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对王明的批判升级是在1943年。
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王明自己破罐破摔，两面三刀的做法引起的。
王明于1941年10月13日躺进中央医院后，陆续有中共领导人前去探望。对毛泽东、任弼时等，王明说是表示愿意接受批评，诚心检讨。而对王稼祥、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1942年底刚从外地回来的刘少奇等，王明则总是大吐苦水，或宣传他的两面战争打不得，互相牵制如何集中力量打日本援苏联那一套。对在延安的俄国人，他更是一有机会就挑拨和煽动，同时打探莫斯科有无进一步指示。
比如，他见王稼祥时说：毛泽东这个人太厉害了，睚訾必报，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过他，你也跑不了。
见周恩来则说：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的，一定会整到你头上。
博古来了就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指莫斯科）的方式我知道，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
见张闻天后，挑拨说：这次主要是整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整你的，因为曼努伊斯基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听这话大发脾气，所以就开始反对你，你的教条比我多。我自己不过是因为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犯了毛泽东的忌。
张闻天当时回答说：“我们过去确有许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
3月27日，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中说：
“人患无‘自知之明’，一旦自知了，他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当的地位，尽他的力量，来好好的工作下去吧。”
他这是有感而发的，反映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他虽犯过错误但没有沉溺于过去，而是勇于解剖自己，一心追求真理，终于在革命的烈火中获得再生。
毛泽东开始并不了解王明的两面手法。但随着1943年初王明重新开始在背地里密谋串连的情况为毛泽东所知后，毛泽东渐渐地认识到王明是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罪魁祸首，不彻底批判王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还可能死灰复燃。而此前毛泽东认为王明只在政治上组织上有许多原则性错误，在1931-1935年间的“左”倾错误主要应由博古等人负责。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这年5月，共产国际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并考虑到各国斗争情况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这为延安进一步清算教条主义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943年毛泽东批判“左”倾中央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已把王明视为“左”倾路线的头号罪人，也把王明抗战初期的错误上纲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
笔记写道：对于1931年形成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是创始与支持者，博古、洛甫等人则是发展者与执行者。
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9个月，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可见他反对立三路线是假的，不过借反立三路线之名，行夺取党权之实。
这个笔记“喜、笑、怒、骂跃然纸上，情绪化色彩甚浓”：
2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
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夸自卖，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或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都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已矣！
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1944年2月26日，周恩来找王明谈话，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
第二天，王明便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周解释两点：
“（1）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
“（2）既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总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有错误缺点，他只“应负一个政治局委员应负的责任”。
周恩来感叹：“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
1945年春天到了，延河两岸碧草如茵，延安的山上坡上山花烂漫，延安的人们也喜气洋洋，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在筹备召开中共七大，“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而住在杨家岭的王明，却郁郁寡欢。他作的一首五绝《延安春兴》反映了他此时的心境：
延河岸草绿，嘉岭山花红。
春色空依旧，人心感不同。
为了在召开七大前解决中共的历史问题，3月31日，中共中央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要求“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细致地向代表们和犯错误的干部做思想工作，促进党的团结。
在延安城西北枣园的毛泽东、任弼时等一方面召集座谈会听取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的意见，继续修改决议稿；另一方面和王明谈话，征求他对历史决议稿的意见，希望他能向代表们表明态度。任弼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先后两次去杨家岭王明的住所谈话，王明态度逐步转变。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月20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一天，任弼时收到了王明的一封长信，请他阅转毛泽东并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信中他表示：“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中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底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并承认“在小册子（即《两条路线》）中所提出的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意见”，“是从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最后，他认为鉴于他的错误“中央应立即撤销”他在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自己“应该作最接近广大群众的下层群众工作”，一切从头学起，“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于党有用的党员”。
这是整风以来王明对自己所犯错误作的一次最全面、系统的检查，态度似乎也很诚恳。收信的任弼时非常高兴，在大会上即表示：“我们欢迎他的态度，希望他以后行动中加以实现，不断进步。”
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说：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是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
但事实证明，王明信誓旦旦的表白，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他欺骗了毛泽东、任弼时等。
在30年后王明写作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他称这次检讨是被迫的，是考虑到共产国际已解散，再没有什么组织可以申诉意见，如果他拒绝七中全会决议，就会被开除党籍，“那时要进行斗争就更加困难了”。“从这一情况出发，我向七中全会声明，我服从中央的决议。”闹了半天，他的认错原来只是他等待时机进行翻案和反攻的韬晦之计罢了。
文中他拼命攻击整风运动，说“毛泽东开展整风运动，追求的仅仅是个人自私自利的目的，他是作为一个极端自私的野心家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进行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