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黄子文同志是一九二八年在北京才认识的。他是在“渭华暴动”失败后去北京的，我是在云阳暴动失败后去北京的。他住在咸阳会馆，我住在关中南馆，相谈之下，知其兄黄子祥是我在三原第一高小的同学，他妹黄侠仙在一九二七年和我同在泾阳教育界工作，经常在一起开会，侠仙的爱人郝义和我在三原渭北中学是同学（后来又和我在西安一起坐监狱），由于这些关系，谈话格外亲切。

    一九三四年，我在云阳人和村（即我住的村子）办起私立培英小学，周芝轩同志全家搬至该校，周一面教学，一面执行其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子文同志常去培英小学参加二原县委的会议，又同我见面了。

    一九四六年，子文同志为革命曾打入了国民党的组织。六月初，大特务陈建中在三原召开“渭北肃反会议”，会议中泾阳县国民党CC特务头子刘坚如、张仲农（前者是上任后者是卸任的县党部书记长），在会上报告我在农村搞“反动”（敌人所谓反动，即我们搞革命工作），陈建中马上下命令：“那里见了那里枪杀。”散会后，子文同志连午饭都没顾上吃，就急忙跑到斗口农场，请场长刘多桂马上给我送信，并着我派人给冯一航、赵曼青、李子健送信，我也着儿子崔鸿治给冯、赵等送了消息，我安排了学校及家里的事，马上到云阳北原上亲戚家躲藏。起来。十多天后，我又出现到云阳地区，可是陈建中的命令阴魂不散，那年十月我从泾阳回家，特务刘坚如派其走狗杨子栋执行陈建中枪杀我的命令，预先埋伏在泾阳至云阳中途的黄家桥，拟暗杀我，幸我那天搭的马车，坐了四、五个人，特务未敢下手，晚间群众既给我报了杨拟枪杀我的行动。杨系云阳南乡人，解放后将杨判了死缓，将刘坚如判了死刑。

    后来听说子文同志与白军作战时不幸牺牲，令人不胜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