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带领工农革命军在汪家营子休整之后，便又带着这支队伍，从深山峡谷之中，转回到了桑植。这一日，走到湘鄂交界的桐柘湾，只见迎面来了个担担子的山货客，这山货客一见贺龙，立即放下担子，满面笑容地对贺龙说：“军长，这回可碰到了好口子。”

    什么叫好口子？这是暗语，好口子就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原来，这担担子的叫陈乃强，是名侦察兵，出外探听敌人的消息，现在返了回来，贺龙给他点了支烟，说：“有什么好口子？”

    陈乃强吸了口烟，说出了一番话，贺龙听了，连连点头。

    陈乃强说了些甚？

    陈策勋同黔军龙毓仁旅将红四军打败之后，别提多高兴了，他们到了洪家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扒坟，特别是贺龙的祖坟，陈策勋早就想扒，只因贺龙家族中守护严密，陈策勋一直认为没找到真穴，如今贺龙人马大败，又有龙毓仁旅为其壮胆，陈策勋自然要下手了，陈策勋令人把那些坟挨个儿刨开，把骨头渣子都捡到一起，倒上汽油，点火烧了起来，直烧得那些骨头滋滋作响。特别一棺木内见一老者尸体，保存完好，花白胡子，躺在棺中，如同安详睡觉，脸上呈红润之色，似有血液在流。陈策勋等均认为这是贺氏族中风水之源。这次扒坟掘墓，彻 底破坏了贺龙家风水。陈策勋在向省垣报“战果”之际，特意把“破风水”加以渲染。南京、长沙都发来了贺电，并升任陈策勋为“桑鹤剿匪临时总指挥”，陈策勋很高兴，又找人撰写了一份《为共产党窜扰桑鹤对民众宣言》的布告，那布告写道：

    桑鹤两县父老兄弟姊妹们：

    当今，我们桑植、鹤峰地方，出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祸，这种大祸，不是别的，就是共产党。讲到共产党的厉害，并不是故甚其词，拿来恐吓各位，实在是凶横残暴，比毒蛇猛兽还要恶得多，他们——共匪的政策就是共产共妻；他们——共匪的手段就是杀人放火；他们——共匪还利用无产阶级大联合的口号，欺骗一般乡农，做他们的牺牲品，其实得到利的，只是贺龙等几个赤色头领，真正的工农，占不到丝毫的便宜。为铲除共匪祸患，需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桑鹤两县民众代表会议决定，在两县之内，筹金5万元，必须于最短时间内筹定收清，庶不致贻误要公。各乡铲共后援分会督察员，勿稍敷衍，胆敢违抗者，以通共匪论处。此令！

    在这布告的后面，盖上了官方的大印。陈策勋将布告张贴之后，随即又派人四下督办，这下子，可把桑、鹤两县的老百姓坑苦了，交吧，哪里有钱？不交吧，又怕按通共匪论处。弄得许多老百姓倾家荡产。陈策勋、龙毓仁都借此大捞了一把。

    龙毓仁捞足了，想溜，他怕贺龙再打回来，这叫见好就收，陈策勋当然不愿龙毓仁走，可龙毓仁老奸巨滑，自然不愿在这是非之地久留，派人给军长李桑送了份厚礼，李桑便找了个借口，将龙部调回黔东，陈策勋虽然不乐意，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

    龙毓仁要起程回黔东的行动被红四军的侦察员陈乃强打听到了，便急忙忙地回报贺龙，贺龙听罢问：“龙毓仁要走哪条路？”

    陈乃强说：“要经葫芦壳回贵州。”

    贺龙手端烟斗，吸了一口道：“他想走，没那么容易，我要在葫芦壳给他送行。”

    说着，贺龙找来贺锦斋、王炳南，商量在葫芦壳处用伏兵痛击敌军龙毓仁。

    贺龙为什要打葫芦壳的主意？

    原来，这葫芦壳乃是桑植通往贵州的要道，其地形如同一个葫芦，十分险要，尤其是葫芦嘴和葫芦腰，是在绝壁上凿出的一条小道儿，只能通一人一骑，若彼此相遇，只有一方退回，另一方才能通过，若把葫芦嘴和葫芦腰派兵卡住，就是水缸里捉王八——稳拿。如今龙毓仁要从此人黔，贺龙便决定打他的伏击。

    葫芦壳地形如此险恶，龙毓仁为何还要从此经过？原来，那湘西道路，无处不险，葫芦壳这条道路，还算是好走的道路，再有，龙毓仁打听到贺龙退到了鄂西，所以，便很放心地赶路了。

    决定以后，贺龙便依计而行。桐柘湾距葫芦壳还有六十多里路，贺龙便率队伍连夜赶到了葫芦壳，将人马埋伏起来，又封锁了消息。

    黔军龙毓仁部多系土匪出身，从来都是走到哪里抢到哪里，行军的时候，每个人都大包小包地背着抢来的东西，还有的担着担子，赶着骡子，当这支人马走到葫芦壳时，偏老天又下起了雨，雨大路滑，这些兵丁注意力都放在走路上，哪管周围山林有无伏兵躲藏在内。

    贺龙率部躲在丛林之内，看看这些兵都进了葫芦嘴儿，贺龙一声令下，革命军的长短枪一起开了火，这下子黔军人马拥在这葫芦壳内，挤成了一团，想跑又跑不了，想躲又无处躲，真是你挤我，我挤你，一发于弹能穿两三个人，不到3个时辰，龙毓仁的一旅人马，除龙毓仁坐滑竿带少数人逃跑外，大部分被消灭，龙毓仁的参谋长宋长岭也被俘，打扫战场之时，贺龙吩咐将宋长岭带上来，亲自审问，宋长岭一个劲地冲贺龙磕头，连连求饶说：“上有八旬老母。”

    贺锦斋见状，信口吟诗嘲笑道：一人怕死真堪笑，跌跪尘埃只磕头。

    红四军经过葫芦壳一仗，不仅缴获了许多枪械，而军威又重震。

    这天，贺龙同贺锦斋、黄鳌等人正商议部队的下步行动，有勤务兵报告，说有一百姓要求见贺龙，贺龙吩咐：“请进来。”

    勤务兵带来的老百姓有四十多岁，庄稼人打扮，跑得汗流侠背，站在贺龙面前，好一阵说不出话来，贺龙忙拉过凳子，让那人坐下，黄鳌给他倒了杯水，那人没坐，也没喝水，而是急急地把衣角儿撕开，从中取出一张纸，递给了贺龙，贺龙看罢，又让贺锦斋、黄鳌看了，黄鳌看完说：“军长，救兵如救火，咱们快些行动吧。”

    贺龙说：“立即出发。”

    这老百姓带来是什么信件呢？

    原来，这老百姓是石门临时县委派来请红四军救援的。

    前文述过，石门县在大革命中，革命气势也曾轰轰烈烈。共产党员苏清畅、邢炳业、袁任远、邓恒泰、阎昌奎等人都从外地回到石门，组织农民运动，实行减租、破迷信、镇恶霸，直搞得民心沸腾，恶棍心惊。“马日事变”后，反动势力卷土重来，石门县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遭到血洗，县党部和革命团体被解散，工会会长邓恒泰被刀砍死、农会会长易忠玖被活埋、农会主任阎昌奎被火烧，不少共产党人都死于国民党屠刀之下。一时间，乌云笼 罩石门县。“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南省委派了伍伯显到了石门，做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伍伯显首先与袁任远接了头。“马日事变”时，袁任远正在长沙，事变后，他到了武汉。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日租界的一家旅馆之内，召集由湖南被迫来汉的同志开会，袁任远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武装保卫政权的指示。而后，他又回到了石门县，同罗效之等一起组织了石门县游击大队。数月之后，罗效之惧国民党恶势力强大，叛变投敌，并带匪徒捉袁任远，袁任远躲在一农会会员家中，才没被敌杀害。

    伍伯显与袁任远接上头后，经二人努力，在石门南乡建立了一支武装队伍，一些党的骨干也找到了他们，开始，这支队伍只是秘密活动，后来，力量日益壮大，起名“暴动队”，约一百五十余人。

    一天，石门县警备队的6名士兵，带着名单，到石门南乡花薮区的小集镇——寺垭铺捉人罚款。

    伍伯显、袁任远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拿这6个士兵开刀。由于时间紧迫，参加这次行动的仅余汉初等十多个人。晚9时，袁任远、佘汉初、曾庆轩、伍怕显等带着大刀和宣传品从樟木岗的梅家何出发，半夜到寺垭铺，将余家饭店包围后，破门而入，将警备队6个士兵砍死。接着，他们将历数警备队罪状的布告贴了出来，第二天，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轰动了全乡，寺垭铺的暴动，树起了南乡暴动的旗子。

    寺垭铺暴动第二天，伍伯显主持召开了会议，会上，大家认为，如果不主动摧毁南乡团防局，除掉舒聚吾，拔掉这个钉子，暴动队在军事上将处于不利局面。

    南乡团防局设在夏家巷，夏家巷为石门蒙泉区所辖，有商店及居民二百余家，是石门南乡的政治中心。团防局局长舒聚吾罪恶累累。

    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拔掉南乡团防局这个钉子，消灭团防队警备队和税吏粮差。决定之后，即通知各区做好立即行动的准备。并由曾庆轩赴夏家巷亲自指挥。

    当时，夏家巷团防局有枪十多支，除一部分团丁带着枪到梅家河捉人未回外，局内尚有七八支枪。能参战的暴动队员有二十余人，武器破旧，只能出奇制胜。

    一番策划之后，1928年的5月8日深夜，曾庆轩率领暴动队，屏息轻步，摸入团防局，乘敌不备砍倒哨兵，而后一拥而入，砍死团总梅春圃、征收暴徒捐委员陈海秋、恶霸阎谷生和3名团丁、2名警备队士兵，缴获步枪4支。团防局局长舒聚吾两小时前带数名团丁离开了，使其脱逃，暴动队都为此深感遗憾。

    夏家巷的暴动，鼓舞了革命群众斗争的情绪。接着，福田、白洋、磐石各区的暴动都相继而起，伍伯显、袁任远等即以花薮区和夏家巷的武装为基础，成立了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以余汉初为司令，袁任远为党代表，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蔡凤鸣，第二中队中队长曾庆轩。蔡凤鸣曾在旧军队里当过兵，是四支队里惟一懂军事的人。全支队五十余人，十多支枪。

    时南乡辖区内有5个团防队，蒙泉、白洋、福田三个区的团防队有长短枪七十多支，最大的团防队是磐石区的侯宗汉，有枪五十多支，盘踞在太浮山上。侯宗汉在大革命时，靠近共产党。当伍伯显等组织了寺坯铺暴动后，侯曾与伍伯显等秘密往来，表示了中立之态。当暴动队拿下夏家巷团防之后，继续对侯宗汉进行争取。

    而对其他团防，则采取积极消灭之方针。继消灭夏家巷局之后，伍伯显等又率第四支队冒着大雨，奔袭了躲在丘山的花薮区的团防队，虽没将这团防队全部消灭，却缴获了步枪8支。接着，对蒙泉、福 田两处的团防也进行了偷袭，缴获了十几支枪。

    与此同时，袁任远等又通过团丁的家长、亲戚、朋友做工作，说服团丁们弃暗投明，对于拖枪过来的团丁，都发给二三十元，以资鼓励，是否愿意留下当红军，取完全自愿的原则。由于工作不慎，李凤墀、陈大柱二人在策反时被敌所杀。

    就在四支队人枪扩大之际，黔军四十三军李桑人马因受湘军压迫由湘人黔，余汉初、袁任远即带人马伏击四十三军的散兵游勇，亦得了不少枪支。同时，派人到桃源购买了十多支枪。

    四支队力量扩大之后，候宗汉派人联系，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又经袁任远等细致的工作，侯宗汉队伍编为第四支队第二路，候宗汉为队长，冯飞为党代表，冯飞是在常德境内活动的一支游击队，其队亦编入第二路。

    在大革命失败后，贫苦的农民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苦不可言，第四支队的成立，许多农民纷纷而至，不到两个月，队伍竟扩大到数百人，枪百余支。以太浮山为中心，活动在石门、临澧、桃源、常德4地交界处二三百里的范围之内，直打得地主豪绅恶霸魂飞胆裂。

    时何键电令石门、慈利、常德、临澧、桃源5县团防“围剿”四支队。

    余汉初、袁任远等当即召开了会议，会上，众人分析了敌情，认为5县团防之中，以桃源县的余谦吾的团防队较强，余部有二三百人，其驻地与石门县的花薮区毗连，对四支队威胁最大。余、袁等遂决定趁敌人指挥不统一，互分珍域，都怕自己吃亏的弱点，集中力量打击余谦吾的团防。

    几天后，余谦吾的团防探得四支队驻防陈家桥，遂向陈家桥发动了攻击。

    余汉初、袁任远得此信后，即指挥队伍在驻马岩埋伏，打了余谦吾团防的伏击，将其一部分消灭，吓得余谦吾急急退回了桃源县内，不敢再越雷池半步。余谦吾部如此之举，使得其他各团防也不敢行动了。

    敌人见各县团防“剿赤”不利，遂下令调集正规人马，时有杂牌部队朱华生团数百人，新编陈嘉佑部两个团。这两路人马在各县团防配合下，分数路进入石门南乡，先后占领了夏家巷、白洋湖、潘家铺、望仙树、余氏桥等集镇及交通要道，使四支队处于包围之中。

    余汉初、袁任远等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朱华生部是两股上匪合编而成，彼此貌合神离，互相猜疑，这个团进驻潘家铺后，一股驻上街，一股驻下街，彼此都有戒心。余汉初、袁任远等思得一计，在一个深夜，派入摸至街心，朝两边打枪，引起两股土匪互相攻打，后来，下街的一股被打败而逃，余汉初、袁任远等乘机进行袭击，天亮之后，另一股也撤走了，这一仗，四支队缴枪十余支，并夺得一部分物资。

    朱华生团撤后，石门、临澄的团防队几次进攻周寺庵，均被四支队打退。并有数十名团丁被打死，之后，四支队又偷袭了驻夏家巷、望仙树的陈嘉佑部，将大恶霸陈益堂打死。

    四支队虽然在反“围剿”战斗中取得了不少的胜利，但是，敌强我弱。在朱、陈两部遭到四支队偷袭后，敌人又派了正规部队，进驻石门南乡，整连整营地驻扎在南乡各村镇，使四支队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四支队指战员只能利用夜间和熟悉的地形及群众掩护，进行活动，就在这时，侯宗汉突然反水，并打死了党代表冯飞，如此，四支队处境更加艰难了。

    8月，贺龙率红四军进驻石门北乡利津市澧州一带时，四支队本想向红四军靠拢，贺龙也派人寻找四支队，但四支队仅有数十人了，且昼伏夜行，贺龙派的联络员没有找到。

    当贺龙率人马大战葫芦壳时，四支队正被敌人围困在陈家桥，被围的还有革命群众三百余人，分守在山头上，与敌人对抗。中共石门临时县委非常焦急，得知贺龙率红四军在葫芦壳打了胜仗，便急急派人前往红四军报告，求贺龙率兵相救。

    贺龙接到石门临时县委的告急书后，大家商量了一下，这葫芦壳距陈家桥八十多里，急行军要5个多时辰，贺龙说：“救兵如救火，我们当以突然动作，与敌来个出其不意，救出四支队，然后立即撤走。”

    贺龙意见大家同意，当下，贺龙带领队伍，直奔石门陈家桥，时阴雨绵绵，部队走在路上，一步三滑，十分艰难，到了石门谍阳一带，天就黑了，加上蒙蒙雾雨，几十米外的东西都看不清，这地方，距陈家桥尚有二十多里路程，红四军正行之际，突然前面枪声大作，子弹乱飞，有十几名战士当时便中弹牺牲，贺龙一听枪声，就知不同一般，知道开枪的部队不是一般的民团，也不是土著军阀，而是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只有这种队伍才装备这样的枪械，看这情形不是偶然的遭遇，而是有准备的打援，于是，他立即下了撤退的命令，贺龙的命令刚刚下过，后卫的一支部队竟开了枪，原来是贺龙新近收编的大庸土匪李大光的队伍。

    李大光也是贺龙的旧部，他领着几十个土匪，占山为王。贺龙拖队伍的消息传出后，李大光便带着这几十人来到贺龙军中，要改邪从善，李大光此举并非真心，他是想以做贺龙部队为名，暗中寻机杀害贺龙，取贺龙之首得赏，发个横财。李大光投贺龙处之后，贺龙便委他一个连长的职务，罗峪整编之时，贺龙想把李大光的人拆开，但由于各归顺的头头都不愿把自己人马拆散，加之整编时间短促，李大光这个连也就保存下来。有几次，李大光都想对贺龙下毒手，终没能得便。这一次，李大光见红四军要去石门陈家桥救援，便暗中派了一名心腹，急急地到了陈家桥，向国民党军报了信儿，拦截伏击贺龙队伍，他又串通十多名心腹，说只要听到前边枪响，就在后边放枪。行军之时，这些人故意落在了后边。

    当国民党军得到了贺龙率部解围情报之后，立即于沿途埋伏了人马，准备将贺龙部队一举全歼，也是老天有眼，恰逢雨雾，遮拦了敌人的视线，贺龙部队还没进入敌人伏击地，敌伏军就开了枪，因为距离远，红军损失不大，可李大光的反水队伍在后边开了枪，后边这枪一响，前后一夹攻，红四军的队伍就乱了，许多人都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加之天黑路滑，贺龙的指挥也不灵了，敌军一边冲锋一边喊着：“抓贺龙啊！抓着贺龙发大财啊！”敌军这么一嚷，满山遍野都是“抓贺龙”的声音。

    这时候，贺龙知道部队陷入敌人的包围，遂下令突围，突围之中，部队被打散了，贺龙身边仅剩下了一个手枪班，贺龙就带着这个班向西北方向冲去，这时候，满山遍野都是敌人，贺龙同手枪班七转八转到了一片树林之内，一看身边，只剩十来个人，他领着这十来个人，继续往外冲。

    贺龙等突围之后，天已大亮，收拾部队，人马损失大半，参谋长黄鳌牺牲。贺龙带着队伍退到泥沙镇。在这里，贺龙一面收拾失散人马，一面为牺牲了的官兵开了追悼会。

    红四军救围不成，四支队余汉初与袁任远商议了一下，决定化整为零，分成几组隐蔽于山中。然大多战士为搜山之敌所俘，余汉初、袁任远、文书余修文三人，在群众掩护下，得以幸免。之后，敌人到处杀人放火，许多村庄被烧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有七百余人。石门各区的主要干部陈况昭、傅砥如、易恒新、张洁斋、杨实吾、梅在庵、袁尔玉（女）、谢一清（女）等，均英勇牺牲，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石门南乡大地。

    袁任远、余汉初、余修文三人见石门站不住脚，便决定离开石门，去寻找党组织，汇报工作及请示今后工作如何开展。时袁身上带了些银元，为了安全，在离开南乡之前，他们托人买了几匹布，装成了布贩子。天黑之后，从热水坑和羊毛滩之间，通过慈利到常德的大道，秘密进入慈利县境。由于走得累了，三人在树林中休息了一下，商量天黑之后到离县城15里的南岳寺附近的一个姓褚的熟人家里去暂时落脚。这褚姓人与袁任远关系不错，她的妻子同袁任远也认识。孰料当三人到了诸家时，褚的妻子见了三人后，很是紧张，一面谎说褚不在家，一面说南岳寺距县城太近，住在这里太危险。袁任远等也很理解这女人的担忧，忙安慰说：“你不要怕，我们进来时没人看见，只在你这里住一晚，明晨就走，如果发生事情，我们自己承担，决不连累你。”又说，“我们一天没吃饭了，请做点饭给我们吃。”

    三人吃过饭后，实在太疲劳了，倒头便睡。第二天天刚亮，便装做贩布的又上了路，天黑时，到了一个叫二坊坪的地方，这里有袁任远在慈利中学时的一个同学，叫聂光国。聂家是个小地主，聂光国当时在武昌高等商业专门学校读书，正值暑假在家，聂的妻子叫刘文珍，亦是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聂家的住处是个丘陵地带，三面环山，山上长满了油茶和稀疏的松树，是一处好的偏僻所在。袁任远同聂光国关系甚好，也了解聂为人正直，就投奔了他。

    聂国光见到袁任远，仍很热情，虽然知道袁等是红脑壳，仍将自己住房让给袁任远等住。袁任远审视了一下住房周围的环境，感到这环境很好，住房角有个后门，一旦有情况，立时即可从这后门上山。当下，就住在聂家。虽然聂国光家比较安全，主人也盛情待客，但袁任远三人急于去找党组织，便决定离开这里。经商量后，要聂国光与龙潭河的叶际熙取得联系。叶是共产党员，亦为慈利党组织负责人之一。聂见到叶，说明情况后，叶说他现在闹得较“红”，最好是不见为好，免得惹麻烦，叶拿出10块钱，要聂给袁等。

    袁任远想通过叶际熙找党的希望落空后，又向聂国光打听慈利另一名共产党的负责人姜组武的消息。聂打听了一番后，告诉袁等，说姜去了武汉，现在武汉工作，具体地址不清楚。袁任远等又商量了一番，决定去常德找姜组武的父亲，向姜父问清地址，再去武汉。但三人手中仅有20块钱，只够两人到武汉的路费，于是余修文愿意留下，但是，一个外乡人在这里打工也成问题，且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袁任远与聂国光商议了一下，感到余修文只有去当和尚才安全，待形势好时再下山寻党。这样，经聂国光相托，余修文到了一个庙里当了和尚。

    这时候，聂国光夫妇因学校开学到长沙、武汉去了，袁任远与余汉初决定去常德。为了化装得不露马脚，二人决定把土布换成五倍子，装扮成挑夫。因为五倍子体积大而重量轻，袁、余这没挑过东西的人，挑起来能胜任。于是，由聂国光的哥哥出面，将土布卖了，换回了五倍子。

    次日，袁、余二人挑着五倍子到了常德。

    在常德，找到了姜组武的父亲，问清了姜组武的地址，二人又卖了五倍子，买了两件长衫，扮成了学生模样，直奔武汉找党。

    在袁任远、余汉初去武汉找党之际，伍伯显、陈昌厚、郭天民、盛联熊、陈奇谟、曾庆轩等都到了桑植，投到了贺龙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