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城北的一条大街上，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人流中几个国民党青年军官大摇大摆的进了一家小酒馆，走在最后的一位将手中拎着的鸡递给上前招呼的老板。因系熟客，老板热情地领他们上到二楼，待客人们坐定、茶沏好之后，老板轻轻关上门，下楼杀鸡去了。
这几个国民党军官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二十六路军中共特别支部的成员。他们分别是七十三旅旅部参谋刘振亚（中共特支书纪），总指挥部的王超（党中央特派员），七十四旅的李肃（特支组织委员）、七十九旅的袁血卒（特支宣传委员）和刚入党不久的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后来失掉了关系，由王超介绍，重新加入党组织）。其中的王、袁、李三人是受中革军委的密派，于五月下旬在宜黄打入该军，开展旨在争取该军起义的兵运工作小组。
今天秘会的议题是研究如何争取参谋长赵博生的问题。王超首先对赵博生的情况作了分析：“据我了解，赵博生是西北军中少有的倾向左派的将领，他非常信仰刘伯坚同志，并对从苏联翻译过来的革命歌曲《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很欣赏。当初，国、共分家他是不满意的，此后，因与西北军中的顽固派政见不合，曾想弃官务农。在军中他不谄、不娇、清廉自守、爱兵如子。‘九一八’事变后，强烈要求抗日，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罗亚平紧接着做了补充：“来宁都后，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他都叫放了。他还经常找卫兵谈话说，你为什么打红军？红军分田地你不赞成？给你三亩地你要不要？有一次他还问我说：‘湖北是出共产党的地方，你是湖北人，见过没有？嘴巴是不是象报纸上画的，有血盆那么大？’总之，他是同情革命的，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靠窗坐着的刘振亚作了总结：“孙连仲今早走了，赵参谋长现在总领军务，他活动能力强，在官兵中威信高。目前，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被红军打掉了一个旅，也称身体不适，离开部队到南昌鬼混去了。七十九旅旅长池峰成，八十旅旅长王恩布借故招兵，也都先后离开了宁都。若能在这个时候争取到赵博生，将给党组织的活动带来很多便利，对整个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还有七十三旅的旅长董振堂，也是同情革命的人，他为人正直，爱国心强，在士兵之中威望很高，且与赵博生的私交很好。我看这两个人可否一同考虑。当然，他们毕竟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万一出了纰漏，其破坏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慎之又慎。”
王超在一旁点了点头，说：“赵博生现在内心活动的主要方向，应该是积极地寻找新的出路，我们党此时不采取主动的办法是会失去机会的！至于董振堂，我想暂时先放一放。中央已经批评过我们，说我们在工作中过于倾向于官长，要求将工作重点转到士兵方面来……”
特别支部经反复研究，决定先向赵博生发出一封信。
这封信中，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局势，接着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二十六路军目前进退维谷的处境。其中特别揭露了蒋介石派二十六路军来江西名为“剿共”，实际上是排除异己，借刀杀人的阴险诡计。以及在目前的处境下，二十六路军唯一的出路就是联合红军，一致抗日。希望赵博生能认清形势，并对此作出贡献。
此次会议决定：信由罗亚平同志负责转交。因为罗亚平的公开身份是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他进出赵博生的办公室比较方便，不会引起怀疑。如果赵能接受信中的主张，罗就公开党的观点，并出面给找党的关系；如果赵迟疑不决，便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万一出了岔，罗就直接逃往苏区，或者准备牺牲，不暴露其它人；如果遇到一般的追查，应付一下，就说是捡到的，放在这里而已，以后不会这么干了。
会开完了，桌上的鸡也吃的只剩下骨架了，罗亚平将信揣入怀中，几个人像往常一样哼着小曲儿下了楼，装着几分醉意各自归队。
第二天上午，趁赵博生不在的时候，罗亚平拿着电报夹进了他的房间。在把几份电文放在桌上的同时，也把那封信悄悄塞入了抽屉。
接下来便是不安中的等待，此时罗亚平内心是焦急的，主要还是担心出事。因为到那时自己牺牲或逃走事小，要影响到特别支部就麻烦了，那样，党在二十六路军中所有的努力和工作就都白费了。罗亚平不敢再想下去，静下心来平静的度过每一个难熬的夜晚。几天后，他象往常一样准备去出早操，赵博生站在门口叫住了他：“罗主任，到我寝室来一下。”
罗亚平跟在参谋长的后面进了房间，见分晓的时候到了，此刻的他反倒镇定许多。赵博生待罗亚平坐下后，缓缓地从桌上的书中抽出那封信放在罗亚平的面前，罗亚平不动声色。其实，赵博生对部队里共产党的活动，已隐隐约约有所察觉，再根据罗亚平平时的言谈表现，对罗的身份也猜出了几分。对于桌上的那封信，似乎也猜出了来历。赵博生一贯和蔼诚恳的态度，在此时显得更加亲切，他手指着那封信说：“这封信我猜不是你写的，但与你有关！？要是吃官司判罪的话，你是第一个嫌疑犯，你说对吗？”
罗亚平仍是选择沉默，并不急于表态。为打消罗的顾虑，赵博生笑了笑，继续说道：“信的内容我都看过了，说得对，说得完全对！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不抗日，中国一定亡。三民主义我看过很多遍，说了好多为人民谋福利的话，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还有许多建国的大计划。但是谁来办？怎么办？现在军阀、官僚横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弄得人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到处找不着生路，真是民不聊生啊！”接着赵博生又说：“我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自从在西北军里接触了刘伯坚主任，我就感到共产党不平常，是真革命的。西北军失败以后，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我曾经几次派人去找过刘主任，我自己也亲自去了一趟上海，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封信我猜想是以共产党组织的名义写给我的，信上说的意见我都同意！”说完，赵博生又和蔼地看着罗亚平。
望着眼前如此亲切、真诚的参谋长，罗亚平眼眶一热，再也抑制不住，轻轻地点了点头。赵博生兴奋地站了起来，拍着罗亚平的肩头说：“好！今天叫你来，没有别的话说，我要求加入共产党。不要看我是参谋长，党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只要我赵博生做得到，既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你就做我的引路人吧！”
当天，罗亚平迅速将这一结果向特别支部作了汇报。若能争取到赵博生入党，那么党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兵运工作等于是往前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更有利今后工作的广泛开展。党组织及时把赵博生的情况和入党要求上报给上海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在审查了他的全部历史和政治表现后，于1931年10月，正式批准赵博生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以后，在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如雨后春笋般迅猛的开展起来。他们在军中以朋友关系、同学关系、部属关系、同乡关系等，广泛结交，从中物色中坚分子，再通过宣传，组织学习等，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然后发展入党。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发展了李青云（七十三旅上尉连长），总指挥部中校参谋杨金堂，上尉执法官王宏文，七十四旅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总指挥部执法队队员王振铎、王际坦、赵鸿志、杨艺林、谭时济、刘静生、霍万钟、田玉珊、李春华、卢子美、董俊彦等人入了党。此外，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二十七师七十九旅的上尉副连长熊伯涛也重新接上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