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上山”思想的萌发与形成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由来已久。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在十分危急的关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十分弱小，要在全国的中心城市与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相抗衡，显然是不明智和不可能的。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在思考、在探寻一条新的出路。就在这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优秀分子，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吸取了中国历代农民领袖和“山大王”的经验，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找到一个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人的“上山”思想，从现有掌握的史料看，可以追溯到1927年5月上旬。据大革命时期在瞿秋白身边工作的羊牧之回忆：“五次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我上楼去看秋白，觉得他消瘦了许多，我安慰他说：‘该休息了。’他淡淡一笑说：‘形势紧迫啊！汪精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已逐渐转向公开了，我们极有可能要被迫上梁山，我同志要在思想上积极准备，增强党性，严守党的纪律，一切听从党的决定。’他笑了笑又说：‘上梁山就上梁山，我出国去苏联那年，从北京南下到济南向父亲辞别时，虽想到郓城、阳谷、梁山泊一带实地看看，可惜没时间’。”“1927年5月下旬，在鲍罗廷房间里，召开了一个讨论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会议，有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等参加，会上有人举梁山泊为例，要招兵买马，与反革命进行周旋。”
“五大”是5月9日结束的，结束后的第二天应是5月11日。这时候，瞿秋白就说要“上梁山”，可见中央高层决策集团已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开始酝酿这种思想。但是，这尚是个人的看法，并未形成中央的决定，而且这种思想仅是萌芽，还处在一种朦胧状态。
最早并明确提出“上山”概念的是毛泽东。1927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召集“马日事变”中从湖南出来的同志开会，就号召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
“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上山”思想，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主要是讨论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提出：国民党各军招兵时农会会员和自己武装可应招加入。毛泽东却提出了“上山”的主张，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他长期从事农运、深刻认识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结果。只有“上山”，才能“保存实力”，才有办法和希望。这种上山“保存武力”、创造“基础”的思想，使毛泽东能在险恶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且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得到深化与升华。
“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7月20日，中共中央（代号安中原）和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农民部（代号宗容明）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明确指出：“农民武装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以三种形式之下存在：a.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b.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c.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又一次深化，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将“上山”与夺取政权联系起来了。
8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湖南问题，决定改组中共湖南省委，由毛泽东、彭公达与中共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共中央。会议批评了湖南省委（夏曦为书记）不应主张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而应使湖南形成一个广大基础，将革命力量扩大到全省。在批评中，毛泽东指出：“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毛泽东的这个发言，则进一步反映出他“上山”思想的坚定性。“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在这种坚定的“上山”思想指导下，毛泽东随即起草了一份《湘南运动大纲》。他在大纲中提出一个构想：“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
对此，李维汉曾回忆说：“毛泽东曾提出了一个湘南暴动计划，他（毛泽东）认为即使武装起义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该上山。”
毛泽东当时的设想，是在湘南造成一个以汝城为中心的割据局面，以一师的兵力去推翻和夺取敌人统治的湖南省政府。在当时的形势下，具有这种魄力、胆略的还只有毛泽东。后来因情况变化，他的这一设想未能得到实施。湘赣边秋收起义前后，他的“上山”思想就显得更加明确、坚定和自觉了。
“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谭震林同志回忆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主张党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推动土地革命，夺取政权。他指出，民众运动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须知政权是枪杆子里出来的。当时，瞿秋白曾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钟期光也回忆说：1927年8月中旬，“在杨家和平江黄金洞交界的地方，在一个小屋里，毛主席跟我们十几个人讲了话。毛主席说，我们的人不多，但我们要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人是最宝贵的，要千锤百炼，要能走路，并说了上山为王的典故”。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饶有兴味地听取了安福县农民自卫军负责人王兴亚介绍赣西宁冈、遂川两位“绿林老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在秋收起义的准备阶段中，毛泽东曾考虑过秋收起义的退路问题。起义成功固好，倘若失败则应上山与绿林交朋友，搞武装割据。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上了井冈山后，立即与当地的两位“绿林头目”——袁文才、王佐交上了“朋友”，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以后的事实也表明，正是依靠这两位“绿林朋友”的鼎力相助，才顺利地在罗霄山脉中段站稳了脚步，初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当然，在秋收起义失利之后，这种“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的想法，也是敌人逼迫出来的结果，正所谓“逼上梁山”。
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到秋收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挫折时，开始出现一次质的飞跃。即从“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对“上山”后依靠力量的思考，到上山要干一番事业、以“革命的山大王”来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
对此，何长工曾撰文回忆说：在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主张“上山当山大王”。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到上山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到了井冈山以后，就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区有王佐、袁文才两支农民武装……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肚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了！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办法”。
可见，毛泽东的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思想，并非一般人所说的上山当“绿林”、“响马”，更不是什么“落草”、“藏匿”。毛泽东是在熟谙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占山为巢”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革命经验。这种“上山”思想不断发展的结果，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条独特的道路。
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当年随毛泽东上山、解放后成为我军高级将领的朱良才，在回忆毛泽东讲到上山武装割据和革命根据地的关系时说：“毛主席打了一个通俗有趣的比喻，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屁股一样。因为一个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老是走着，老是站着，定然是不会持久的。脚走酸，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胜利。”朱良才：《这座山，它革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革命回忆录》，第一集。
中国革命正是靠着毛泽东这个“革命的山大王”，才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
“上山”思想的实质与意义。“上山”，是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三个月中提出和形成的重要思想。“上山”思想的实质，就是将革命工作的重心，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农村山区去。
从“马日事变”后到秋收起义前毛泽东的历次发言和讲话看，他提出的“上山”思想蕴含着三个当时革命斗争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注重军事斗争，组织革命军队；二是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三是上山结交绿林，造成军事基地，即革命根据地。这三个基本问题的思考，构成毛泽东“上山”思想的科学内涵。
“上山”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上山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保存革命武装、积蓄革命力量提供了有效途径。
秋收起义失利后，工农革命军如果继续坚持攻打长沙，那么，必将是以卵击石，造成全军覆没。中国南方的广大山区，地处偏隅，交通闭塞，“山高皇帝远”，敌人鞭长莫及，借此积蓄革命力量，休养生息，徐图发展，然后重振旗鼓，相机夺取政权，乃是万全之策。后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上山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大革命失败后，特别是秋收起义遭受严重挫折后，是继续在中心城市搞暴动，还是到广大的农村和山区去，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抉择。“上山”，即是这个战略转折的开始，就是向农村进军，在农村山区找一个立足点，把进军与退却结合起来。革命军主动退到山区去，是为进一步在广阔的农村和山区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
第三，上山为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农村根据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上山，固然是被强大的敌人逼出来的行为，但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借鉴历史经验探寻出来的成功之举。倘若不“上山”，就不会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也就没有“以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和实践的产生。正因为把革命的武装力量引上了山，才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设想付诸实施，并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过程中，探寻出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
随着形势的发展，不仅毛泽东率领的革命武装上了山，后来朱德、彭德怀率领的主力部队以及地方武装也上了山。湘赣边界的山区，保存和集聚了一批批的武装力量和革命精英，蕴藏着中国革命的火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上山”之举，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成功之路。
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客观基础
20世纪20年代后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是偶然的。不是历史唯独钟情于井冈山，而是湘赣边界有着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坚实的客观基础。毛泽东历来在注重军事的同时，非常注重武装割据的条件。地处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具备了进行长期武装割据斗争的条件。诚如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阐述的：“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
湘赣边界的优越地势与丰富物产。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江西、湖南两省边陲的罗霄山脉中段。它包括江西西部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东部的茶陵、酃县六个县，面积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巍巍苍苍的罗霄山脉北起湖北的通城、崇阳、通山，南至广东的南雄、始兴，沿着湘赣之交，南北绵延数百公里。总体看来，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太迫近大的政治都会；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对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毛泽东在考察罗霄山脉中段后得出结论说：“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境内重峦叠嶂，连绵不断。高山和丘陵面积，占全境总面积85％以上，其中遂川、宁冈、莲花达90％以上。逶迤的山岭又以其独特的走向，各自形成雄伟的山脉。如宁冈的万洋山，永新的天龙山、万年山，莲花的武功山，遂川的江西坳，海拔一般在1000米至1500米之间，其中坐落在湖南酃县境内与江西交界的酃峰高达2115米。
湘赣边界不仅地势险要，且有丰富的物产。在连绵的群山中，分布着许多丘陵半丘陵盆地，土地肥沃，盛产粮油。从高山流出的泉水，汇成无数小溪小河，形成丰富的水系。如永新的禾水，莲花的琴水，宁冈的龙江，遂川的泉江，酃县和茶陵的洣江等，组成一幅秀丽多姿的图画。湘赣边界地处亚热带湿润性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有霜期短，无霜期长，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中，尤以宁冈为长，古县志上记载可“一年耕而三年食”。莽莽的山岭中，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植物多达3800余种，苍松翠柏四季常青，茂林修竹漫山遍野。这里除了盛产粮食、茶油、竹木外，其他农作物如花生、大豆、烟叶等也均有相当产量。药材遍山皆是，山果四季不断，地下矿产也品种多样，储量很高。
丰富的物产，为工农红军割据湘赣边界提供了必需的经济给养力。
但是，由于地处偏隅，交通闭塞，农业经济相对落后。生产力低下，耕作技术上是人力拉犁，有的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没有近代工业，仅有些榨油之类的小作坊。境内百姓刀耕火种，松火油灯，过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加之土豪劣绅横行，土地高度集中，给工农武装割据造成了一定困难。
坚实的党群基础。湘赣边界尽管地处偏隅，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同样冲刷着这里的每一块土地。经过革命的洗礼，边界产生了共产党的组织和革命的群众运动，且具有很好的基础。
大革命时期前夕，边界走出了一大批在南昌、吉安、长沙、北京等地求学的青年学生，如永新的欧阳洛、王怀、刘真、刘作述；宁冈的龙超清、刘辉霄、刘克犹；莲花的朱亦岳、朱绳武、陈竞进；遂川的陈正人；酃县的刘寅生、何国安、周里；茶陵的杨孔万、李炳荣、谭民觉等。他们在五四运动及大革命的浪潮中，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共党、团组织。他们利用寒暑假回乡的机会，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各种形式的研究会，在湘赣边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北伐军进军江西、湖南前后，他们又分别接受党的派遣，回乡建立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的领导下，边界各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工会、学生、妇女运动也普遍兴起。各县还建立了农民武装力量，有枪970支。当大革命的高潮到来时，边界六县在革命派的领导下，均先后推翻了本县的豪绅统治，掌握了全县政权。宁冈、永新、莲花还建立了县级革命政权。在宁冈县，土、客两籍革命派联合起来，于1926年推翻反动政权后，掌握全县政权达一年之久。这些革命活动为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的到来，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大革命时期，边界六县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掀起了群众性的革命高潮。在永新，欧阳洛等领导建立了10余所农民夜校，培养了一大批农运骨干。1926年7月中共永新支部成立后，建立了永新县农会，组建了永新县农民自卫队。在宁冈，共产党员龙超清、刘辉霄等创办了进步团体“文明社”，与反动的“新民社”相对抗，团结培育了一批革命志士。并以“招安”名义争取了袁文才的绿林“马刀队”下山，继而发展袁文才入党，使“马刀队”成为我党掌握下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1926年10月国共合作北伐胜利之时，龙超清、袁文才领导全县人民举行武装暴动，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县政权，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和农民自卫军。
当北伐军进入湖南、江西后，边界六县的群众运动更是高涨。1926年7月，北伐军攻克酃县、茶陵。茶陵县党组织在小车地区成立了农民协会，发动群众清算了大豪绅统管的公堂公产、义仓；8月间成立了中共茶陵特别支部，直接受中共湖南区委领导；10月成立了茶陵县农民协会。在酃县，刘寅生和湖南省农协会派来的共产党员朱子和等乘北伐军攻克酃县之机，领导建立了县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在莲花，9月间北伐军攻克莲花后，建立了莲花县农民协会组织和农民自卫军，并解散了土豪劣绅掌握的莲花县行政委员会，建立了国共合作的革命政权莲花县政府。北伐军由莲花进入永新时，永新农民自卫队配合北伐军攻克了永新城，10月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永新县行政委员会和农民协会。在遂川，当北伐军从广东经上犹、南康攻克遂川后，在中共遂川特支领导下，全县工农群众运动顿起高潮。各区乡都建立了农会组织，入会农民达2万户。1927年春，遂川革命农民还捣毁了反动土豪萧家璧的老巢，清算了号称遂川“四大金刚”的反动官绅罗普权、谢际可、李应策、张万安的罪行，遂川人民为之一振。
湘赣边广大革命农民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把斗争目标集中于推翻地主豪绅阶级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工农政权和武装力量，表现出极大的勇气。这不仅动摇了“三座大山”在边界统治的基础，而且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实行了血腥镇压。一时，边界血雨腥风，哀鸿遍野。边界各县党的组织大部塌台，农会遭破坏，枪支也被敌人缴去。但是，边界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拿起武装，转入地下，仍然坚持斗争，并保存了宁冈袁文才、遂川王佐各60条枪及遂川6支枪，莲花1支枪。1927年7月间，永新、莲花、遂川川等县举行武装暴动，先后救出了被捕的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安福、宁冈、遂川、莲花等县农民自卫军，在王兴亚、袁文才、王佐等率领下，于7月20日攻克永新城，救出了被关押的贺敏学、胡波等80多名党员、干部。随后组建了赣西农民自卫军，王兴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后因强敌进攻，农民自卫军主动撤离，分散行动，一部分随王兴亚转入安福、萍乡，后参加秋收暴动。永新县的党组织则退入宁冈的茅坪一带坚持斗争。
袁文才、王佐的绿林武装及其演变。袁文才、王佐是分别活跃在宁冈的茅坪和遂川的茨坪一带的两支绿林队伍头目。他们是绿林，而不是“土匪”，在性质上属于大革命时期宁冈、遂川人民反抗地主豪绅压迫的农民地方武装。
袁文才，排名显泉，又名选三。1898年出生于宁冈县茅坪马沅坑村的一个客籍农民家庭。少年时念过几年私塾。成年后，因新婚妻子被当地土豪强占，从此与豪绅结下深仇。1922年愤然考入永新禾川中学，希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报仇雪恨。在永新禾川中学，他结识了当地进步青年刘真、贺敏学、王怀等，始知“天下乌鸦一般黑”，继而踊跃投入新文化运动。岂知，学业未完，父亲猝然去世，只得中途辍学回家务农。
袁文才回乡后，对当地土豪劣绅的残酷盘剥更为仇视，故常邀集茅坪青年与之作对，引起豪绅的极大不满。其时，在茅坪半岗山活跃着一支以胡亚春为首的绿林“马刀队”，专吊土豪劣绅的“羊”（即绑票）。因胡无文化，“吊羊”时要请人写“勒令”，知袁文才具有反抗精神，且与豪绅有仇，便劝袁上山为伍。袁文才只答应暗中与他们来往。不久，消息走漏，土豪谢冠南得知，奏请官府派兵捉拿袁文才。袁文才闻讯躲入山中。反动军队扑空，恼羞成怒，将袁家洗劫一空，烧毁了房子，枪杀了袁母。袁文才归来见状，怒火中烧，于是怀着夺妻、杀母之恨，毅然投奔“马刀队”，落草半冈山。
因袁文才有文化，又足智多谋，一到“马刀队”即显露才智。他向胡亚春献计，在经济上要节约，做到细水长流；政治上要“劫富济贫”，保护平民百姓利益；战术上要避强就虚，像老绿林朱聋子一样，与对手“打圈圈”。袁文才此举很得胡亚春赏识，不久便由司书升为参谋长。从此，“马刀队”如虎添翼，不断袭击豪绅地主武装，队伍逐渐扩大。1924年，袁文才率部攻占宁冈县城新城，烧毁了县衙门，宁冈县知事左树暄惧其名声，弃城出逃永新。
“马刀队”严重地威胁着豪绅地主阶级。他们纷纷告急，要求派兵“进剿”。1925年春，江西省政府派出第三军第八师牛文田团刘汉涛一营兵力，分路“进剿”。袁文才等凭借地形熟悉，巧妙地与“进剿”军进行周旋，使敌人疲于奔命，毫无收获。“马刀队”从此名声大噪。
与袁文才同时，王佐带领着一支绿林队伍活跃在遂川县的茨坪一带。
王佐，又名云辉，号南斗。1898年生于遂川县下七村的贫苦农民家庭。由于生父和养父均相继过世，王佐自小就跟人打短工，13岁转学裁缝。三年从师过来，除学了门手艺，还练就了一身武艺。由于他艺高胆大，在给井冈绿林头目朱孔阳（朱聋子）缝衣时，被朱聋子聘为“水客”兼采购。1924年，王佐脱离朱孔阳，自己买了杆毛瑟枪，拉了十几个农民兄弟自立门户，自拥首领，打出“劫富济贫”旗号，干起了绿林生涯。以后，队伍慢慢扩大，发展到50来人。王佐的绿林武装，自然也引起豪绅阶级的不满，遂川豪绅同样搬来官兵“进剿”，可怎么也无法把王佐剿灭。于是，敌人便使出“软”招，招抚王佐下山，封其为“新遂边陲保卫团”副团长（罗冬生为团长）。王佐生性耿直，不久便自行其是，重操旧业。1926年，部下发生内讧，王佐险些被杀。他逃奔到茅坪袁文才处，向袁文才求援。袁、王两人年庚相同，斗争目标、生活经历相近，于是两人义结金兰，拜为“老庚”（即同年兄弟）。随后，袁文才帮其铲除了内讧分子，王佐重新归位，遂发展到60支枪。
此后，袁文才在井冈山麓的茅坪，王佐在井冈山上的茨坪，互为犄角，遥相呼应，雄踞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丛山莽林之中。
1925年夏，中共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在斗争中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决定利用自己是江西省议会议长儿子的身份，说服县知事沈清源对袁文才进行“招安”，然后再争取他站到共产党一边来。县知事沈清源因连年“进剿”袁文才“马刀队”劳而无功，当即依计而行。于是，龙超清与共产党员刘辉霄等，亲赴“马刀队”驻地与胡亚春、袁文才谈判。龙超清、刘辉霄晓以大义，并表示愿做人质，袁文才终被说服，但“马刀队”头目胡亚春却不肯下山。于是，袁文才、李筱甫、谢桂标等一行15人，携带6条枪下山到新城接受“招安”，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总。三个月后，县公署又把下水湾一支绿林“招安”编在袁部，扩充为一个中队，枪支人员大增。
1926年7月，龙超清受中共江西省党组织派遣，回县从事农运，开展革命工作。在工作中，龙超清、刘辉霄等特别注意关心和争取袁文才这支武装，帮他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并经常找他谈话，宣传共产党宗旨和目标，启发他走上革命道路。在龙超清、刘辉霄等人的启发帮助下，袁文才终于表示愿意听从党组织吩咐。1926年10月，袁文才率县保卫团起义，龙超清等发动工农暴动密切配合，一举攻下县城新城，摧毁了县清乡局，缴枪14支，驱逐县知事出境，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任委员长）。县保卫团改编为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任总指挥。
从此，袁文才及其“马刀队”获得新生。1926年11月，袁文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袁文才充分发挥枪杆子的作用，于1927年间先后击毙、赶跑三个来宁冈执政的反动县长，使宁冈的政权始终掌握在共产党手中。
继宁冈县党组织争取了袁文才部并编为农民自卫军后，遂川县党组织也对王佐开展了工作。王佐在袁文才的影响下，也在1927年1月率部下山，编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王佐任总指挥。
“马日事变”后，边界党组织及农民武装遭到严重损失，各县农民武装尽悉被敌人缴去，仅遂川保存6支枪，莲花保存1支枪。唯独袁文才、王佐却依然各自保存了60支枪，成为边界两支有力的农民地方武装力量。
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向中央的报告》中曾称湘赣边界是“地利人和之边界”。这句话颇有道理。因为这里有罗霄山脉作屏障，崇山峻岭，易于藏兵，可进可退；且物产丰饶，党和群众又有相当基础。此外，由于地处偏隅，为湘赣两省“结合部”，敌人统治力量极为薄弱，边界永新、宁冈、莲花、遂川、茶陵、酃县六县敌人驻军极少，基本上是地方保安武装。1926年至1927年10月间，永新只有陈修爵部，后被北伐军朱耀华部赶跑，茶陵、酃县一带有战斗力的反动力量是罗定的湘东保安团，宁冈豪绅为“清剿”袁文才部，曾请来八师二十四团和二十三团王秉清营，旋即因无功而返，遂川亦只靠坐镇赣州的刘士毅独立七师远远窥视。
及至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上山后，虽然引起敌人的注意力，但敌人在湘、赣两省边界兵力的部署依然极不平衡，湘敌偏强，赣敌则偏弱。据中共湖南省委1928年7月统计，湖南全省敌军共有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三、第十四、第三十五军共7个军，合计20个师又2个教导团。但在兵力分布上，各地极不平衡。湘赣边的茶陵、酃县、攸县只有第八军的两个师，而在湘南地区则集中了第七、十三军和独立第三师共5个师的兵力。因此，湘赣边仍是湘敌在湖南统治中较弱的一环。
滇系军阀朱培德统治下的江西，军事力量则远比湖南薄弱。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载：“反动势力已脆弱万分，西南四五十县仅驻二十七师和七师两师人，且战斗力均甚弱，尤其是最近兵士的动摇，更为他们的致命伤。现二十七师以七十九团守永新，八十一团守遂川，八十团守泰和，万安、吉安仅有师部直属军队五六百人。”
江西敌人不仅数量少，而且分布战线长，与湖南的军事力量相比差距很大。正因为敌人在湘赣边界统治力量的薄弱，才为井冈山的武装割据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可乘之机。也正因为湘、赣两省敌军的力量强弱不同，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才可采取不同的策略，各个击破，使根据地的扩大波浪式地向前推进。
再则，由于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更削弱了边界反动统治的力量。湘赣两省军阀各据一方，拥兵自重，互相猜忌，钩心斗角，完全是为着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以巩固其统治。湘系军阀虽然力量较强，但因割据区域六县中湘省只有两县，对其威胁不大，因此对“会剿”往往不感兴趣而消极保全。由于井冈山割据区域主要在江西，江西敌人虽企图“努力进剿”，但力量薄弱，难以取胜。这样，两省敌人虽多次高唱“会剿”，结果往往出现“会”而不“剿”或“剿”而难“会”的局面。
同时，湘赣两省军阀与边界的豪绅地主之间也充满了矛盾，边界各县豪绅之间亦有矛盾。随着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冲突的激化，便演变为白色政权之间的分裂和战争。所以，毛泽东根据这些现象，深刻指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块。”
莲花决策
在分析了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客观基础后，我们再来看看毛泽东是如何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引兵井冈”的。
1927年9月25日，工农革命军在芦溪冲破敌人的伏击后，进入了莲花县境。中午时分，部队到达高滩村，并收集了被打散的部分队伍。毛泽东即时向部队作了简要的讲话，号召指战员们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尔后，部队进抵高滩村宿营。中共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甘明山、贺国庆等闻讯，立即赶到高滩村。晚上，毛泽东不顾鞍马劳顿，召开调查会听取甘明山、贺国庆等关于莲花、永新一带敌情及地势的汇报。
莲花，地处赣西，属罗霄山脉中段的山地丘陵区，东南与江西永新、宁冈接壤，西南与湖南茶陵、攸县相连。早在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莲花就有了党的组织，党的负责人是朱绳武、朱亦岳、陈竞进。当时，莲花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各地都成立了工会、农会，并建立了莲花农民自卫军，有枪60支。大革命失败以后，反动派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血雨腥风遍布城乡。为保存实力，农民自卫军被逼退入上西区“打埋伏”。1927年7月，朱绳武被敌人杀害。随后，莲花大土豪李成荫用金钱收买永新等地的地方武装，又到上西来追杀农民自卫军。9月18日，农民自卫军得知县城反动武装已撤离，当即由陈竞进、贺国庆率领自卫军和群众800余人攻打县城。未料入城后，农民群众不懂军纪，高声呼叫，被敌人发现，遭到路过的两连敌正规部队袭击。农民自卫军牺牲70余人，被捕90余人。“九一八”扑城失利后，反动派变本加厉，到处追剿革命同志，逼缴枪支。结果，枪支损失59支，仅贺国庆保存了一支枪。
毛泽东听了汇报，义愤填膺。为了营救革命同志，毛泽东决定攻打莲花县城，并立即召集军中干部进行具体部署。
26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在甘家村召开军民大会，枪决了几个从萍乡抓来的豪绅，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随后，军民冒雨向莲花县城发起进攻。当时，城内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李成荫的保安队。不到半小时即攻克莲花县城。这是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退兵后夺下的第一个县城。随即，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和伪县长公署，活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官，砸开了监狱，解救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打开粮仓，将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莲花县的革命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莲花来了革命军！”
在莲花，工农革命军与中共江西省委取得了联系。秋收起义爆发前，中共江西省委就非常注意工农革命军这支武装的情况，派出了一个交通员，来到秋收起义部队第三团驻地铜鼓进行联络。三团党组织也派出了当时在团部秘书处任文书的宋任穷，与江西省委交通员“去江西省委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当宋任穷他们走后不久，秋收起义就爆发了。
据宋任穷1974年10月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谈话时回忆：“我走了以后，毛委员来到了铜鼓，领导部队举行秋收起义。因此，文家市会师我未能参加。江西省委派来的那个交通员，年纪比我大一些，有20多岁。南昌暴动后，敌人的白色恐怖很严重，他是搞秘密工作的，我不便问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到了南昌市，省委机关设在市内一个小巷子里面。在那里我见到了省委书记汪泽楷、刘士奇（湖南人，光头，后在赣西当了特委书记，还到了鄂豫皖）。汪泽楷看了我带去的信，他回了一封信，是用药水写的，不知写的什么内容。他只口头对我讲：‘你们在莲花县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
宋任穷在莲花的陈家坊追上了向南转移的秋收起义部队。当晚，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此时，正是芦溪遭敌伏击、冲破敌人的尾追之后。
江西省委带给毛泽东的这封信，是一个十分重要、可靠的信息。这封信对秋收起义部队的走向起了很大的导向性、决策性作用。这是因为：
第一，信中再次提到了宁冈，指出：“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宁冈的情况，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曾听王兴亚讲过，已有初步的了解。如今，江西省委进一步明确提出，“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这对毛泽东引兵井冈和工农革命军后来在宁冈茅坪安家，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
第二，毛泽东在高滩听取甘明山、贺国庆的汇报时，根据江西省委的信函内容，又一次对宁冈、永新一带地形和有关情况作了调查，对于部队的行动方向心中有底了。
第三，9月26日，工农革命军打下莲花县城后，毛泽东在县城的宾兴馆召开了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听取了朱亦岳等人的汇报，根据江西省委信中的嘱咐，再一次询问了永新、宁冈等地的情况，并和莲花县的同志一起研究了部队的行军路线，随即作出了“引兵井冈”的决策。
由此可见，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时，毛泽东对湘赣边井冈山地势和袁、王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秋收起义的失利，造成了退兵“上山”的必然趋势；至此，中共江西省委的信嘱，开始坚定了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决心和信心。
三湾改编
1927年9月27日，工农革命军离开莲花，经过桥头，直插九陇山区。尔后，途经永新的九陂村等，于9月29日到达永新境内的三湾村。
三湾，坐落在湘赣边界的九陇山区，是永新与茶陵、莲花、宁冈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
在这里，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为什么要进行改编？这是由部队当时的实际状况和复杂的斗争形势所决定的。
首先，从工农革命军的状况来看，部队的编制和人员从秋收起义时的5000余人，到文家市集中时锐减为2000余人，经芦溪战斗后已不足1000人了，出现了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现象。
其次，起义部队中的军官大多是从旧军队过来的，残存的旧军阀主义习气较为严重，随意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很不平等，直接影响了官兵之间的团结和部队的战斗力。
再次，起义部队由于战斗频繁而迭遭失利，生活又极端困苦，得不到休整和休息，一部分人思想情绪发生悲观动摇，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一部分人又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产生急躁情绪，主张与敌人硬拼。
对此，罗荣桓曾回忆说：“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赖毅回忆说：“芦溪受挫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这真是一场严重的考验。”“部队中的逃亡现象清楚地说明了：武装必须掌握在坚定的革命者手里；另方面，还必须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核心，并通过它和广大的战士群众发生密切的联系，这样才能巩固。”赖毅：《毛委员在连队建党》。
张宗逊回忆说：“秋收起义后，部队遭到几次挫折，战斗减员很大，加上长途行军转移，病号很多，特别是当时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军心涣散。”张宗逊：《我在井冈山斗争中的经历》。
“毛泽东同志恰恰是在这个最紧要关头，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研究部队的政治和思想情况，从而察觉了问题的症结，采取了坚定的措施。”赖毅：《毛委员在连队建党》。
这就是三湾改编的历史背景。加之部队已进入山区，摆脱了敌人，原来追剿部队的江西敌人到萍乡后未南下，湖南的敌人已陷入“李唐战争”，客观上给部队提供了休整的时机。于是，在部队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即在三湾的“泰和祥”杂货铺，主持召开了中共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
三湾改编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在组织上进行改编，将部队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
秋收起义后的工农革命军由于严重减员，名为一个师的建制，实际不到千人。因此，三湾改编时“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改编时，根据自愿的原则，愿留的则留，不愿留的发给三至五元的路费。同时，根据干部多余的状况，编了一个军官队、一个卫生队、一个辎重队。改编后，共700人左右。人员虽少了，队伍却精干多了，都是大浪淘沙后的精英分子。
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最高领导机关仍是秋收起义时中共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其组织系统如下：
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
第一团团长：陈皓党代表：何挺颖
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庄剑
第一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
第一连连长：员一民党代表：熊寿祺
第二连连长：刘康党代表：何成匈
第三连连长：×××党代表：×××
第三营营长：张子清党代表：李运启
第七连连长：陈子风党代表：孔繁淑
第八连连长：×××党代表：杨岳彬
第九连连长：曾正平党代表：罗荣桓
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党代表：朱建胜
军官队队长：吕赤党代表：蔡钟
卫生队队长：曹嵘党代表：何长工
辎重队队长：范树德党代表：×××
2.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确定“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
早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时，我党就在自己掌握的军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无论南昌起义军还是秋收起义军，党的组织都是设在团一级，即团为支部单位，而在军队的基层组织连队一级却没有党的组织。这样，就势必削弱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抓不住士兵。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总结了这个教训，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专门做党的工作，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指导士兵开展群众工作。从而，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对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的一个重要创造。后来，毛泽东曾总结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后来的实践也表明，“哪一个连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些”，“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
（三）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
反动统治阶级的军队，没有民主制度，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官兵对立是普遍的现象。工农革命军的主体是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自然也带来了一些旧军队不良作风的残余。为了废除旧军队中的旧制度及其影响，三湾改编时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正如罗荣桓回忆所言：“为了扫除军队中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
士兵委员会的组成及其作用，陈毅在1929年9月1日所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作了具体的叙述：“在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官长同时为士兵委员会。全连士兵大会选举5人至7人或9人为连士委执委，推主席1人。以全营人数按每5人举一代表组成全营士兵代表会，推举11人至13人组织营士执委，推举1人为主席。按全团人数每10人举代表一人组织全团代表会，推举17人至19人组织团士执委，推举1人任主席。全军按30人至50人举一代表组织全军代表会，推举19人至21人或23人组织军士执委，选1人为主席，军士执委选5人至7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士委的任务规定如下：（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此外士委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士委只能对某个问题建议或质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和处理，士委开会须由党代表参加，等于一个政治顾问的性质。在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解散士委，或不准其开会，另诉诸士委代表会。”
工农革命军实行的民主主义制度，对军队内部实现政治上的团结，对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提高，对干部的改造与锻炼，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的民主主义。”
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这是三湾改编的核心。它为我党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进行了最早的也是一次较成功的探索与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开始形成。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但历史表明，三湾改编“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对建设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起了重要作用”。李立：《革命摇篮井冈山》，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回忆资料，1987年。
会见宁冈代表
三湾来了兵的消息，很快传到宁冈。在“是军是匪，无人探悉”的情况下，袁文才当即将农民自卫军从砻市撤至茅坪。他没有料到的是：三湾村中的“毛司令”却给他写来了一封信，信的主旨是恳求与袁部合作，共谋大业。
信是由一位姓李的本地老表送至茅坪的。袁文才当即召集在茅坪坚持斗争的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及自己身边的主要头目一起商讨。当时，参加会议的农民军司书陈慕平告诉袁文才：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是我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的老师，他前不久在湘东赣西领导了秋收暴动。陈慕平的介绍，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诧异。他们没有料到秋收暴动这么快就失败了，一时，众说纷纭。有的表示担忧，有的支持去接头，有的提出要提防弱肉强食。袁文才、龙超清认为：毛泽东是党内同志，也就是自己人，既然来了信，就理应去接头。但是，因不摸底细，确要防止“鸠占鹊巢”。于是，袁文才修书一封给毛部，婉言拒绝毛部上山，请毛部“另择坦途”，并决定由龙超清、龙国恩、陈慕平为代表，去三湾与毛部接头。
据前几年新发现的文献资料，袁文才当年给毛泽东的信是这样写的：
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大鹏。贵军驰骋革命，请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
龙超清一行三人携信于10月2日到了三湾。毛泽东立即在“泰和祥”店铺接见了他们。毛泽东阅信后不为所动，仍未改“上山”初衷。他诚恳、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上山意图、政治主张。仍表示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一道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等也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先到离三湾30里地的古城，好安排袁文才与毛泽东见面。事毕，毛泽东见龙超清三人徒手而来，就送了三支枪给他们带回去。
毛泽东在三湾会见宁冈代表，对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是毛泽东的“上山”思想至此得到了初步的落实；二是袁文才豁然大度，主动打开“山门”，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了一个好头。在此，不妨援引两件敌伪资料予以佐证；
一、《宁冈土豪陈家骏等报告该县红军活动情况》云：“宁冈之不靖也，湘赣之不靖，推原始无袁文才不能勾引毛泽东，无毛泽东焉能结合朱德？”
二、《宁冈历年来惨遭赤祸真相》云：“……十月问毛泽东突自萍乡败来……邑中共党谢汉昌、陈慕平曾在广东时为毛之学生，得讯遂介绍袁文才前往接迎。”
毛泽东在三湾会见宁冈三个代表，实际上也是上山前的一次调查。通过会见和谈话，毛泽东对湘赣边界和井冈山的情况有了更深入、具体的了解，才下了“上山”的决心。正如曾参加“三湾改编”、代表士兵的前委委员熊寿祺所言：“毛委员当初带领军队在敌后行军时，每到一个地方，就要派人到四面八方去打听情况和联系。一九二七年十月在三湾时，就派人四处打听，调查研究，所以才能上井冈山。若不是那样，仓卒之间，如何上山？”
古城会议
10月3日，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集中在三湾的枫树坪，准备向宁冈古城进发。出发前，毛泽东代表前委宣布了部队的建制和新任的干部名单，并作动员讲话。他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我们都是暴动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人可以当敌人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
毛泽东的讲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战士们听后振奋不已，全场充满欢声笑语。毛泽东讲完话，经过改编、整顿的工农革命军以新的姿态，高举猎猎的军旗，迎着金秋的朝阳，告别三湾人民，踏上了迈向井冈山的征途。
中午时分，部队来到了宁冈古城。古城，旧称升乡。右边靠山，左边临河，原是宁冈县古县城所在地，后来被乡寇汪通所毁，县城搬至雅岗（新城）去了，此后成了个百余户的小集镇。工农革命军的到来，受到中共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等组织的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将团部设在村中央的联奎书院，自己也下榻在书院的后厢房里。
古城一带，已是袁文才的活动范围。工农革命军在三湾时，毛泽东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改编部队、如何把革命军建设成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上，还颇为担心袁文才不肯合作，虽然与龙超清等交换了意见，可工农革命军的打算毕竟未得到“山大王”袁文才的应允。如今，到了古城，则有必要坐下来认真总结一下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该对袁文才、王佐部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并讨论决定工农革命军的落脚点等摆在工农革命军面前的紧迫问题。
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定在古城召开一次党的前委扩大会议，同时邀请宁冈县委的同志参加，认真研究，具体部署工农革命军的下一步行动。
从10月3日晚上起，直至5日，中共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在古城联奎书院的文昌宫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毛泽东、余洒度、余贲民、陈皓、何挺颖、宛希先、熊寿祺以及工农革命军营以上的干部。参加会议的还有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谢汉昌、肖子南以及袁文才的代表，共40余人。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确定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着重讨论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他在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后，首先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指出：秋收起义有几个仗没有打好，兵力太分散了，不应该一个团打一个县，要南北配合起来。三个团集中到修水、铜鼓之间攻打浏阳就好。秋收暴动虽然遭受挫折，军事上失利了，但战略上没有失败。他号召大家：我们现在要鼓足信心，放下担子，轻装上阵，建立后方。
会上，龙超清向大家详细地介绍了宁冈和边界的情况。随后，毛泽东分析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他认为，这一带在大革命时是工农兵士群众大大起来过的地方，都曾有过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宁冈的土、客两籍革命派相结合，赶跑了反动派派来的几任县长，发动了保卫团起义，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成立了县政权，控制了宁冈达一年之久，在“马日事变”后，袁文才、王佐部均各保存了60支枪，宁冈的党组织依然在坚持斗争。袁文才、王佐部还联合安福王兴亚及莲花的农民自卫军，大战永新城，解救了永新县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中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同时，这里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盛产大米、油菜、竹木，可供军需。这里的山势雄伟，可进可退，易于藏兵，有回旋余地，并且远离南昌、长沙、武汉等大城市，是反动统治势力薄弱的地方，而革命的影响不但可以影响湘、赣两省，而且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
因此，在这样的地方，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长期的武装割据，无疑是很理想的。与会同志除少数人外，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在这时，袁文才的代表却提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请革命军“另择高山”。袁文才代表的“另择高山”，同袁文才信中的“另择坦途”，意思是一样的。毛泽东见状，即向袁文才的代表晓以大义，陈述利弊，并靠着龙超清等的帮助，说服了袁文才的代表。何长工：《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
古城会议是三湾前委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初步确定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策，为我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基础。
对此，何长工说：“从三湾改编到古城会议，解决了军队建设和建立根据地的一些重大问题。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点燃起‘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熊寿祺说：“在宁冈把伤病员安顿在山上，这实际上已经是上了井冈山了，并且在那时就进行了一部分地区的打土豪。当时有个团长（三湾改编时提升起来的）不愿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毛委员向他斗争，这表明毛委员这时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已经固定下来了。”赖毅同志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我认为秋收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终点就是宁冈古城。因为：一是在这里确定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二是古城会议后兵分两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如果进军目的地未到达，部队是不会分散行动的；三是确定了在茅坪设立后方，在茅坪安家。”韩伟也回忆说：“古城会议后，我们送了一百多支枪给袁文才部队，接着，我们……于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此外，还有两件参考资料亦可佐证。一是铁心的文章说：“工农革命军来到宁冈的升乡（即古城——引者注）……我们的毛仁兄召集所有的党员同那些代表（指宁冈的龙超清和袁文才的代表——引者注）开了一次党的联席会议。毛仁兄说：袁文才同志是非常革命的，他经营此间已有多年的基础和经验，我们决定和袁同志在一起。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才落草井冈山。”二是宁冈土豪于1930年向江西省府的报告：“民国十六年十月间，毛泽东突自萍乡败来，始占其中心古城街……于是，至观井冈山之险，固足以守，于是伏机始定。”《宁冈土豪陈家骏报告该县红军活动情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参考资料。
大苍会见
古城会议上，毛泽东心诚意笃，说服了袁文才的代表，部队得以进山。但这毕竟不是“山大王”袁文才亲口应允的，事态究竟如何发展，还得听袁文才的。于是，会后，毛泽东向龙超清提出，明日他想见见袁文才，进一步商谈有关问题，请他即与袁文才商定。
龙超清当即赶到茅坪，向袁文才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袁文才当时颇为感动，他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样的“中央才”，居然这么谦和。继而一想，却提出：应该见面，但地点安排在茅坪与古城之间的大苍林风和家里。这是袁文才的精明独到之处：大苍会面，一来显示了自己礼重朋友，亲出远门相会；二来阻挡了毛泽东等进入自己的“巢穴”茅坪，谈不成也不至让外人知道“内情”，三来可试探一下毛泽东是否真心实意，是否有吞并之意。
龙超清没有挑明袁文才的“妙计”，急忙赶往古城向毛泽东禀报。龙超清没有料到，等他走后，袁文才却安排了一出“鸿门宴”。
大苍，是位于古城与茅坪之交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居住着明末清初从福建迁徙过来的十几户客籍山民。林风和是这个村庄的大户。
关于“大苍会见”的细节，宁冈苏区老干部、当年参加这一活动的苏兰春有个回忆，讲得很有意思，援引如下：
“大苍会见是寒露前两天（寒露是10月8日——引者注），毛委员是由古城至龙市，由龙市经茶梓冲进来的。共来了7个人5匹马，有的穿大衣，有的穿长衣。毛委员披了一件大衣。袁文才当时不了解毛委员的部队，心里有点怕，预先在林家祠堂里埋伏了20多个人、20多条枪。这20多人始终没有给毛委员发现。袁文才、陈慕平、邱凌岳、李筱甫等在林家祠门口石桥上等候毛委员，在石桥上可以看得很远。如果发现毛委员带兵来，便命令祠堂里的人马准备战斗，后来见毛委员只带了几个人来，便迎了上去，一直带到林风和家。吴石生在林家门口杀猪迎接毛委员。毛委员和袁文才等在林风和家吊楼上边吃瓜子花生、喝茶，边和袁文才等人谈话。”
“当时正是农民送租上门，佃耕户要箩上山摘茶梓，林风和家是富家，三栋房子，有两个门楼，要我们学生把住门楼，不许任何人进来。当时守卫的学生有张祖钦、张汉翅、林鹤庭、苏兰春等。”
“会见那天，毛委员在林家吃了中饭。他和袁文才从上午10点谈到太阳快挨山边。离开林家时，袁文才给了毛委员1000块大洋。其中袁文才自带200元，在马沅坑钟家借了300元，在林风和家借了500元。毛委员还决定赠送100支枪给袁文才。毛委员离开时是从林家门口一条山路经木鸡陇回古城的。”
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动乱年代，身为草莽英雄的袁文才，眼见毛泽东慷慨馈赠一百条枪的承诺，不仅深为感动，顿消疑虑，而且立即答应赠送一千银元给毛部，并表示说：工农革命军吃的粮食，伤病员的安置，都包在他身上。毛部得到袁部的鼎力相助，方得休养生息，渡过难关。
这事在历史文献亦有记载。1928年6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视察边界的报告中如是说：“毛泽东部——这部中间有警卫团、平江余贲民部，浏阳农军在湖南秋收暴动失败后退铜鼓、修水，沿湘赣边界经萍乡、莲花抵宁冈。逃跑的很多，弄得正所谓‘扶死扶伤之不暇’，甚为危险，此时幸得泽东及一部分同志的努力，同时得袁文才七八百元的接济，使他们有短期的休养与整顿，渡此难关。”
毛、袁大苍会见极为成功，一场“鸿门宴”变成了“同心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