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力红军在北线连连受挫，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便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的防御作战。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与敌人进行正规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此来制止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样又打了一段时间，毫无疑问仍是被动。恰在此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通电反蒋并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

    蒋介石在抚州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沮丧。因为十九路军是这次围剿的东路力量，承担扼守闽西及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的任务。如果东部防线崩溃，如果这五万“叛军”与江西十万红军和在了一起，精心策划的第五次“围剿”将破产不说，闽、赣结为一体后凭借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再加上十九路军掌握的福建出海口，外来援助将源源不断进入，后果不堪设想。蒋介石立即改变军事布署，暂时中断对苏区的围剿，从进攻苏区的部队中抽调了11个整师，用于应对福建的十九路军。

    对此大好时机，毛泽东及时提出建议：主力红军应在此时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等地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迫使敌人回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从而粉碎敌人向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彭德怀也致电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转中央领导人博古：“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左倾领导者实行关门主义，拒不采纳毛、彭的正确建议，仍把主力红军从东线调到西线的永丰地区，去进攻蒋军的堡垒，让十九路军单独同蒋军作战，使红军丧失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时机。

    蒋介石开始以重兵围剿十九路军，面临危境的福建人民政府曾多次要求红军给予军事上的支持，但左倾中央就是无动于衷。1934年1月，蒋介石在镇压了十九路军后，腾出手来开始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敌集中20多个师分三路向苏区扑来，强敌面前，博古、李德等人错上加错，仍命令红一方面军在各城、镇、村及交通要道构筑碉堡，处处设防，并主动攻击敌人。团村一役，仅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就减员过半，十五师师长吴高群牺牲。接下来，红五军团又被调到南樟、横村一带进行防御战。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五军团遭受了巨大损失，一些以连、排为单位固守的支撑点，在敌人的进攻中没有及时撤出，半数与支撑点共存亡了。

    这种与敌人硬碰硬的打法，使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和指挥员大量减员，虽由地方补充进来不少新战士，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就不得不投入前线。这样一来，部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五军团第十三师是宁都起义的老底子，一支很能打硬仗的队伍，师长陈伯钧在视察一次新兵训练时，发现实弹射击十人竟然有九人脱靶，这样的成绩令他感到极度担忧。

    五军团如此，其它主力军团在各地的作战也都没打好。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给军委写了一封信，大胆直言军委在指挥上存在的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损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大最严重的缺点。

    （二）决心下过之后，对时间的计算及不精确，致各部队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三）对个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细琐，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

    （四）对战术原则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分析当地情况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照搬。

    时任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对此也十分焦急，他找到李德，提出必须终止这种不切实际的军事指导方针，否则红一方面军将有被葬送的危险。李德听后勃然大怒，训斥刘伯承道：“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刘伯承早在20年代就是川军中的名将，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1928年到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李德的同学。回国后，刘伯承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到中央苏区后历任红军学校校长、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他具有长期的带兵实践，又有丰富的司令部工作经验和扎实的军事理论水平。对于李徳的讥讽，刘伯承以大局为重，沉住气没与他理论。几天后，刘伯承随同李德到总参谋部去，李德嫌机要员在路边做饭挡了道，竟一脚将饭锅踢翻。刘伯承忍无可忍，愤怒地用俄语向李德质问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

    李徳恼羞成怒，告到博古那里，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要求撤掉刘伯承的职务。

    不久，刘伯承便被贬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

    三月二十五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配合红一、三军团，发起泰宁战役，与国民党军第十纵队汤恩伯部第四师、第八十九师激战于新桥、太阳障一线。此役虽击溃敌人七个团，毙伤一千四百余人，俘虏三百七十余人，子弹九十万发，但红军自身也伤亡七百余人。

    四月上旬，敌人集中十一个整师，沿抚河东、西两岸向广昌发起进攻，拉开了广昌保卫战的序幕。李德在这里摆出了当时红军的最强阵容，红五军团和一、三、九军团一字排开，与近十万敌军抗衡，死守广昌。博古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和“决不放弃苏区寸土！”等战斗口号。广大红军指战员凭着顽强的革命精神和血肉之躯，硬是与敌七个精锐师加一个炮兵旅血战十八天。十八天后，广昌失守，英勇的红军将士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近6000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广昌失守，严酷的现实令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对这种不切实际的战术感到强烈不满。野战司令部遂与29日晚在头坡召开会议，旨在总结广昌战役和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

    到会的有：朱德、博古、李德、周恩来、顾作霖等，各部队首长有：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朱瑞。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等。

    博古在台上闷闷不乐地坐着，目前苏区的北大门被敌人撞开了，今后怎么办？仗该怎么打？保卫黎川，保卫广昌，结果一个也没保住，“御敌于国门之外”几乎成为泡影，怎不令博古焦急，被他所寄予重托的李德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提出的“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短促突击”一个也不管用。尽管如此，他们都不肯承认自己制定的军事方针、战略战术是错误的。

    博古环顾一下四周，见人都到齐了，便宣布开会。他首先发言：“广昌一战，我们虽然最终放弃了，但连日来，我一、三、五、九军团各部给敌以沉重打击，消灭了很多敌人。敌人在这次战役中也暴露出不少弱点，敌人目前越疯狂，就说明他们越没有出路，黔驴技穷嘛。”接着，博古又继续讲道：“眼下我们虽暂时退却，但敌人得到的是一座空城。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苏区的前途是光明的！各部要很好的总结一下，休整一下，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博古讲这番话无非是想宽慰一下众位将领，可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便“轰”的一声，大家纷纷开始议论开来。

    “广昌战役，我军伤亡近六千，敌人伤亡不到三千，怎么能说是给敌以沉重打击呢？”

    “广昌战役赔了老本，像这样打下去，老本会赔光的！”

    “今天叫在这突（短促突击）一下，明天叫在那儿突一下，我们军团给突突得差不多了！”

    ……

    议论声越来越高，言辞也愈发尖锐、犀利，朱德作为野战军司令员，坐不住了，他也很反感李德那一套，他曾多次找到李德，谈过去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想从侧面提醒李德，不该照搬正规战、阵地战的原则。可李德根本听不进去，现在仗打成这样，朱德心里也很恼火。他严肃而沉重地讲道：“黎川决战，我们打输了，广昌决战，我们还是输了。”

    朱德一番实事求是的发言，令全场顿时静下来，博古像挨了重重的一击，脸立时就阴沉下来。朱德瞥了博古一眼，没有理会他，又继续讲到：“野战司令部宣布撤出广昌是明智的，可惜太晚了，如果早撤出来，损失就会小一些。彭德怀同志曾建议过，但司令部没有及时采纳，我也有责任。”

    朱德一表态，下面的各军团指挥员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李德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再推诿下去，难以平复会场激愤的情绪，于是站起来说：“这次广昌战役没有打好，我也有责任。”说完话锋一转：“为什么没打好呢？主要是我们的工事没做好，我们的堡垒不够结实。敌人进攻时，我们的火力又没有组织好，再加上实施短促突击的时候不够坚决……”

    彭德怀一听就火了，站起来气愤地说道：“怎么组织更强的火力？根本没有子弹，没有子弹！懂吗？在敌人碉堡密布的情况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有十次要失败！”

    李德一听，是彭德怀对自己提出的“短促突击”有意见，大为不悦，于是傲慢地说道：“这么说你在指挥上就没有一点缺点？”

    彭德怀一听更火了，气愤地说到：“指挥上的问题？你们的作战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就是主力不集中，团村一战，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集中使用，就能歼灭敌人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现在呢，每战都在同敌人拼消耗，敌军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们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个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本想停留半天消灭被围的最后一个营都不准……，第二次打南丰，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如果不是红军将士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垮了……。这次广昌保卫战，结局你们看到了，完全是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开创至今已有8年了，创立这块根据地不容易，崽卖爷田心不痛，就这样被你们送掉了！”

    一番电闪雷鸣般的怒火喧泻，彭德怀早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过后，他觉得翻译没有把他的话完全讲给李德听，便扭头对身后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说道：“尚昆同志，你把我后面讲的话告诉他（李德）！”

    杨尚昆和其它在座的高级指挥员们，无不为这番话在内心拍手称快，他曾留学苏联，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听彭德怀这么一讲，便毫不犹豫的站起来用俄语对李德说：“彭德怀同志说，如果把中央苏区丢掉，我们是非常痛心的，你，就像一个不孝的儿子卖掉父亲的田产一样，不知道难过！”

    此话一讲，李德顿时暴跳如雷：“封建！封建！你不满意，就是因为撤了你的军委副主席！”

    彭德怀是个宁折不屈的真汉子，针锋相对地冲李德说：“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怎样去战胜敌人的问题，你硬要往其它事情上扯，简直是下流无耻！随你怎么说好啦，开除党籍、公审、杀头，我都准备好了！”

    博古站起来，向杨尚昆一挥手，似乎怪他多事，不该翻译后面那几句话，接着严厉的对彭徳怀说道：“老彭！太过分了，就凭你对顾问这种态度，就得给你处分，你们先回去吧，以后再谈。”

    会议不欢而散。彭德怀毫不留情地在会上对李德、博古等人开了一炮，所幸他们慑于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不敢对他有所动作。只可惜，他们仍没有吸取教训。广昌战役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很快又攻占了永丰、龙岗、建宁、永安、连城等地，并集中三十几个师的兵力，分六路向苏区中心区域全面推进。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也把主力红军分成六路，实行所谓“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想处处设防，却防不设防。

    5月12日，由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红七军团、红九军团组成的东方集团又进行了建宁保卫战，在建宁及其附近的洛阳堡、都书坳下、雪山嵊、安仁、武镇岭、马元桥、同元桥等地抗击国民党军第八纵队（指挥官周浑元）、第十纵队（指挥官汤恩伯）的进攻。

    5月15日，敌人集中第八纵队、第十纵队攻击我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守卫的马元桥、同元桥阵地。我守备部队力战不支，阵地被敌人突破。

    5月16日，国民党军集中八个师的兵力开始会攻福建建宁县城。是日晚，红军主动放弃建宁县城，向宁化地区转移。

    7月16日，董振堂率红五军团主力于桂风台、大寨脑阵地抗击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四个师的进攻，战斗进行了四天，部队伤亡巨大，被迫后撤。

    8月5日，敌又以九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强大火力支持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五军团与三军团并肩作战，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十五公里纵深内，构筑了五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体系，进行固守。敌精锐第八十九师一上来便发起数次强攻，均被我军击退。由于这一带全是小丘陵，期间遍布着水田耕地，没有突出的高地可供双方利用。敌人攻的猛烈，红军将士守的顽强，胜败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火力的强弱。

    此后的几天时间，英勇的五军团全体指战员硬是凭借步、机枪、手榴弹、大刀，将敌八十九师打得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了战斗。第三天，敌人又换上新的部队重新组织进攻。担负正面防御的三、五军团相互协同，一直坚持到8月28日，因伤亡严重（共伤亡2300余人），不得不放弃了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败仗一个接一个，形势越来越糟，博古不得不决定再次召开军政联席会议，检讨战争形势，制定新的作战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等苏区的政治局委员，还有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各军团军团长、军区司令员。毛泽东也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是他自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发言权，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后，首次参加的军委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首先发言。他认为几个月以来，阵地战束缚了自己的行动，失去了不少运动战的机会，并希望在以后的作战中能给改变过来。林彪讲完后，彭德怀发言，他的讲话带有浓厚的火药味：“我们的战争指导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以来（意指在李德的指挥期间），红军便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如果不是指挥错误，这次‘围剿’早就被粉碎了……”

    轮到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发言，他婉转的讲到：“我们五军团对阵地战、堡垒战是熟悉的，我们的战士也是英勇顽强的。但是，我们的装备远不及敌人，没有强有力的火力支持，单靠血肉之躯去硬碰敌人的工事和碉堡，牺牲实在太大。希望今后能够改变战略方针，避免阵地战，争取运动战。”

    军团长们的发言，几乎都是在批评李德、博古的战略决策。李德听后大为不悦，他讲到：“各位都觉得过去的战略方针错了，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是各位不善于将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相结合所致………”

    李德不仅不认错，反而倒打一耙，弄得下午的会议不欢而散。晚上，会议继续进行，博古提出讨论两个议题：一是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二是扩大红军的问题。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毛泽东作了热烈的发言，他提出苏区可以不设防，要设防亦只使用地方部队担任守备，主力红军全部跳到外线作战，跳出敌人的封锁线，到苏、浙、皖、赣等省转移作战。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就遭到博古、李德的反对。这时，毛泽东激动了，虽然一年多来被剥夺了发言权，但只要让他参加会议，他就要发言，不管左倾领导者爱不爱听，他都要讲。此刻，他沉重的讲到：“去年的‘福建事变’后，我就曾建议过你们，我们必须要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在蒋介石调兵围剿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同时，我们应该及时伸出援手。结果，你们不听，现在福建人民政府倒台了，我们也陷入了极端的困境。我们失去了一次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时机……”

    毛泽东不顾自己“靠边站”的身份，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他当时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也想以此敲醒博古、李德等人，要听得进别人的建议，而不要错误的一意孤行。

    甚为可惜的是，左倾领导者们固执己见，已听不进任何建议了。

    这次会议后，红五军团奉命在兴国高兴圩一带布防，苦苦抵抗着国民党军六个师的轮番攻击。此时，恰被贬的原总参谋长刘伯承赴军团部到任，受到军团长董振堂与政委李卓然（不久前任命）的热情欢迎。

    当日下午，在军团部——兴国城外五里亭的一座山庙里，召开了全军团营以上干部会议。主持会议的董振堂对台下干部们讲道：“现在请刘总参谋长给我们作军事报告。”

    刘伯承站了起来，台下立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好！我受中革军委指派，来担任红五军团的参谋长，我很荣幸能加入你们这支英雄的部队！”

    台下又响起了浪潮般的掌声，刘伯承扶了扶眼镜，朗声说道：“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和现代化装备，像个大石磙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喽！这样一来，我们就把主动权送给了敌人，使自己置于被挨打的被动境地。一年来的战争证明，我们红军广大的干部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有问题，需要改变。现在，我们将要跳到外线去作战。部队打了这么久，本来应该好好休整，但现在没有时间了，同志们回去后要抓紧动员一下，准备很快出发。”

    热烈的掌声再次响起，这不仅仅是对这位原红军总参谋长的尊敬，更是因为他的一番讲话，生动而形象的比喻，说到广大干部的心里去了。但同时，刘伯承的一句“很快出发到外线作战”，也道出了红一方面军当时的极端困境，当时的几个主力军团均从阵地上撤了下来休整补充，准备进行长征，红五军团虽是长征的主力，却是唯一仍在战斗中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