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陂头会议
1930年初，赣西的革命形势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根据于田联席会议的决议，江西红军独立二、三、四团合并，组成了中国红军第六军（不久改为红三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委（后为陈毅），下辖三个纵队。与此同时，“赣西及（赣南的）兴国、于都、宁都、南丰各县共有赤色群众150万，宁冈、永新、莲花、永丰、乐安、宁都六县都是我们的；泰和、吉安、吉水除县城外四乡都在我们手里；安福、新余、分宜、峡江、南丰、于都各有一部分在我们手里；兴国大部分是赤区”。
红六军成立后，向吉水一线推进。红五军向袁州开进，逼近吉安一带。2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由闽西返至吉安地区活动。此时，三路大军云集吉安外围地带。
然而，在这大好形势和繁重的政治任务面前，赣西党内一部分同志，却在时局的估量和行动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党内纷争“半生半死”不能解决的重要关头，红四军前委在吉安陂头召集红四、五、六军委和赣西、赣南、湘赣边界特委联席会议，讨论赣西南的形势与任务。会议原定2月10日在东固举行，因斗争需要，提前于2月6日至9日在陂头召开，史称“二七”陂头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刘士奇、曾山等领导进行。出席会议的有：红四军前委代表毛泽东、熊寿祺、宋裕和；赣西特委代表刘士奇、曾山、刘和谦、许白年、胡品；红六军军委代表黄公略、王如痴、刘士奇（兼六军政委）、姚起华（士兵）；红五军军委代表彭德怀、滕代远因赣河阻隔，不能过河，来信大会委托黄公略、刘士奇代表五军；赣西特委所召集的扩大会的代表；各行委中心县区委负责同志；CY代表团；以及军各纵队负责人；苏维埃党团负责人李文林等40余人。江汉波以省委巡视员资格参加了会议。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联席会议充分估量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讨论和确定了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是：（1）扩大苏维埃区域，实现“争取江西”的口号与计划；（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会议认为：“这三个任务之实现，将使南方各省反动势力次第消灭于红旗之下，广大群众团聚在红旗的周围，成为推动全国革命的一大动力”。
会议研究和确定了攻取吉安的行动目标和战役部署。会议认为赣西特委提出的“打吉安”的动议是完全正确的，攻取吉安可以为“夺取江西全省胜利”造成强大声势，使“白色统治更形孤立”。在“攻吉”的问题上，会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江汉波与刘士奇等意见相左。争论的结果，通过了毛泽东的“拉开攻吉架式，但围而不攻，扫清外围，歼灭敌人”的主张。会议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进行了具体的战役部署：红四军三纵队、军直属队进攻吉水；红六军二纵队消灭水东之敌，监视吉安城；红四军四纵队牵制敌金汉鼎部；红五军和边界赤卫队进逼吉安城；红六军一纵队向三曲滩、吉安、峡江逼进。各路群众武装配合当地主力红军行动。会议还为红军、地方武装及政权机关规定了严格的行动纪律和财政政策，提出了“打到吉安去消灭一切反动势力”等战斗口号。
会议讨论和解决了分配土地的政策问题。在土地问题上，赣西党内一直有分歧，久而未决。“联席会议提出讨论有严重的争论，结果照毛同志的意见通过。”根据当时省委巡视员张怀万的报告说：“赣西对于土地问题，曾有两个意见：一为没收一切，平均分配；一为没收豪绅地主反动派及富农剩余土地和祠庙土地依照劳动力分配。这两个意见坚持未得解决。”前委和毛泽东根据闽西土地斗争的经验，提出“赤色政权久已建立者应没收一切，其初起来的区域应为后说，分配方式应平分，以平分能夺取整个群众，否则，不能夺取全部群众。”会议最后通过了前委和毛泽东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主张。同时，讨论和通过了一个四章二十三条的土地法，史称《“二七”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比《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在没收对象、分配对象、债务、征税等方面更为完备。
会议还成立了统一领导军队和几块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前委。这个前委统辖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三军军委、赣西南特委、闽西特委、粤东特委。前委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潘心源、刘士奇、曾山、李文林、王怀，闽西两人，粤东两人。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五人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同时，为统一赣西南党的领导，决定将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建立新的赣西南特委”，指定了临时负责人，特委领导成员由赣西南党代会选举产生。特委下设北路、南路、西路三路行委，指挥赣西南各地的群众斗争。
“二七”陂头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明确规定了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确定了攻取吉安的行动目标和战役部署，解决了分配土地的政策问题，制订了土地法，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关，从而使赣西南的群众斗争和土地革命走上了健康发展、生机勃勃的道路。
“二七”会议具有重大功绩，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对赣西党的看法上不够实事求是，错误地开除了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即张怀万）的党籍，处决了郭士俊等“四大党官”，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湘赣边界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
“二七”会议后，在主力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推动下，湘赣边界以至整个赣西南全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根据前委的统一部署，在赣西南的广阔地区内，分兵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中心区域，为土地革命的深入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毛泽东“一要分、二要快”的思想指导下，赣西南革命群众根据“二七”《土地法》的规定，全面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分田运动。在分田运动中，吉水县的水南、白沙一马当先，很快取得了成果。随即东固紧紧跟上，分田进展顺利。在吉水、东固分田工作的影响下，湘赣边界也全面铺开。经过3个月的分田斗争，到1930年5月，永新、莲花、宁冈、吉安、吉水、安福、兴国全县都分完了田地，永丰、万安、泰和、乐安、南丰、广昌、宁都、分宜、新余、峡江等县，都大部或一部分分完了田地，取得了土地革命的重大胜利。
边界各县分田斗争的做法和步骤是：（1）召开群众动员大会，说明分田斗争的意义和政策；（2）划分阶级，一般划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五个阶级；（3）成立分田委员会，具体领导分田；（4）调查核实土地，开展反瞒田斗争；（5）以原耕为基础，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5）插田界牌，发土地证。在分田过程中有争议的问题，统由以贫农为核心的乡分田委员会协调解决。
分田以后，农村中的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许多好处、实惠。如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所记述的：（1）分了田；（2）分了山；（3）分了谷子，部分解决了口粮问题；（4）欠地主、富农的债不要还了；（5）吃便宜米；（6）讨老婆不要钱了；（7）死了人不要用钱，埋了就是；（8）牛价便宜；（9）减轻了礼节应酬、迷信用钱的负担；（10）没有烟赌、盗贼了；（11）自己能养猪吃肉了；（12）取得了政权，贫农成了农村政权的骨干和指导阶级了。这十二大好处，是赣西南土地斗争成果的生动写照。
红二十军的成立
“二七”陂头会议以后，在赣西南这块土地上，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广大农民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而且在经济上得到了解放，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群众武装斗争也迅猛发展，赤卫队、游击队、红军纵队等地方武装不断涌现。据1930年4月5日《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记述：“各地尚有许多游击队……吉峡队有枪五十余条，安分边队五十余条，延福赤卫队二十余条，儒行十六条，吉水二十条，泰和队五十条，万安五十条，纯化二十条，富田十六条，儒林十余条，东固一百四五十条，永丰、乐安四五十条，中鹄、水南、白沙约三四十条，莲花，永新约有四五百条，吉西约有五十条（赣南各地不在此内），约有枪千余条。此外，红军学校有二百枪。统计四、五、六各军，七、八、九各团，红军学校，各游赤等队及新缴获者，赣西南现有枪一万余支。”这些地方武装，在赣西、赣南赤卫军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为了加强对地方革命武装的领导和指挥，并为集中地方武装攻取吉安，有必要将地方武装组成新的地方正规红军。恰在此时，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有将地方武装整编为正规红军的决议，同时，中央于6月间派涂振农到闽西汀州传达了中央的有关决议和命令。为此，赣西南特委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将赣西南地方武装扩充统编为红二十军。于是，1930年6月底，红二十军在吉安陂头村正式宣布成立。
红二十军军长为曾炳春（后刘铁超），政委兼军委书记刘士奇（后曾炳春），参谋长刘泽民，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组建时实际上为两个团，即一七二团和一七三团。一七二团是由吉安、兴国、赣县、宁都、于都的游击队，及部分万泰、遂川游击队组成；一七三团是由永丰、吉水、安福、峡江等地游击队组成。1930年10月攻打吉安前，又以宁冈、莲花、永新等县游击队及安福、茶陵、攸县部分游击队组建了一七四团。1930年12月后，又在河西湘赣苏区扩建了一七五团。全军共有2500余人枪。
红二十军的成立，有力地集中了赣西南的地方武装，成为红军第七、第八次攻打吉安的主力军和“九打吉安”的生力军。由于扎根在赣西南地区，在反抗国民党反动武装，保卫赣西南苏区，推动土地革命，巩固红色政权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根据“二七”会议的决定，1930年3月22日至29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富田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78名代表，来自30余县，代表3万余党员参加了会议。会议正式成立了赣西南特委的组织机构，选举刘士奇、王怀、李文林、肖道德、丛允中5人为常委，刘士奇为书记。大会确定了赣西南党的任务：（1）以夺取江西全省政权为总的行动目标；（2）彻底分配土地；（3）扩大苏维埃区域；（4）武装工农，扩大红军。为了便于指挥，赣西南特委下设西河、东河、东路、中路、北路、西路等六路行委。西河行委辖上犹、崇义、南康、大余、赣县、信丰、南雄七县，黎日晖为书记；东河行委辖兴国、于都、瑞金、会昌、安远、寻乌和赣县的河东部分的红色区域，罗寿南为书记；东路行委辖永丰、宁都、乐安、南丰等红色区域，金万邦为书记；中路行委辖吉安的儒林、富田、东固、纯化、水东，吉水的水南、白沙、中鹄，及万安、泰和等红色区域，毛泽覃为书记；北路行委辖吉安的儒行、坊廊、延福，吉水的金滩、同水、仁寿、同登、阜田，以及分宜、宜春、峡江、安福等红色区域，郭承禄为书记；西路行委辖永新、莲花、宁冈、茶陵、遂川、酃县及吉安的西区等红色区域，周高潮为书记。
根据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为了进一步统一与加强对赣西南各县红色政权的领导，更好地进行“攻取吉安”的行动，1930年3月，在赣西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为主席。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组织系统是由“赣西南代表大会产生人民委员会产生执行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产生常任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设立了秘书处、经济部、保险部、军事部、裁判部、交通部等机构，并在赣西、赣西南各设立赤卫军总指挥部，曾炳春、肖大鹏分别为正、副总指挥。为了便于领导和指挥，苏维埃政府下设北路、西路、中路、东河、西河办事处，各办事处下面即县政府，分别由周鉴清、刘子干、黄鉴、丘达山、肖大鹏任办事处主任。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斗争分田地，废契约，惩办土豪劣绅反动派，向富农斗争，办学校，办合作社，办理粮食的互相补济”，并把东固银行扩充为赣西南政府的银行，还开展了赤色邮政，办有赤卫军干部学校，缝衣工厂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根据地军民，为攻取吉安，扩大苏维埃区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一赣西南苏维埃最高政权机构的建立，标志着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业已形成。
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原湘赣边的永新、莲花、宁冈、遂川、茶陵、酃县六县，属西路行委和西路办事处领导管辖。行委书记周高潮，行委机关设在吉安的永阳。
1930年2月下旬，湘赣边特委借用武力解决了袁、王部队，导致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丧失后，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根据地开始崛起，迅猛发展。
1930年4月，蒋桂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根据地周围的敌军纷纷投入混战。西路行委利用这一大好时机，领导赣西革命群众和武装力量，狠狠打击敌人，到上半年，赣西的红色割据地区，除原有的边界六县外，发展到万安、泰和、分宜、安福、新余、吉安、吉水、峡江等县，并相继建立了红色政权。
在这大好形势下，西路行委和西路办事处，始终按照“二七”会议的精神，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积极开展群众斗争，给反动军队以严厉打击，使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权急剧崩溃。从4月底到9月初，赣西南特委在红军主力远离赣西的情况下，组织起地方武装和数十万群众，连续发动了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吉安的伟大行动。这六次“攻吉”虽因武器装备太差，攻坚不力，未能奏效，但却极大地鼓舞了赣西地区人民群众的胜利信心。特别是八打吉安后，赣西地区红色区域呈梅花形状，扩展到30余县，吉安已成为赣西南根据地红色海洋中的一座孤岛。
是年8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由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组成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胜利会师，组建了红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9月初，红一方面军二打长沙，久攻不克。毛泽东力主长沙撤围后，红一方面军回师江西。10月4日，在赣西南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红军一举攻克吉安重镇，赣西南的形势更是蒸蒸日上。至此整个赣江中段和南段连成了一片，赣西的吉安、泰和、万安、永丰、宁都、乐安、永新、安福、莲花、宜春、分宜、新余、峡江、吉水及遂川等县的苏区由零碎的、部分的发展到整个有联系的赤色区域。此时整个的赣西南苏区横覆盖江西半壁，横跨湘赣两省，东起江西的吉安、泰和、遂川，西至湖南的茶陵、酃县，北至江西的萍乡、宜春、新余一带，南至赣南的上犹、崇义地区，与闽西、湘东根据地打通了联系，且与赣南根据地紧密相连，与湘鄂赣根据地遥相呼应。不久，湘东南与赣西连为一片，建立了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
10月7日，10万群众聚集在吉安城中山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吉安暴动胜利大会”。会上，宣告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发布了《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布告》，庄严宣告：“政府为应付斗争需要，担负完成全省总暴动的一切任务。”同时，宣布了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十三大政纲。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最高机构为执行委员会，由曾山、方志敏、肖韶、郭真、刘其凡、陈正人、张国焘、毛泽东、刘仁、王桂生、欧阳五佳、李文林、邵式平、罗寿南、刘文甫、王伯年、陈婉如、刘九峰、彭德怀、袁德生、袁德熬、曾炳春、王怀、刘铁超、丛允中、龙超清、周鉴清、杜隆奎、罗炳辉、滕代远、肖道德、宋坤如、周高潮、朱昌偕、陈毅、李茂生、刘天干、许细毛、胡竹笙、黄公略、杨岳斌、左蓝、龚桃兰、段起凤、邱达三、古柏、刘光万、金万邦、郭承禄、朱德、涂振农、王申选、刘门金计53人为委员，曾山任省苏主席。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使江西红色割据区域的革命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机关，为后来中央根据地的形成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曾经指出：“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江西省苏维埃红色政权的诞生，正是“取得全国政权”伟大斗争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