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开宗明义，提出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他说，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切同志，要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团结起来，像决议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所以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以好的态度对待他，对于有缺点的人要团结一致。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现在我们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敌人还很强大，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
这个工作方针就为七大定下了基调：组织一个团结的队伍，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在选举中，充分体现团结的宗旨。
5月24日，毛泽东作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指出选举的标准是：要能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个新的中央委员会既不能太小，也不要太大，要能适应目前党的情况，更要满足将来的发展和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按照这个标准，毛泽东着重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犯过路线错误的要不要选？
毛泽东认为七次大会应接受过去的经验，对犯过错误的人不应一掌推开。只要他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大会还可以选，要善于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
第二，要不要照顾各方面？
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有许多根据地，各地有许多军队，这是由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毛泽东的处理办法是：“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新的中央应反映这方面的情况，使我们党能够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
第三，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的知识的人才能选？
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但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个方面的知识，一个人只要通晓一方面或稍微多几个方面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通晓各方面的中央委员会，即从集体求完全，而不是从个人求完全。
据此，毛泽东提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应包括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严重错误又改正了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
这体现了毛泽东在用人方面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的思想，尤其在怎样对待“反对者”的问题上，毛泽东作出了表率。
王明曾让毛泽东吃尽了苦头。延安整风，王明因其严重的错误成为头号批判目标，抵触情绪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一方面对他的错误进行严格的批评，耐心的帮助；另一方面对他的生活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在七大会上，毛泽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一针见血地说：“王明的错误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情却操心得太多。”但在选举时，毛泽东仍提议把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代表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可以自由活动，毛泽东担心王明不能当选，坐在主席台上没有动，一直等到唱票快要结束，王明的选票过了半数，才起身离开座位。
博古是十年内战后期“左”倾错误的另一主要负责人，曾任临时中央总书记。遵义会议调整了领导班子，博古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博古虽犯过严重错误，但认识错误后，积极改正错误。博古熟悉马列主义理论著作，能写一手好文章，有过办报经历，思想敏锐，才华横溢。
毛泽东用其所长，先后安排他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社长等职。
整风中，《解放日报》受到批评，有人对博古批评得很严厉。博古感到压力很大，表现很沉闷。
毛泽东对他说，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嘛！
由中央派到《解放日报》任总编的陆定一等人主动接近他、关心他，和他一起谈心。
在大家的帮助下，博古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认真省察自己过去的一切，严格剖析自己，检讨自己的错误，勇敢承担责任。博古得到了全党的谅解，在毛泽东提议后，他在七大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较早认识“左”倾错误，为开好遵义会议出过力，为党做过重要贡献的张闻天，在七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遗憾的是王稼祥。他因在1942年后连年犯病，长时间未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由于许多代表对他缺乏了解，再加上其他原因，未能当选。
毛泽东得知后，亲自出面做工作。在6月10日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时，毛泽东站起来向代表们作动员。他说：
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同志。一次“围剿”结束，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那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说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尖。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毛泽东继续说：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但他是有功劳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会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说到这儿，毛泽东停了一下，说：
“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
同志们考虑的结果是王稼祥成为当选的3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的第二名。王稼祥在给中央的信中诚恳表示：我因连年犯病，不能参加过去的与现在的讨论，不能很好地检讨过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补偿过去的错误，这对我是一件遗憾的事。他说，假如将来身体能够恢复健康时，再去补做这个工作吧！
后来在长期的工作中，王稼祥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在选举中，一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物，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提名。
他是李立三，曾是党的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因犯有“立三路线”错误，被迫到苏联作“检查”，这一“检查”就是15年！其中有一年多是在监狱中度过。1945年初，郭沫若访苏，见到李立三，毛泽东不计其在位时批评自己“右倾”的前嫌，提议李立三选为中央委员。
这次大会的选举充分让代表行使民主权利，经过自由提名、介绍、讨论、预选、正式选举，体现了党内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的生动活泼的政治生活，使党在组织上成为一个空前团结的党。
七大共选举了44名正式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中央委员。
6月11日，大会闭幕。
毛泽东作了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认为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去争取胜利。
他还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就是愚公，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坚持下去，不断地工作，一定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就是全国的人民大众。他坚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四年后，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变成了事实。
开了50天的七大胜利闭幕了。这是中共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