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中，西北地区党的各项工作已有了相当发展。为适应新的形势，党中央决定将陕甘宁边区党委与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贾拓夫开始被任命为西北局候补委员，兼民运部长和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由于与白区地下工作有关的特殊需要，一段时间内，他还兼任调查四局局长。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经济与财政等问题。毛泽东到会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贾拓夫为毛泽东的报告组织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亲自找贾拓夫谈话，要他担任西北局常委兼秘书长，在全面工作方面协助西北局书记高岗。会议后不久，又任命他兼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和边区银行政委。从此，他便将相当的精力转到财经方面，进入了一个面更宽、任务更重的崭新工作环境。体弱多病的他，成了西北局最繁忙的人物之一。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不断壮大。晋绥是作为大本营的陕甘宁和华北各根据地之间的连接枢纽和交通要道，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1941年，日寇进行极端残酷的大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消灭各抗日根据地；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则开始对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掀起自两党重新合作抗日后的又一次反共高潮，致使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要保障几万党、政机关和部队的供给，保障一百几十万边区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中央指挥全国的抗战，必须打破敌人的封锁，解决财经困难，这已成为当时牵动全局的至关重要的任务。为了度过困难，战胜敌人，毛主席、党中央号召边区的党、政、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稳固后方，支援前线。

    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于1942年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任命贺龙为联防司令。联防司令部的主要任务是统一两区的军事指挥，以及两区的财政经济和党政军民关系。财经方面，成立了以林伯渠、贺龙等19位同志组成的财经委员会，下设西北财经办事处，贺龙任主任，陈云为副主任，贾拓夫就开始协助贺龙和陈云从事财经工作。嗣后不久又兼任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贺龙、陈云另有重任，财经办事处的工作由贾拓夫接替，1945年担任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白如冰任秘书长。

    贾拓夫在任西北财办副主任时，还同时在西北局工作。1945年任主任后，几乎以全部精力投入财经战线。对他来说，这是又一次面对一个陌生的新任务，而且还正是处在财经困难的时刻，真可谓又一次“受命于危难之际”，又要去开拓一个新领域。这次的任务变动，是贾拓夫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他再没有离开这条战线。后来，人们称誉他是党内经济工作的专家，“财经战线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其实，在到西北财办工作之前，他既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经济，也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完全是从“门外汉”起家的。

    面对这项关系重大、极为艰巨，而对他来讲又是一个全新的任务，贾拓夫是怎样入手的呢？很自然，他首先运用的是领导者必须掌握的“看家本领”，基本功——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早在1941年，贾拓夫还兼任中央调查四局局长时，就很注重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主席的《农村调查》一书出版后，贾拓夫带领柴树藩、于光远和李涉等人去米脂县做了近3个月的社会调查，返回延安后他主持编著了一本《米脂调查》，为边区干部重视调查研究树立了榜样，曾受过中央领导的表扬。从1942年开始，他一方面挤时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各个专业的领导者，比如主管财政、金融、贸易、生产的各同志了解情况，收集问题，征询意见；另一方面，花力气深入各地方，向基层，向群众做调查。还未离开西北局时，他就带着自西工委就跟他一起工作的郭敬等人，专门搞过一段时间的农村调查。通过这些工作，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典型材料，这不仅使他开始心中有数，而且对中央的决策，提供了不少有益的依据。他向中央写的一些材料，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重视，毛主席曾就他写的材料批示：“此件即铅印发到小高干会各同志人手一份。”并要求贾拓夫经常提供类似的材料。毛主席在延安边区高干会上所作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著名报告，其中有许多资料是贾拓夫提供的。

    1943年是陕甘宁边区极端困难的时期。那时，由于边区的负担很重，而国民党严密封锁，几乎没有吃，没有穿，甚至连办公用纸都极难搞到的境地。1945年，边区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10月份税收仅占7月份的40%，加之抗战胜利，大批干部及部队开赴前线，财政支出急剧增加。日本投降时，边区财政积蓄本来可以用1年，但由于收少支多，5个月就用光了。怎样才能“自力更生”？怎么做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党中央号召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生产的进行和扩大也还需要原料和资金。边区的经济本来就落后，解决吃穿问题虽可以全民动手，但仍需要时间。况且，自己的生产并不能解决全部需要，尤其是当贾拓夫看到周恩来、朱德和几乎所有的革命领袖都带头从事生产活动，看到边区军民缺吃少穿，忍饥受冻，但又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充满战胜困难的豪情壮志时，他一方面倍受鼓舞，另一方面，内心却陷入了痛苦和沉思。他是搞财经的，解决财经困难，本来是他和他的同志们的责任，怎么能让领袖们和其他战线的战友兄弟们分心，而为吃穿用操心、操劳呢？他决心团结财经战线的同志们，千方百计想办法，拼命也要扭转这局面。

    他认真学习和体会中央的精神，认识到陕甘宁边区、晋绥两根据地统一财政领导，正是要把“取之于民”、“取之于己”与“取之于友”结合起来。战争开始由内线转为外线作战，财经的来源，也可随之把“取之于敌”结合进来。这样，“四个取之”，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来源也就多起来了。他认为，保障供给，就必须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不只是发展生产；自力更生是基点，然而，自力更生不仅包括气力，更要用脑力，要学会并善于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办法。1945年秋冬，西北财经办事处召开各部门紧急会议，贾拓夫在会上强调要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提出5项具体措施：一、为进一步实现边区军民所需棉花、布匹自给，必须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推广优良品种，提高产量，从边区年产人均3斤左右提高到4斤；二、财政上要继续实行“长期打算，积蓄物资”的方针，消灭赤字，争取实现更多的财政结余；三、更好地运用税收工具，保护边区的国民经济，禁止奢侈品及迷信品入境，提高高档消费品的税率，降低食盐及其他土产品出境税率；四、在贸易工作上，要提高土产品价格，并以物物交换进行核算，争取出入平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五、在金融工作中，首先弄清边币和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同流的程度，生产交换的情况，发行数量与物价的比例这三个基本先决条件，克服货币发行的随意性，严格控制货币的发行量。

    1946年1月，他在边区机关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作报告，号召发展生产，减轻民负，把边区建设得更富庶繁荣。部队的生产要实现4个月以上的粮食和全年伙食、办公及杂支费用的自给，一切机关单位都要精简人员，厉行节约，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据自1946年起就在贾拓夫身边工作了8年的郑戈桓说，他到西北财经办事处报到时，整个机关包括贾拓夫在内才3个人，以后增加到5个人。贾拓夫通过积极的组织工作，把两区的经济联系起来，想方设法支援、发展边区的生产，并努力以根据地为依托，把根据地内外结合起来。经过不到1年的时间，局面开始发生了变化。各根据地党政军民通过共同努力，以及对陕甘宁边区的无私支援，使得边区根据地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终于挺过来了。

    由于经济的全面紧张，使得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都举步维艰，相互之间也不时发生矛盾，容易抵消力量，互相掣肘。陈云曾针对这个问题指出：边区的“金融、贸易为了财政，但有时财政要服从金融、贸易”。贾拓夫经过反复的思考学习，很快悟出陈云关于这三者关系指示的精要。按照这一思想，他着力组织财经战线，想方设法扩大边区土特产的“出口”，以换回边区急需的物品，以民生必需品回笼边币。与此同时，以有目标、有节制地发行边币，支持生产和财政。各方面互相配合，循环流动，循序渐进，不断扩大，终于使财经各环节活动开来，又互相促进。在边区军民努力生产的推动下，不长的时间内，基本保证了边区党政军民的物资需要，使边币和物价得到稳定，财政收支取得了平衡，帮助根据地度过了难关，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迎接解放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后方物质基础。这一段时间内，拓夫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常常通宵达旦地开会、部署，常常奔波于西北财办和贺龙老总、彭德怀老总之间，常常奔波于陕甘宁和晋绥两个根据地之间，其紧张程度绝不亚于炮火连天的战场。周围的同志简直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似乎他从不需要休息，就可以用比常人更充沛的精力去工作。贺龙将军怕他累垮了，特意送他一件牛皮大衣。

    边区当时处于如此困难的地步，要以土特产品去与国统区、敌占区开展贸易，谈何容易。不说交通、运输和贸易渠道的困难，单是货源，在穷乡僻壤的边区，能有多少东西拿得出去进行交易呢？那时，贾拓夫和极少数人常常神秘地在从事一项机密活动，直到“文革”后，个别知情同志才有保留地透露了一点情况。情况是这样的：他们把从土豪劣绅和旧军阀手中没收的，以及从各种其他渠道收集到的金银珠宝等，再加上边区能够出产的盐巴等土产品，当时称为黄货、黑货、白货，通过秘密渠道，运送到敌占区和国统区，以此换取大量钱币，再利用不同的渠道，购买边区急需的医药、布匹、日用品等，甚至与国民党军队的官长换取枪支弹药。再用这些物品来回笼边币，支持财政。有了一定的商品基础，又可适当地扩大边币的发行……，这样搞成一个活的循环局面。在从事这项特殊使命的过程中，贾拓夫在过去从事地下工作时，采取的灵活的社会化、群众化方式，广交朋友，与根据地外建立的许多关系，这下子派上了用场。

    应当承认，在特殊时期，采用这种非常手段，不失为一种必要的补充措施，而且也确是非常有效的措施。我们不能按理想主义的道德观念去指责这种行为。列宁讲过：布尔什维克党人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善良的愿望，往往是通向地狱的道路”。战胜敌人，首先要战胜敌人给我们制造的困难，只有积极保存自己，并不断壮大自己，才能最终消灭敌人，取而代之。这就是革命的哲学。贾拓夫和财经战线的战友们正是这样，把坚定的革命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千方百计，为解决财经困难，保障物资供应，稳定后方，支援前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种成绩或贡献可能是上不了史书的，但却是不可缺少、不能磨灭的。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无名英雄的贡献吧！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来到延安，对艰苦抗战中的陕甘宁和晋绥根据地做了实地考察。

    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报道说：

    “这里是延安，人口只有四万，其中一万二千是兵士、党政人员和学生；没有电，没有现代机器，除了四五辆旧卡车以外，没有摩托交通，实际上没有公路，没有可以航行的河流，没有飞机从外面运入物资。在它控制之下的巨大的地区和八千万人民，散处在敌人后方，夹在无数的敌人封锁线之间；唯一在战区之外的具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边区，则三面被重庆军队的严厉的封锁所包围，而第四面，也大部被黄河沿岸的日本军队所包围。

    “那里是重庆，人口几达一百万，有电力厂、工厂、现代机械、千万辆卡车、摩托车，千万里公路和航路，千百架盟国飞机每天运来供应品，并且还有中国若干最肥沃的区域和一万万五千万人民作为它的巨大的连结一起的后方。”

    “这一小小的延安，如何能作为半个中国的首都，抗日战争的另一个指导中心，新中国的模型来和重庆争胜呢？”

    他写下几点初步的结论：

    “第一，这里没有厌战情绪，只有开路先锋者的社会的坚持的战斗热情，……”

    “第二，不依赖外来援助。他们喜欢得到外来援助，但不依靠它。在过去十七年中，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生活、战斗在严密的封锁中，因此，依靠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

    “第三，不论年龄多大，这里的人看来特别年轻，而且充满了欢乐与信心。他们老是说，他们经历过比今天更大得多的困难，而且常常克服了困难；他们似乎是说，不管我们相信与否，将来是他们的。”

    ……

    《纽约时报》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报道说：

    “边区的耕地比中国西北任何地方要发达，人民的衣食都比别处好，有一些工业在发展中，那些地方过去是没有工业的……人们谈论着同封锁作斗争，以同样的热情，谈论着对日作战以及将来的反攻。在所有中国人中，他们是唯一对战争不感到疲乏的。”

    “现在边区的口号是‘耕二余一’，大部分都做到了。农民的仓库里平均都有一年以上的余粮，而政府和军队自己的粮食，余留得更多。”

    路透社的莫里斯·武道则说：

    “‘丰衣足食’的口号和生产运动的成功，随便你说到哪里去都明明白白看得出来。”

    这就是外国人眼里的1944年时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这里包含着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同封锁作斗争的艰辛和成功，当然也包含着贾拓夫和财经战线上所有战士们的努力和成绩。

    就在贾拓夫带领财经战线和中央调查四局的同志们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而拼命工作的时候，1943年夏季，延安开始了“抢救运动”，康生主持搞起了“抢救失足者”，陕、甘、豫、川等省的地下党全被诬蔑为“红旗党”（假党）。贾拓夫曾在1936至1939年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因而也受到了冲击。他一方面与欧阳钦、汪锋、赵伯平等人不计个人安危，义正辞严地予以坚决批驳，坚持正确意见，力图保护陕西的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另一方面却又无力阻止整风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他本人和欧阳钦一度也“靠边站”了。担任过甘肃工委书记和宁夏工委书记的孙作宾被关押到保安处，而调查四局因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同志被抓走，分别关在保安处和西北局机关的空窑洞里，有的人还受到刑讯逼供。时任延安县委宣传部长的黄流，被当作特务进行公审，高岗甚至在大会上宣布要枪毙黄流。后因毛主席看到大会报导清样，亲自批示“谁杀人，谁负责”，才保下命来。随后中央下达“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9条方针，才拨乱了反正。黄流从牢里出来，贾拓夫和胡乔木（时任毛主席秘书）还专程去看望了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许多同志获得平反。贾拓夫在西北局一个窑洞里召集了近20位陕甘地下党的同志开座谈会，首先讲话说：“抢救运动大家吃了苦，把大家冤枉了，对不起大家，向大家赔礼道歉。”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不语，随后一些人流下了眼泪，一些人发出了牢骚。李屺阳因不知贾拓夫当时也受到审查，即问：“陕西地下党同志都成特务了，你是省委书记，为什么不能证明呢？”贾诚恳地说：“火都烧到我们头上了，我有什么话可说呢？”他还再次代表党向大家赔礼道歉，说：“陕西甘肃地下党是个好党，同志们都是好同志。现在日本投降，全国形势很好，大家准备迎接新形势，准备再去国统区开展工作吧。”贾拓夫自己也是受害者，但他不计个人恩怨，协助西北局做了大量平反甄别工作，保护了大批同志。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是惨痛的，值得人们永远铭记和警惕。

    1945年，贾拓夫被选为“七大”代表，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党的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七大”的胜利召开，“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路线的确定，是在抗日革命斗争取得历史性转折的形势下实现的。这种伟大转折的条件，自然包括作为大本营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渡过了困难，得到巩固和壮大；在全国各战场上大量消灭日寇和伪军，取得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战胜国民党不断制造的摩擦和反共高潮；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群众日益广泛的拥护等等。 “七大”及其路线极大地鼓舞了党和全国人民，人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在庆祝，在奋斗。八年抗战，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从小到大，以弱胜强。回顾这段艰苦而光荣的历史，人们印象深刻的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等领袖们运筹帷幄，是林彪的一一五师、刘伯承的一一九师、贺龙的一二〇师、陈毅的新四军们的战斗和胜利，是平型关消灭日寇精锐板垣师团的大捷，是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的威震敌胆的百团大战，是反扫荡斗争，是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甚至是华北的平原游击队、津浦线上的铁道游击队、白洋淀的雁翎队等等，等等。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然而，人们却很少想起后方，很少想起为了保障这些斗争胜利的财经战线，很少想起这些不在战场，而在另一条战线上斗争的人们，很少想起他们的呕心沥血，甚至流血牺牲。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责怪任何人的不公平。抗日战争是打胜的，中国民主革命是打胜的。但是，享受了胜利的人民，进入现代社会，知道了系统工程这一概念的人民，再回顾历史时，就会懂得财经战线是同等重要，就会承认这众多无名英雄的历史功绩同样伟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倾全力对付共产党。1947年春，他们一方面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一方面调集其嫡系胡宗南部共几十万大军进犯陕甘宁边区，进攻延安。党中央作出暂时放弃延安的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继续留在陕北，采用使敌人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的“蘑菇战术”，转战于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之间。贾拓夫所在的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机关也实行了精减，留精干力量，继续辗转于陕北。他率领财经各部门，在陕北高原的沟沟岭岭、村村寨寨中，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坚壁清野，认真、坚决地实行“蘑菇战术”，一边利用陕甘宁和晋绥两区较大的回旋余地，找空子进行贸易，组织边区人民大力支援前线。这段时间，他们的任务和处境丝毫也不比战斗部队“轻松”。他们既要拖住敌军，又要避免正面冲突；既要坚壁，使敌人得不到粮秣补给，又要给机关和部队提供必要的物资补充。在几乎不分前方后方的战场，在黄土高原的穷乡僻壤，他们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他们凭着共产党人必胜的信念，凭着任何困难都不能压倒的气概，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强烈的责任感，凭着他们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斗争艺术，更凭着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和帮助，与边区一百几十万军民同甘苦，共战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部队的供给，战胜了敌人，保卫了边区。这个时期的贾拓夫整日风尘仆仆，极度紧张，时而在“后方”共商大计，时而赴榆林北线指挥部参与军机，时而召集人员布置任务、指挥贸易，时而与地方干部、老乡商量坚壁清野，汇集物资，组织支前。许多工作甚至是在行军途中安排的，是在不断的转移中进行的。紧张的日日夜夜，他病弱的身体好像突然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是啊！当时那种命运攸关的时刻，似乎不允许他生病，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应付疾病和疲劳，每一分钟都是十分宝贵的，每一件事都不仅会影响他和同志们的生命，而且会牵动成千上万军民的行动。除了面对严峻的形势和肩负的重任外，任何其他事情他都无暇顾及。那时候，贾拓夫的夫人白茜带三个孩子已转移到黄河东部的山西，他和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但他根本顾不上这些，家人的生死安危只能置之度外，只有神圣而严肃的使命在驱使他像机器一样，拼命地运转，运转……

    1947年7月21—23日，贾拓夫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召集的小河村会议（即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全面战略反攻的宏伟计划，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胜利曙光，立时展现在眼前。了解了全局形势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种豁然开朗、无比振奋的心情油然而生。他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气魄和力量；感受到千百万革命军民几十年奋斗牺牲所换来的成果，也感受到自己20多年来腥风血雨、坎坷拼搏所得到的“补偿”。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长期艰险斗争的人，是难以体味他们那时的心情的，再高明的手笔也无法用语言文字来确切表达他们那时的振奋不已的气贯长虹的心境。决战和必胜激励着他们，面对即将获得的扭转历史的胜利，激发出他们更加巨大的斗争热情。以前经历的任何艰难险阻，任何挫折和成功，都不能与将要得到的胜利相比。以前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变得完全必要和不在话下了。全力参加最后的一搏，不论在什么岗位，只要能与这最后的斗争紧紧连在一起，即使再付出任何代价，也都在所不惜！这时的激动，这时的跃跃欲试，已变得不可抑制。这大抵就是这一代斗争的共产党人所特有的一种豪迈，一种特殊的激情，以致于当这最后的胜利真正摆在他们眼前，完全崭新的局面和任务又出现时，他们反而会更加冷静，更加沉着，更加平和稳重。在中国革命面临最后决战的前夕，贾拓夫带着这种从未有过的激动和振奋，继续投入自己的特殊的战斗行列。

    1948年初，贾拓夫带领陕甘宁、晋绥两个边区财经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通过层层封锁线，到达河北石家庄市，参加华北、华东、西北三个解放区统一的财经会议。董必武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将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为迎接迅速到来的进入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新局面而召开的。会议研究、确定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部署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各项准备。这次会议的精神对于贾拓夫的工作更直接，更具体。他理解到，战争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上激烈地进行着，财经战线的任务越来越重，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且，接管城市，实现转变，不是在战争结束后才到来的，而是随着战争的胜利进行，很快就会接踵而至。对财经战线同样也增加了过去不熟悉的城市工作的新课题，新困难。这就要求他和财经战线的同志们不能只停留在激动和振奋之中，而需要更冷静、更实际地思考，需要更有预见地去准备，把眼前的艰巨任务和未来更艰巨的任务结合起来去努力。于是，贾拓夫利用在石家庄的有限的会议间隙，夜以继日地调查和收集了许多接管石家庄城市的经验和文告，开始研究今后的工作，为以后解放西北，接管西安、兰州等大城市做思想上、方针政策上的准备。会议开了一段后，贾拓夫到平山县西柏坡，尔后返回陕北。他还交待同去开会的郑戈垣等留下来，继续收集接管城市的各种资料。

    随着外线作战的大规模展开，西北战场也取得了节节胜利。蒋介石、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被彻底粉碎。1948年3月，延安光复，重新回到人民的手里。毛泽东主席的预言提前实现了，革命军民又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但是，一年多来，“胡祸”给边区造成的破坏，使边区本来就薄弱的经济底子遭到严重打击。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贾拓夫领导边区财经战线的全体同志，充分利用前线不断胜利的有利形势，鼓舞和放手发动群众，全力发展经济。至1948年底，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得到了很大恢复，有些人们需要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还超过了“胡祸”以前的水平。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所作的历史性报告，宣告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胜利和迎接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同时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七届二中全会后，贾拓夫并没有因边区经济的恢复和总胜利的即将到来而有丝毫松弛，相反，他的工作日程表排得更满了。除组织财经方面的日常工作外，他白天忙于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晚上还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他要求财经各部门，特别是领导同志，把这一学习当作当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务求深刻领会。他认识到，这个报告是进入城市，接管政权的过程和以后一段时期的主要指导思想及纲领，若不在思想上搞清楚，搞懂，就无法适应新局面，而真正搞懂，适应这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顺其自然就可以的。党的绝大多数干部，长期在农村和战场上奋斗，一下子得到全国政权，从革命党一下子变成执政党，面临着复杂得多的新情况，许多新的问题将是过去几十年未曾遇到过和处理过的。这个转折并不是人人都能适应的，正如斯大林所说“转折对于那些在党的车子上坐得不稳的人是很危险的”，“每当车子转弯的时候，你总会看见有些人从车子上摔下去的。”

    贾拓夫为人做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认真。不仅做起来扎实，不耍花架子，十分“较真”，而且务求思想上真正搞懂，力求融会贯通。对中央的精神，不是囫囵吞枣，只求表面理解，对具体工作也不能就事论事，事务主义。上下左右的人们都反映他有理论，工作水平较高，是个精干的干部。这与他长期以来养成的认真思索、做事扎实的作风有直接关系。在准备迎接中国革命根本性胜利的时刻，他更是自觉地这样做的。繁忙的工作中，他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刻，在窑洞的油灯下，写下了几万字的“论转变”的学习心得，并送交了中央。这一段的学习，使贾拓夫对夺取政权，接管城市后的工作，有了相当充分的思想准备。

    与此同时，贾拓夫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参加了紧张而精心组织的西北地区随军南下、开赴新区及接管的准备工作，对西安市的各种情况，包括各类经济、各种行业的全面状况，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分析，使得进城之前，就基本上心中有数。

    从1943年到1949年，贾拓夫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解决生产供应，保证党中央指挥和陕甘宁边区的发展，默默地在财经战线上耕耘了7个年头，做出了不为人瞩目，然而却不可或缺的贡献。看似并不像在战场上那样轰轰烈烈，但一样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这也是一个战场，一个与真刀真枪、炮火连天的战场直接相关的战场，一个与整个革命斗争的命运相连的特殊战场。这个战场不仅支援了整个战争，也为战争胜利后新的斗争积累了经验，准备了力量，因而又是一个连接两个历史阶段的特殊的战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注定要胜利，中国共产党是一定能够战胜敌人而夺取政权的，而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后，必定要发展经济，建设国家。因而，财经战线的7年苦斗，7年心血，7年经验，成为贾拓夫在解放后的经济工作中得以施展才能的宝贵积累，宝贵基础。全国解放近在旦夕，伟大的历史转折就要实现。贾拓夫已做好了转折的准备，现实斗争的需要和分工，甚至使他超前做了准备，从这一点来讲，他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