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下旬，红四军转战到东固山，与江西红二、四团胜利会师。此时，已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和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宵却突然不辞而别，离队出走。

    毛泽东等人大吃一惊，细细了解，方知其中的原委。

    还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前夕所召开的柏路会议上，曾出现过一个对袁文才、王佐极为不利的情况。

    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传达党的六大有关决议精神，由毛泽东宣读六大通过的各项决议。在传达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时，毛泽东在中途突然宣布：“休息一下。”

    许多人都不明就里，只当是会议的中途休息。其实，这是毛泽东临时采取的策略措施，因为决议案的第十个问题，是关于“对土匪的关系”，原文是这样写的：“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严厉的镇压”、“完全歼除”，如此激烈的言辞，如此严厉的措施，肯定会刺激“绿林好汉”出身的袁文才、王佐，使他们产生误解。因此，毛泽东宣布休息，而且后来也再没有在会议上宣读这一段文字。

    但是，中央的决议精神是不能隐瞒的。于是，就在柏路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召集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参加的有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毛泽东将在大会上省去未念的一段作了传达，并就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进行了讨论。

    王怀、龙超清主张杀袁、王二人，虽然他们有着土、客籍矛盾的动因，但打的却是坚决执行党中央决议的旗号。

    毛泽东则不同意杀袁、王二人，他提出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袁文才在大革命中就是党员，不属“土匪”之列；王佐参加红军后，表现积极，也在斗争中加入了党的组织，因此袁、王不能杀。

    到会的大部分同志都赞成毛泽东的意见。

    经过毛泽东的耐心工作，会议最后作出了不杀袁、王的决定。

    然而，袁文才最终还是知道了六大决议的这一段内容。这是在红四军转战到了东固时，他和刘辉霄偶然看到了六大的有关决议，直看得他们心惊肉跳。

    他们不敢相信，更感到害怕，于是决定出走。

    当时与他们一同出走的刘天林回忆说，在得知六大决议有关于诛杀土匪首领的内容后，他们“便商量好离开部队逃回家去。当时，袁文才、谢桂标、刘辉霄三人各带一支手枪，袁文才化装做小买卖生意的，肩挑一担烂箩，箩里放些辣椒、大蒜。箩是双层底，驳壳枪就放在箩底中间。谢桂标挑着两个布袋，布袋里装着花生和小秤一把，手枪夹在手腋下，我和刘辉霄作为买牛皮的，刘辉霄夹一把雨伞，名为收买牛皮的小商人，我带一付绳索，作为担牛皮。绕山路走了20余天后，到达了泰和，三天后到了永新南乡新源背，与周桂春（原红三十二团特务连连长）接了头，当时我们很高兴。此后，当即返回宁冈，住在柏路梨树山，时间是1929年4月（阳历5月份）。”

    袁文才等人悄悄地回到了井冈山，他深知私自离队的错误，只得先秘密找到“老庚”王佐。

    王佐弄清了情况后，向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作了汇报。

    宁冈县委中的土籍革命派龙超清、谢希安坚决主张严肃处理，理由很简单，也很正当：其一，六大决议有严厉镇压土匪首领的指示精神；其二，袁文才等人私自离队就是个天大的错误。

    何长工为难了，他只得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报告。宛希先对袁文才了解较深，交谊甚厚，几经斟酌后，决定给袁文才“党内警告”处分，派往县赤卫大队任大队长。

    袁文才明白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因此对这样的处理毫无怨言。他愉快地接受了处分，又积极地投身到保卫边界的斗争之中。

    然而，边界的土籍革命派龙超清、谢希安等人对袁文才的不满并未消除。

    边界土客籍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建立革命根据地之后，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做了大量工作，调解、缓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党组织内部加强思想教育，甚至采取组织措施，来化解矛盾、解决矛盾。

    可是，效果并不明显。以龙超清、谢希安等为首的土籍革命派，和以袁文才、王佐等为首的客籍革命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仍时有发生。

    本来，袁文才、刘辉霄等人调到红四军工作，就是为了缓解边界土客籍的矛盾，不想他们自己又溜回来了。

    袁文才再次卷入了边界土客籍矛盾的激烈旋涡之中。

    1929年冬天，宛希先被害事件，使袁文才与土籍革命派的矛盾发展到了与永新县委、湘赣边特委的对抗。

    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不幸被土豪抓住杀害，有人造谣说是宛希先主使而为。永新县委听信谣言，组织永新县赤卫队向宛希先兴师问罪。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宛希先竟因此而惨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与宛希先关系甚好的袁文才闻之非常气愤，对永新县委极为不满。

    永新县委及当时永新的边界特委委员朱昌偕、王怀等亦因此而与袁文才、王佐等结怨，竟发展到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恰在这时，中共中央派的巡视员彭清泉（即潘心源）到了湘赣边界。在这位巡视员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讨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作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

    可是，这次会议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也接受了永新县委及部分边界特委委员的观点，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这样，就将原本的内部矛盾，用组织决定的方式，上升成了敌我矛盾。

    决策已定，缺的就是时机。

    不久，机会来了。

    2月2日，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四。袁文才、王佐率领部队突袭茶陵江口，在蕉坪一举抓获了茶陵县反动靖卫团的团总罗克绍。

    袁文才、王佐抓罗克绍，是因为罗有一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够造枪，他们想利用罗为红军弄一些枪支。因此，在抓了罗之后，他们对罗并没有为难，而是好言相劝。

    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对此大为不满，极力主张杀掉罗克绍。

    袁文才、王佐没听谢希安的，只是将罗克绍作为人质关了起来。

    谢希安一状告到了边界特委。于是，有了“勾结罗克绍，扰害永新赤色政府”的罪名。

    2月22日，袁、王突然接到“毛委员来信”，说是要他们率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一直认定“毛泽东是中央才”、只佩服毛泽东个人的袁文才、王佐，自然是欣然从命。

    从命虽然是从命，但袁文才似乎也有不祥的预感。宁冈的老苏干苏兰春回忆道：“袁说：我去也可，不去也可。但不去又不行，人家会说我受编不受调，有人告了我的状，今年年成不好。袁说着从内衣口袋拿出一本书说：里面有一句‘半天飞一石，打破水中鱼’，说不定这关难过。”

    22日傍晚，袁、王率队到了集合地永新城。这里果然来了边界各县的地方武装，一派编队打吉安的紧张气氛。

    晚上，袁、王参加特委召开的会议。主持会议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以整顿思想为由，不点名地指责袁、王，列举了“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等数条罪名。袁文才、王佐对此偏听偏信的责难十分恼火，但仍耐着性子一一作了辩驳。

    彭清泉容不得袁、王的解释，他气愤地把白朗宁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你到底有没有错？”

    袁文才也不示弱：“我错误是有，问题并不是你们说的那么严重。”

    火性子的王佐更不吃这一套，他也把手枪往桌上一拍，与彭清泉对峙起来。

    会议弄得不欢而散。

    23日，一切好像都还正常，特委还弄来大量酒菜款待袁、王部队。可其他县的部队正买白布编带子的现象，引起了王佐的警惕。

    王佐对袁文才说：“老庚，这次恐怕凶多吉少，还是把队伍带走，退到九陇山去。”

    袁文才不相信：“不能多疑，那有自己打自己人的。”末了。他还加上一句：“你真是牛眼睛，把人看成禾桶大。”

    王佐气得回敬一句：“你是鹅眼睛，把人看得太小了！”

    其实，22日晚，彭清泉和湘赣边界特委就已经去信、去人，找到彭德怀，请求红五军派兵立即解决袁、王。

    数十年以后，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形：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和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30里）接近县城。

    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就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

    红五军四纵队23日晚星夜出发，于24日拂晓赶到了永新城，随即包围了袁、王部队。

    悲剧终于发生！

    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冲进袁文才的房间，袁文才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王佐听见枪响之后，带着几个亲信往东门逃去，未料通往宁冈的东门浮桥已被拆断，王佐等人只得涉水过河，水急河深，不幸淹死在东关潭里。

    曾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袁文才、王佐，就这样死于非命，成为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牺牲品。

    这是井冈山斗争中最令人痛心的一幕。

    袁、王之死的直接后果是袁、王两支革命武装随之消亡，袁、王的一些亲友和部属，被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相继“电省反赤”；袁、王之死的重大影响是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随之丧失，而且，红军部队后来虽多次力图恢复，但均未奏效；袁、王之死的沉痛教训是必须防止“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发生，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毛泽东深为惋惜，他曾多次说：杀袁、王两人是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

    全国解放后的50年代，袁文才、王佐的冤案被平反，他们二人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毛泽东握着袁文才妻子谢梅香老人的手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这是对袁文才、王佐的公正评价。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是井冈山根据地后期斗争的一大悲剧。

    袁、王二人死后，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完全丧失。

    有人将其原因归咎于袁、王之死，自然有一定道理。因为红军因此失去了当地支持袁、王的群众的信任。

    然而，袁、王之死并非井冈山根据地的终结。

    从井冈山走出去的红四军和红五军，虽然没有再回到过井冈山，重现红色割据的局面。但是，这两支经过井冈山斗争考验的红军部队却创造了更为骄人的战绩：红四军转战赣西南、攻占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最后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五军在湘鄂赣及湘赣边界艰苦奋战，使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迅速崛起。

    两支红军部队的声势更大，军威更壮。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乃至发展到红一方面军。

    这是井冈山斗争的延续和发展。

    红军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革命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这不是比重新恢复井冈山根据地更有意义吗？

    井冈星火，最终发展成为燎原烈火。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曾高度评价了井冈山根据地的伟大历史功绩：“边界的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