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0日，是日本政府正式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的日子。神州大地顿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场面：
延安沸腾了！
重庆山城的爆竹放得震天响！
台湾人民喜极而泣，大家抱头痛哭！
然而，未等炎黄子孙宣泄尽心头快乐，就发现内战的阴云已开始密集。
在日本乞降照会发生的第二天，蒋介石就一连下了两个命令：一个给他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给八路军、新四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
同为抗日部队，蒋介石却是两个命令，两层调儿。明眼人一看便知他心中的小九九是什么。
命令传到延安，人们立即擦干那激动的泪水，收敛起那欢乐的笑容，冷静下来，并发出了抗议的声音。
8月13日，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
“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
8月16日的电报口气更加强硬：
“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
很快地，聚焦在欢庆人群中的新闻记者的视角，转到了“命令”和“电报”的争执上。
新华社的评论出来了。题目是《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论说：“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后，马上转入内战。”
神州大地上空一片云雾迷茫。
延安高层领导人的窑洞里又透射出了彻夜不熄的灯光。为了回击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正在焦急地思考着如何才能把因参加中共七大，至今仍滞留在延安的几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尽快地送回他们的岗位……当时，毛泽东手中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果靠骑马、走路，非但不安全，更重要的是需要几十天时间。
紧急关头，只有用紧急办法。毛泽东把叶剑英找来，要他出面，尝试一下向美国人“借”运输工具。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有一架运输机正停在延安东关机场里。
不知是美国军人没有美国政治家那么精明，还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对延安人有了感情，反正叶剑英以轻松的口气“借”，美方人员也就以愉快的口气“应”了。
8月25日清晨，20位干部匆匆赶到延安东关机场。他们是：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
9时，飞机起飞。延安统帅部里空气极为紧张。因为这是一架破旧的道格拉斯运输机，舱门关不紧，两只螺旋桨在启动时还要靠人来推动。弄不好就有可能失事，再则，飞机飞越日军封锁线时还有被击落的危险。无论何种情况发生，后果都将不堪设想。叶剑英坐立不安，要知道这上面乘坐的都是我党我军的精英啊！好在没等多久，太行山十八集团军总部传来了“平安抵达”的消息，延安这才恢复了轻松。
半个月后，聂荣臻、肖克、刘澜涛、罗瑞卿也搭乘美国飞机返回了部队。这次聂荣臻搭乘的这架美国飞机是专程去晋察冀接在抗日战争中被我方营救的美国飞行员的。
至此，中共各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均顺利返回了前线，他们的返回使各大战略区有了“主心骨”和“领头雁”。毛泽东心中悬着的石头落地了。
就在延安抓住时机，采取一系列措施预防不测的时候，一只绣球，经过新闻舆论的炒作，从重庆抛到了延安。
8月14日，8月20日，8月23日，蒋介石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延安作何反应？延安作何对策？延安要不要和平？
顿时间，全国人民的视线，国际舆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延安。
8月22日，《大公报》社论开头第一句话就写道：“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醉翁之意不在酒，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事，并不是真正希望和平，但他把理由说得冠冕堂皇，调儿唱得一次比一次高，言语一次比一次坦诚，舆论攻势一次比一次强劲。
原因很简单，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不要和平”的帽子扣到延安的头上。
据说，蒋介石的这个高招来自政学系头目之一，时任国民党政府文官长的吴鼎昌。据说这事儿做得很秘密，作出决定前不但未找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商量，甚至连他的秘书陈布雷也未曾预闻。
事实上，蒋介石这样做也是在窥测了延安的动静，分析了毛泽东的态度之后做出的。他们的大胆相邀、他们的穷追不舍，基本上是建立在毛泽东不会离开延安的判断上的。
他们的判断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整整8年的抗战中，毛泽东从未离开过延安，他虽是国民会议参政员，但他一次也没有到重庆出席过参政会。现在国共关系紧张，他更不会到重庆去。此外，从国民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处发出的消息看，毛泽东“似有懦怯之意”。
国民政府驻延安联络参谋是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向八路军总部派出的。按照规定，联络参谋的任务是：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八路军的联系，了解八路军在前方作战的情况，了解八路军各部在战争中的实际损耗，并使之得到及时补充等。但是，国民政府的联络参谋基本上不干这些工作，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延安的各种情报，并秘密报告重庆。延安方面，当然知道这些所谓联络参谋都是国民党政府插在边区的耳目，但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仍对他们以礼相待。
8月14日，毛泽东接到蒋介石发出第一封邀请电报后，在延安接见了周励武和罗伯伦，并明确地告诉他们，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
周励武、罗伯伦自然很快将这次接见的情况告诉了重庆，并根据他们二人的主观判断给重庆提供了一个毛泽东“似有懦怯之意”的信息。
可重庆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假戏真做”，却让延安在关键时刻来了个“将计就计”。
接到蒋介石第三封邀请电的第二天，毛泽东一改初始态度，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挑战”，复电重庆：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当然，毛泽东作出这个决策之前，已经把一切工作都布置妥当了。首先，他借美国的飞机已将各大战区的主帅从延安送回了他们的岗位；再次，他将自己的党中央主席的岗位也作了安排，指定在他离开延安期间，这个岗位由刘少奇代理，同时增补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虽然毛泽东的安全已有苏联、美国作了担保，但毛泽东还是作好了自己回不来的准备。
毛泽东的“弥天大勇”，不但为共产党赢得了民心，赢得了舆论，而且为他自己日后在重庆表现个人魅力争得了关键的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