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十周年，天南海北的“调查人”都赶回娘家，大家聚在一起掌声、笑声、鲜花、泪水地做了一场4个多小时的现场节目，几位主持人还被要求每人对着栏目说一段生日感言。我的“生日感言”讲得很疲软，想来肯定是和我在香港做了一段时间“不起眼儿”的记者有关：“十年前，《新闻调查》还是棵幼苗，我却整天雄赳赳的；而十年后《新闻调查》长成了一棵树，我却变成了一棵安静的小草儿……做记者，首先要做人，要有良心，还要有点平常心，有了‘平常心’，或许你倒可以为国家、社会做出一些不平常的事情来。”
在香港做记者，我曾经被“红绳”弄得冒火，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后来听说这是为了保持会场或活动现场的秩序，其中更具体的用心则在于提前警示“无冕之王”不要随便采访未经安排的人物，以免节外生枝，转移了主题。后来我发现，香港有些记者执著地“逮”着了他们想要采访的人，所提问题，的确和那次“活动”没有一点关系。香港记者干吗要这么做？他们狩猎一样要想打探的内容大多都是政治异见、社会焦点、潜在的商业动态或者名人隐私，对这些，“猎物们”当然要小心回避，没办法，有时“狩猎者”就得围追堵截、蹲坑守候。
中央电视台记者在香港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我们遇到的同样问题也是采访难。香港人一般都不会“上赶着”请求媒体，即便你说这些都是免费的，不花钱也能让你在电视上露露脸儿，他们大部分也要拒人三尺。然而有些场合，记者无心插柳，意外却从天而降，弄得人一时找不着北，这时候就看谁机警、谁勇敢了。比如我们在内地，想要在一些活动中采访最高领导，不提前申请获得批准是根本不能成事的，然而在香港，有些时候，一扭身，嘿，特首就在你身边，只要他同意，你问什么都可以。
2005年下半年，内地发现了人类感染禽流感的少数几例个案，9月，东南亚开始报道死人，之后全世界都紧张起来，恐怖传言不胫而走，有人说“禽流感”大爆发是迟早的事，这一番“天灾”可能要导致全球至少700万人死亡。而“非典”时期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个重灾区，我在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的影像资料库里随便一翻，就能找到当年满街戴口罩、到处喷洒消毒水的镜头。正是因为这里曾经闹过SARS，香港人对“禽流感”才格外重视、格外提防。
2005年11月8号，香港医院管理局组织了一次代号为“火鸟行动”的演习，这次演习主要是测试香港官方及公立医院对“禽流感”一旦在本港大流行的应变能力。演习分别在“基督教联合医院”、“屯门医院”两个地方进行，现场模拟的是香港发现了首宗病历，医管局立即启动“禽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即“红色应变警示”；医管局总部的中央指挥委员会也立刻召开会议进行统筹、决策。这场演习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奏感，因此诱来了平面、立体、网络的各路媒体大军。
就是这场演习，我们楼上、楼下地拍医生护士行色匆匆、紧张有序，更拍模拟“病房”、模拟“病人”，一切都像真的一样。大家聚精会神，心无旁骛。然而就在演习接近尾声，谁都不知道香港特区最高行政长官——特首曾荫权已经不知何时来到了现场。
“屯门医院”因为收治过不少“非典”患者，这个地方两年前就笼罩着一片神秘。我是在进入到“重大事故控制中心”时一扭头看到了曾荫权，他那会儿正在观摩“中心”的“运作”，之后讲了一番话，说完，转身就走。很多记者，至少是我，这才回过味儿来，立刻叫上摄像师赶快追拍——特首在屯门医院穿过了一截又一截的楼道，记者的闪光灯与摄像机开机时显示的小红灯就在他身前流动、闪烁；特首进了电梯，身手敏捷的记者也跟着挤了进去，没挤上的就赶快顺着步行楼梯往下跑。最后，曾荫权来到了医院的挂号大厅，停下，这次他可能有时间也有心理准备接受媒体的采访，于是他的面前迅速地就竖起了一片三脚架，记者们从正面厚厚地把他围住。
我是因为曾经碰过董特首“单独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不大好”的一鼻子灰，这回没有拼命往前挤，而且说老实话，当时我的注意力也根本不在采访，而是不相信曾荫权怎么会就这么“平常人儿”一样地在医院里随便出入，身边既没有警察，也没有警卫？他接受采访时身后站立着的几位工作人员，我都认识，都是政府新闻处的，肯定不是便衣。
为了试验我的观察是否准确，我帮助摄像师支好机器、连上话筒，看着他已经拍上了，就一个人悄悄地绕到了“记者区”的后面（这回可没有来得及设什么“红绳”），慢慢地蹭到曾荫权的身边。开始三米没人管、两米没人管，后来离特首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了，我的耳朵都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但还是没人上前阻拦——难道曾荫权不怕被记者刁难？不怕有人捣乱？甚至不怕……即使他不怕，香港政府保安部门对特首外出的常规保卫怎么也不见有任何配套的启动，还是隐蔽得太好我根本看不见？我瞠目：这样的事情假使发生在内地，别说党和国家更高领导，就是省长、市长有计划地来到某处公共场所，起码的保卫工作也会紧紧伴随，何况香港的情况又是那么复杂？
曾荫权那天在“屯门医院”和记者交谈的时间至少持续了半小时，香港记者都在向特首发问，只有我一个人心怀忐忑地在周围悠来荡去。当时大厅里还有很多人，挂号的、看病的、陪同病人的，都是当地的老百姓。我发现曾特首的出现并没有打破医院的正常运转，人们该干什么还是在干什么，一对中年夫妇看样子是碰巧前来就诊，不大明白医院大厅怎么突然与往日不同，围了这么多人？妻子就上前看了看，旋即回到丈夫身旁，边走边递话儿：“曾荫权，记者采访”，意思是“没什么了不起，没有大事”！
我的“忐忑”在那天最后变成了来自心底的一声自嘲——香港这个社会在我眼前真是一会儿刻板，一会儿随意。想想媒体要正儿八经地采访特首吧，包括三大司（政务、财政、律政）以及立法会、政府行政会议要员，那些“大人物”总是左顾右盼，好像下决心难极了，而“屯门医院”，特首说来就来，说采访就采访，中间走“程序”必须的约访、审题、文书往来等等累死人也烦死人的过程全没了！同样的感觉，有时在其他活动场合，“大人物”们到场，其实也就是一辆车，通常和我们记者坐的出租车会停靠在一处，上车下车，接触几乎是“零距离”。
内地记者身上难脱“官气”，但是真正见了当官的，我们谁也别说自己不紧张。可是香港的记者就不同，他们见了“官儿”，不管大小，不仅不拘束，也不特别“加小心”。倒是这里的官员，我发现他们面对媒体或市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做错了什么事让社会不满。他们做官比内地官员所拿俸禄要高得多，责任也更明确，比如谁管的部门一旦出了什么事，谁就得马上出来解释或者在电视、广播中“谢罪”道歉。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原因，香港政府的官员在纳税人面前注定总是“傲”不起来？
2006年4月22日，《香港基本法》颁布16周年，香港召开了大型座谈会，会场就选在中环一家老式酒店，与立法会只有一街之隔。因为这场庆祝式的“座谈”格调甚高，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一般情况下，香港特首、律政司司长、立法会主席等人只要在港都要出席。
22日我去采访，没有见到曾荫权，因为特首此时正在海南出席博鳌论坛，香港特首的职位就按律由政务司司长许仕仁署理。那天前半场活动已经完毕，后面就是纯学术的座谈了，我和另外一名记者决定撤（新闻要不了太多内容），正在酒店门外叫出租，听到门童说：“不好意思，请让这辆车走先。”这辆车是谁？就是许仕仁的。说话间“署理行政长官”的坐骑已经开到了门前，他向四周笑了笑，一屁股坐进去，就那么简单地走了。我继续招手喊我的出租车，同事则好心提醒：“唉，要不要再等一下？范太的车可能也快过来了。”她说的“范太”就是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香港女人习惯婚后把自己的名字放到丈夫的姓氏之后，因此徐丽泰尽管做了立法会主席，还是被人唤作“范太”）。我说：“不用等了，咱们赶快回去发稿。”说着就继续招手。这样做并不是我没有看到酒店门前的空场太小，实在容不下两辆轿车并排停靠，也不是不懂礼貌故意不让领导先行，而是一分钟前，我看到了一幕情景：范太一个人，低着头，胳肢窝里夹着一叠子材料，已经走出了酒店，自己悄没声儿地正在过马路。
钻进出租车，同事还在追问：“怎么，你看见范太走了？”
我忍不住笑：“对，刚刚看到她在过斑马线，立法会她的办公室不是就在马路对过儿？”
范太一个人走了，她是因为没有必要坐车，才步行返回办公室。可是我笑什么呀？这件事有什么值得好笑？当时真是不明白，事后思量，或许还是自己太少见多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