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是很不寻常的一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法西斯分子践踏欧亚各地，把人民淹灭在硝烟、血光之中。历史的车轮进入1945年的时候，斯大林的军队不仅已打破了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而且已跨过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直捣法西斯老巢。在苏军的帮助下，北欧东南欧各国纷纷起而抗击德寇，解放了自己的祖国。英美盟军于1944年6月在诺曼底登陆后长驱直入，进抵莱茵河，向德国腹地挺进。世界及法西斯战争已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
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已经露出了胜利的曙光。中国驻印军和1944年5月出征缅北的中国远征军节节胜利，于1945年1月28日在缅甸边陲的芒友镇举行会师典礼。中印公路在被日本封锁了三年之后亦在此日恢复通车。一支满载着汽油、军火和各种大炮的汽车运输队，驶过长满杂草和小灌木的公路向中国境内进发。这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封锁，把中国的大后方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紧紧连接在一起。
这令四万万中国人雀跃欢呼！中国境内的军队也在酝酿反攻。
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为中国远征军的胜利拍手称快。《新华日报》用很大篇幅赞扬、歌颂中国远征军的功绩。
胜利的喜悦鼓舞着毛泽东。1945年元旦和春节期间，他以少有的轻松同延安人民共度佳节。
他参加元旦干部晚会，出席枣园春节联欢午餐。大年初一，他又给枣园人民拜年，在乡政府的小会议室给乡亲们递纸烟，敬年酒；给孩子们抓瓜子，散花生，亲切地拉着乡亲们的手问长问短。
然而，毛泽东没有为即将到来的胜利陶醉，因为胜利的曙光不等于胜利的现实，抗战的胜利不等于共产党的胜利。他在探索着、思考着如何将可能的胜利变为现实的胜利，如何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将百余年来受殖民者压迫的旧中国变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在胜利的前夜，为迎接和组织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毛泽东意识到必须召开耽搁多年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六大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从1928年到1945年，时间相距17年。人们期待了17年。早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召开七大。在1930年12月写成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把召开七大，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但是当时战事连绵，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境困难，中央苏区屡遭国民党围剿，生存第一，根本无法召开七大。
1937年，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共产党首脑中枢迁入延安，并有了较稳定的环境。于是月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决定，1939年年内召开七大，并初步规定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成立一个以毛泽东为主席，包括王明、朱德、周恩来等25人的准备委员会。但由于严重的抗战压力，这个委员会未能进行预期的工作。
1938年9月至11月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策议》，决定加紧完成准备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召开七大，代表名额定为360人。
1939年6月、7月，中央书记处先后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两个关于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出代表待命。但是很快由于国民党实行反共摩擦，日寇又加紧对解放区的扫荡，形势骤变，迫使计划召开的中共七大再度延期。
后又曾提出在1942年、1943年召开七大，均因条件不成熟而未果。
整风运动，全党对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逐渐取得一致看法，为党的七大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1944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为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发出通知说：“为着手进行七大准备工作，决定召开七中全会。决定于5月21日召开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这样，召开七大才实实在在地提上了日程。
5月21日下午2时，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会议提出了七次大会的议程是：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和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和公开讲演；任弼时作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此外，还准备听取华北、华中、西北等几个有代表性地区的工作报告。
经过10个月的努力，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逐步就绪。中共中央于1945年3月21日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稿和党章草案。
3月21日，中共中央对七大的议程作了重要的变更，将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改为由七中全会讨论形成决议，七大的报告及有关大会发言和讨论中不再涉及历史问题。
其原因有二：一是便于使大会集中精力，同心同德地讨论当前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即走民主团结的路线，争取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二是六中全会以来的年间，特别是党的四中全会到抗战前的时期内，中央领导路线不断出现错误，使党的事业遭受惨重损失，许多同志遭受打击，许多同志牺牲生命，因此在讨论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大家气愤难平，言词激烈，有的潸然落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时全国局势正处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把着重点放在向前看，而不是停留在检讨历史问题上，这就必须加以引导。
朱德说：“代表们对算旧账感兴趣，要防止。”
毛泽东说：历史上的错误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那时党政治上不成熟，现在大家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使用大会这个武器，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中心目标，结果仍不能超过现在的草案。
鉴于改变原订议程，需要向代表们做耐心的说服工作，因此毛泽东说：要经过一个步骤取得各代表团的同意，不能勉强。
4月初，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任弼时为贯彻这个意图，“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细致地向代表们和犯错误的干部做思想工作，促进党的团结。4月20日，在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军事工作报告。
此时还有一个棘手的难题需要解决。各地党组织选举出的七大代表陆续到达延安。由于七大的召开一再延期，代表不是一次选举的，代表的资格审查成为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任弼时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情况，并说如果不承认所谓有问题人的代表资格，要各地区重新选举代表，那么，新的代表到达延安，最远的地区代表在路上需花一年半的时间。这样做，七大就会被推迟。但这个问题不解决，又无法召开七大。希望中央研究讨论。
听了汇报后，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后，当机立断：“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这样，一切工作已准备就绪，人们期待了17年，并受到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召开了。
《论联合政府》使蒋介石臣民尽失4月23日，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柏林的第二天，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6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党员。
毛泽东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致开幕词。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即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中国有两种命运，即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而实现这个任务的条件已经具备：即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有全国广大人民和国际人民的援助。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毛泽东讲话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和冈野进（当时的日本共产党领袖）相继发表了演说，预祝大会成功。彭真作了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全体一致通过。胡乔木担任大会记录和主席团会议的纪录。
开幕式又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4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
这个书面报告一开篇就提出：“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的报告，主要就是讨论这些要求。”
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关于中国之命运的成熟思考，它既是中共的战略方针，同时又是与国民党斗争的一个策略方针。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明确提出“立刻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机构民主化，容纳各党各派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使国民政府真正成为抗日救国的国防政府”。然而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一党独裁统治，拒绝民主改革，中共要求成立国防政府的主张终未实现。
尽管组织国防政府的政治主张未能实现，但共产党决心在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改革，建立联合政权，成功地创立了“三三制”的地方民主联合政权，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普遍推行。它同国民党一党专政形成鲜明对照，起着“推动全国民主化的重大的模范作用”。
当抗战进入最后阶段时，自皖南事变以来变僵的国共关系趋于缓和。1943年9月13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上，蒋介石提出“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对此，毛泽东在与国民党联络参谋谈话时，表示准备坚持“拥蒋抗日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
这一年，欧洲反法西斯战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日战场捷报频传，但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这激起全国的强烈不满。河南战役的失败，成为正在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中许多参议员质询的内容。国统区的人民甚至认为“只有准备小红旗欢迎八路军了”。这表明，国民党的统治危机进一步深化，彻底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已成为人民普遍的愿望。
国民党政权的无能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也引起了美国朝野的失望和不满。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后告诉罗斯福总统，中华民国很快就要垮台。有人甚至说，只有奇迹才能阻止中国政府的覆灭。在此形势下，美国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公开要求国民党对“共产党问题”寻求“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必须实行民主改革。
而欧洲共产党出现的参政高潮，使中共受到鼓舞，为中国共产党实现联合政府的主张提供了榜样。1944年4月，意大利的共产党首先参加了巴多里奥政府。接着，比利时、法国、丹麦、荷兰、保加利亚、捷克、罗马尼亚、挪威、奥地利和芬兰等国的共产党都先后入阁，参加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对于欧洲发生的这一新情况，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认为：“这些国家都成立了联合政府，代表广大人民阶层利益的共产党都参加政府，并在各国的政治生活中成为决定力量之一”，这是“欧洲人民民主力量的伟大胜利，无疑深刻影响世界的前途”。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的形势后，中国共产党感到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主张，立即得到国内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
9月19日，参政会结束的第二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要求。
9月24日，在重庆迁川大厦，各党各派各界著名人士共500余人集会，强烈要求改组中央政府，成立联合政府。
9月28日，美国新闻处发表广播讲话，说：“中国形势甚为严重，亟须成立联合政府。”
11月初，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飞赴延安，与毛泽东等进行三天的会谈，讨论关于联合政府方面的问题，并达成《五条协议草案》，同意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
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但是当赫尔利满怀大功告成的喜悦把这五点协议交给国民党方面时，蒋介石却告诉赫尔利：
承认这一协定，将意味着国民党的失败，最终结果将导致共产党控制政府。
赫尔利从美国利益和立场出发，以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考虑中国问题，以为只要共产党交出军队，保证丝毫无损于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建立联合政府的妥协是可以接受的。而蒋介石把这种妥协看成“足以要其性命的陷阱”，予以拒绝，并提出三点反建议，让中共首先交出军队。美国的既定政策是：帮助国民党控制中国，以维护其在远东利益。赫尔利的态度也就发生了180°的大转弯。
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蒋介石对成立联合政府，召开党派会议等一口拒绝，蛮横地说：“统一是无条件的，国民党是唯一的革命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谈判无任何进展。
3月1日，蒋介石在宪政促进会上强调，在国民大会召开前，政府不能将政权交与各党各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这表明国民党已完全拒绝了受到各阶层人民拥护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
更火上浇油的是，1945年4月，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作出了美国政府只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的声明，与蒋介石一唱一和，合演双簧。
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坚决斗争。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力，但不管美国做什么，蒋介石是注定失败的。
在七大会上，毛泽东以“论联合政府”为题作政治报告，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对建立联合政府的真诚和执著。
中国共产党高举着建立“联合政府”的大旗，顺应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就把越来越多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论联合政府》报告发出后影响很大。大后方发行了三万份，有人通宵达旦地阅读。许多人说：“共产党说得头头是道，有办法。”而国民党蒋介石抵制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坚持一党专政的寡头政治，就孤立了自己，置自己于人民的对立面，丧失了民心，把政治上的主动权奉送给了共产党。就这样，当蒋介石执政以为天下是他的的时候，殊不知他的臣民已被共产党一部分一部分地联合过去了，其统治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
在大会上，毛泽东主要就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作口头报告。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关于路线问题；（二）关于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三）关于党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提出七大的政治路线中，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组织队伍，队伍即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次才是其他民主分子。
他说，中国五分之四的人口是农民，就像五个指头占了四个。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100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无产阶级总司令没有了农民，就变成了“空军司令”了。要发动农民，须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毛泽东指出，壮大人民力量，必须把重点放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壮大和发展上。他说国民党叫嚷：“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完全是一个骗局，因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不仅不能把军队交给国民党，而且要尽可能壮大人民军队，不断扩大解放区，这样才能夺取抗战和全国革命的胜利。
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毛泽东认为组织队伍必须有一个指挥官，即领导者，指挥官应是无产阶级。他说：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去争得这个领导权。
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在抗战初期，有些人以为国民党很好，想依靠国民党打败日本，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打破了这些人的幻想。他幽默地说：我们请了日本法西斯和委员长两个义务教员，不要薪水，他们教好了我们的许多同志。毛泽东明察秋毫，此时已洞悉了美国垂涎中国的野心。他说，美国帮助蒋介石，是想控制中国，中国将有可能变为美国为主统治国民党的半殖民地。这实际指明了抗战胜利后，美蒋集团将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这一新变化。这为革命指明了方向。
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具体形式应是“联合政府”。
毛泽东阐述的七大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基础。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第一次从理论上作了高度的概括，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党的三大作风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体系的成熟。
关于政策问题，毛泽东讲了11条，最主要的是，继续发展资本主义问题；准备转变问题，即由游击战转向正规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从减租减息向耕者有其田转变；还强调领导要有预见，实行民主集中制，继续给国民党洗脸的问题。
关于党的问题，毛泽东着重说明了党性与个性的关系。他指出，凡是党员所作的工作，均有党性，有个性。不能设想120万党员，变成120万块木头，我们会有什么党性？只要服从党，在此范围内就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不要只喜欢那些纸糊泥造的人。他认为有两种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前者是党性与个性的完全统一，后者是小资产阶级性的，错误的。因此，要求把党性与个性统一起来，不可偏废。这就澄清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认识。毛泽东还强调既要学习美国人的现实主义，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夺取阵地，为争取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在七大，毛泽东用富于理论逻辑而又生动、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把以他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为中国革命设计的蓝图，演示和传输给了他的同志们。会议气氛前所未有的活跃。而就在这轻松活跃的气氛中，代表们把党的指示化为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将在实践中发挥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