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解决好张国焘的路线问题，王明又回国了。如前所述，王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最高机构的领导成员之一，有“援助中共中央”的使命，加上“的确想当大王，逻辑上得出的就是必然反毛”。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

    但是此时共产国际对与各国支部的关系的观念有所转变。在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开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其中，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共产国际很难再实行统一领导。

    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指出：“考虑到莫斯科要在一切问题上有效地领导处于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共产国际的65个支部，是不可能的。”在1935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会上，明确提出反对宗派主义、清谈主义、教条主义、书呆子、引证专家等倾向，要求干部做到“在复杂环境中独立把握方向”。这种思想的确定对毛泽东大大有利。

    同时，1935年以后，中共加强了与国际多渠道的联系，关于毛泽东的正面信息源源不断地传递到莫斯科。如1935年5月陈云去苏联汇报红军长征初期情况和遵义会议有关情况；1935年1月回国的林育英（张浩）不断报告解决张国焘分裂主义事件的情况；1936年春共产国际派刘长胜携带电讯密码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可以及时汇报中共的重大问题；1936年底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向斯大林等汇报中共及红军的情况；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汇报抗日方针。

    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根据掌握的情况，在专门讨论中共的方针政策问题时，作出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定。这才有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批评王明错误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对此，毛泽东深有感受，他曾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自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得到全面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声望渐高。

    而此时身为全党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是个从善如流、光明磊落，有着很好的民主作风的领导。

    毛泽东曾诙谐地称赞说：洛甫是“明君”啊，能让大家都充分地发表意见。

    遵义会议后，在常委分工上，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但较长时期内，中共中央文件多是以“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或“洛、毛”名义签发的。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团结和协调中央各种力量，在重大问题上吸收毛泽东的正确战略和策略思想，对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党内不再设总书记，由洛甫、毛泽东、王明等组成书记处，张闻天不再被称为总书记，但仍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在王明争权而形成的“一山二虎”形势下，张闻天支持了毛泽东。

    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遵照共产国际关于“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指示，张闻天提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

    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认为目前还不是提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继续担当下去。但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实际上被确认为党的最高领袖，豁达明智的张闻天主动提出“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

    1942年初，整风运动开始后，“为了不阻碍毛主席整风运动方针的贯彻，同时为了使自己多多同实际接触一番”，张闻天离开了延安，离开了“名义上的书记职务”岗位，去农村作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