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黄子文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农历七月结婚的。当时他家有母亲、兄嫂、姐弟、侄儿共八口人，耕地三百余亩，大小农具齐全，在三原县武字区算一个富裕之家。
子文的父亲黄铭（黄敬庵），早年参加同盟会，为维护地方安全，辛亥革命前组织了“农民自强社”。靖国军建立后，他曾在曹世英部任职。他为人和气，常接济农民，人称“黄善人”。我和子文结婚时，老人已去世多年了。
母亲王氏，是个通情达理的家庭妇女。她当时对子女的革命游动虽然不太理解，但从不阻挠，她相信儿子不会于坏事。因此，凡是子文带来的人她总是热情接待，对儿子要干的事总是予趴史待。我们结婚的前几个月，子文要捐七石粮食赈济灾民，她二话没说就让装走了。
大哥黄子祥，毕业于韶关武官学校，后在赵寿山部任团副驻守三原，和地下党常有联系。他于一九二九年回家投入了革命斗争，一九三一年入党。曾任红军二十六军四团团长，关中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后，任省政协副主席，一九八二年去大姐黄剑仙，大革命时期和地下党员薛明藩结婚。
二姐黄侠仙，一九二八年入党，先后在泾阳、三原、同官搞妇女运动，发展党的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在石家庄搞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
子文在三兄弟中为二，一九零九年生，幼年在西岳庙小学上学，一九二三年到三原县中就学。学生时代他爱踢足球，好打抱不平。一九二六年他去上海就读于中华职业学校，并在那里加入共产党。后来在武汉黄埔分校学习。子文对我讲过，他一九二七年回陕时，因无路费，曾找父亲的好友于右任先生才得以资助。回陕后，子文一直为党积极工作，直至牺牲。
回忆我与子文结婚后的革命斗争生活，深深感到他一生经历了坎坷不平的道路，虽屡遭挫折，都没有使他丧失革命的信念和决心。
一九二八年，为配合渭华暴动，以他为总指挥的武装围城斗争，虽然由于准备不足而失败，但他在挫折面前没有退缩，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一九二九年他在武字区组织了筹赈委员会，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和筹粮济民活动。九月，中共三原特支成立，子文担任了特支书记。
子文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九三零年正月初四日，三原驻军魏风楼突然带人闯入我家，以子文组织灾民扰乱社会秩序为借口，抢走了衣物、银元，抓走了子文和大哥子祥。后来母亲做主卖了一百五十多亩地，又向亲朋求借，凑了八百块现洋和四、五百套军服，托人才将子文兄弟保了出来。子文一；出狱立即派人四处拉关系、买枪枝，武装革命力量。子文在渭北开展革命活动的事，引起了当时中共陕西省委的重视。这年五月，省委派西府巡视员陈云樵来武字区配合子文发动灾民，开展游击战争。不久，他们组织了“灾民自救军”，陈云樵为总指挥，子文为政治委员。这支革命武装在武字区一带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粮食、砸区公所的活动。七月，省委蓝田会议选子文为候补委员，任省委军事科主任。八月间，当游击队；在东去大程途中，由于土匪出身的张成义（刀客遂儿）叛变，使子文等同志组建的革命武装遭到很大损失。事后，陈云樵返回：西安向省委汇报渭北情况，请示办法。子文留在武字区召集星散了的游击队员，以便重新组织革命武装。
一九三零年十月，由于革命武装力量遭受挫折，敌频繁围剿武字区。经省委张文华等同志介绍子文去天津北方局。子文让我把不满周岁的女儿建珍寄养在我娘家，卖掉了家里的一头骡子作路费，我和他同行到了天津。
当时北方局的联络机关设在天津法租界内，我给联络站的七、八个人做饭、看门、放哨。子文在北方局军委工作。这年冬，子文被派往山西搞兵运，我被留在天津。在这里，我由一个四川同志介绍入了团。一九三一年农历二月，机关被破坏，我和其它七个人被捕。八月，我被转押北平狱中，九月生大儿北平。十月，因敌人拿不出具体证据，我被保获释，住在关中会馆。北方的地下党组织让我在成长会馆见到了在北平美院进修的二姐黄侠仙。想不到这次会面，竟成了我们姊妹的最后一面。
这年十一月，子文来北平接我们母子回陕。这时，我才知道子文到山西后，组织了一支晋西游击队。八、九月，他们西渡黄河到了陕北。这次他到北平接我，是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让他来的。在北平，子文见到了乔国桢同志，他俩劝我回三原武字区搞革命工作，因我要求在外地工作，不愿回家乡，子文只好先回陕西，随后乔国桢同志又多次找我谈话，让我回陕西。我虽不知他当时的身份和职务，但觉得他是代表党组织与我交谈的，自己不好再坚持个人意见，决定回陕。
一九三二年正月，我回到家乡武字区。子文这时在陕甘游击队工作。
一九三二年秋，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子文担任主席。后来武字区遭到六县民团围剿，子文便离开武字区和张文华一块到富平找我，商量一块北上。这时已是一九三三年春上，我因有小孩，无法同行，他们就将我母子送到渭南张文华家中住了下来。
八月的一天，子文突然回到渭南，交谈中，我才知道他北后在红二十六军工作。五月，杜衡强迫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后，省委决定让子文追赶部队阻止二团南下。半个月后，他背着刘志丹同志来到张文华家，同来的有王世泰等同志。他们在家里商量过河回照金的事，让我在门外放哨，我才知二团南下失败了。
敌人为了消灭红军，在赤水渭河渡口派兵封锁，严密把守。如何渡过渭河，他们多次研究，一时拿不定主意。见他们为渡河的事作难，我就要求掩护他们过河，志丹同志觉得事关重大，不忍心让我冒险。子文笑着说：“我老婆坐过牢，修过枪，胆子大着哩！让她去，我放心，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我和子文结婚几年，虽然在一块生活时间很少，但他对我是十分了解的。随后，他又将如何渡河的办法告诉了大家。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过河那天，我与王世泰扮成假夫妇，以过河吊丧为名，我提着柳条编的笼，将四支盒子枪藏在笼里，上面放些献食、火纸等吊丧用品。王世泰抱着两岁多的北平，过走边逗孩子。桥头哨兵见我们表情自然，也没有多问，就放了行。过河走了好远。我的心还“突、突、突”地跳个不停。我们过渭河的那天，志丹、子文等也从其他渡口过了河。不多几天，他们便回到了照金，我仍留在渭南。
一九三五年春的一天，我在旬邑意外的碰到我的两个侄女，一个是大哥子祥的女儿黄培兰，一个是我娘家三哥的女儿李金芳。她俩是由学校北上参加革命的。当时她俩年龄一样大，都是十七岁。不久，金芳北上，我和培兰到了正宁。七月，错误肃反开始，我和培兰被关押在一个监牢。不久，培兰被害了。十月，中央红军到陕北后，我被释放出来，这才知金芳也在洛河川被害。后来，我才知道在我被捕的前几天，习仲勋同志和子文、志丹也被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关押，在毛主席领导中央红军到达后才被释。由于我获释后去瓦窑堡，因而仍未和子文见面。这一年我加入了共产党。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到庆阳的抗敌后援会做妇女工作时，遇见了子文，我们已两年多未见面了。他来庆阳担任了后援会主任。听子文说他在三三年任四十二师政治主任时，因作风问题处分过高岗，高记仇在心，在豹子川寻借口把子文逮捕，后被习仲勋和谢子长等同志救了下来，才得释放。三四年十一月，子文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三五年七月，朱理治路过南区，因他和子文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不一，朱即诬陷子文为右派，肃反中将他关押。获释后，被派到庆阳城抗敌后援会。
一九三七年春，党组织派我去旬邑职田镇鲁迅师范学校学习。七、八月间，子文说边区党组织让他回到武字区工作。一九三八年夏，我由学校毕业被调回陵前。当时“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合作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子文回来与陵前乡民团团长谈国藩（党员）、王瑞琪（党员）商议，在我家南边的窑里办起了地下兵工厂，为根据地各路游击队修理枪械，造手榴弹。此时，恰好子文让郭立三、刘德智（李屺阳）等同志在陵前长坳堡办了个“纺织厂”，让我去那儿工作。他告诉我们：对外叫“纺织厂”，对内叫“女子义务学校”，纺纱织布是幌子，学习文化，宣传抗日，培养人才是目的。厂里的四十多名学员兼工人是经避三原北原和富平西原党组织选送的青年妇女。每天派两、三个人背上布转乡，名为卖布，实为宣传抗日，散发传单，动员妇女起来闹革命，探听敌人消息。
一九四零年冬，省委派子文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此之前，他还在云阳党组织办的安吴青训班学习过。子文这次和我分别，想不到成了终生难忘的永别。一九四零年末，二次白色恐怖笼罩各地，三原伪政府发现了纺织厂的秘密，强迫工人解散，学校停办。一九四一年冬，我去延安，没找到子文的住处。四二年的整风运动开始后，我便参加了整风学习。运动结束后，我被安排在延安市南门外的一所小学教书。四三年又被派到马栏小学教书，直到四七年三月，因马栏遭胡宗南匪军攻打失守，我才跟武工队回到富平娘家住下，回来后，只听人说子文在四二年整风开始时，因怕当时担任领导职务的高岗再次陷害他而回到陵前。
每当回忆这段经历，我的心情十分难过。子文为革命不光要与敌人东杀西拼，又常常要提防革命队伍内部个别人的明枪暗箭。他在革命道路上所受的挫折和打击，远不止我所知道的这些事实。
一九四七年八、九月，薛明胡同志到富平看我，说是慕天祥让他来的。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小儿西平的头，又望了望我，却一句话不说了。我发现他的手在颤动，泪水夺眶而出，突然失声的哭了起来。我感到事情不妙，他才以悲痛的心情，向我讲，子文已经为革命牺牲了，当时，我的心都要碎了。子文一家为革命，四人献出了生命，一次遭火烧，数次被抄家，眼看革命即将胜利，曙光已经在望之时，他却壮烈牺牲！当时，他三十九岁。
一九四九年，三原解放了，我以完成子文遗愿的决心，积极投入了新的革命工作。我先后任初级社主任，公社副社长，县政协委员等职。子文的子女，在备级党组织的关怀下，也都参加了工作。西北局为我从新疆找回我失散十五年的大儿北平。现在我和二儿、儿媳住在陵前老屋。前多年，修缮了原来的五孔窑洞，政府还给照顾款盖了三间安间和灶房。去年又盖了三间一砖到顶的新房。各级政府对我很关心，逢年过节都派人看望，还邀请我参加有关会议。我的晚年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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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