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刚上班，一名售楼小姐风风火火地跑进来，她惊呼：“有一个小区和我们打擂台了。”

    我问：“怎么回事？”

    这名售楼小姐指着远处说：“你自己去看看吧，那里也有了小区，盖得可漂亮啦。”

    她叫琪琪，一个长得像安琪儿一样漂亮的女孩子。

    我走出售楼部，沿着还没有来得及铺设柏油的黄泥路面向前走，看到距离“蔷薇花园”几百米的地方，也修建了一座小区。这段时间，我经常从这里路过，那座小区刚开始修建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就像一个蓬头垢面的讨饭丫头，而最近，当围墙建起来，小区的绿化布置起来，我才惊讶地发现，讨饭丫头变成了丰满少妇，那座小区的环境与“蔷薇花园”不相上下。

    我走进小区，可是，看到偌大的小区里，居然没有售楼部。几名建筑工人正在清理垃圾，远处还有几名工人在拆除脚手架，一名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推着小车走过来，小车里装满了垃圾。我问他：“这里的房子怎么卖？怎么连个售楼小姐都看不到？”

    他说：“这是限价房，不对外卖的，都是生活贫穷的人才能在这里居住。听说房子都分好了。”

    我感到惊讶，买不起房子的人能够住在这么好的小区里，住在这样优雅的环境里，谁也不会想到的。这座城市里的穷人真幸福啊。

    那名工人推着小推车继续向前走去，我又问了一句：“这里的房子多少钱一平方米啊？”

    他说：“不到两千。”

    我感叹不已，穷人仅用三分之一的价格，就能买到和“蔷薇花园”一样高档的房子。我当时真有点沐浴在阳光里的感觉，差点就要热泪盈眶了。

    我是在一年后再次回到家乡的这座城市后，再次来到这座限价房的小区时，才恍然大悟。我看到了，应该是贫苦人居住的小区里，停满了各种高档车子，从小区门口鱼贯出入的，都是一些脑满肠肥的人，他们腋下夹着黑色的棕色的小包，一个个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他们和我们印象中的穷苦人大相径庭。

    莫非这座城市的穷人都脱贫致富了？都过上了传说中的幸福生活？都食有鱼出有车？

    后来，我询问了保安，保安才告诉我，这里确实是限价房，本来是要出售给那些买不起房子的市民，没想到却被一些人捷足先登，一人买了一套，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他们最先了解最新颁布的条例政策，他们在政策还没有实施的时候，已经钻了政策的空子。

    他们明明知道这是给城市穷人修建的限价房，是政府用钱来补贴的房子，他们不是穷人，他们是先富裕起来的一群人，但是，因为这样的房子有利可图，他们就冒充穷人，以合法完善的手续，以市价三分之一的价格，购买了这样一座房子。还有些人将到手的限价房转手倒卖，一下子就赚了几十万。而这几十万，是这座城市绝大多数人奋斗一辈子也无法赚到的啊。

    那天，我还在这里见到了一位超市经理，据说他的名字都上了富翁排行榜，这名超市经理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他也有一套限价房。超市经理在不到1000米的距离内，就有了两处房产。

    后来，我还听到了“蔷薇花园”的秘密。这是三年后，我重返这座城市的时候。我遇到了华舟，华舟是社科院一名副研究员。

    “蔷薇花园”的老板叫郑途，他的哥哥是这座城市一家很大的公司董事长郑岷。

    郑岷在这座城市生活了20多年，树大根深，党羽众多，成了这座城市炙手可热的人物。历届领导换了好多茬，郑岷因为深谙官场之道，所以这几十年来都安然无恙。

    “蔷薇花园”几乎是以零价格在本市的土地机构手中拿地的，又以最快的速度办好了各种审批手续，牵涉到房地产的所有部门和机构：规划、土地、城建、房管、消防等，郑岷都能搞掂。

    我说：“怪不得‘蔷薇花园’有那么大的能量，原来背后有人啊。”

    我又问：“现在郑岷还是公司董事长吗？”

    华舟说：“去年郑岷已经退休了，平安着陆。他退休后，终于受到了调查，就在准备抓捕他的时候，他却溜到了加拿大，而他的全家早在他为官的时候，就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他们全家带走了几十亿的国家财产。郑途也去了加拿大，也卷走了几十亿。他们在加拿大都过着阔佬的生活，这些钱足够他们在加拿大生活几百辈子。”

    我问：“都是哪些人移民国外？他们为什么要移民国外？”

    华舟说：“现在从国内移民国外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企业领导，一种是富翁。因为移民国外最少也需要300万元人民币，普通人是根本没有这个经济实力的。移民国外，有很多种考虑，但是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为了逃脱惩罚，这些人的钱都来得不干净，他们转移财产到国外，黑金漂白，此后就能过上非常奢侈的生活，因为法律和制度等对接上的原因，这些人在国外穷奢极欲，而国内法律却无可奈何。河南省的三任烟草局长先后移民国外，很多省份的建设部门官员争先移民，现在每年有几十万中国人移民，这里面就有一部分是官员和企业领导。还有一些人说，移民国外是基于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考虑。在国外，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比较简单，没有迎来送往，没有溜须拍马和委曲求全，也没有必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更重要的还有食品安全，在国内，任何一种食品可能都存在不安全的因素，都添加了一些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吃鸡爪可能会吃到福尔马林，吃奶粉吃到了三聚氰胺，吃火锅吃到了地沟油……这些情况在国外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是最为人不齿的最违背道德的行为。”

    移民海外，对于我等打工者是一个非常遥远非常陌生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一直挣扎在死亡线上，挣扎在温饱线上，为了还债，为了能够让母亲生活幸福，也为了能够让自己变成一个城市人而拼命努力。我没有想到，当我为自己的存款单上的五位数字而努力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存款单上已经有了八位数字，当我为了能够在这座城市有一份工作而看着别人眉高眼低的时候，人家却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过上了外国人的生活。

    这种差距，我用几十辈子的努力也无法弥补。他们的财富，是我几百辈子的努力也难以企及的。

    这就是贫富悬殊。

    在我当售楼先生的那段时间里，我还不知道这个行业的水到底有多深，我还不知道我供职的这家房地产公司有着这么深的背景。

    售楼部的门口经常有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女子，满脸皱纹，看起来很苍老。为了照顾她的生意，我每天都会买她一串冰糖葫芦，每次她把冰糖葫芦递到我的手中，都会慈祥地微笑着。我叫她王姐。

    有一天，王姐没有来上班；第二天，她还没有来上班；此后的很多天，她都没有来上班。

    听艾丽思说，王姐的儿子在高中上学，最近死于校园暴力，王姐万念俱灰，她离开了这座城市，去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与世隔绝。

    我问：“为什么会这样？”

    琪琪说：“王姐的命运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说不定哪一天，王姐的命运就会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

    王姐已经五十多岁了，她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她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系着红领巾走进了校园。老师说，红领巾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爱护红领巾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王姐有一次过河的时候，红领巾随风飘进了河水中，童年的王姐牢记老师的话，奋不顾身地跳进河水中，只为了抢救一条鲜艳的红领巾。王姐差点被淹死，是一名路过的地主救起了她。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王姐一家人始终不敢去见这个救命恩人，因为宣传中说了，地富反坏右总是妄想变天，总是对我们国家怀有刻骨仇恨，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敌人，他们救起贫下中农的孩子，一定是别有企图的。不久，救命恩人死了，死于一次残酷的批斗中，而童年的王姐最终没有见到他一面。

    童年的王姐还有一次面临死亡，是在官方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那时候，王姐差点饿死。

    后来，“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王姐那时候刚刚上初中，也跟着高年级的学生一起砸烂文物，焚烧书籍，批斗老师，挤进火车里瞻仰革命圣地。她在一次去韶山的半路上，因为下车小便，火车突然开走了，将她和另几名女同学丢在了深山老林里。她们遭遇了狼群，一名女同学被狼吃了，而其余的人被伐木工人救活了。这群被革命热情燃烧得失去理智的人，最后还是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徒步赶到了韶山，站在伟大领袖出生的那座房子前，她们激动得泪流满面，差点昏厥。

    接着，伟大领袖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王姐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城市，来到广阔天地里大炼红心，最脏最苦的活儿，她总是争着干抢着干，累得连月经都几个月才来一次。那时候，有一个充满了革命色彩的词语赞扬她们：铁姑娘，而现在，这个称呼则显得异常暧昧和尴尬。

    她们无法忍受农村的辛苦，有人就通过关系回到城市，没有关系的就给人送礼，更有些女孩子用身体换取一张回城的通行证。王姐是最后一批回城的下乡知识青年，当早期回城的人或者考上了大学，或者参加了工作后，满手老茧的王姐才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固守农村战天斗地。

    回到城市的王姐像个乡下人一样，举步维艰，唯唯诺诺，她尽管出生在这座城市，却已经被这座城市淘汰了。王姐的母亲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将她安置在了街道办的工厂里。每月的收入仅仅能够养活自己。工厂里还有一个未婚男青年，他们顺理成章地建立了恋爱关系。

    那时候，大街上的高音喇叭整天播放着“晚婚晚育”，街巷的墙壁上刷着巨幅标语“只生一个好”，王姐坚决响应号召。所以，等到她结婚的时候，已经快要30岁了，而等到她有了儿子的时候，已经35岁了，属于高龄产妇。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王姐夫妻俩遭遇了下岗，那时候企业改制，无数人无奈地走上了下岗之路。因为他们夫妻都是初中没有毕业就去农村战天斗地，而现在再想拾起书本，已是力不从心。没办法，夫妻两个摆了小摊卖夜市，却常常遭受驱赶，生意也没法做，摊子也被砸了。后来，丈夫去建筑队打工，王姐就卖起了冰糖葫芦。

    王姐夫妻两个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唯一的儿子身上，儿子也很争气，他学习成绩很好，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死于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这些年愈演愈烈，很多不喜欢学习的孩子结成帮派，专门欺负一些弱小的学生，更有一些学生，和校外的地痞流氓勾结在一起，看到谁不顺眼就大打出手。很多行内人士分析说，这是学校教育出现了问题，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了学生的品德教育，所以，校园黑社会异常猖獗。

    王姐儿子所在的学校里，一批学生中的流氓和社会上的流氓沆瀣一气，拦路搜身抢劫，王姐儿子因为没有钱，遭到他们毒打。他们打完后，就去饭店吃饭喝酒，而王姐儿子死在了血泊中。

    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唯一的孩子，卖冰糖葫芦的王姐悲痛欲绝，然而，她又回天无力。这一年，王姐已经50多岁，她无法再生育了，她和丈夫都要共同面对凄凉的晚年。

    琪琪说，王姐的命运，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因为响应计划生育，王姐失去了生育的时机，现在，她下定决心和丈夫离婚，让丈夫重新找一个女人结婚。如果女人没有生育过，这样可以再生育一个，然而，穷困潦倒年届知天命的丈夫，要找到一个没有生育过的女子结婚，这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

    所以，他们的悲剧是注定的。

    琪琪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女子，在我们楼盘尚未销售完毕的时候，她独自创业，开办了一家房屋中介公司。

    工作不忙的时候，我就会乘车来到琪琪的公司，了解房屋中介的内幕。

    有一天，我看到房屋中介公司里走进了一个中年人，他因为要移民出国，所以把自己在小区的五套房子拿来出租。

    琪琪问：“你要多少租金？”

    中年人说：“一套2000元。”

    琪琪看了看门外，看到没有顾客进来，就对中年人说：“这样吧，我们帮你出租，但是每套租金是2400元，你收取2200元，我们收200元。你看好不好？”

    中年人说：“当然好了。”

    第三天，我又来到琪琪的房屋中介公司，那个中年人的五套房子已经出租了两套，每套2400元，还有三套尚未出租。

    我问：“为什么这么快就出租了？”

    琪琪说：“现在到处在拆迁，打工的人又那么多，有房根本就不愁出租。”

    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进来了一对夫妻，丈夫戴着眼镜，显得斯斯文文，妻子腆着大肚子，这样的人，肯定是急着租房的人。

    丈夫问琪琪：“有没有附近小区的房子？”

    琪琪装着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就剩一套了。”

    “月租多少钱？”

    “2600元。”

    “怎么这么贵？”

    “你也知道，附近写字楼多，上班白领多，小区的房子就很好租。”

    这对夫妻犹豫了一下，准备离开。

    琪琪说：“刚才还有一个人打过了电话，要过来看房子，人家一来，我就租给人家了。看到你们腆着大肚子不容易啊，我要不要让那个人不要来了？”

    夫妻两个又犹豫了一下，然后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坐了下来。

    琪琪的嘴角抖动着，竭力压抑住心中的喜悦。

    妻子说：“能不能让我们看看房子啊？”

    琪琪说：“没问题。”

    琪琪带着那对夫妻走进了小区，我跟在后面。

    在路上，我听到那位大肚子妻子说，此前他们看中了一套房子，交了半年的房租给房东，可是，等到他们搬家的时候，才看到了真正的房东。房东说，他们是把钱给了骗子，而这个骗子也是一名租房客。骗子的房租到期后，就以房东的身份在网上发信息，骗取了这对夫妻一笔钱，然后溜之大吉。

    真想不到啊，骗子无孔不入，对孕妇也能下得去手！

    我问琪琪：“怎么才能判断他是骗子还是房东？”

    琪琪说：“租房子的时候，你一定要看他的房产证啊。没有见到房产证，怎么能交给他房租？你们太大意了。”

    我们走进了那套住房，我看到空荡荡的房间里，窗户都紧紧关闭着。透过玻璃窗，能够看到外面马路上车来车往，但就是听不见声音。琪琪带着他们在主卧、厨房、卫生间进进出出，但就是不带他们进次卧。那对夫妻在琪琪天花乱坠的宣传声中，兴高采烈地回到房屋中介公司，顺利地签了合同。

    那对夫妻喜洋洋地离开后，我问琪琪：“你为什么要关上窗户？为什么不进次卧？”

    琪琪说：“带着顾客看房子，一定要关上窗户，这样顾客就听不到外面的噪声了。次卧的电线线路有问题，不能让他们进去，进去后也避免让他们开灯，即使他们开灯看到灯泡不亮，也要说灯泡闪了……总而言之，不能让顾客找到问题，这样他们就能顺利签合同。”

    我和琪琪分别，走在大街上，心想：我以后租房，一定不会找房屋中介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