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他声色俱厉地说：“现在是紧急的军事动员时期”，“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的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再不要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了！……共产党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为抗日救国的中国人，每一个失足者都变为改过者。
“一小孩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这是不说也懂得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主要是靠外面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
因此，“我们号召来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最后，他说：“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抢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镇压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坚持，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抢救失足者》报告。窗外艳阳高照，听报告的人却意识到这是“新的恐怖信号”，心里涌上阵阵寒意。
康生讲话后，“抢救失足者运动”席卷延安和整个边区。一向生气勃勃、充满着团结互助气氛的延安城，笼罩上了混乱和不安的阴云。所有的机关、学校、团体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坦白大会”、“控诉大会”、“抢救大会”、“规劝会”等各种会议夜以继日，出现了“抢救”高潮，坦白或被揭露出来的“国特”、“日特”、“复兴社”、“汉奸”、“叛徒”、“红旗党”、“坏人”等多如牛毛，各单位各机关都有。一时间，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清出的“特务”等竟达15000余人。有的单位除少数人外，几乎全成了“抢救”对象。中共中央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余人，便抓了170个“特务”。关中师范参加整风的88人中，挖出62个“特务”。绥德师范挖了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延安警卫团竟然有80%以上的“国民党特务”。
特别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特务”所坦白出来的“来历”及“罪恶活动”，离奇古怪，不可思议，有的和小说故事差不多。
绥德师范一个16岁的男孩，名叫马逢臣，在“坦白”大会上，手提一包石头上台，交待他是受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而且是石头队队长，专门用石头杀人。
另一名叫刘锦梅的女孩，年仅14岁，“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受特务指使，用美人计拉拢腐蚀党员干部。
……康生是何许人也？他竟然在延安导演了一幕红色恐怖剧，把一个朝气蓬勃的红都变成人人自危的场所。
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山东胶南人，1925年入党，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1年赴苏参加共产国际工作，1937年11月与王明一道回国。在苏联时康生原本对王明亦步亦趋，而到延安后，他先是耍两面派，后又见风使舵，做出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与王明作斗争的样子。在延安，康生担任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查干部的一部分权力。因此，在整风运动中，他当上了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
担任总学委的负责人后，康一心想做出点成绩，借机捞点政治资本，好向权力上层挤进。而康生惟一拥有的就是在苏联学习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经验。
在他赴苏时期，正是苏联肃反扩大化严重泛滥的年代。在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就愈多”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内的大批干部被扣上“反党分子”、“特务”、“外国间谍”、接受“外国津贴”等罪名，惨遭杀害。最后，连执行肃反任务的许多“契卡”人员也未能幸免。
身在莫斯科的康生，把这些统统作为正面经验接受下来。回延安后，康生如法炮制。1938年1-2月间，他曾发表文章，信口雌黄地说陈独秀等人是“日本奸细”，说陈独秀从日本每月领取300元的津贴。
整风开始后，康生抓住王实味事件作文章。
人们都知道，延安整风的主要目标是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整顿三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历史，学习整风文件，统一全党认识。在1941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整风开始后，党内发扬民主，发动大家提意见，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意见特别多。王实味在写之前，就给毛泽东上书，批评延安“衣分五色，食分三等，贫富不均，贵贱有别”等等。在延安街头出现的名叫《轻骑队》的壁报，贴在大路上，内容也是批评等级制、不民主这些问题。
当时，延安物资匮乏，对领导干部给予适当的物质照顾是合理的，作为知识分子干部应该理解；而个别不合理的地方，广大青年干部提意见也是可以的。但是，延安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当时延安的新老干部之间，根据地党组织与来自敌后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之间、工农干部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一提意见，有些老干部却产生猜疑，认为是冲着共产党来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当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给王实味写信，批评他“文章里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动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提醒他要注意提意见的立场和方法，不要走偏。
再如《解放日报》文艺栏曾登过一篇作家马加写的小说《间隔》。小说写了一个老干部、游击队长喜欢一个从城市来的女学生。但他那种简单、纯朴、粗鲁的爱使这位女学生害怕，他们中间有很大的间隔。这篇小说引起老干部的不满，编辑部作检查，在整风中一再受批评。
诸如此类都产生了矛盾。
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极端民主化和自由主义倾向，引起了中央的极大重视，并对这一倾向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歪风，影响很广，如果不首先加以端正，就不可能把整风运动纳入正路。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整风矛头首先对准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这股歪风”。
王实味写作、《政治、艺术家》等杂文，带头反对院长，主张全院大会民主选举，成为了批判的靶子。
1942年6-7月，中央研究院等单位召开揭发批判王实味大会。会上有人揭发王实味讲过“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以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话。加上过去王实味又曾与托派分子有过交往，在康生的插手下，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王实味被扣上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被开除党籍，被捕入狱。
这是把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典型范例。
最无辜的还是成全、王里夫妇和潘芳、宗铮夫妇。王里、宗铮是复旦大学的校友，在延安有来往，而王里1936年初在南京时认识王实味，王实味与宗铮夫妇是近邻，彼此有些接触而已，他们却因此和王实味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王实味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影响了党中央关于整风指导思想的变化。
1942年4月，康生向毛泽东汇报，情报显示，蒋介石正乘机而动，准备从军事进攻和内部破坏并举，搞垮中共；而且5月以来，国民党赞扬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并利用党内自由主义乘机开展特务活动。
40年代，国民党一再制造反共事件。中共中央主张：“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要反对。”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表示：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和组织观念，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
6月19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他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
的确，在整风前和整风期间，陕甘宁边区发现了坏蛋——边区保卫部门破获了一些特务案件。
当时著名的特务案件有“军统局汉中特务侦察训练班”一案。戴笠于1939年底在陕西汉中县陈家营村开办的一个特务训练班，两年左右训练了几百名特务，其中派往陕甘宁边区的有40多名。其主要任务，是打入我要害部门，刺探情报，进行破坏。不久，绝大多数人被我方查了出来，或秘密做了坦白交待。
与此同时，敌占区的日本特务机关也向边区派遣了特务。
负责肃反和安全工作的康生借此大肆宣传，说边区“特务如麻”。
这个不实的情况，影响了毛泽东的认识和判断。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于是，延安的中央机关和院校在12月开始审查干部的工作和反特务斗争。各单位发动每个干部写自传，反省思想，反省历史，调查社会关系。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有名的《四三决定》）。
在对敌情错误估计的基础上，对整风的目标作了修改。《决定》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是说，整风变为了审干和肃反，从思想洗礼变成组织清洗。
康生既然已抓出了一个王实味，当然想再揪出大批的张实味、李实味。
1942年11月，康生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制造了一个张克勤案件。
2张克勤，1936年10日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往甘肃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林伯渠同意调往延安。张到延安后，国民党特务抓了他的父亲和妻子，这两人都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党。然后是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刊登过一批自首人员的名单，第一个名字便是张克勤。恰恰在整风期间，重庆的一个特务寄给张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康生便据此派人把张克勤抓起来，进行审讯，问他是怎样当特务的？又是怎样被派往边区进行破坏的？
张克勤起初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审讯人员就进行“逼供信”。在经受了几天的肉体折磨和车轮战术后，19岁的张克勤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交代了所谓的特务组织系统及其他特务的名单。
康生如获至宝，得出结论：“甘肃党是红旗党”（即打着红旗反红旗之意）。并说，这个案子“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
由此，不仅甘肃党成了“红旗党”，而且陕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来自这些省的地下党员，都有特务嫌疑，都是审查对象。
在康生的指示下，许多做过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先后被押到延安接受审查。
1942年12月6日，康生在边区高干会上作了反奸细斗争的报告。
接着，他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三者之间是必然联系，铁的规律”。
1943年4月初，胡宗南派他的高级参谋胡公冕为首的代表团到延安和我方谈判，并派特务分子侯声（胡宗南部的副师长）同行。康生以“防止边区内部特务与胡宗南代表团交往”为由，亲自圈点了一个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嫌疑分子的名单，指令边区保安处于4月1日晚抓人。后来，他还得意地说：“4月1日晚来了个突变，一夜鸡犬不闻就捉了200多人。”
事前，保安处的干部提出证据不足，康生则说：“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了弄清问题。”这些说明审干肃反扩大化已在所难免。
《四三决定》发布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
首先，康生又让自己制造的张克勤案件派上用场，让张成为“坦白典型”，骑上高头大马，戴上大红花，先后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单位去作“坦白动员报告”，进行现身说法。
大批“特务”是怎样坦白出来的呢？
据张克勤后来回忆：“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坦白的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
在当时形成了“坦白”光荣的气氛。为了鼓励“坦白”，很多单位决定，凡坦白者给点心、饼干吃，并在大会上戴大红花表彰。
别小看了点心、饼干的作用，在40年代的延安，经济异常困难，有时只能喝稀粥，能吃到饼干是一种奢侈。
在此氛围下出现了许多闹剧：
行政学院九班有一个组的同志，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务”、“反革命”。会后立即举行庆祝会，大家捐钱买花生、红枣，还邀请其他没有“坦白”的人去参加。
边区政府总务处处长是一位老干部，平时勤勤恳恳，与群众打成一片，很受同志们的欢迎，开过“坦白”动员大会后，很苦恼，因为他手下工作人员是出身贫苦、历史清白、文化程度低的勤杂人员，没有问题“坦白”。为此他弄得吃不下，睡不香。总务处的同志们看在眼里，便私下商量：为了解除老处长的苦恼，而且“坦白”了还能吃饼干、戴红花，大家一齐去“坦白”算了。于是，大家一齐“坦白”是“特务”，上上下下皆大欢喜。
这样从保安机关到一般机关，假坦白越来越多，有了7月15日康生报告中450人向党坦白悔过的数字。在这种“坦白”中已埋下冤假错案的种子。
但是，康生仍不满足，他急需扩大战果，显示他的工作成绩和能力。他耸人听闻地说：“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
7月15日，他又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让形势变得咄咄逼人。“坦白”的人数不够多，就逼、供、信，甚至凭主观臆断，任意指鹿为马。
康生说，到延安来的广大青年和干部，有70%～80%政治上靠不住。因而在当时社会部“将一切嫌疑分子，甚至将许多新知识分子干部，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以为既有嫌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域内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必有头子；既有头子，必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中层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而才认为坦白彻底。”
康生常常拍着胸脯说：“看×××那个样子就像特务”。在他的言传身教下，许多离奇案件出现：
有的女同志爱打扮，就被说成：“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一位进步女青年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便怀疑她是“日本特务”。
一位中组部的老同志在北平上学时，跟一个牧师学过外语，被打成“意大利特务”。
更有甚者，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喜欢聊天散步，谈谈云彩，说说月亮。于是被捕风捉影者诬为组织反革命组织“月亮社”、“乌云社”……还有一桩后来成为“笑柄”的事情，反映人们精神紧张的程度：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同志，一天因工作回家迟了，半夜到家，新媳妇仍独守孤灯等待他。他不仅不为之感动，反而认为她有问题，硬揪她到一位负责同志那儿交待问题。
为了得到口供，抢救运动中，对被审讯人员施刑，“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
因此，在抢救运动中，一些人上台“坦白”，下台大哭。也有的今天“坦白”，明天翻供。
还有的因经受不了不白之冤而精神失常，上吊、投井自杀。
整个延安一时陷入了混乱和不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