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中华大地，呈现出愈益复杂的形势。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在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之后，已经踏进我华北河山，亡国的危机日趋严重。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的大旗，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并且在陕甘宁边区率先实行新的政策、策略；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带动了全国，神州上下，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斗争空前高涨；而国民党、蒋介石却继续与人民为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围剿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和抗日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将军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迫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说服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蒋介石被迫承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条件后，促成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

    “西安事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这一事变发生在西安也决非偶然。除了各种客观形势的影响以外，党在陕西有长期斗争的基础，则是一个重要原因。陕西省委虽然在1933年和1935年遭到过两次大的破坏，但革命的火种没有熄灭，党的组织和党员依然存在。在杨虎城、张学良的部队中，有党的组织和许多党员在坚持不懈地做地下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前，红军就分别与西北军、东北军达成了停战协议。

    “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为适应新的斗争需要，决定重建陕西省委，急电在三边任特委书记的贾拓夫即返回延安，随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罗瑞卿、李克农等人一起，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直飞西安。1936年12月25日，也就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当天，博古代表党中央宣布成立陕西省委，任命贾拓夫为省委书记，欧阳钦、李一氓、张德生分别为军事部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西安市委书记；以后，汪锋、赵伯平、朱理治、惠子俊、潘自力、彭加伦、崔廷儒、危拱之等人先后参加了陕西省委的领导工作。

    陕西省委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工作的，处于地下状态。它成立后，立即展开了全面的活动。首先恢复了地下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队伍。省委成立以前，特别是经过1935年的大破坏，有组织联系的党员剩下不过三四百人。1937年到1938年间，在抗日形势的推动下，省委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在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做了准备的基础上，通过由西安、三原等中心区向各界发展；利用下乡的工作团、宣传队发现、培养和吸收党员；由学校中的知识分子党员到农村办夜校、识字班，教唱抗日歌曲，通过这些活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由西北军、东北军的党组织，在驻地发展、建立地方党组织；派遣骨干到空白区去开辟工作等。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汉中、关中、陕南地区普遍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成立县委和工委的有30多个县，成立特别支部或支部的有十几个县，还成立了西府、西路（西兰公路）、沿河（黄河）、汉中、安康、商洛地委（工委），在西安成立了市委及学委、工委、妇委。西安和各县几乎所有的大学、中学、师范等都有了党支部或有联系的党员。东北大学、西北联大都有几十名党员组成的支部，纺织、邮电、铁路等部门的工人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1938年底，党员已达8000多人，加上敌友军队中的党员，总数将近万人，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较大的几个省份之一。

    当时，国家危亡形势日紧，而党内一些干部和革命群众对释放蒋介石，与屠杀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合作，极难接受，转这个思想弯子是不容易的。贾拓夫从接触社会，投身革命时起，就直接参加与国民党的斗争。十多年来，他深深体会到国民党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他自己不仅饱尝艰辛，而且几次死里逃生。现在要转而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感情上自然难得通过。但是，通过自身革命实践，他已经懂得，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应以党的事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重，懂得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没有民族的利益，也就没有了党的利益，懂得感情必须服从理智的道理。他认为阶级感情固然是珍贵的，但若感情落入狭隘的山谷，就很难看清广阔的天地，是会坏了大局的，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此，他以冷静、清醒的头脑去看待时局，深刻地理解中央的决策。

    1937年5月2日至14日，贾拓夫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苏区党代表大会），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刘少奇、张国焘、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萧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刘长胜等一起选入大会主席团。这次会议使他对时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党中央提出的“动员、领导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路线、方针有了深刻的理解。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精神，就是陕西省委工作的中心指导思想，贯彻这一精神，就是陕西党组织工作的根本任务。

    于是，当他风尘仆仆地从延安赶回省委所在地云阳镇后，就立即组织召开省的党代表会。5月22日至27日，他主持召开了陕西省党代表大会，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作指示。他在会上重点传达了中央的精神，指出：“目前，为了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我们必须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工作路线、方针和方法。从阶级反阶级的政策，转变到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与国民党对立，转变到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并取得领导权。”他还反复向大家说明：外敌入侵，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最迫切要求是打败侵略者，不做亡国奴。此时，我们与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方面，而与国内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则下降为非主要方面。党如不能顺应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策略，则会脱离人民群众，从而损害党的事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并不是要放弃党的根本革命目标，这就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争取领导权的意义之所在。

    从1937年6月份开始，贾拓夫以“关锋”的名义，在陕西党的刊物《西北》周刊上连续发表《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五月节工作总结）、《关于目前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些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具体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由于以贾拓夫为首的陕西省委坚决、认真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入动员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得陕西党组织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卓有成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抗日斗争，壮大了革命力量。

    在组织大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组织不够严密、组织纪律松懈、异己分子及奸细混入、骨干分子公开活动多、政治面目过红（暴露）等方面的问题，省委及时提出了“发展中巩固，巩固中发展”、“巩固与发展并重”的方针，并从1938年中转入巩固阶段。在国民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后，基本上停止发展，而集中力量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

    由于陕西省委抗日救亡运动声势浩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国民党省党部于1938年2月命令取消民先队、青救会、新文学促进会等13个救亡团体，5月又限期解散，6月1日搜查并逮捕了蔺克义等救亡团体负责人，形势开始恶化。贾拓夫于6月2日报告中央，说明省委大部分领导人拟从西安撤回云阳镇机关，西安只留下一个代表团，除西安外其他各地工作集中到云阳解决。同时要求中央给省委配备一部电台（过去省委与中央的电讯联系均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经中央同意后，贾拓夫等人即返回省委机关，中央也配发了电台，从此省委即可直接与中央保持联系。

    就在陕西省委领导人撤回云阳不久，中共陕西商洛工委书记王伯栋和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相继被敌人暗杀。1938年8月，省委在云阳召开会议，贾拓夫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发展党的同时，要巩固党，为巩固组织，必须强调秘密工作与反奸斗争，这是他主持陕西省委工作以来一直强调过的。这次会议还进而决定实行工作范围的转变：从先进的狭小的范围转向广泛的包括落后层的范围；从城市、上层转向农村，转向下层；从政治活动方式转向群众化的方式。这些转变为后来进一步加强隐蔽斗争打下了基础，为1940年转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做了准备。

    在发展、巩固组织的同时，省委下大力量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主的各项主张。为便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经中央同意，在西安争取陕西省委名义公开。当时，蒋介石不承认省委，只承认中共中央，承认“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亲自作斗争和工作，说服蒋介石承认了省委。1937年4—5月间，省委决定由徐炳如作省委的公开代表，省委机关不设在西安，而设在西安附近的云阳镇，和叶剑英等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在一起，以八路军办事处教育部的名义工作。徐炳如担任省委周刊《西北》的发刊人，与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西北行营长官联络、周旋。有了这样合法的身份，宣传群众就方便多了。当时，其他省委领导的身份均不公开。

    省委刊物《西北》的发行，在宣传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动员民众的抗日斗争，发动群众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贾拓夫以省委负责人“关锋”为笔名，在此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此外，省委还组织发行过由谢华主编的群众性周刊《救亡》，贾拓夫以“红光”等名义，也在上面发表过不少文章。同时还办过不少报纸，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却是很大的。人们从中了解到抗日的形势，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增强了民族意识，相信并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支持、参加全民族的抗战。

    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各界群众参加抗日，省委组织并领导了一系列的群众抗日团体，如各界（包括上层）人士参加的“西北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和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等。这些组织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体现，也是党领导群众推动抗战的重要力量。特别是1938年年底前，这些组织的活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以西安为中心的大片国统区，在共产党党中央和陕西省委领导下，成为西北地区抗日斗争的重要地区。

    1937年，爆发了“七七事变”。“卢沟晓月”的宁静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打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决心“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时候，长达8年的民族抗日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了。这时，陕西省委的工作更加紧张和活跃起来。

    为了更加广泛深入地动员三秦父老积极投身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贾拓夫领导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组织爱国进步师生组成了许多支“农村工作团”和“回乡工作团”，到广大农村城镇进行抗日斗争的宣传。工作团内部设立党团（类似现在的党组）或临时支部，有力地领导着工作团的活动。工作团与当地地下党配合，协助建立农村地区的抗日团体，如“民先队”、“西青救”等，吸收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这不仅大大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也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

    这种声壮势众的抗日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和震怒。他们立即发布禁令：凡学生下乡活动者，开除学籍；凡学校参与活动者，关闭学校，企图扼杀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从而扼杀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针对这一情况，省委在西安徐炳如家里开会，决定针锋相对地同国民党斗争，坚决反对当局的禁令，同时要对付反动派的镇压行动。经过周密部署，借10月19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的时机，省委组织了西安全市师生纪念大会。大会由学生组织出面，以纪念鲁迅先生为名，特意让一个反动青年组织的头目担任司仪，由进步青年担任主席，所以，开始并未引起当局的警觉。大会有好几万人参加。会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邓颖超、江隆基等都讲了话。贾拓夫第一次以陕西省委负责人的名义公开露面，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待国民党当局觉出味道不对，派军警赶来镇压时，他早已由保卫人员护送离开了会场。会间，大量散发了省委的宣言，号召群众抵制当局禁令，宣传“抗日无罪，爱国有功”，立即得到响应，与会群众群情激昂，要求请愿。于是，按照事先安排，在知名人士的参加下，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喊抗日口号，要求取消禁令，浩浩荡荡地开到了伪政府教育厅（禁令是伪教育厅下达的）。吓得伪厅长周伯敏躲进了省政府，游行队伍又开往省政府，包围了省府主席和教育厅长，又是质问，又是抗议，逼得当局不得不当众答应了群众的要求。这次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各界民众抗日斗争的势情，也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气焰。借东风，乘势头，省委又立即组织了一百多个工作团，下乡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在1937年年底的国统区，在蒋介石嫡系顾祝同部进驻陕西，国民党“国庆”双十节刚过不多天，能有如此之态势，真是别有一番天地。党组织趁此机会大力进行了恢复、组建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关中、陕南地区的抗日救亡群众斗争。

    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同时，省委还注意将眼前的斗争与长远的斗争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当时，由于陕西省委积极贯彻党中央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卓有成效地恢复党的组织和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新发展的党员急剧增加。各级组织和群众团体中许多新干部大量涌现，党员干部急需培训。省委即时专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省委负责人都亲自授课。贾拓夫主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欧阳钦讲党的组织、纲领，汪锋讲游击战，赵伯平讲民运。省委驻云阳时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先后举办了10期，每期30—50人，每期1个月左右，大部分县和县以上干部都接受过培训。培训期间，为了保密，学员均用化名，且不得暴露籍贯、身份。这一重要措施，对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工作能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还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特别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渴望学习革命理论。为适应这种革命需要，贾拓夫、欧阳钦向前来云阳的中共中央青年部长、西北青年救国会主任冯文彬商请协助省委训练革命青年。在冯文彬的允诺和支持下，1937年10月11日创建了战时青年训练班（即青训班）。经过两期训练，影响不断扩大，学员大为增加，训练班也移到安吴堡，后又称安吴青训班。毛主席听取汇报，肯定了这种形式和内容。从此青训班改为由中央领导，学员除陕西省委继续通过各渠道介绍外，还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以至海外华侨。截止到1940年4月青训班结束，先后共训练了1.2万人，培养输送了大批革命的种子，由此也可以体现陕西省委和贾拓夫的预见和创举。包括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如苏一平、董学如、曹冠群、陈芳、陈茵等，都参加过青训班。许多进步青年、学生参加青训班后，由省委帮助送到延安，也有不少人直接到西安和一些地方参加抗日和革命工作。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们党是独立自主的。一方面，积极推动国民党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抗战，同时，对其反共、反人民，制造摩擦，封锁、围剿根据地的反动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包括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陕西省委虽然不直接领导军队和武装斗争，但为了配合军事活动，也做了大量工作。王震将军带领359旅突围南下，一些部队进入边区或开赴国统区，省委和地下党组织都做了许多掩护、策应和配合工作。

    1939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调贾拓夫回延安担任委员兼秘书。西工委不仅领导西北五省少数民族工作，同时还领导五省的白区工作。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西工委的工作即并入西北局，贾拓夫担任候补委员兼民运部（后改为统战部）部长。以后西北局由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组成常委，贾拓夫还担任秘书长兼统战部长，仍旧负责西北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因此，他虽离开了陕西省委，但还在参与领导陕西地下党的工作，直到1943年，贾拓夫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工作后为止。

    这一时期，无论是中央召集陕西省委领导汇报工作，还是政治局或书记处研究陕西工作，贾拓夫都参加并发表意见，有些重要的指示和文件，是由他亲自起草后报中央审批并以中央的名义下发的。1940年8月，中央书记处作出《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强调“估计到陕西形势的特点，陕西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这次会议和会议决定，贾拓夫是参与其事的。

    这里要讲述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当局的政策也由军事打击为主改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国民党当局也做了相应改变，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普遍吸收三青团员，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对乡、保行政人员和学校教职人员，强迫参加“政教人员训练班”轮训，进行反共宣传。省委当时就确定：有条件的党员可参加三青团，行政、教育界党员也可参加“政教训练班”，以使自己的面貌“灰”一点，活动方便些。国民党还大量强迫吸收国民党员，既可推行“全国皆党”的政治措施，又可孤立和暴露共产党员。这使得许多共产党员处境艰难，同意参加吧，违背自己的政治信仰，党的纪律也不允许；拒绝参加吧或等待报告组织批准后再表态，又有暴露党员身份和失掉职业的危险。就在这些党员和地方组织进退两难之际，贾拓夫和省委其他同志商议后，果断作出决定：在未接中央指示前，共产党员被迫参加国民党时，或为取得职业地位，或为便于在国民党对民众运动包办的情况下开展公开合法斗争，只要不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都可以在党组织同意后参加国民党，或在参加后报告组织。同时规定了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后应遵守的纪律和应注意的事项。贾拓夫随后将此做法报告中央。这项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大胆决策，是陕西省委与国民党当局针锋相对的斗争中的一步好棋，不但有利于党员身份的隐蔽，便于进行抗日及革命活动，而且有利于地下党员长期埋伏，党组织力量长期积累。严酷的地下斗争实践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和所具有的普遍意义。1940年5月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写给东南局并加发各地的指示内就明确指出：“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则加入之。”成为党在国统区普遍适用的工作方针。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后，贾拓夫即预感到国民党将来发动全面内战可能难免，所以在他离开省委前的一次讲话中，一再强调地下党员要很好地隐蔽，准备力量，他还借用《水浒》中的语言说：将来必要时好“开城门，放吊桥”。这个精神与以后党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是完全相符的。

    这样一项今天看来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决定，在当时决策却并不简单，需要很大的胆识。我们无意探究这一方针是由谁人发明并最早实行的，但却可以肯定，贾拓夫和陕西省委在大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执行党的抗日救亡路线、方针的同时，有保护党的组织的深刻意识，有长远斗争思想的自觉性，也表现出独立工作的很高的斗争艺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知道这些决策与后来有人说陕西党是“红旗党”，执行了王明路线的说法是否有联系？也不知道这些创造性大胆工作的历史功绩是否会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成为对他有负面作用的因素。

    1941年9月，陈云主持座谈会，贾拓夫（时任西北局统战部长）、欧阳钦（时任西北局副秘书长）、张邦英（时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等人一起听取了汇报，共同研究在国民党反共活动严重的形势下，怎样使党的骨干分子能够保存下来，使国民党特务破坏秘密党组织、妄图将其“一网打尽”的阴谋不能得逞；怎样实现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16字方针。经过多次讨论研究，陈云为中央写了决议草案。

    1941年12月28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对陕西工作的决定。会后，责成贾拓夫负责将会议内容整理成文件。这个文件报中央后，经毛主席修改定稿，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将该文件用西北局名义下发，即《西北局对陕西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对陕西党贯彻16字方针，巩固党的组织，保存骨干力量，坚持长期斗争，避免再次遭受敌人的大规模破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以当时高岗任西北局书记为由，把这个“决定”诬蔑为“高岗黑西北局的黑指示”，完全加以否定，真是荒谬之极！

    这里，我们加一个小插曲：陕西省委到云阳后不久，贾拓夫积劳成疾，患了肺病，咳嗽得很厉害，人也变得枯黄清瘦。他曾借工作之机，以商人身份到西安找医生看病。这位医生要他注意营养和休息，还挖苦说：“贾老板，做生意赚钱不要搭上命，身外之物，再多何益？”还预言他最多还能活一年。贾拓夫一语双关地说：“我的家事大，这生意就是拼了命，也得做下去呀！赚的东西对我是身外之物，对大家可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有什么办法？”贾拓夫并没有被病魔吓倒，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同志们见他总是尽心竭力地拼命干，既心疼，又倍受鼓舞。当时，机关里条件差，没有小灶，他和大家一样吃，一样喝，只是给自己多加了一条：大量吃蒜，多吃“洋柿子”（番茄），居然挺了过来。一年后，他又去看那个医生，不料这位医生自己却因患肺结核而先行去世了。贾拓夫后来风趣地说：“大蒜消炎，鲜柿子就是维生素，再加上工作疗法，比那位医生高明得多。你们看，我好了，他倒先去了。”

    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在严酷的环境下，陕西省委为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和领导陕西国统区人民抗日斗争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贾拓夫作为省委书记，一直参与领导陕西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时他还不到30岁，虽然在极端复杂的地下斗争条件下，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这些斗争和成绩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最初几年，整个斗争的一个侧面，是整体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由于陕西地处陕北根据地的近边，是“西安事变”发生和促成统一战线的有重要影响的地方，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本营与全国各地、各界人士联系的一个重要通道，又是国民党制造摩擦、封锁围剿、打击抗日力量的重点区域。所以，这个侧面，这个组成部分，又有其特殊的意义。以贾拓夫等同志为首的陕西省委和集体领导，团结一致，带领陕西广大党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对整个抗日斗争所做出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

    然而，对陕西省委的工作，那位一贯以极“左”面目出现，善于在内部制造矛盾、挑起斗争并借以整人的康生，在延安整风时，竟然把陕西党诬蔑为“假党”，诬蔑为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红旗党”。

    当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的贾拓夫、欧阳钦、汪锋、赵伯平等人，以雄辩的事实，坚决顶住了对陕西党组织的诬蔑，维护了党的组织，保护了一大批同志，使康生等人的图谋未能得逞。应当说，这是贾拓夫等人在另一条战线上，对党的事业、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所做的又一个贡献。

    但是，事情并没有随整风结束而彻底过去。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康生再次祭起整人的“法宝”，重翻以前的旧账，给毛泽东主席“对事也要对人”的方略提供“炮弹”。因为1959年，贾拓夫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时，对大跃进、高指标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不能综合平衡等问题，提出了意见，被认为是站在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边，也被列入受批判的行列。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列举彭、张等人“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历史时，曾提到“那个时期，陕西党也不听我的，听王明的。”显然是在点贾拓夫，也是既要对事，又要对人，既说现在，也要说历史的。

    对于陕西党组织的这一段历史，过去从未当作一个正式问题而认真进行过调查，也未作出过正式结论，应当说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一个题目。但是，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如何客观地对待人和事，使之更加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至今仍是经常遇到的问题。

    1936年底恢复的陕西省委，是党中央批准和任命的，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周恩来、叶剑英领导的“中共联络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领导人都亲自指导过工作，省委在驻地云阳镇有单独的电台，向中央直接汇报和取得指示。而王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并不领导陕西省委，在这方面，组织关系是十分清楚的。贾拓夫和省委其他领导人从未与王明共过事，也未受其领导过。至于王明曾路过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讲过话，和贾拓夫有过接触，这都是正常的现象，怎么能作为陕西省委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依据呢？

    1937年的一段时间里，省委公开组织的活动多一些，主要是为了利用统一战线，发动更多的群众参加抗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但是，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始终是有所区别和互相结合的。组织、宣传群众，也是坚持独立自主，与反动派始终有斗争，并非“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当时，陕西党组织是有力量的，在工农群众中，青年知识分子中，上层人物中，甚至在敌军内部，都有党的组织和活动分子在工作，这是促成统一战线的基础。党组织要组织大的行动，一般都能顺利地进行。这正说明了陕西党组织执行中央路线、方针的实际成绩。后来，国民党当局明令取缔陕西十多个抗日群众团体的活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受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当局无法控制。这些事实，说明陕西党组织不仅不是受王明路线的影响，而恰恰证明其坚持了共产党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路线和方针。否则，为什么陕西党组织始终不能被扑灭，始终有力量与敌人斗争，直至胜利呢？

    有人把参加“设计委员会”作为陕西省委执行王明路线的重要表现，对此有必要作具体分析。据当时在陕西省委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包括赵伯平、徐炳如、汪锋等人回忆：为了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国民党要取消以进步人士杨明轩为首的“西北救国会”，而改组扩大为“设计委员会”，把共产党领导的一些群众组织也纳入进去，企图完全加以控制。对于是否参加设计委员会，陕西省委未形成正式决议。贾拓夫曾指出：“所谓设计委员会，就是人家设了一个计，叫我们上当。”后经博古等领导的同意，由徐炳如、谢华参加了设计委员会。省委认为，部分公开人士参加进去，可以掌握一些情况，进行一些合法斗争。省委领导成员无一人公开身份，而且省委还有许多其他独立的斗争形式和渠道，并未否定。后来，一经中央指出这种做法有错误，省委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贾拓夫以省委负责人“关锋”的名义作了报告，揭露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作了公开纠正。

    1938年，贾拓夫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回到省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精神，集中力量批判了王明右倾路线。党中央书记处在1940年发出的《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中，也明确指出：“陕西党过去三年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最近一年来开始了一些巩固党的工作。”1942年，毛主席在高干会上也明确指出：“陕西省委在1937年有一段极短的时间受到王明的影响，但一经中央指出，很快就改正过来了。”关于陕西省委这段局部的工作，在当时，并未能造成大的影响和实际损失。1942年整风期间，也未得出什么结论。但在解放后，康生等人还是利用它做文章，以达到其整人的目的。遗憾的是毛泽东主席也受了康生的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党内过去的“是非恩怨”，多一些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少一些借题发挥，少翻一些历史旧账，少一些“对事也要对人”，少一些“批评现实也要‘联系过去’，‘挖掘历史’”，对于党内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进行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以至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纠正错误，团结同志，共同完成新的斗争任务，是大有好处的。相反，纠缠历史旧账，计较过去的恩怨是非，不仅难以从根本上统一是非认识，还会伤害同志，破坏党内团结，于党的事业决非有利。应当说，我们党的这类教训是不少的。

    我们这样叙述和评论贾拓夫这一段的历史，不仅因为这一段是贾拓夫本人独立领导一方面工作的一个重要时期，而且，这对他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最后，他还是“倒”在了党内路线斗争之中，而陕西的这一段，又是被歪曲后联系起来认定的，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