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1日中午一时分，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起飞回延安。跟去的时候不同，那时延安机场上一片沉闷，人们替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回延安的消息传开，四千多人云集那里，一片欢呼。
大抵是在重庆那四十五天过度劳累，毛泽东回延安后不久，病了。他不得不遵医嘱休息。先是在延安柳树店的干部疗养所住了十来天，后来迁往王家坪的桃林休养。
那时，胡乔木住在延安枣园，妹妹方铭也住在他家。方铭记得，有一天（1945年12月）毛泽东和江青来到胡乔木家，跟胡乔木、谷羽、方铭聊着。吃饭时，毛泽东的炊事员送来豆豉炊腊肉——那是毛泽东喜欢吃的湖南家乡菜，和胡乔木一家一起吃。方铭见到，毛泽东跟胡乔木的关系非常融洽，有说有笑。毛泽东知道方铭不久前从白区来，也向方铭问及那里的情况。
那时，毛泽东经斯大林派来的两位大夫——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夫医治，已经逐渐康复。
不久，1946年元旦来临，蒋介石发表了长篇广播演说。
蒋介石说，“乘此岁序更新的时候”，乘此“抗战胜利结束后第一度元旦”，“要将我们政府的决策”，“明告于我们全国的同胞”。
蒋介石要“明告”什么呢？他说：
“军令政令的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这是事实，也是真理。……”
重庆谈判结束才两个来月，蒋介石的“明告”，已在暗示解决中共的“割据”——这是他要撕毁双十协定的重要讯号。
蒋介石的广播演说，当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决定，延安《解放日报》要全文转载《蒋介石广播演说》，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同时决定《解放日报》要发一篇社论，驳斥蒋介石的演说。
显然，这篇社论是代表中共中央表态，颇为重要。毛泽东“点将”，要胡乔木来写。这除了由于胡乔木已成为“中共中央一支笔”之外，当然也由于胡乔木随毛泽东去了重庆，熟悉国共关系的种种微妙之处。
胡乔木全力以赴写社论，日夜奋笔，一气呵成了长达万言的《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阅后，颇为硈赏，当即交《解放日报》于1月7日全文刊登。
此文在国民党地区引起了颇大的震动，也成为延安方面干部的学习文件。
社论直截了当地点名批判蒋介石——须知，两个多月前，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还高高举起斟满红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互相报以微笑。
胡乔木写道：
“许久以来，本报对国民党各报与国民党中央社各种卑鄙的造谣谩骂，一直没有理会过，但是对于蒋氏演说所造成的这个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分歧，我们却不能不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夜，说一说我们的意见。”
胡乔木针对蒋介石的演说，加以批驳道：
“蒋氏的根本论点，与近日国民党报纸所不断宣传的一样，是说只要把中国的一切事情交给蒋氏和他周围的一小群人去独裁，只要人民放弃一切基本民主权利，对于这个独裁集团的一切军令政令都无条件服从，那么中国就可以统一，而中国在这个独裁集团统一以后，自然就可以赏赐人民和平建设，民主政治，民生改善等等；而如果不接受他的独裁，则中国就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就永远要内战，要独裁，要穷困，要被侵略等等。因此，现在我们就要根据事实来答覆两个问题：第一，经过这种独裁的统一，中国究竟能否达到民主呢？第二，经过这种独裁的方法，中国究竟能否达到统一呢？”
然后，胡乔木“笔分两路”，就两个问题批驳蒋介石。最后得出结论：
“蒋氏的‘统一’，既不能使中国得到民主，也不能使中国得到统一。”
这篇社论的发表，给一些因国共重庆谈判而做起和平梦来的人们一帖清醒剂。社论公开表明，国共双方的分歧，依然那么严重。蒋介石是无法“统一”中共，中共也绝不会答应让蒋介石“统一”。
就在这篇长篇社论发表之后，未曾歇一口气，毛泽东又交下一系列写作任务。于是，由胡乔木撰写的《解放日报》社论，不断见报，在1946年竟写了二十三篇之多，内部中大部分社论是与蒋介石展开论战。——胡乔木已成了中共方面与蒋介石论战的“笔杆子”与那位替蒋介石拟稿的“文胆”陈布雷旗鼓相当。
在1946年，胡乔木所写的《解放日报》社论是：
《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1月9日）；
《和平实现》（1月12日）；
《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1月19日）；
《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方案》（1月23日）；
《坚持和平，保护和平》（1月27日）；
《恢复交通》（1月30日）；
《再论放手发动群众》（2月20日）；
《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2月25日）；
《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2月28日）；
《欢迎马歇尔将军》（3月4日）；
《国民党改革问题的两个道路》（3月12日）；
《评国民党二中全会》（3月19日）；
《驳蒋介石》（4月7日）；
《再评破产的政治理论》（4月10日）；
《东北应无条件停战》（4月12日）；
《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6月5日）；
《要求美国改变政策》（6月25日）
《一年的教训》（8月29日）
《争取全面抵抗的胜利》（10月13日）；
《要求真正的停战令恢复1月13日位置》（10月23日）；
《两个声明》（11月11日）；
《立刻解散非法的“国大”》（11月25日）。
这些社论，几乎都经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时为之修改，为之补充。例如，胡乔木写的《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一文，毛泽东为之写了一段点睛之笔——当年社论发表时，这段话是用与正文一样的铅字排印的。时隔多年，后来哪些话是主毛泽东加的，已记不清了。直到胡乔木晚年，为了编《胡乔木文集》，从中央档案馆调阅原稿，查出这一段用“毛体”字写成的话：
人们只要注视到这样一点，就可一眼看穿中国法西斯分子们的阴谋之所在：从中国法西斯分子的一切言论行动中，他们总是小心保护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汉奸伪军，不愿丝毫触犯他们。至于对真正援助中国独立解放的盟邦苏联，却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放在必须‘打倒’之列。同样，他们对日寇汉奸略无仇恨，对于中共则恨入骨髓，必欲消灭而后快。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法西斯分子，和国外法西斯分子一样，将一切仇恨集中于苏联与共产党及一切真正民主人士，企图把人民的胜利加以推翻。
在这里，毛泽东抨击蒋介石为“中国法西斯分子”。于是胡乔木紧接着写了《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
在1943年抨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由毛泽东的另一位政治秘书陈伯达撰写长文。在1946年毛泽东倚重胡乔木来抨击蒋介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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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