄建忠不得不承认，赢利还遥不可及，采矿的回报无法估量，风险更是难以预测。

    还有血本无归的案例。2000年，温州乐清商人朱文奇创办的虹丰粮油集团为取得进一步发展，在他人的牵线搭桥之下，远赴地广人稀的俄罗斯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获得7500亩的10年开发权。

    “最初我们考虑到俄罗斯土地和劳动力价格都很便宜，估算出比罗比詹州一亩地的年利润在300元左右，但实际上‘潜伏’着巨大风险。”头几年，虹丰粮油集团在俄罗斯种植玉米、大豆，但由于运回国内成本奇高，只得在当地销售，收益却不尽如人意。同时，国内的种子、化肥入境俄罗斯也异常麻烦。经过五六年的挣扎，最终只得以转让作罢。

    2001年，乐清市鸿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将花卉基地建到了美国旧金山，由于对美国的政策、法律法规等把握不够，对潜在风险与成本估计不足，花卉基地也以失败告终。

    世界各地华人经济都是以传统产业起步，批发零售、餐饮、服装、鞋类等的处境日见艰难，如何实现世界华人经济的成功转型和突破，是海外华商共同关注的命题。

    有成有败，还有一种海外投资，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在阿富汗战火稍停的时候，一直在巴基斯坦做生意的金向东与方圣平，从巴基斯坦转战到阿富汗寻找商机。当时，阿富汗依旧很混乱，经常有人趁乱打劫，外地人到那里做生意，似乎会更加困难。善于标新立异的金向东与方圣平，以每天每人相当于150元人民币的薪水，聘请了4个荷枪实弹的民兵，专门护送自己做生意。

    一般乱世求财是比较容易的，温州人的精明让金向东与方圣平很快就发现了投资项目——为塔利班政府部门提供低压电器，很容易就收到塔利班政府部门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订货单。

    当然，他们担的风险也很大，金向东与方圣平由于不经允许对阿富汗路人进行拍照被抓了起来，多亏与客户的关系好，塔利班的水电部长出面，他们这才逃过一劫。即使如此，他们在阿富汗做生意的激情仍然没有消失。在温州商人的集会上，他们甚至得出“阿富汗变成火药桶后，喀什没有出现抢购和囤积生活物资的情况，对做生意影响不大”的结论。

    作为勇敢的探索者，温州商人在海外投资上的成与败、得与失，都是华人经济发展史上的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