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军把打击矛头主要指向共产党，进行疯狂的“扫荡”、“蚕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虽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但由于共产党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终于渡过了难关。

    根据地军民响应中央的号召，进行艰苦抗战，成为民族的脊梁。“模范的沁源”就是无数可歌可泣的敌后抗战模范典型之一。

    位居太岳抗日根据地中心的山西省沁源县军民，在围困指挥部的指挥下，以麻雀战、狙击战、地雷战和伏击战，对沁源县城及周围据点的日伪军展开了群众性的长期围困战，大量消耗日伪军，迫使其两易部队，三次收缩阵地，最后被围困在城西的山头上，于1945年4月才在1000余名敌军的接应下撤退。

    毛泽东时刻注视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及其中国抗战的影响。

    1941年6月22日，不可一世的希特勒狂叫：“巴巴罗萨计划实现，整个世界将为之失色。”

    出动190个师，500余万人，3700辆坦克，5000架飞机，47000门以上的大炮，气势汹汹地扑向苏联。毛泽东意识到中国抗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

    1942年8月，希特勒指挥的德军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分别留下30万具尸首后，又集中100万精锐进攻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指挥苏军进行艰苦的保卫战。

    正当这次战役激战正酣时，毛泽东即已敏锐地预见到这次战役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10月12日，他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指出：

    “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他预计，“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决定性的胜利。这种决定性，是关系整个世界战争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果然以消灭150万德军，德军总司令鲍卢斯留在苏军战俘营里而告终。

    这给毛泽东很大的鼓舞，对战争的进程作了时间估量。1943年1月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饶漱石，指出：整个抗战尚需准备两年。他指示陈、饶需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就是胜利。

    6月1日，他又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抗战还需准备三年，我党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

    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共同努力，到1943年，各根据地渡过了严重的困难，开始恢复和再发展。而这一年举行的开罗会议，中国位列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强国之一，这打击了日对蒋介石的诱降政策，堵塞了蒋寻求妥协之门，可能招致日军向正面战场进攻。毛泽东把握时机，迅速把战略相持转化为我军的战略反攻。

    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始局部反攻。

    为准备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944年8月22日，毛泽东与刘少奇、陈毅联名致电张云逸、饶漱石和赖传珠，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练兵要着重提高战斗技术，同时要加强团营级干部的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五大项的学习。

    不仅如此，毛泽东深邃的目光投向了他的家乡湖南及其以南的地区。在抗战中，我军长期集中在华北和华东两地区作战，而江南一直被蒋介石视为老巢，抗战胜利后，这里将肯定成为国民党的天下，必须另辟新根据地。毛泽东经过思虑，决定派部队南下，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阳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尔后与广东东江纵队打通联系，并依托五岭山脉创建根据地，以便形成由华北到广东东江连接成南北的长蛇阵，筑堤挡水，先是主要对付日寇，日寇消灭后，武装制止内战，对付蒋介石。

    1944年9月1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主持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从三五九旅抽调部队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即南下支队），由王震、王首道、谭余保等率领挺进华南，建立抗日根据地。

    10月31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确定南下的区域和组织机构。

    11月1日，南下支队誓师出征。在宝塔山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顶着凛冽的寒风检阅了部队。

    毛泽东给即将远征的将士讲话。他说，现在日蒋眉来眼去，一唱一和，日本占领城市，蒋介石占领山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请同志们相信，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最后他祝大家身体健康，并取得远征的胜利。

    11月9日，南下支队肩负着党的重托，告别延安，开始南征，像一把利剑直插南方。

    3月下旬，三五九旅南下第一支队已进入湖南，改称“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在湘鄂赣边开辟敌后根据地。

    安的三五九旅领导干部，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是接见时的合影，右七毛泽东，右五王震这引起蒋介石的恐慌。这些地区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时蒋介石“自卫”不住而丢给日本人的，而当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领导湖南人民准备反攻日寇时，蒋介石却出来“自卫”了。

    4月初，蒋介石命薛岳、王陵基集中四个正规军，加上两个游击纵队和地方保安团共6万兵力，企图一举歼灭抗日救国军。外侮未除，内战又起，整个4月，湘北硝烟滚滚。

    5月4日，毛泽东电示王震：“顽军以六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取机动作战。”

    5月16日，七大主席团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增派尚在延安的三五九旅后梯队为八路军第二游击支队，延安警备旅一部为第三支队，由张启龙、刘转连和雷经天、文年生分别率领，经湘鄂边待机去湘粤桂边，在南方建立新的敌后根据地，扩大华南的新局面。为此成立了湘粤赣军政委员和中共湖南省委。

    重庆谈判时，为了顺应人民的和平愿望，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共产党让出了包括湖南在内的南方八省，南下支队北返，1946年9月27日重返延安。

    为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争取人民的解放，八路军各部队于1945年发动春季攻势作战，共歼敌57万余人，收复县城24座，扩大解放区8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400万。新四军发动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38万余人，扩大解放区8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40余万，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被打败。德、意法西斯的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孤立。5月，毛泽东及时发出了“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循此对日伪军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加紧对敌占点线的包围，打通各解放区的联系，以取得作战的主动地位，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条件。

    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协议，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零时10分，早已集结在中苏边境的80个师157万红军向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

    为加速日寇的灭亡，8月6日、9日，山姆大叔先后在日本广岛、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瞬间把这两个城市夷为平地。

    而国民党主力仍在远离战场的大西南，处在抗战最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就肩负起了中国战场的反攻重任。

    8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吹响了大反攻的号角。

    8月9日午夜零时，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第一号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交通要道之敌人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降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械，即应予以坚决的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为确保大反攻的胜利，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示各区党委：“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的指示，华北的八路军、华中的八路军和华南的各抗日游击队，向所在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大中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的反攻，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

    一股强劲的狂飙在中国大地上刮起，席卷神州。

    敌后战场的大反攻，给日伪政权以沉重打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大反攻共歼灭日伪军398700余人，缴获步枪243000余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火炮1300余门，解放县级以上城市250余座，切断了北宁、平绥、津浦、平汉、同蒲、胶济、陇海、广九和正太等铁路线，把日伪军占领的大城市变成孤城。共收复国土315万多平方公里，解放同胞1800多万，使各解放区基本连成一片，对夺取全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苏联出兵东北，美国原子弹的轰炸，中国敌后战场的大反攻，宛如三支利剑直插日本帝国的咽喉。

    日本焦头烂额之下，裕仁天皇含泪作出“终战圣断”，于8月15日发布《致忠良臣民书》，宣告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终于结束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通过电波传遍华夏，整个中国大地沸腾了。

    在延安，尽管此时中国战区受降大典在南京举行，下设15个受降区，劳苦功高的八路军、新四军没有一个，蒋介石反而下令“八路军原地驻扎待命”，想独吞胜利果实的阴影已经出现，但胜利雪耻的喜悦压倒了一切。

    8月15日上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人们奔走相告，万众沸腾，欢呼声震撼山川，大街小巷，屋前窑外，红旗飘扬。

    晚上，更是个狂欢之夜。不论党政军民，也不论男女老幼，纷纷涌向街头。城郊各地举行了火炬游行，延安的乐队、秧歌队全部出动，延安城内外灯火辉煌，锣鼓喧天，口号声震山河，此起彼伏。卖瓜果的小贩们欢喜得把桃呀梨呀送给过路的人，还有的抛向空中，边抛边喊：“不要钱的胜利果呀，请大家尽情吃吧！”

    这一夜，延安的灯火通宵未熄，街上全是欢乐的人海。

    四老之一的谢觉哉激动异常，即兴赋诗一首：

    八月十五复仇节，八月十五胜利天。

    尸伏流血五千里，尝胆卧薪一百年。

    虎待全擒须扫穴，鱼还未得莫忘筌。

    拼将福祉遗子孙，嘉岭山头看月光。

    重庆、昆明、台北等地也在狂欢，世界各地的华人普天同庆。

    《新华日报》的一篇社论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并进行了分析：

    “全中国人都欢喜得发疯了！这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半世纪的愤怒，五十年的屈辱，在今天宣泄清刷了；八年间的死亡流徙，苦难的艰辛，在今天获得报酬了。中国人民骄傲地在战败了的日本法西斯面前，接受了他们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啊！谁说我们不该欢喜得发疯？谁说我们不该高兴得流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