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客观地评价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不是由于政府干预多，而是由于政府干预较少，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企业家精神焕发。

    政府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导致的银行信贷收紧，合法金融与非法金融交织催生的民间借贷利益链条的双重压力导致中小企业在融资问题上焦头烂额。

    由此，隐秘的江湖终究露出了马脚。

    全民信贷疯狂

    2011年7月21日，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最新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民间借贷利率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据抽查的300份特定监测户样本统计，温州民间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温州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炒房投资首次被民间借贷超越。

    事实上，温州民间借贷市场已经远远超过了1100亿的规模。在炒煤、炒房失利之后，民间信贷成为温州人最炙手可热的投资方式。

    有暴利必有勇士。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温州资本也在近年陆续回流温州。“这些钱都是最早一代‘闯出去’的温州商人赚的，现在听到家乡的民间借贷收益好，人不回来也可以投资，就纷纷把钱委托国内的亲友放贷。”

    甚至在最为火热的时候，人们需要托关系才能把钱放进地下钱庄。

    这种全民疯狂的状态，这场金钱永不眠的游戏，吸引着更多的人，银行、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商、投资公司、租赁公司、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公务员及普通公众，不顾一切地扑身其中。

    几年前，温州倪先生的朋友告诉了他一条“轻松赚钱”的明路：以自己名下的房产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然后把这笔资金交给担保公司，高息放贷出去，年底本息一起归还。

    这种方式在温州已经非常普遍。银行贷款的利息大概在6%～7%，而担保公司的则为12%～15%，也就是说200万的房产抵押款放到担保公司，可以获得年利息30多万，减去银行的贷款利息，还有超过一半的利息归自己所有。

    后来，民间借贷利率猛涨，倪先生计划着再投入一笔，他并没有觉察到“风雨欲来”。

    2011年开始，银根越来越紧的时候，民间借贷利率畸高，但是紧接着跑路、跳楼的消息也不绝于耳。这时，倪先生找担保公司的老板，想收回资金，老板明确表示暂时收不回，然后宽慰他：恐慌很快就会过去！

    这只是一个普通温州人的故事。事实上，在温州庞大的民间借贷人队伍中，公务员成为了一大颇具实力的分支。在浙江省一些城市，银行有某些相关政策，凡公务员即可获得银行一笔50万元的贷款。这为公务员参与民间信贷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2011年9月20日，温州版“吴英案”东窗事发。温州永嘉人施晓洁与丈夫刘晓颂，借用当地知名企业顺吉集团的名义，为自己家族的多家担保公司集资，达13亿元之多。

    在此案的调查中，人们发现相当部分的借款人是永嘉当地的公务员，甚至有人说有8成以上为公务员，还有局级以上的干部。如此一来，案件变得更加引人注目，看头十足。

    在温州的民间信贷中，公务员的参与非常普遍。2011年初，温州龙湾公安局侦破的一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债主居然全部来自于温州市司法机构，而且单个借款人涉案金额都为数百万不等。

    “我帮你办事，你帮我放高利贷”，这成为温州民间信贷的潜规则之一。

    在温州民间借贷业内异常活跃的王先生，原来在温州市工商银行负责信贷业务，他透露：“认识人的话，银行还是比较好说话的，现在收益那么好，很多人都绞尽脑汁从银行贷款套现，用于放贷，用房子或其他不动产做抵押，也有巧立名目找到各种贷款事由。”温州人民银行的报告指出：“温州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其中来自银行信贷资金间接流入的资金占10%，其规模超过百亿元。”

    当然还有公务员、政府官员、银行职员直接利用自身身份充当“掮客”的现象。

    2011年8月，“银行女职员携单位7000多万元巨款潜逃了……”的消息在温州城内传得沸沸扬扬。后来事情公开后发现，这位来自中信银行乐清柳市支行的客户经理，并不是贪污银行巨款，而是深陷民间信贷畏罪潜逃。

    之后，温州银监部门对此类事件进行严厉排查和打击，银行职员利用职务之便充当“掮客”者，都被开除，并承担相应责任。从8月至11月，有4名银行职员充当“掮客”被查出，参与民间借贷的金额总计约2亿元。

    在温州的民间借贷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中间人”，一种是通过担保公司。担保公司就是由公司出面放贷，然后将每年的利息交给出资人的借贷形式。

    “中间人”则又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中间人”依靠私人关系放贷。“中间人”一般是在朋友圈中比较活跃的女性，人际关系广，而且在长期的“从业经历”中被证明比较“靠谱”，有能力将亲戚朋友手中的闲钱聚拢起来，然后通过借贷赚取稳定的收益。每位出资人出资的金额不会太大，但经过“中间人”之手后聚沙成塔，总的资金量并不比专业的担保公司少。据记者了解，在温州到处都活跃着这样大大小小的“中间人”，他们得到的利息在保证出资人收益的前提下，会留下一部分当做中介费，中介费的高低根据资金额度、投资方向、借贷时间的不同而略有差异。

    第二种“中间人”一般是银行职员、政府官员，或者大型企业的老板。他们利用自己资信较高、比一般中小企业更能获得银行贷款的优势，将从银行拿到的钱再以更高的利率借给其他人，从中赚取利差。这些人放出的每笔贷款往往数额较大，因为要确保借款人一定能按时还钱，他们往往对其还款能力、信誉度、投资项目的风险等事前要经过严格的考察。

    所谓的“民间借贷”，并非所有的资金都来自个人，担保公司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官银”也成为民间借贷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网络上传播着一份泄密的银监会高管的发言稿透露，“官银”参与民间信贷的现象非常严重，据说有3万亿规模的银行贷款涉入其中。发言稿件中说：“现在由于信贷需求旺盛，纷纷转行从事高利贷业务，而放贷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银行，是来自银行给大型企业的贷款。（这些贷款）在浙江这些沿海地区都是低成本，（企业拿到）后放高利贷赚取巨额利息、利差，实际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一些国有担保公司，财务公司也利用国有银行的资金，偷偷地放高利贷。”

    国企没有缺席这场“投机盛宴”。部分国企用土地做抵押，一只手从银行获得低息的巨额贷款，另一只手则通过担保公司，以高利率放款出去。

    随着温州金融危机事态的发展，层层内幕被掀开。在这场全民参与的“金钱冒险游戏”中，上市公司也未能独善其身。

    信贷环境收缩、实业经营环境惨淡，民间利率走高是上市公司开始大量涉及委托贷款的背景和动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0月15日，两市已有139份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涉及79家上市公司，累计贷款额度超过200亿元。大多数上市公司委托贷款发生在关联企业之间，上市公司变身为资金枢纽，给控股子公司提供低利率贷款。上市公司对外委托贷款则大多流向受政策控制的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年利率最低为12%，最高则达到24.5%。

    上市公司“放贷”固然是为了谋求更高的业绩，然而今年以来一张张委托贷款展期公告的出现，让外界开始意识到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已开始向上市公司传递。

    融资“掮客”逃亡

    温州的“跳楼”事件远没有结束。

    2011年9月23日凌晨，温州人才大厦楼下血迹斑斑，一名女子从26楼跳楼身亡。

    她名叫“阿慧”，是温州猖狂的民间借贷业中一名“借款人”。她跳楼的直接导火索则是另一名女子——陈繁蓉的失踪。

    陈繁蓉对外公开的身份是邦本印刷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实际上她是一名高利贷房贷者，温州人称此类人为“老高”。陈繁蓉与“阿慧”同住在温州人才大厦，又有些沾亲带故的关系，于是，阿慧便将自己名下的几套房子抵押贷款，共筹措到2000万元交由陈繁蓉发放高利贷，获取暴利。岂料陈繁蓉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绝望之下的阿慧从陈繁蓉的家里跳楼自尽。

    与阿慧同身份的人还有数10名，他们都与陈繁蓉相识，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陈繁蓉这位“老高”的“下线”。在阿慧跳楼、“老高”消失后，这些“借款人”却纷纷收到温州鹿城农村信用合作银行矮凳分理处的贷款确认函。也就是说，每人30万元的贷款已经跟着陈繁蓉这个女人一起不翼而飞，接下来还债的就是更多的“阿慧们”。

    一位“借款者”小张告诉记者，2011年9月初，他听说陈繁蓉是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的老客户，有些银行优惠服务可以给自己人，便同意把水电费账户转移到温州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陈繁蓉可以每个月代缴水电费并每月给现金1500元。

    在陈繁蓉出示了一张职务为矮凳桥分理处营销人员的名片后，小张便去矮凳桥分理处陈繁蓉处办理了手续，按了手印。

    9月24日，周六，鹿城农村合作银行总行的一个工作人员给小张打电话，要到小张家里做贷款对账，要求他签一份贷款确认函，确认他名下有一小额循环贷款，金额为30万元。“我连贷款卡也没有，而且提款也应该是我本人出面，但是什么都没有参与，30万元贷款就被划走了。”小张称。

    很显然，陈繁蓉的行为不仅仅是高利贷问题，还存在着骗贷等经济犯罪，而众多的人员与高额的金额，显然不是陈繁蓉一个人可以搞定。在相关部门的介入下，抽丝剥茧后发现，陈繁蓉背后牵涉到的有政府公务员、银行职员等。

    据称，陈的前男友与鹿城农村合作银行矮凳桥分理处主任李军有交情，于是通过这一层关系，众多“借贷人”的贷款都来自于此银行。在陈败落后，李军也立即被接受调查。

    作为“老高”，陈繁蓉的巨款到底放给了谁，才导致资金链断裂“跑路”一走了之呢？有消息称，陈的部分资金都是为龙湾区沙城镇副镇长董宇驰筹措的。7月底，董宇驰无故旷工，最后被发现董一家人全部消失，包括父母妻儿在内。

    一环套一环，参与人数众多，民间借贷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承诺返还的回报比银行利息高出许多倍。

    环环相扣的借贷关系，貌似风平浪静，但只要其中的一环断裂，则整个利益链条都无可避免的崩溃。这样一种借贷关系，有着传销式的组织模式。这种倒金字塔结构式的传销借贷，真正的受益者处于塔的顶端，上线通过不断发展下线收取入门费来营利。当下线不能再发展或者发展萎缩时，利益链条的延伸则终止，资金流向金字塔的顶端，那些队伍庞大的下线则成为了整个链条的牺牲品。

    这些下线，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个人或家庭，他们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转到担保公司，由担保公司发放贷款，他们就是最高级。

    宏观调控下银根的收紧就预示着民间借贷的火爆。2011年，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飙升，已经与“高利贷”画上了真正的等号。

    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7、8、9三个月，温州的民间信贷年利率分别是24.14%、24.81%、24.43%，约为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月息回报普遍在2分以上，最高的甚至达5分，即年利率60%，而一些地方民间拆借年息已超过100%。

    在温州企业主跑路、跳楼的同时，温州民间信贷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包管公司、典当公司、投资公司、担保公司，也纷纷陷入困局，引发了一轮新的“跑路、跳楼潮”。一家担保公司的下面，就涉及成百上千的普通放贷人，担保公司的跑路引起的是大范围内民众的恐慌。9月23日跳楼的“阿慧”，就是在她的上线失踪之后绝望至极，以死偿债。更多的悲剧还在发生。

    11月8日凌晨，“掮客”童小陆在其住所被发现跳楼身亡。据了解，童小陆于2011年年初起从银行、朋友、邻居等处筹款上千万元，再以较高月息贷出，因上家跑路、亲戚朋友上门逼债，童小陆在家中跳楼自杀。

    11月13日，温州开担保公司兼贸易进出口公司的法人代表林建平、季中芬夫妇在家双双注射海洛因自杀。据初步调查，他们以每月支付3～6分的高利息向民间借贷1000多万元，因得不到银行续贷、无力支付民间巨额借款及利息而自走绝路。

    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在温州只有几十家，而所谓的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等，却有1000多家，他们正是此轮“跑路潮”中的“主力”。截至2010年底，温州的融资性中介机构数量达1879家，包括186家担保公司、1088家投资(咨询)公司等。

    温州金桥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温州金泓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分别是温州市担保协会的副会长、理事单位。2011年5月，金桥担保和金泓担保获得了政府部门颁发的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当时，温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发首批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时，在公告中曾强调：“融资性担保机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受托投资等活动，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但是，在这样一个合法化的身份的掩护下，金桥和金泓的非法集资行为反而越发大胆起来。

    金桥担保的负责人是徐密及其老公姚明，而金泓担保的老板则是徐密的母亲钱月珍。钱月珍在温州投资界颇有名气，2005年11月，她曾随国家领导人出访西班牙，北欧中国城就有她的投资参与。徐密女承母业，发展也很顺利。

    让放贷人开始疑心的是——金泓担保搬移办公地点。金泓担保原本在豪华气派的温州国信大厦租下半层楼作办公之用，9月13日不少借款人在大门上看到一张搬迁通知：“办公室搬到马路对面的东方大厦一层。”

    东方大厦与金融机构根据地——国信大厦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金泓担保搬到了这样一个老旧杂乱的写字楼，借款人开始感到大事不妙，纷纷到金泓担保讨债。

    果不其然，10天后的9月22日，金泓担保的借款人已经打不通钱月珍的电话。之后，金桥担保的徐密夫妇也不知去向。

    网上开始传出消息，徐密夫妇携款5个亿已经到了巴西，钱月珍则有可能到了芬兰或巴西。

    据金桥的借款人自己统计：“金桥担保共借了他们2亿多元的现金，月利息是在1.5%到2%之间。”金泓担保的数目更多。但谁也不知道，金桥和金泓担保的钱到底放给了谁。据温州市担保协会秘书长郭炳钞表示，目前温州担保公司在银行的担保余额共有100多亿元。

    金融体制之弊

    小微企业要想从银行获得贷款，途径非常有限，或抵押贷款，或联贷联保，或担保贷款，或专做与大企业相配套的小企业的贷款。而这些途径，绝大多数的小微企业都利用不上。

    据全国工商联调查显示，规模以下的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而温州有36万家中小企业，很多中小企业，能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占比可能不到10%。这些被金融机构关在门外的企业就只有依靠民间金融来生存发展壮大。

    在多年以前，民间金融是温州模式发展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

    然而，2011年民间信贷资金链的断裂，却直接点燃了温州民企倒闭潮的导火索。

    昔日美酒，今时毒药，何以至此？

    回望近几年来国家的一些政策方针，能窥见其中隐秘的细节与脉络。

    2011年，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和浙江省统计局对全省1525家企业景气的调查结果显示，三季度浙江省企业景气指数为133，同比回落6.8点，环比回落2.6点，仍处于“较为景气”区间。企业家信心指数小幅回落，为123.7，分别比去年同期和今年二季度回落10.5点和4.1点，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呈逐季回落态势。

    与2011年上半年相比，成本高、融资难、订单少、用工难等固有“难题”并未解决，而对行业和经济形势失去信心成了部分企业主的“新难题”。另外，摆在企业主面前的“转型”路，事实上也因企业转向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等其他投资性行业走了样，产业“空心化”有扩大的趋势。

    从宏观角度来看，企业家信心下降，很容易导致放弃实体经营，转向虚拟经济的情况出现。这样的趋势会严重打击国家经济的持续活力，影响一国经济的稳定性。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相对萎缩的恶果的显现。

    从微观角度看，这样的经济状态会造成企业家“现金为王”的心理，进一步影响他们从实体经济中抽离资本，转入虚拟经济。王和霞就是典型的案例。

    “巨邦”鞋业多年来的积累让王和霞的手中有不少闲钱，如同前面提到的，“资本在运动中才能升值”的观念同样深入这个老板的观念。回到我之前的观点：“货币政策的松紧和民间借贷的生长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政策紧了，借贷就疯了。适当放松，民间借贷也不至于这么疯狂。”随着国家货币政策的转向，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开始出现资金问题，借贷需求高涨。看准了时机的温州商人们开始疯狂地投身到民间信贷领域。一时之间，温州街头的信贷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而王和霞自然也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好机会。

    实际上，早在2009年中旬，嗅觉敏锐的王和霞就已经与两个朋友一起开办了一家担保公司。当时王和霞出资2000万元，两个朋友各出资1000万元。

    不过这些资本显然不够维持一家担保公司的运作，于是王和霞的两个朋友又向当地的高利贷以一分利的价格借来5000万元资金。

    在运作初期，王和霞的担保公司顺风顺水。由于温州地区有着较为普及的担保人制度，民间融资也比较顺畅，温州企业的资金周转周期又比较短，因此在担保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放、贷都非常流畅，不存在任何问题，王和霞也大赚了一笔。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2010年，大量的私营小企业开始倒闭，这些企业给王和霞的担保公司带来了一大批坏账，不过当时的王和霞和朋友还是靠着办工厂赚的钱维持了下来，他们期待着经济形势转好的时候把这些钱再赚回来。

    不过，王和霞和朋友们期待的那个“好日子”并没有到来，取而代之的是继小客户倒掉之后的大客户的大面积“死亡”，这彻底让王和霞和朋友绝望了。

    王和霞的担保公司里，相当一部分本金都来自高利贷。公司正常运转的时候，王和霞利用自己贷款的利息高于高利贷而获利，贷出去的钱能够按时收回，王和霞也不用担心高利贷的问题。

    可是现在的经济形势骤变，偿还之前的高利贷和利息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着担保公司的客户倒闭的越来越多，王和霞偿还不了的高利贷也越来越多。当年1分利的5000万元借款，已经演变成了几个亿的包袱了。

    “借高利贷，放高高利贷”，曾经是王和霞的生意经，按照这个生意经，只要放出的贷按时还，前面几个环节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但是当问题偏偏出在这个环节的时候，王和霞的生意经就出问题了。如同其他的企业主一样，“跑路”，也变成了王和霞的必然选择。

    除了融资难，还有微观层面的制度之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在如此强力的兴奋剂的刺激下，中国经济保持着高时速，大有一枝独秀的劲头。

    “4万亿投资”计划伊始的2009年，企业迎来一次“发展的春天”。当时，大大小小的银行，主动找企业放贷。2008年前后，温州企业迎来了一次扩大生产、多元转型的集中期。

    尤其突出的是，前期需要大投入的新能源光伏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最终导致了产能过剩。有不少从事传统制造业的温州企业，把光伏转为了企业转型的最佳寄托，如温州最大的眼镜制造商信泰集团。

    当然，房地产投资也是大多数温州制造企业不肯放过的投资领域。2010年，温州百强企业中，有一半的企业涉足房地产，这被媒体形象地称之为温州制造业的“地产化生存”。

    从银行拿到大笔贷款，温州企业马不停蹄地扩大生产，买地建厂购设备招聘人才，或转行投资房地产或光伏产业，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最初的3年，无论是哪一个行业，都属于投入期。2011年，就在回报在望之时，国家政策大变，银根收紧。原本殷勤主动放贷的银行，开始纷纷变脸成强硬的“催款人”。

    此时，民间信贷又一次充当了温州企业的“救命天使”。然而这所谓的“天使”，却有着无比贪婪的欲望。银行金融政策越是收紧，民间信贷的利率就越惊人。为了维持扩大后的企业的正常运转，温州中小企业别无他法，只能承受着民间借贷的“压榨”。一位企业主如是说：“患者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突然把手术刀拿走，无影灯关掉，患者怎么办？这个时候，来个开口要红包的医生，能救活你，你给不给钱？只能给，还得感谢他。”民间信贷就是那索要红包的主刀医生。

    在银行催款的同时，温州民间信贷为中小企业提供还款金额，一定程度上催热了民间金融的市场行情。在中小企业需要再找银行借款时，“以存定贷”的方案又出台，此中所有的“存”毫无疑问也来自于民间借贷。

    今年初，一位温州企业主拿着抵押物证件，去当地一家银行寻求贷款。该银行人士告诉他，存款准备金多次上调，再加上银行储蓄增幅减缓，根据银行“以存定贷”原则，该行如今已“无钱可贷”。“如今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利率上浮100%，你依旧还是贷不到款；要么你去拉存款，我们再给你贷款，利率可以低些，月息6厘。”

    迫于无奈，该企业主找到方培林，让他在规定时间里拉到一定规模的存款，开出的条件是：月息4厘。这意味着，该企业主为这1000万元存款，每月要额外支付4万元的佣金。即便如此，月息1分左右的银行贷款利息和额外佣金，对企业来说还是比较划算，毕竟他能从银行贷到款，且比月息5分以上的高利贷低很多。

    于是，该企业主会根据存款期限、金额，预先向方培林支付这笔佣金。

    由于所需资金量大，方培林又找到去储户那里筹钱的下家，要求其在规定时间筹集多少资金，给出的条件是：月息3厘……

    在事先约定下，下家拿着各储户的身份证，去企业主指定的银行开户……根据事先约定的利益分配，储户、下家、方培林都获得回报……

    “目前温州至少有500亿存款以此谋利。”方培林说，去年以来在信贷紧缩的情况下，这个依托银行“以存定贷”原则，而衍生出来的大规模民间金融市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温州出现。他说，最近每月经过他之手的银行存款就高达四五亿元。

    同时，在2009年大批量放贷过程中，对于缺乏资产抵押的中小企业，浙江省地方政府与银行联合提出了“联贷联保”、“抱团取暖”的方案，即“一家企业向银行贷款时，至少有3家企业提供担保，如果企业是夫妻经营，则夫妻要相互担保，这样，一笔贷款可能就有9个担保，而每个担保人又可能是多个企业的股东。”

    多家企业携手共助一家企业，但反过来，一家企业出事也将连累殃及数家甚至数十家企业，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应。

    20世纪90年代末，赵明通过温州典型的民间信贷——亲友借贷，凑足150万元创办了一家制造业企业。当时的民间信贷月息为2%，虽然远高于同期银行利率，但赵明仍对此充满感激：因为在这笔资金的启动下，工厂迅速步入正轨，两年后便还清了原来的借贷。

    在2008年的“联贷联保”活动中，赵明为当地的一家企业进行了银行贷款担保。2009年，赵明所担保的这家公司破产倒闭，于是赵明因担保责任而承担起300余万元的债务。不得已的情况下，赵明又不得不转身向民间信贷求助，才得以化解危机。

    在银行金融政策的一再影响和间接逼迫下，民间信贷的气焰不可抑制地滋生，直至发展到民间信贷与高利贷等同。

    2011年年中，民间信贷资金链的断裂，同样也离不开金融大环境的“推波助澜”。

    2011年开始，受欧洲产业补贴政策与美国贸易壁垒的影响，国内光伏市场如坐“过山车”一般滑下低谷，企业销售量减少，产品价格也剧跌。房地产市场在宏观调控之下也走下了“暴利”的神坛。

    此时国内的银根再次紧缩。业已到期的贷款，只有通过担保公司和民间信贷做“过桥贷款”，也即银行承诺的先还贷再续贷。然而让温州中小企业没有想到的是，银行开始违背原先承诺，压贷抽贷，甚至不续贷，于是，大量来自民间的高利率的“过桥贷款”无力偿还，民间信贷资金链断裂，层层垮塌。

    据说，温州企业资金链断裂的企业中，除了投资房地产外，至少有80%的企业涉足了新能源光伏产业。被寄予厚望的两大产业，反而成为了把温州民营企业推向悬崖的两股力量。

    从内因上看，温州企业舍本逐末、不爱实业爱投机是加速自我毁灭的主因；然而从外因来看，国内金融体制的不合理、相关财政货币政策的即兴随意，都难辞其咎。

    对此，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专门撰文说：“高利贷盛行说明资金链出现断绝，在高速增长期所作有实体投资，已经无法获得金融支撑，宏观调控时紧时松让企业在无所适从之下，走上高利贷的绝路。高利贷盛行同样说明社会资金在通胀背景下，不愿意进入实体投资领域，转向通过‘玩钱’的方式，赚取暴利；高利贷如此盛行，更说明目前的管理体制出现了极大的失衡，有关方面只关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对于近在眼前的民间金融漠不关心、视而不见。”

    黑色钱庄之毒

    在温州，凡是涉足非法集资、非法金融的组织，如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等，都被统称为“地下钱庄”。在温州庞大的民间借贷中，钱庄分两大类：灰色和黑色。

    在温州，灰色钱庄是主体，但灰色钱庄的出现有着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而黑色钱庄则纯粹因暴利而出现，如同一颗毒瘤，贻害无穷。

    黑色地下钱庄单纯以追求高利息回报为目的，这类钱庄通常向放贷人提出的利息相当高，最低额往往以200%的月息为起点，有资料可查的最高额可达600%，而借贷人的目的则更为简单——投机，主要涉及投资股票、赌博和贩毒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放贷人和钱庄承担的风险是最大的，最严重的情况莫过于血本无归，但是这类钱庄往往拥有黑社会背景，自然容易滋生严重的犯罪事件。但它并不是温州地下钱庄的主流，其借贷量不会超过温州地下借贷总额的5%。

    灰色地下钱庄是与黑色地下钱庄相对而言的，主要是为满足温州地区日常生活和正常企业经营活动而提供短期资金支持，赚取利率差价，钱庄给予放贷人的利率一般都会高出银行的10倍左右，借贷人一般都是当地的中小企业老板，多以启动创业计划或者扩大企业规模为目的。

    2011年4月，浙江温州破获一起巨大网络赌博案，被称为101亿大案。

    3年前，温州人朱某发现了一个境外的赌博网站，通过联系后，获得了一个总代理账号。之后朱某雇佣人员，通过发展下线，增加代理人员和赌博会员。赌博会员通过账号在网上接受投注。一年多的时间里，至2009年底，朱某开设赌博会员账号1047个，总计投注赌博金额达101亿元。最终朱某及其团伙成员被处以开设赌场罪。

    网络赌博早已在温州人当中流行。

    2010年，温州小老板林先生迷上了一款名为“大家乐”的赌博游戏。通过购买虚拟的游戏币，在网上投注，“1分钟输赢几十万，1天输赢上亿”，让温州人颇为期待。

    第一次，林老板以2000元成本赢得4000元。胃口越来越大，最多的时候林老板赢得有10多万元。如此轻松获得巨款，林老板开始执迷其中。无法自拔的他开始一输再输，为了扳本不惜砸下了所有积蓄。最后他输得精光，再也无法回头。

    在温州民间信贷危机爆发的同时，各种赌博案也频频涌现。

    2011年6月，上海宝山捣毁一个温州人开设的赌场，涉赌的60多人均为温州人，赌资近亿元。

    2011年9月29日，海南警方破获了一桩赌博案，其中涉案人员105人，全部是温州人，赌博金额达到2000多万元。“这个赌场是温州人开的，能给我们报销机票、吃住开支。有的赢家请客，还打电话叫温州的夜店送10多个小姐飞过去，供赌友消遣。”

    以做实业起家的温州企业家们，近几年来把豪赌当成了一种身份和实力的象征。

    2009年9月，一起特大浙江流窜赌博团伙被青岛警方破获，多位温州籍富豪混杂其中，而温州某集团总裁林某则一下输掉2000万元，并欠下7000万元的高利贷。

    2011年9月，温州龙湾区破获两个特大赌博团伙，涉案人员近800人，其中一位温州富婆出手豪气，输掉了1100多万元。

    赌博“娘子军”在温州屡见不鲜。曾经一度，“温州太太赌博团”与“温州太太炒房团”、“温州太太理财团”齐名。在2011年海南的百人赌博案中，就有30多名女性。

    更为夸张的是，2009年4月，在温州瓯江三垟湿地，有大大小小的无人荒岛，这为赌徒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赌场。一次，警方在荒岛上抓获了24名赌徒，其中有19名“娘子军”，“最年长的一位老太太已经72岁，而年龄最小的女孩只有23岁。”

    温州龙湾区是赌博现场最为猖獗的地区，同时也是老板跑路最集中的地区。江南皮革厂的黄鹤就是其中的一位。而在这其中，到底有多少老板是倒于“赌桌”之下，则难以统计。

    龙湾区下属的龙华村是温州远近闻名的赌博村，多年来，村里抓获赌博团伙数十个，因赌引发的恶性暴力事件、悲剧事件也时有发生。

    在这种聚赌风潮中，设赌人或称赌场主，是最为关键的人物。温州籍赌场主邹松华曾在上海宝山租下宾馆房间，开设赌场，一天设四场，每场牟利30万～50万元。

    有人专门在澳门包赌场，向温州人推广所谓的“免费游澳门”旅游项目；而韩国济州岛、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地的赌场也闻讯前往温州邀客。

    2011年6月，温州龙湾捣毁了一个以村为单位的窝点。据当地警方人员介绍，赌场竟然是由该村村长和村委员联合开设，村民参赌。而在该赌场中发放高利贷的也大有人在，每笔数额在10万～20万元不等，利息从7%～15%皆有。

    专为地下赌场发放高利贷的“黑色钱庄”已经发展到企业化的管理模式，“赌博团伙一般设‘总经理’负责赌场经营，承担重要角色的团伙成员担任‘股东’，参与赌场管理并按股分红。在‘董事会’的授权下，甚至设立了‘猎头’，专门寻找、引诱赌博人员，发放高利贷。”

    由地下赌场诱发的高利贷纠纷日益增多。

    2011年4月“跑路”的江南皮革厂老板黄鹤，是温州最知名的赌徒。其身后背负债务到底是3个亿还是10个亿，只是数字问题。但是“受国际赌博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后外逃，造成公司经营整体瘫痪”，这一事实已无可辩驳。

    黄鹤嗜赌成性在温州企业界是公开的秘密。年轻时，曾因赌欠下巨额债务，是由其叔叔代为偿还。2010年年底，有消息称，黄鹤在澳门豪赌，输掉了一个多亿。而2011年4月，在前往香港参加国际皮革展时，黄鹤又再度前往澳门赌钱，直至最后消失。而他的这些赌资全部来自民间高利贷，其中牵涉到的担保公司达10多家。

    另外，温州飞驼鞋业、东艺鞋业等企业的老板也曾多次被传“因赌逃跑”，“因赌公司破产”。在国家相关部门和领导研究方案解决“温州金融危机”问题时，据说有一位部级领导公开表示：“那些企业主因赌博输了钱导致要跳楼的，就让他们跳吧。”

    仅有资本的投机，而无实业的活水，温州人的投机心达到巅峰。在赌场上，温州人一掷千金，走火入魔。在企业发展上，这些老板也暴露出十足的赌性：盲目扩张，转型过猛，涉嫌高利贷，肆无忌惮，最终玩火自焚，无可挽回。

    从不缺钱的温州人，面对实业的衰落，房产、矿产投资无门时，走向了民间信贷之路。而当民间信贷依然不被各界认可时，疯狂参与赌博反映的正是曾经兢兢业业的温州人的迷失与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