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评价：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随着毛泽东走过那些严峻的岁月。

    跨入1957年，毛泽东开初的步子是正常的。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三天之后，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提及的“此篇”，即北京大学教授、着名遗传学家李汝祺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

    遵毛泽东之嘱，胡乔木关照《人民日报》转载李文，当时加上毛泽东所写的“编者按语”：

    “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乾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毛泽东将李文改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重视李汝祺的文章，因为他在1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最初的题目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笔者访问过李汝祺的高足谈家桢教授，据告，遗传学曾一度被打成“伪科学”，所以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引起毛泽东注意。

    毛泽东还注意到1957年4月13日《大公报》的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嘱令：“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于4月26日致函胡乔木，批评了《人民日报》：“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毛泽东这一批语，是写在4月24日《大公报》报头上，注明“乔木阅”。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促使胡乔木亲自执笔为《人民日报》写社论。

    5月2日，《人民日报》列出胡乔木所写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从理论的角度，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整风运动的意义。

    那些日子，倒是被《大公报》的社论说中了——“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此文最初题为《走向反面》，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于《人民日报》。排出清样后，毛泽东在文章上批了“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八个大字，并把文章的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既然是“内部文件”，署名也就相应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这“内部文件”，直到6月12日，才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署名又改为“毛泽东”。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意味着大转弯。此文直至收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才于1977年4月公诸于世——已是整整二十年后了。

    毛泽东写道：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以为：

    “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秋，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

    也就是说，教条主义虽“左”，不过是方法问题罢了。

    毛泽东又以为：

    “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

    “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定。”

    也就是说，修正主义，亦即右派，是立场问题。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

    这份在二十年后才发表的内部文件，表明了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而且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他此文中所表露出来的“‘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思想，后来导致了宁“左”勿右，导致了中国的航船向“左”偏航，以致导致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

    在毛泽东6月12日印发《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写了《是不是立场问题》，于6月14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社论强调了“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立场问题”。

    紧接着，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所写的着名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此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毛泽东作了若干修改、补充。

    胡乔木一开头便写道：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胡乔木写及：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

    他还写道：

    “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不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不言而喻，胡乔木谈论天气，显然是针对费孝通教授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头面人物。

    《不平常的春天》一文，被列为反右派斗争的必读文件。这篇社论，在1957年曾是广有影响的。

    此后，胡乔木又接连为《人民日报》写了多篇配合反右派运动的社论：

    《这一次人民代表大会》6月26日）；

    《斗争正在开始深入》（7月8日）；

    《党不能发号施令吗？》（7月10日）；

    《在朋友问题上驳斥右派》（7月18日）；

    《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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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