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1936年，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陕北保安诞生了。这一曲激动人心的抗大校歌吸引着无数进步青年，牵动着数万人的心。

    抗大的前身是中国红军大学。“红大”于1933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1934年秋，改名为干部团，参加了长征。“西安事变”后，抗大校址迁往延安。从此，“抗大”这面光辉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庄严古老的延安城。

    抗大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实行“少而精”、“理论与实际联系”、“中国化、大众化”、“革命的、批判的”四项教育原则；对学员在政治上授以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军事上授以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各种军事技能。

    广大青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冲破敌占区的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纷纷奔向延安，投考抗大。

    在这些学员当中，既有知识青年、专家、教授，也有工农干部；既有年过半百的长者，也有十三四岁的青少年；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还有来自日本的反战青年。

    这里虽然没有教员，没有房子，没有教材，没有经费，但他们带着对革命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汇集在一起。没有教室，就在院子里或树荫下上课；没有桌椅，就用砖头石头做凳子，用双腿做课桌；没有教员，就聘请党政军领导来兼课。

    为了解决缺校舍的问题，学校动员学生自己动手，到山坡上开辟窑洞。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学员们自己种菜、喂猪、养鸡、开合作社，在经济上增加了收入，克服了经费的困难，改善了伙食。学校成立之初，在两天时间里，学员们就挖出了175孔坚固的窑洞，修筑了长达3000米的“抗大公路”，解决了近2000人的住宿问题。

    毛泽东对抗大师生这种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亲自写信鼓励说“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学习，抗大学员也感到非常愉快，他们经常在一起乐观地谈到：“将来革命成功以后，住了繁华的都市可千万不要忘记了保安的石洞，那是我们锻炼的洪炉啊！”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抗大艰苦办学的精神十分钦佩，也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抗大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校学员数目最多时发展到3万余人。他们在抗大这座熔炉里经过锻炼以后，都被充实到抗日战场的各个角落，有的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骨干力量；有的到群众中去，到各个救亡团体里去，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战；有的留在母校，从事培养抗日干部的教育工作。可以说，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每一个战场上，抗大的学员都曾留下了足迹。正如抗大总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所说，“抗大，越抗越大”，它的旗帜已由陕北高原飘扬到太行山麓、江淮河汉，乃至东海黄海之滨了。

    抗大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在国外也有点名气？就是因为它同所有的抗日军事学校比较起来，是最革命、最进步的，最能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抗大的革命和进步，是因为他的职员、教员和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抗大决不能成为一个被国内外革命人民所称赞的学校。”

    为了把革命课程讲解清楚，抗大教员非常注重教学方法，他们经常以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材料把党的政策、重大的时事问题讲得非常透彻，学员很容易接受。如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方法，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很多学员不理解党中央的这个决定。毛泽东为了阐述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在讲课中以“毛驴上山”作比喻说，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不愿意抗战，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他，这就是又要联合又要斗争。毛泽东生动的比喻，使广大学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对党中央的这个决定也理解了。

    在抗大发展的过程中，它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特点，如理论联系实际，民主集中，教员与学生一致，消灭雇佣制度等，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教育的优越性及光辉的前程。

    抗大的学员经过这种全新教育后，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理论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在思想意识上、生活习惯上，也受到了实际的教育和锻炼，毕业后他们个个成了革命的中间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

    “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抗大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注意。如国民党军政要人和知名人士卫立煌、梁漱溟等，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斯坦因，进步女作家史沫莱特，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大夫柯隶华等，都曾到抗大参观，并给抗大以高度评价。世界学联代表团的四名学生到抗大参观访问后，被授予名誉学员的称号，他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在进步青年的心中，抗大已成为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个摇篮，一架桥梁。难怪许多青年发出“不到抗大誓不休”的由衷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