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毛儿盖，秋风送凉。

    送走张国焘，毛泽东心事重重。沙窝会议上张国焘虽然再次表态同意了中央北上的方针，但毛泽东十分担心在行动上他会不会还像以前一样，不与中央积极配合。事实上，执行“松潘战役”时，红军就是因为吃了张国焘不积极配合的亏，才贻误战机，不得已放弃“松潘战役”，改为“夏洮战役计划”的。如果下一步张国焘继续我行我素的话，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毛泽东的忧虑，我们可以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找到文字的证明：

    “党内歧见迅即发展为全面性，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指责中央的领导不正确，中央的多数人则坚持中央的政策完全正确，不稍让步。毛儿盖会议（注：指沙窝会议）原是企图弥逢歧见，但又因中央多数过分坚持己见而宣告失败。这就使党的处境更加恶化。”

    由此可见，沙窝会议上，张国焘的举手仅仅只是举手而已。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中央其他领导人政见和感情的裂痕并没有因为举手而弥合，相反，它在进一步加深。

    “夏洮战役计划”是两军会师后第一次改变战役方针的战略计划，它的成败关系着北上红军能否找到立足点。毛泽东对此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新战役计划的要旨是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以创造甘南根据地。

    对于这一计划，张国焘也是赞同的，并且为实施战役目标提出了行动方案：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

    以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由朱德、张国焘负责，经查理向阿坝开进，然后北去。

    以毛儿盖地区的一（中央红军的一军团）、三（中央红军的三军团）、四、三十军为右路，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一切都商量好了。毛泽东等人也很高兴，大家都觉得北进的军事行动，并未因党内歧见而停滞下来。于是，右路军的先头部队出发了……然而，中共中央万万没有想到，张国焘回到卓克基之后不久，又横生枝节。

    他给中央发来电报，提出西出阿坝，北进夏河之后，变原战役计划中向东（陕西）发展为向西（青海）发展的主张。理由有二：一是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主力，二是可以打通国际路线。“北上”、“南下”之争，又演进成了“东进”、“西进”之争。

    拿着电报，毛泽东的手有些微微发抖。

    才华横溢的张闻天很快用“节外生枝”这个再贴切不过的词语形容了张国焘的此时此举。

    博古改不了他那年轻气盛，习惯了上纲上线的莫斯科毛病，气愤地将电报往桌上一甩，“这是机会主义、逃跑主义”。

    毛泽东在房间里踱了几步，提议三人一起去听听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此时正患肝炎，且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生病住在一座大喇嘛寺内，王斌、李治两位医生终日为他诊治。

    听了博古的情况介绍，周恩来对张国焘的反复无常也有些迷惑不解：“北上的事，不是沙窝会议上中央政治局作过决议的嘛？才几天，他怎么又变卦了。”

    张闻天插话道：“国焘这个人啦，刚解决了‘北上’和‘南下’的分歧，他又挑起个‘西进’与‘东进’的争论，你不知道他到底想的啥！”

    毛泽东说：“国焘的根子是不愿北上陕甘，不管南下也好，西进也好，都是这个出发点。可是我们的红军不仅要活命，更重要的是要发展。”

    对于张国焘的出尔反尔，朱德也有一个说法：“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坐……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地去躲避战争。”

    毛泽东和朱德的分析可谓知彼知己。

    正因为这样，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就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除非张国焘放弃自己的观点，服从中央。否则，毛泽东决不会看着中国革命被张国焘带上绝路而不想办法，不用计谋。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四人紧急磋商的决定是：先以中央的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坚决制止他西出青海、新疆，如果不行，再由政治局正式会议讨论。

    分歧又公开化了。

    8月14，徐向前、陈昌浩收到了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部朱德名义发来的指示电报：左路军“一纵队现在陆续北进，19号可进攻阿坝”。右路军应速“经班佑向洮河左岸出动”。

    8月15日，张国焘、朱德也收到了毛泽东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来的指示电报：“无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

    两个电报针锋相对，张国焘要右路军出洮河左岸，向左路军靠拢，然后西向去青、疆。毛泽东要左路军出夏河，沿右路军北进路线追踪而上，然后东向去陕甘。

    迷途难返，张国焘执意要去阿坝。

    于是，中央机关又不得不停了下来，8月20日举行政治局会议。这就是历史上的“毛儿盖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周恩来生病，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在左路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彭德怀率三军团在殿后，均未参加会议。

    毛泽东将“西进”和“东进”的分歧摆到桌面上，并说出了自己的东进主张。

    出乎意料，大家的意见空前的一致，连陈昌浩也态度十分肯定。

    毛泽东见大家的思想统一，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他说：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

    毛儿盖会议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础，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在对东进方针进行肯定的同时，指出西进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由于形势的变化，毛儿盖会议在坚持北上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对先期制定的夏洮战役的具体部署进行了三个调整：一是兵力部署由分（两路）调整为合；二是行军路线由左右两路齐头北进调整为以一路纵队沿同一路线先后北进；三是红军北进主力，由主要依靠左路军调整为主要依靠右路军。

    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七八月份，中央将主要的精力用在解决分歧、统一认识上，因而军事行动没有做到不失时机。与此相反，蒋介石则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完完全全摸清了红军北上的意图。他调动万大军，布置三道封锁线，堵截了毛儿盖西北方向几乎所有的要道。

    蒋介石自以为他的这次计划天衣无缝，红军插翅难飞了。没想到茫茫草地帮了红军的大忙。

    川西北草原又称松潘草地，纵横600里，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实际上是一片大沼泽。草地气候极为恶劣，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一天之内，风雹雨雪变幻无常。红军过草地时已是8月。8月的草地鲜花盛开，但鲜花下面的水草地却处处危险，像女妖一样令人恐怖，稍不留神陷入沼泽，只需几分钟就能把人吞噬。古往今来，不但人迹罕至，连鸟都少出没。

    薛岳在《剿“匪”纪实》中说，红军若想走此路，“势有不能”。因而敌人在预测红军的行动路线时，把草地排除在外。

    于是，毛泽东有机可乘了。

    从小就喜爱跋山涉水，与自然搏击的毛泽东不相信自己的部队征服不了自然。

    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向一军团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布置任务：“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从毛泽东那里当面接受任务，对杨成武来讲，这是生平第一次。

    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杨成武将毛泽东的话牢牢记在心中。

    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过草地最大的威胁还不是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是饥饿。部队准备过草地时，虽然从藏民的地里收割了一些青稞和萝卜之类的食物，但那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后来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这笔“外债”。延安时，他就曾向斯诺谈过，“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不得不取自他们的给养”。

    当时，红军中吃野菜、树皮、牛皮鞋的故事不胜枚举。红三军政治部作战处处长黄克诚的警卫员睡了一觉起来，竟然发现首长骡子屁股上的肉被人剜走了一大块，急得眼泪都掉出来了，这事倒提醒了黄克诚，下令把骡子杀了，将肉分给战士们。这条经验不胫而走，红三军团走出草地时，一匹牲口也没剩下。

    在处处隐藏着死亡危险的草地，红军战士不仅要向恶劣的自然条件挑战，而且还要向人体生命的极限挑战。这是人类生存史上一幕少有的悲壮之歌。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之下，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南下”、“北上”的争论依然在进行……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不断地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并准备派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帮助他们走过草地。

    然而，一封封电报，如石沉大海。

    9月3日，张国焘终于有了回音。但电报的内容却让毛泽东晴空霹雳。张国焘以葛曲河水上涨为由不但不按中央的“北进”计划指挥部队北进，反而决定左路军回兵阿坝，还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要党中央和右路军也南下。

    接下来的几天，双方电报不断。矛盾发展到了白热化程度。一个以中共中央名义令左路军北上，一个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令右路军南下。

    张国焘见中共中央北上方针不可动摇，就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如果不行就“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这就是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在考证的“99密电”。

    说来也巧，9月9日这个日子，同毛泽东似乎有某种渊源，秋收起义，张国焘分裂（毛称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还有去世，都在这一天。

    “99密电”最先被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获悉，由于他的机警，毛泽东先于陈昌浩知道了电报的内容。

    毛泽东不动声色，曾去做过陈昌浩、徐向前的争取工作，但关键时刻，陈昌浩决定听张国焘的，徐向前则不愿看到红四方面军分裂也决定暂时南下。

    毛泽东知道事情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他既不愿看到红军自相残杀，又不愿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丧失殆尽。惟一的办法就是金蝉脱壳，暂时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至于谁对谁错，以后再说。

    毛泽东火速赶到三军团驻地，和常委们作出紧急决定：第一、三军团凌晨2时出发。至于名义呢，毛泽东派叶剑英去告诉陈昌浩：部队要回头南下，再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所以天一亮部队就会出去“打草”。陈昌浩没有反对。就这样毛泽东趁着夜深人静率领一、三军团出发了。等陈昌浩发觉时，毛的人马已离开了陈的“势力范围”。陈昌浩则执行了张国焘的命令。这样，右路军一分为二，愿意北上的人继续北上，不愿北上的人则南下回班佑去了。

    对于这种暂时“分裂”，毛泽东说得十分潇洒，“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后来的历史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见，不仅陈昌浩回来了，张国焘也回来了。

    “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毛泽东的北上计划有了具体的目的地毛泽东金蝉脱壳之后，张国焘迅速地将“右倾逃跑主义”“机会主义”“分裂红军”的帽子扣到了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一方面军身上。

    接踵而来的是相互批判。为了占据一个“理”字，将分裂的责任推给对方。双方都颇动了一番心思。

    细心的历史学者注意到，9月10日以后，毛泽东等发给张国焘的电报已经在称呼上作了重要更换。

    首先，对张国焘不再称“兄”，而改称“张总政委”。其次，电报署名不再用“恩来、洛甫、博古、泽东、稼祥”等字样，而改为“中央”。再次，电文中的“望”、“盼”等商榷词，改为了“指令”等命令词。

    在当时，毛泽东当然知道，这些文字上的变化是不可能起到什么效果的，但不再称兄道弟，而是以上对下，堂堂正正，立此存照，为的就是占据一个“理”字。

    张国焘为了把这个“分裂”的责任推给毛泽东，也在“理”字上做了文章，但他的文章做得太坏，以致弄巧成拙，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为了占“理”，张国焘除了9月中旬在阿坝召开了以“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为主题的批判大会以外，10月5日竟然在卓木碉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另立“党中央”，自封“书记”，形成决议，发布宣言，认为中央已“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2月5日，张国焘又致电中央，宣称“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张国焘这种毫无斗争策略的鲁莽行动，将事情做到了毫无回旋的余地。

    如果说先期张国焘与中央“北上”“南进”之争还可归结于战略分歧之争、行军路线之争的话，那么，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他与中央分歧的性质就成为了组织问题。这对于一个将组织路线看得高于一切的政党和党员来说，张国焘的行为无疑是自绝于党，自绝于群众了。

    相比之下，毛泽东要聪明得多，俄界会议上，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不但给予了否定，而且做了耐心的解释工作，他说：“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因为毛泽东知道，与张国焘的斗争，直接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

    彭德怀在自述中对毛泽东此举进行了评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一方面向全党公布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张国焘的党籍。既占“理”，又留余地。而张国焘为了占“理”，以一个红军总政委的名义召开军内高级干部会议，然后就作出了改组党中央，开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籍的决定，不仅打击了一大片，而且成了一个典型的“枪指挥党”的活靶子，亏了“理”。

    俄界会议后，在萧瑟秋风中，毛泽东率领部队又挥师北上了。并从宣传的角度考虑，把这支部队称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红军先头部队到达了哈达铺。

    哈达铺就像是他们的家，那里的人长得和他们一样，语言也一样。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穿过陌生的藏族区，终于回到了汉族地区，回到了汉族同胞中间。

    到目前为止，毛泽东已经率领这些战士走过了二万四千里的路程。下一步要去哪？他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他只知道还要北上，去甘肃、去陕西，甚至去宁夏，要去打日本。但这些都只是一个笼统的方向，不是确定的目的地。长征以来，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自己只大略知道他要去的方向，但缺乏具体的目标，此时也是如此。

    毛泽东一生酷爱看书读报，这个好习惯最终帮助他解决了长征的落脚点问题。

    9月19日，毛泽东终于从聂荣臻送来的一张8月份的报纸——《晋阳日报》中读到了下面的信息：

    “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6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员共20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

    当然，陕北红军的实力是被阎锡山故意放大了的。阎锡山放大陕北红军的力量自有他的苦衷。由于汪、蒋不和，8月8日，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去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职务的辞呈。

    蒋介石有意调虎离山，让阎锡山当行政院长，而阎这个土皇帝自然不愿离开山西，于是，在报纸上虚夸陕北红军实力，意在说明他不能离开山西的理由，否则山西便有陷入刘志丹之手的危险。事实上，此时的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正被肃反搞得岌岌可危……但陕北还有红军，陕北还有苏区，陕北还有刘志丹在活动，这可是真的。

    终于，毛泽东的北上计划有了一个具体的目的地。

    9月22日，毛泽东集合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在一座关帝庙里开会。这是长征以来气氛最热烈、最轻松的一次会议。

    毛泽东的讲话热情洋溢：“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战胜了无数艰难困苦，今天终于能够坐到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就是个伟大的胜利，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最后，毛泽东挥舞着拳头，鼓动道：“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700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阵地！”

    台下掌声雷动。

    冒险北上的红军柳暗花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