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在那场举世闻名的长征亲历者中，陈云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鲜为人知的是，他从中央苏区到陕北的征程，与参加长征的其他中央领导人相比，也要独特得多。

    责任重大的五军团党代表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中央红军撤离前夕，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给红军第5、第8、第9军团派中央代表，分别由政治局常委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何克全）担任。在陈云受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

    朱德向陈云简要介绍了红5军团的情况。红5军团前身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宁都起义后，由赵博生等按照党的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这个军团虽比红1、3军团成立晚，但过去是冯玉祥的部队，受过正规训练，善于打硬仗，在格斗中用大刀拼杀是出了名的，现又经过三年革命战争的考验，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

    针对红5军团的特点和战斗作风，周恩来向陈云谈了中央的意图：1、3军团做开路先锋，8、9军团紧随其后，中央、军委两个纵队居当中，最艰巨的殿后掩护任务由5军团担负。接着，周恩来一一介绍了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人的情况。最后，他郑重地对陈云说：军团领导班子虽然很好，但殿后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了全军的整体利益，甚至要作好部分牺牲的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果断处理紧急问题，以加强对5军团的领导。这实际上是赋予陈云最后决定之权。

    1934年10月18日，陈云随红5军团从曲利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红5军团担负的全军后卫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但当时整个军团只有红13师和红34师两师六团人马。陈云协同董振堂、李卓然以及被把持中央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贬到5军团兼任参谋长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边组织行军转移，边深入连队进行政治教育和战斗动员。

    部队出发的第三天，陈云便来到第13师，向师干部们传达了当时的形势及第13师的任务，并就西征行军中的几项中心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要求第13师的干部做好各项工作，以完成中央交给的重任。针对离开根据地后苏区籍战士开小差严重的现象，从11月4日起，陈云干脆与13师官兵一起行军。行军中，他与战士们谈心，了解战士的思想状况。经过调查研究，陈云召开了政治工作干部会议，分析指出发生严重的战士开小差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的领导能力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在陈云的指导和帮助下，红13师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做了认真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的开小差现象逐渐减少。直到11月15日随13师最后冲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后，陈云才离开13师回到红5军团总部。

    敌人在桂林以北的湘江边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由于红军向湘西北进军与红2、6军团会合的意图早已暴露在敌人面前，再加上大搬家式的行军延误了军机，红军在敌人的前堵后追中陷入了险境。

    红5军团的殿后战斗异常艰苦，无数指战员英勇牺牲。陈云和军团首长为了组织和指挥战斗，曾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觉。

    12月1日，红1、3、8、9军团和中央、军委两纵队终于冲破敌人重兵堵截，渡过湘江。此时，两侧敌人已开始急速沿湘江合拢，而5军团的部分部队仍滞留于东岸与敌人激战，如再不迅速渡过湘江，将有被敌军隔离包围的危险。为此，陈云写急信派人送给陈伯钧等，催促部队迅速撤离战场，克服一切困难，冲破敌人包围圈，抢渡湘江。红13师接到命令后，连夜急行军45公里，抢在敌人合拢之前渡过湘江。而担任5军团后卫的红34师却没有来得及渡江，师长陈树湘以下大多壮烈牺牲。

    在5军团日复一日的激战中，陈云始终与部队同甘共苦，和干部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官兵们十分热爱这位和蔼、沉着、年轻的党代表。由于5军团阻击任务紧迫，部队常常是吃不上饭，睡不了觉，陈云等军团首长更是如此。一次，陈云来到13师37团，19岁的团政治委员谢良，想尽办法，搞来了鸡汤，煮了一点挂面，使陈云在多日的困乏中终于吃了一顿像样的饭。在艰难困苦中结下的战斗情谊，给陈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他一直记得这件事情。1936年，在西路军山丹战役中，谢良身负重伤，失去了一条左腿。到延安后，组织上安排他赴苏安装假肢，他去组织部办介绍信时，遇到陈云。陈云热情地挽留他吃饭。谢良怕麻烦老首长，一再推托，陈云坚持挽留，并真切地说：“这顿饭非吃不可，长征路上你不是还请我吃过鸡汤煮挂面吗？”结果，陈云硬是把谢良留下，请他吃了一顿从苏联带回的马肠。

    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

    湘江战役后，部队继续向西北移动，进入了越城岭山区。越城岭当地称之为老山界，是南岭山脉的一部分。老山界是很难爬的。这是陈云以往从未见过的高山。他随红5军团抵达老山界的山脚时，已是太阳西下之际。吃过晚饭后，部队开始上山。夜黑天冷风大，队伍走得很慢，加之山路狭窄，大家走几步停一下。连续行军人极疲倦，便常有失足跌人山沟之事发生。夹在行军队伍中的陈云，不停地提醒前后的战士们走路小心。队伍越走越慢，预备的火把也一个个燃尽了，午夜过后，部队只好就地休息。大家不管地面是湿是干，横七竖八地倒地就睡。陈云与大家一样，脚步一停，顿觉困倦无比，也立刻进入了睡乡。

    在红军过老山界之际，蒋介石及其参谋团觉察中央红军主力欲与红2、6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命令“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20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并很快布好了一个口袋阵。如果中央红军继续按原定路线北上，将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

    中央领导内部就红军行军路线问题发生了争论。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从敌军重兵阻拦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而博古和李德仍坚持己见。在两项对立意见中，会议以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即红军继续西进，至于战略转移的大方向，留待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通道会议后，中央红军向贵州黎平进发。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此举行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央红军去黔北的建议，正式决定放弃原定去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这次会议改变了红军前进的方向，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

    此时，红5军团仍担负全军行动的后卫任务，陈云因随5军团行动，距离中央和军委有几天的路程，未能参加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会后，应博古之约，陈云与刘伯承在洪州司与博古会面。博古向他们传达了黎平会议的决定，告诉他们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的计划而向黔北进军。陈云得知红军这一战略方向转变的消息，心中甚是欣慰。后来，他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赤军由湘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

    在黎平，中革军委为执行党中央新的战略方针，于当日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撤销红8军团，原红8军团部队并入红5军团；军委第1、2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陈云担任政治委员。12月21日，陈云与刘伯承根据中央的命令，离开了红5军团，加入军委纵队行动。

    1934年底，军委纵队经过瓮安县的老坟嘴到达猴场（今草塘）。这时，“左”倾领导者又提出两个主张：一是主张不过乌江，二是回过头来与2、6军团会合。为了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又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举行政治局会议。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翌日，陈云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渡过贵州省最大的一条河流——乌江，随即进入遵义城。遵义，是贵州北部的一个重镇。它北靠娄山，南临乌江，是贵阳到重庆的交通要道，全城居住3万多人，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也是汉、苗、布依、回、彝等各族商旅云集的场所，市面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从中间通过，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城市。在遵义，陈云与刘伯承分别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和司令员，负责遵义城的防卫事务。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历史掀开了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一页。

    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了遵义会议。

    会议开始由博古主持。他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强大。周恩来作了军事领导问题的副报告，实事求是地从主观上检查了原因，就军事指挥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作了长篇重要发言，他指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在指挥作战上是纸上谈兵，只是按照地图制定作战方案，不考虑实际情况。在发言中，毛泽东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

    陈云在会上积极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是；到黎平会议知道毛、张、王与独立房子（指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争论内容；团溪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会后，陈云与毛泽东、张闻天被会议指定为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者。

    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但由于当时条件困难，未能留下完整的资料，以至一些重要情节在党史研究和宣传中说法不一。1982年4月，中央档案馆将50年代从苏联要回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一份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送到陈云办公室。陈云仔细看了手稿后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威信到沪定桥的路上。这份珍贵的传达手稿的发现，为弄清楚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因而引起了党史界的高度重视。这是陈云当年预想不到的。

    组织大军横渡金沙江

    遵义会议后，陈云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由泅渡经板桥，翻越娄山关至桐梓、九坝。途中，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此时，蒋介石已察觉中央红军可能北渡长江，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水地区堵击，又令薛岳部和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当红军到达土城时，川军两个旅已先于红军到达赤水城，挡住红军北进的去路；尾追的川军也进至土城以东地区。

    在前往土城途中，陈云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一起察看了地形，决心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围歼尾追的川军郭勋棋部。但战斗打响后，发现参战川军的人数和战斗力远较预先估计的要强，双方形成拉锯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川军后续部队两个旅已迅速增援上来，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从侧翼攻击中央红军。

    毛泽东当机立断，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立即撤出战斗，改变原定从泸州至宜宾之间渡长江的计划，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迅速从土城、猿猴场轻装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西进。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赤水河上架设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接受任务后，陈云立即作了布置：集中大部分卫生、运输部门的担架，赶赴前沿阵地把伤员抢运下来，安置在镇内和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家中，付给一定的医食费用；把所有修理枪支的机器和X光机等笨重物资销毁并投入赤水河中，但无线电台一台也不能丢弃。任务下达后，陈云亲临前线各点巡视，检查落实情况，彻夜未眠。到第二天早晨4时，他们已全部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此后，陈云随部队四渡赤水，攻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南渡乌江，威逼昆明，日夜转战不息。

    超负荷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使原本就很瘦弱的陈云更加消瘦。一次，陈云遇到邓颖超、蔡畅、康克清、刘英、刘群先、廖施光、杨厚增等八位大姐，她们见陈云如此疲惫和消瘦，都很关切，问寒问暖。邓大姐还把一个吃饭用的小勺送给陈云。一把小勺微不足道，但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其中蕴含的战友之情却是无限深厚的，以至几十年以后，陈云仍对这件小事念念不忘。

    4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以神速的动作分两路向西挺进，乘滇军主力东调入黔，云南后方空虚，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前进，直奔金沙江畔。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寻甸县哨口村发出了关于中央红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指示。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的一部分，发源于青海。它从青海的玉树奔腾南下，经巴塘至石鼓突然来了个100多度的急转弯，甩开了和它并行的澜仓江和怒江，独自掉头北上，形成了有名的长江第一弯。奔流的金沙江水，冲人海拔5000多米的哈巴大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削出了3000多米深的大峡谷。这便是举世闻名的虎跳峡。咆哮的江水冲出峡谷，流到云南元谋、禄劝一带，这里江面渐宽。元谋县的龙街渡口，历来是川滇间的一个重要渡口；禄劝县的皎平渡，也是一个较大的渡口。金沙江因江底盛产金沙而得名。江边贫民多淘取金沙出售，以此糊口。金沙江流经四川、云南交界处的部分称金沙江，流入四川省宜宾县以下称长江。金沙江的两岸，都是高山峻岭，除几个渡口外，均为悬崖绝壁。从云南省境内由南向北走向金沙江边，离江30公里处，即开始下坡。连下20公里至皎平渡，从皎平渡至江边还有10公里，山势更陡，下山必须用手杖，否则就有滚下山沟的危险。

    不管金沙江如何险恶，中央红军要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必须抢时间渡过金沙江。按原计划，部队欲分三路过江。不料，1军团到上游的龙街渡口时，渡船被敌人先我一步烧毁了；3军团在下游占领洪门渡口时，只缴获两只小渡船，每次只能渡10余人，耗时太长。上述两个渡口均因江面宽，流速急，无法架设浮桥。只有中路刘伯承、宋任穷率领干部团一个营，昼夜兼程80余公里，于5月3日深夜，抢占皎平渡口，缴获了两只大木船，偷渡北岸成功。然后，他们又在上下游收集了五只木船，大的一次能乘30多人，小的能载10余人，如果昼夜不停地摆渡，全军用五天多时间就能渡完。

    为了组织红军全部人马顺利渡江，中央和中革军委特组织渡江指挥部。陈云被任命为渡江指挥部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共同组织部队过江。

    皎平渡口南面是云南，北面就是四川。所谓渡口，也只比其他地方稍微平一点，地势还是非常险的。南岸停船的地方还可在沙滩上，北岸则是悬崖，在悬崖上凿上一条将近100米的隧道，通到半山上的一个关卡，隧道边还凿了窗洞来方便采光透气。船到北岸，渡客下船后顺石阶而上，来到隧道口，经隧道上山。

    渡口的江面很宽，对岸喊话这一边的人都听不见。水流每秒达四五米，平时水浪达一二尺，起风浪时达三四尺。江边气候变化莫测，风急雨骤，好在风雨一般持续不过半小时。大风起的时候，江边沙滩上的沙子都能吹起来随风飞舞，人都站不住。

    陈云来到江边指挥渡江，卫生员还给找了个土洞临时休息。陈云对渡江工作的每个细节都进行了仔细周到的考虑，每趟渡船来回需要多少时间，每小时、每天可以渡多少人过江，谁先过谁后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来江边的沿途，渡河司令部都派人张贴渡河纪律。部队来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到船边，而听军号声指挥。上船时不能一窝蜂，而必须按次序排成一路纵队。这一规定，下至普通战士，上至军团长等高级干部，都必须遵守。上船后，每船安排一个司令员，船上的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马匹不能上船，就让马夫坐在船尾牵着，船开动后岸上的人拿鞭子把马赶下河，跟在船后面游过去。

    当时渡河司令部的人每餐的伙食只有青豆，但陈云安排给船夫每昼夜开伙6次，顿顿杀猪吃肉，每天还给5块钱现大洋。这几只木船都已经极为破烂，江水从船底向船上涌出，每次来回，都必须派人拿木桶将船舱里的水舀起来，倒回江中，才能够重新使用，渡船每小时只能来回三四次。为保证夜里渡江的安全，红军在两岸点起大火堆，把江面照得透亮。

    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紧张的工作，到5月9日，红军井然有序地渡过金沙江。过河后，将几只船摧毁。对船夫，则不但支付他们工资，还考虑到船毁后他们的生计暂时受影响，又额外给他们每人30块大洋和其他东西。

    红军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追军的袭扰。当时红军宣传人员还搞了个小品，说的是红军已渡江北去，蒋军追赶红军来到金沙江边，只在江边捡到了红军扔掉的一只破草鞋，面对滔滔江水徒唤奈何。红军战士胜利的豪情溢于言表。

    过江后，红军绕过西昌城，于5月21日占领冕宁城。

    遵义会议后，陈云除担任军委纵队政委之职外，还兼任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只要有机会，陈云便积极与地方组织联系，开展工作。

    红军到达冕宁县的次日晨，陈云便以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的身份，在红军总政治部驻地冕宁县政府招待所接见了中共西昌特支成员陈野苹，向他了解西昌和冕宁地下党的情况，商量建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和组织抗捐军的事。随后，陈云又在总政治部召开有红军干部和当地干部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陈云还起草了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主持了几位地方积极分子入党的仪式，并给他们上了党课。

    到达冕宁，红军已经接近了大凉山西部的彝民区。这个区域面积较大，南至宁南县，北至大渡河，西起安宁河，东至金沙江畔的屏山。冕宁西北，直至康定以南，均属彝族区域。彝家均有武装，共有数千支快枪并有少量手提机关枪，均缴自汉军。沿安宁河两岸土地，本为彝家土司所有，但自国民党刘文辉部入雅州之后，即驱逐彝家土司而据其土地为已有，因此，彝家与刘文辉部结仇甚深。

    为了使部队顺利通过彝民区，陈云和刘伯承率军委纵队带头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等口号。刘伯承还与沽鸡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后来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

    “经过歃血为盟后，‘沽鸡’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赤军，而反被赤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而与赤军引路及招抚‘阿越’、‘罗洪’等10余部落。此后赤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赤军于道旁。赤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

    过彝族区后，陈云随部队通过大渡河上的铁索桥，于5月31日到达泸定县。这时，他接受了一项艰巨的特殊使命。

    向共产国际和全世界介绍长征

    红军到达泸定县城的当晚，陈云出席了在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取道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红军及遵义会议情况。

    红军长征后，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致使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失去了白区党组织的有力配合。在湘江之战中，中央100瓦大功率电台又销毁在湘江，从此完全失去了同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共产国际的联系。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取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一方面使红军得以摆脱被动挨打的境地，重新取得了战略机动性。另一方面，迫切需要恢复白区工作。

    1935年6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四川西部的天全县。陈云从天全县灵关殿出发，奔赴白区。

    陈云所担负的使命是绝密的，当时只有少数领导人和核心机要人员知道。陈云本人更是守口如瓶，连对当时也在长征队伍中的亲人也没有透露半点消息。临行前，他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全部机要文件交付组织处理，把一个蚊帐送给了自己的好友张闻天，同时委托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把一条毛毯和几件衣服交给亲人。

    离队前，中央给陈云作了周密的安排，给他安排了护送人，周恩来跟他约定报平安的办法，刘伯承给他提供了几个有用的关系。

    在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白区党组织被破坏殆尽，特务、叛徒到处搜捕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像陈云这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白区工作部部长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在人地生疏的环境中，独自一人横穿大半个中国，远赴敌人统治的核心区域，其危险性可想而知。但陈云和护送他的地下党员席懋昭机智地应付了沿途的各种情况，安抵成都。在这里，陈云托人到《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了一则《廖家骏启事》，内称：“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是临行前他与周恩来约定，向中央发回的安全抵达成都的“平安家书”。

    陈云从重庆乘船东下。船行至武汉，旅客纷纷下船活动、买东西。陈云考虑到白区环境复杂，叛徒、特务们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以邀功，上岸后就会增加风险。他想尽量避免离船，但这样又不太合乎情理，会引起别人的疑心。陈云想了个办法。快到停泊地前，他买了一点酒，佯装自斟自饮。到了武汉，同舱的人邀他上岸游玩，他就推托说喝多了，想留在船上睡一大觉，不露痕迹地搪塞了过去。

    到上海后不久，1935年9月上旬，陈云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与在上海的一些其他重要领导人乘苏联货船秘密赴苏联。

    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详细地报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向西北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形。他介绍了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指出这次会议彻底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这里所说的“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指的是博古和李德。陈云在报告中指出，西征第一阶段，是从江西到贵州，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但是在军事指挥上、组织上存在三个错误：一、部队出发前，没有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二、上路时带的辎重太多，仅运输各工厂的机器就占用了五千人，有时后卫部队落后于先头部队达十昼夜的路程，给军事行动造成了很大困难。三、我们的行军路线仿佛是用铅笔画好的，总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进，结果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敌人，我们成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对象。陈云说，在黎平，红军领导内部出现了争论，广大指战员对“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表示了很大的不满。遵义会议以后，我们改变了军事战略，采取灵活机动的前进方式，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

    陈云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有能力自已解决问题。其目的在于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有所了解，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因为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和纠正，以及对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都是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而长征仍然能够取得胜利，说明“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成熟了”，“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四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

    通过陈云的汇报，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了解，尤其是对毛泽东的了解。事实表明，在陈云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很快转变了态度，表示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1936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一文，文章概述了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一大以来的革命历程，称赞毛泽东有“铁的意志，布尔塞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底无限天才”。可以说，共产国际开始明确地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是与陈云的莫斯科之行密切相关的。

    在莫斯科，陈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化名“史平”。

    红军的长征是世人广泛关注的一件事情。自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长征后，蒋介石便向国内外大肆吹嘘他的“剿匪”功绩，胡说红军已完全“溃败”，只剩下极少数人在“逃窜”。不明真相者信以为真，受其蒙骗。为了戳穿蒋介石的谎言，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红军长征的真相，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第二年春公开发表在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全民月刊》上。

    在文章中，陈云署名“廉臣”，并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见闻录》完整地记述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到1935年6月陈云离队这八个月间，由江西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而转入四川之理番、松潘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1.2万里行程；生动地描写了红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转战贵州、抢渡乌江、智取遵义、翻越老山界和大雪山、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兵临贵阳、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飞渡大渡河等英勇壮举。从陈云的笔下，人们可以感受到红军并非是被国民党“穷追溃逃”的“败兵”，而是一支英勇顽强、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战斗部队，并且有着严明的纪律、坚定的信念、新型的官兵关系。

    《见闻录》尤其描写了红军深厚的群众基础。如文中写道：即如赤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毛、朱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党之宣传甚深，故见赤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赤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

    红军到宜章时，那里的400多名粤汉铁路修路工人全部参加了红军，这是由于几名共产党员秘密工作几年的结果。针对此事，文中评述说：此事深深使我忆起，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各处民众响应，北伐军势如破竹，正如王者之师。自国共分裂以后，像北伐时民众响应之事，已销声匿迹。反之，全国人心，大都失望。共党分子如此埋头苦干，而返视国民党员，则徒争名利，何曾见一个在东三省日本势力下埋头苦干的人！我深感共党自有其社会上根深蒂固之潜势力，剿共与消灭共党决难成功也。

    《见闻录》还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红军领袖们的坚毅、勇敢和机智，以及他们与国民党官员形成鲜明对照的朴实、高尚的品质和廉洁、民主的作风。如“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待人“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50，身衣灰布军装”，“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他们的形象与人们受欺骗后，以为“凶暴异常”之想象“完全不同”。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更辅之以“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红军岂有不成功之理！同时文中称，红军领袖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这就打破了国民党报章对毛泽东、朱德等的丑化。

    更可贵的是，《见闻录》以极恳切的语言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

    我以为当今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政府当局应该改变计划，协同赤军以共御外侮。……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赤军领袖及共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并闻友人传说，共党中央及苏维埃政府主张合全国兵力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我以为政府之对内对外政策之迅速改变，此其时矣！我辈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国之亡于日本，不做亡国奴而已。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凌，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1937年3月起这篇文章在国内刊载和出版单行本。新中国成立后，《见闻录》多次被各种研究和宣传红军长征的书刊摘录和转载，但作者的真实身份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才第一次说明廉臣是陈云的笔名，并以作者陈云的名字公开发表了《见闻录》全文。

    以往都认为《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宣传者。其实，在斯诺1936年7月到陕北采访毛泽东的时候，《见闻录》早已在巴黎发表，并在莫斯科出版了。陈云才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宣传者。

    然而，在苏联相对安定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陈云就又开始续写自己的长征篇章了。

    援接西路军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为执行“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的5军、9军、30军及总部共2.1万人，先后从甘肃省靖远县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

    在西路军鏖战河西走廊之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建赴新疆迎接西路军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陈云被指定为团长，滕代远为副团长，另外还配有三名工作人员，段子俊负责电台，李春田负责译电，冯铉担任翻译。

    陈云一行五人受命后，在共产国际“留克斯”大楼集中休整了三天。其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举行家宴招待他们，并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陈云等提出西路军进疆后缺少弹药、武器，于是，季米特洛夫通过联共（布）中央领导，答应送给他们90辆坦克和90门大炮。

    不久，陈云一行乘火车从莫斯科出发，直抵哈萨克共和国的首府阿拉木图。在这里，他们脱下西装，换上苏联军队的棉袄，逗留了一个星期左右，然后乘车秘密到达中苏边境霍尔果斯。

    在霍尔果斯住了三四天后，陈云因劳累，旧病复发，经常流鼻血，病情十分严重，不得不返回阿拉木图休养治疗，约一个月后，即返回霍尔果斯。这时，国内发生西安事变；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让他们停下来，这一等就是5个月。

    在陈云等一行五人在霍尔果斯等待命令之际，英勇的西路军正在河西走廊与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的部队浴血奋战。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在张掖县西南的梨园口同敌人作殊死搏斗后失败。部队由初建时的2.1万多人锐减为1000余人，余部分成三个支队突围。不久，右支队以及以妇女、伤员为主的支队在战斗中失利溃散，只有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仍在祁连山的冰天雪地里孤军奋战。党中央、毛泽东十分关注左支队的命运。3月23日，中央终于与左支队仅存的一部电台取得了联系。中央指示他们：团结一致，保存力量，设法向新疆转移；并谓将派陈云等前往迎接。左支队当即复电：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

    4月20日左右，在焦急中等待任务的陈云等人，终于收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电示，命他们急速前进，赶到新疆星星峡地区，接应西路军残部。接到命令后，陈云等人立即整理行装，于4月23日，乘坐新疆督办盛世才派来的汽车，经伊犁抵迪化（今乌鲁木齐）。

    盛世才是个野心很大的军阀，1933年他夺取并掌握了新疆的军政大权，当上了新疆边防督办，成为“土皇帝”。为不被国民党蒋介石吞并，盛世才便向苏联求援。苏联政府为了有一个比较安全的漫长边界，经过谈判，同意在人力物力，特别是在武器装备上支援盛世才，并在迪化建立了领事馆。作为回报，盛制定了“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由于这种关系，陈云等到迪化后，立即通过苏联领事馆，与盛世才沟通联系，商谈建立合作关系和接应西路军进新疆等问题，并很快得到盛的支持。至此，陈云正式出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

    4月27日下午5点左右，第一批西路军左支队的干部和战士历尽艰险，终于走出了荒漠的戈壁滩，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附近，受到边务处星星峡办事处主任王效典的热情接待。在王的支持下，初到的战士们又打着红旗，乘车返回戈壁滩收容了失散的左支队人员，人数慢慢地集合到400多人。在陈云的要求下，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派出两架飞机，给在星星峡的西路军空投了食品、衣物和枪支。临近五一节的一个早晨，陈云和滕代远等带着盛世才提供的几十辆装有枪支、衣物和食品的汽车，向星星峡驶去。

    五一节那天，陈云在星星峡主持召开了纪念会。陈云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历尽艰险、九死一生的指战员们表示了亲切的慰问。陈云还深情地说，要把西路军的武器以及衣服、鞋袜等物品，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去，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看看，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条件下从事解放斗争的！

    为了让指战员尽快恢复体力，陈云把从迪化带来的物资分给大家，每人一套棉衣、一套单衣、一套衬衣、一双皮鞋、一双袜子、一个瓷杯、一双筷子，还有大批的羊肉、苏联的纸烟和白糖。同时，他又商请盛世才再空运一批物资。盛世才答应了，两次派飞机空投衣物、粮食、枪支、弹药，使聚集到星星峡的400多名指战员装备一新，并逐渐恢复了精力。

    5月1日下午，西路军左支队400余人在陈云、滕代远带领下，坐车向迪化进发。到迪化后，陈云、滕代远和西路军工委李卓然、李先念等研究决定，把西路军左支队进行整编，西路军工委继续保留，西路军左支队改称为西路军总支队，设政治处、总务科，下编四个大队，每大队编三个排，每排编三个班，每班10人左右，对外统称“新兵营”。陈云为“新兵营”党代表。

    由于长期连续地艰苦作战，许多干部和战士的身体都很虚弱，有的伤口还未愈合。陈云十分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使大家尽早恢复强健的体魄，初到迪化时，陈云安排对全体人员进行了体检，有病的得到了及时治疗。同时，部队加强了保健工作，尽量想办法改善伙食，安排好生活。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陈云还同盛世才交涉，每月发给每个战士新疆币1500两银票，排长5000两，大队干部1万两，总队首长和工委的负责人更多一些。

    在生活方面安排就绪后，陈云加强了对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是对部队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这个问题对总支队的干部战士来说是一个很新的问题。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他每周抽出两三个半天时间到迪化图书馆阅读日本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历史与侵华史料，前后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陈云亲自给总支队指战员上课。在讲课中，他结合日本历史和日本侵华史料，结合九一八以来的国内外形势，深入浅出、生动具体地给大家讲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经过调理身体和整顿思想，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生活、思想、组织编制都稳定下来之后，陈云向总支队传达了党中央“严守纪律，安心学习”的指示，并号召全体指战员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军事技术、政治理论、科学文化，要使“新兵营”成为一所培养红军人才的学校。

    “新兵营”经过几个月的文化基础课学习，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陈云不失时机地提出把“新兵营”的文化学习转入军事技术的学习。

    陈云已通过各种渠道，详细调查了盛世才驻迪化部队的机械化装备情况和军官学校的教学能力，了解到盛世才近几年从苏联接受了不少现代化武器装备援助，还从苏联聘请了教官，他们自己也培养了一部分教官，搞了几个技术兵种训练队。根据这种情况，陈云提出，请盛世才和苏联的教官，帮助“新兵营”学习、掌握这些武器装备。盛世才聘请的苏联总顾问巴宁中将首先表示可以在器材保障和教学上予以协助。盛世才考虑到统一战线的形势，又深知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就打着借此可以向苏联多要些装备的小算盘，同意了陈云的提议。

    根据盛世才提供的装备和师资，陈云确定“新兵营”第1、2、3大队共200多人学驾驶汽车，其中第三大队在学会驾驶汽车的基础上再学开装甲车；第四大队100多人学各种火炮。

    陈云从官兵们不懂得发动机传动运转原理的实际情况出发，买来两辆自行车，对学习驾驶汽车的1、2、3大队的官兵们说：“每个同志都要学会骑自行车。在学习复杂的机械技术之前，先学学摆弄简单的机械；在学驾驶四个轮子之前，先学学掌握两个轮子的车。咱们就从学骑自行车开始学机械化！”

    对于学习多种火炮的四大队，陈云也提出从炮的构造、射击原理到实弹射击几个阶段依次进行。按照陈云提出的方法去做，学员们果然收到了好的效果。大家都称赞陈云提出的由简到繁的学习方法好。

    干部队的学习重点是军事、政治理论。为了发挥和调动干部队五六名老无线电技术人员和两名医生的才能和积极性，陈云又抽调出20多人组成无线电训练班和近10人的军医班。他还选派了几人到盛世才的兽医站学习，以适应发展骑兵的需要。

    从此，“新兵营”俨然成了人民军队第一所多兵种的军事技术学校。后来，“新兵营”的许多人都成为军事技术的宝贵人才，在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陈云当年的设想是富有远见的。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开始，10月在迪化正式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只称“南梁第三招待所”。陈云任党代表，滕代远任主任。办事处成立不久，经与盛世才多次交涉，办事处为八路军争得了5万件羊皮大衣，10辆汽车，12挺高射机关枪，12万发子弹的物资援助。

    陈云的视野是极其开阔的。1937年深秋，在“新兵营”已学习了汽车、大炮、装甲车、军医等技术的基础上，陈云又设想着为党训练一批掌握航空技术的年轻干部。

    陈云先找到苏联军事顾问，了解盛世才新疆航空队的一些情况，然后多次同盛世才交涉，请他的航空队下期为八路军培训50名空、地勤干部。盛世才心里当然不愿意让共产党人使用他的飞机培养人才，但他既然答应使用他的汽车、大炮、装甲车学技术，就不好拒绝借他的飞机学飞行。于是，盛世才向陈云提出三项条件：第一，他的飞机不多，要求中国共产党出面请苏联再援助几架比较先进的飞机，用于代培共产党的飞行人员；学员要由50名减为45名，其中飞行25名，机械20名。第二，为八路军训练的这批飞行员毕业后，不要马上回延安，要他们帮助航空队把军威建立起来，因为他训练的头两批飞行员都是学生出身，怕死，不愿意打仗。第三，要求中国共产党派一批得力干部在新疆工作，帮助发展文化教育，整理财政经济，卫戍边防。盛世才的算盘还是打得蛮精细的。

    陈云答应了盛世才提出的条件，并和他达成了用盛的名义，以苏联的教官和装备，为八路军培养航空技术人才的协议。

    考虑到这是为党培养的第一批航空种子，必须慎重选人，所以，陈云亲自筹备派人进新疆航空队的具体事宜。

    陈云在“新兵营”作了动员，向大家讲明办航空队的重大意义。动员结束后，陈云开始在“新兵营”内排队摸底，亲自找人谈话，预选学习航空技术的第一批学员。为了保证第一批航空队员的质量，陈云决定全部在共产党员中选拔，基本条件是：年轻，身体好，有一定文化。

    11月下旬，陈云奉命回延安。临行前，他特别找有关人员郑重交代：有关学航空技术的问题，待我回延安请示党中央、毛泽东之后才能定下来，这里的400多人绝大多数是红四方面军的，考虑到这是我们党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队，应由各个方面军的同志组成比较合适，准备再从延安挑选一些人来这里学航空技术。陈云把按条件精心挑选的30名年轻干部、战士推荐给接替他工作的邓发。邓发按照陈云的交代，对各大队预选的30余名学员于次年1月进行了体格检查，经苏联专家检查，合格者有25人。1938年3月10日，陈云在延安选拔的18名学员，千里迢迢来到迪化。一支在陈云精心组织下的红色航空学员队伍就这样诞生了。后来，这批学员中的大部分走上人民空军军师级以上的领导岗位，成为栋梁之才，为创建人民空军作出了基础性贡献。

    有了援接西路军的这段经历，陈云实际上就把自己也当成西路军的一员，对这些战友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西路军的行动后来被当作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使西路军将士蒙受了不白之冤。陈云一直挂心这件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他，亲自出面解决。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西路军问题，认为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1982年2月27日，他同李先念谈话时，李先念提到邓小平上一年批给他看了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满怀深情地表示：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他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29份历史电报后，请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李先念办公室转达他的意见说：送来的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邓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李先念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以后，陈云把这份说明及所有附件看了两遍。3月8日，他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性质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

    陈云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于1937年11月底搭乘运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回国的飞机，由迪化经兰州飞抵延安。历时三载、穿行亚欧数万里，陈云又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战友会合，迈上了新的征程。而他在长征中勇挑重担，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为人民军队多军种建设所作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