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初考察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时(本卷第2篇)，这个利润率还不是在它的完成形态上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平均化还只表现为投在不同部门的产业资本之间的平均化。这种情况已经在上一篇得到补充。在那里，我们说明了商业资本如何参加这个平均化，并且说明了商业利润。这样，一般利润率和平均利润就表现在比以前狭窄的范围内了。在阐述的过程中，以后凡是说到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的地方，要注意我们总是就后一种意义而言，即只是就平均利润率的完成形态而言。因为这种利润率现在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来说是相同的，所以，在只考察这个平均利润的时候，就不再需要区分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了。不管资本是作为产业资本投在生产领域内，还是作为商业资本投在流通领域内，它都会按照它的数量比例，提供相同的年平均利润。
货币——在这里它被看作一个价值额的独立表现，而不管这个价值额实际上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商品形式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能转化为资本，并通过这种转化，由一个一定的价值变为一个自行增殖、自行增加的价值。它会生产利润，也就是说，使资本家能够从工人那里榨出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并把它据为已有。这样，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以外，又取得了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在这里，它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生产的利润。这两种使用价值，是否意味着货币具有两种价值或象西方经济学所说的两种价格。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它变成了商品，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商品。或者换一种说法，资本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在这里，可以引用几段话，来说明经济学家正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您＜英格兰银行＞是经营资本商品的大商人吗？”这个问题是对该行的一位董事提出的，见《银行法报告》(下院1857年[第104页])的证人质问。】
假定年平均利润率是20%。这时，一台价值100镑的机器，在平均条件以及平均的智力水平和合乎目的的活动下当作资本使用，会提供20镑的利润。因此，一个拥有100镑的人，手中就有使100镑变成120镑，或生产20镑利润的权力。他手中有100镑可能的资本。如果这个人把这100镑交给另一个人一年，让后者把这100镑实际当作资本来使用，他也就给了后者生产20镑利润即剩余价值的权力。这个剩余价值对后者来说什么也不花费，他没有为它支付任何等价物。如果后者在年终把比如说5镑，即把所生产的利润的一部分付给这100镑的所有者，他就是用这5镑来支付这100镑的使用价值，来支付这l00镑的资本职能即生产20镑利润的职能的使用价值。他支付给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利润，叫作利息。因此，利息不外是一部分利润的特别名称，特别项目；执行职能的资本不能把这部分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而必须把它支付给资本的所有者。
很清楚，100镑的所有权，使其所有者有权把利息，把他的资本生产的利润的一定部分，据为已有。如果他不把这100镑交给另一个人，后者就不能生产利润，也就根本不能用这100镑来执行资本家的职能。【“一个借钱为了获取利润的人，应该把利润的一部分给予贷出者，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合乎自然正义的原则。”(吉尔巴特《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1834年伦敦版第163页)】
在这里，同吉尔巴特一起说什么自然正义，这是荒谬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正义的定义。双重标准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
这100镑作为资本(不管是作为产业资本还是作为商业资本)执行职能，因而生产20镑的利润。但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必要条件是，把这100镑作为资本支出，也就是说，把货币支付出去购买生产资料(如果是产业资本)或购买商品(如果是商业资本)。但是，这100镑要被支出，就必须已经存在。如果这100镑的所有者A把这100镑用在自己的私人消费上，或者把它们作为贮藏货币保存起来，它们就不能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B作为资本支出了。资本家B不是支出自己的资本，而是支出A的资本；但不得A的同意，他就不能支出A的资本。因此，把这100镑最初作为资本支出的实际上是A，虽然他作为资本家执行的全部职能只限于把这100镑作为资本支出。在我们考察这100镑时，B所以会作为资本家执行职能，只是因为A把这100镑交给了他，从而把这100镑作为资本支出了。
我们先来考察生息资本的特别的流通。然后第二步再来研究它作为商品出售的特别的方式，即它是贷放，而不是永远出让。
起点是A贷给B的货币。A把货币贷给B，可以有担保，也可以没有担保；前一种形式是比较古老的，不过用商品或用象汇票、股票等等的债券做担保的贷款除外。这些特殊形式和我们这里无关。在这里，我们只是考察普通形式上的生息资本。
货币在B手中实际转化为资本，完成G—W—G’运动，然后作为G‘，作为G+△G回到A手中，在这里，△G代表利息。为简便起见，我们在这里暂且把资本长期留在B手中并按期支付利息的情况撇开不说。
这样，运动就是：
G—G—W—G’一G‘。
在这里，出现两次的是，1．货币作为资本的支出；2．货币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作为G’或G+△G的流回。
在商业资本的运动G—W—G‘中，同一商品转手两次，如果是商人卖给商人，那就要转手多次；但同一商品每次这样的换位，都表示一个形态变化，表示商品的买或卖，而不管这个过程在商品最后进入消费以前要反复进行多少次。
另一方面在W—G—W中，同一货币换位两次，表示商品的一个完全的形态变化，先是商品转化为货币，然后再由货币转化为另一种商品。
相反，在生息资本的场合，G的第一次换位，既不是商品形态变化的要素，也不是资本再生产的要素。它在第二次支出时，在用它来经营商业或把它转化为生产资本的那个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才变成这样的要素。在这里，G的第一次换位，无非表示它已经由A转移到或转交到B手中；这种转移通常在一定的法律形式和条件下进行。
与货币作为资本的这种双重支出——其中第一次支出只是由A转移到B——相适应的，是它的双重回流。它作为G’或G+△G，从运动中流回到执行职能的资本家B手中。然后，执行职能的资本家B让它带着一部分利润，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作为G+△G再转给A。在这里，△G不等于利润的全部，而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即利息。它流回到B手中，只是作为B曾经支出的东西，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但它属于A所有。因此，要使它的回流完全起来，B就要把它再转给A。但除了资本额，B还要把他用这个资本额赚得的一部分利润，作为利息转交给A，因为A只是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即作为不仅在运动中保存自己，而且为它的所有者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交给B的。它只有在它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时候，才留在B手中。并且，只要资本到期流回，它就不再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而作为不再执行职能的资本，它就必须再转移到A手中，因为A一直是它的法律上的所有者。
在这里，资本是作为商品出现的，或者说，货币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根据这个规定，已经可以得出这种商品即作为商品的资本所特有的、不过在其他交易中代替出售形式也会出现的贷放形式。
这里我们必须作如下的区别。
我们已经说过(第2卷第1章)，并且在这里还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流通过程中的资本，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但是，在这两种形式上，资本不是作为资本变成商品的。
生产资本一旦转化为商品资本，它就必须投到市场上去，作为商品来出售。在这里，它是单纯地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在这里只作为商品的卖者出现，就象买者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一样。作为商品，产品必须在流通过程中，通过它的出售来实现它的价值，取得货币这一转化形式。因此，这个商品是由一个消费者作为生活资料来购买，还是由一个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来购买，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流通行为中，商品资本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它是和简单商品不同的商品资本，因为：1．它已经怀有剩余价值，因此，它的价值的实现同时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但是，这个事实并不影响它单纯地作为商品，作为有一定价格的产品而存在；2．它作为商品所执行的职能，是它作为资本所进行的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因而它作为商品所进行的运动，由于只是它所进行的过程的部分运动，同时就是它作为资本所进行的运动；但它作为商品所进行的运动成为它作为资本所进行的运动，并不是由于卖的行为本身，而只是由于这个行为同这个一定的价值额作为资本所进行的总运动的联系。
同样，作为货币资本，它实际上也只是单纯地作为货币，也就是作为商品(生产要素)的购买手段来发生作用。这种货币在这里同时是货币资本，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也并不是由于购买的行为，不是由于它在这里实际上执行的货币的职能，而是由于这个行为同资本总运动的联系，因为它作为货币所完成的这个行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先导。
但是，在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实际执行职能，在过程中实际发生作用时，商品资本仅仅起商品的作用，货币资本仅仅起货币的作用。在形态变化的无论哪一个要素上，就其本身来看，资本家都不是把商品作为资本出售给买者(虽然这种商品对他来说代表资本)，他也不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让渡给卖者。在这两个场合，他把商品单纯作为商品来让渡，把货币单纯作为货币，作为购买商品的手段来让渡。
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只有在同整个过程发生联系的情况下，在出发点同时就是复归点的时候，在G—G‘或W—W’中，才作为资本出现(它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出现，则是由于工人从属于资本家，由于生产剩余价值)。但在这种回流的时候，中介过程已经消失。这里存在的，是G‘或G+△G(不管这个增加了△G的价值额现在以货币的形式，以商品的形式，还是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存在)，是一个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余额即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的货币额。正是在这个资本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作为已经增殖的价值而存在的复归点上，在这样的形式上，——这个复归点想象地或者现实地作为静止点固定下来，——资本从来不进入流通，而是相反地表现为整个过程的结果，从流通中退出来。如果它再被支出，它也决不是作为资本让渡给第三者，而是作为单纯的商品卖给他，或者作为单纯的货币，为购买商品而支付给他。它在自己的流通过程中从不表现为资本，而只是表现为商品或货币，并且在这里，这就是它对别人来说的唯一的存在形式。商品和货币在这里成为资本，并不是由于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商品，并不是由于它们对买者或对卖者的现实的关系，而只是由于它们的观念上的关系，无论对资本家本身来说(主观地说)，或者作为再生产过程的要素来说(客观地说)都是如此。在现实的运动中，资本并不是在流通过程中，而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在剥削劳动力的过程中，才作为资本存在。生息资本却不是这样。它的独特性质也正在于此。要把自己的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来增殖的货币所有者，把货币让渡给第三者，把它投入流通，使它成为一种作为资本的商品；不仅对他自己来说是作为资本，而且对别人来说也是作为资本；它不仅对把它让渡出去的人来说是资本，而且它一开始就是作为资本交给第三者的，这就是说，是作为这样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具有创造剩余价值、创造利润的使用价值；它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并在执行职能以后，流回到原来的支出者手中，在这里，也就是流回到货币所有者手中；因此，它不过暂时离开他，不过暂时由它的所有者占有变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占有，这就是说，它既不是被付出，也不是被卖出，而只是被贷出；它不过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转让：第一，它过一定时期流回到它的起点；第二，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流回，流回时，已经实现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
作为资本贷放的商品，按照它的性质，或是作为固定资本贷放，或是作为流动资本贷放。货币可以在这两种形式上贷放。例如，如果它是在终身年金的形式上偿还，让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带着利息流回，它就是作为固定资本贷放。有些商品，例如房屋、船舶、机器等等，按照它们的使用价值的性质，始终只能作为固定资本贷放。不过，一切借贷资本，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也不管它们的偿还会怎样受它们的使用价值性质的影响，都永远只是货币资本的一个特殊形式。因为这里贷放的，总是一定的货币额，并且利息也是按这个金额计算的。如果贷出的既不是货币，也不是流动资本，它就会按照固定资本流回的方式来偿还。贷出者定期得到利息，并得到固定资本自身的一部分已经消耗的价值，即周期损耗的等价物。贷出的固定资本中尚未消耗的部分，到期也以实物形式还回来。如果借贷资本是流动资本，它也就会按照流动资本流回的方式回到贷出者手中。
因此，流回的方式总是由自身得到再生产的资本及其特殊种类的现实循环运动决定的。但是，借贷资本的回流采取偿还的形式，因为它的预付、它的让渡，具有贷放的形式。
在这一章中，我们只研究本来意义的货币资本，借贷资本的其他形式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贷出的资本的回流是双重的；在再生产过程中，它流回到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然后回流再进行一次，转移到贷出者即货币资本家手中，偿还给它的真正的所有者，它的法律上的起点。
在现实的流通过程中，资本总是只表现为商品或货币，并且它的运动总是分解为一系列的买和卖。总之，流通过程分解为商品的形态变化。如果我们考察整个再生产过程，情形就不同了。如果我们从货币出发(从商品出发也是一样，因为那时我们还是要从商品的价值出发，这样商品本身要从货币的角度来考察)，那就会看到，有一个货币额被支出，它经过一定时期以后，带着一个增长额流回来。预付的货币额得到补偿，并且加上了剩余价值。它经历一定的循环运动后，保存下来了，并且增长了。但是现在，作为资本贷放的货币，也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会自行保存、自行增长的货币额贷出的，它经过一定时期以后，带着附加额流回来，并且可以不断地重新通过相同的过程。它既不是作为货币，也不是作为商品支出的，也就是说，它作为货币预付时，不是去交换商品，它作为商品预付时，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出售，它是作为资本支出的。这种自己对自己本身的关系，——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作整体和统一体时，资本就表现为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上，资本表现为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在这里，不借助起中介作用的中间运动，已经单纯地作为资本的性质，作为资本的规定性，同资本融合在一起。而当它作为货币资本贷放时，它就是在这种规定性上让渡的。
蒲鲁东关于货币资本的作用所持的见解颇为奇特(《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在蒲鲁东看来，贷放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不是出售。取息的贷放
“是人们可以不断重新出售同一物品，并且不断重新为此得到价格，但从来不出让对所售物品的所有权”(第9页)。
货币、房屋之类的物品，不会变更所有者，这同在买和卖时不一样。不过蒲鲁东没有看到，当货币以生息资本的形式放出时，并没有得到任何等价物作为报酬。当然，在每一次买和卖的行为上，既然有交换过程发生，就一定有物品被让出去。所售物品的所有权总是要被放弃。但人们不会放弃它的价值。在卖的场合，商品被放弃了，但它的价值没有被放弃，它以货币的形式或以债券或支付凭证的形式被收回来，在这里，债券或支付凭证不过是货币的另一种形式罢了。在买的场合，货币被放弃了，但它的价值没有被放弃，它以商品的形式得到补偿。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产业资本家都保持同一价值(撇开剩余价值不说)，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在交换即物品交换发生时，不会发生价值变化。同一资本家总是握有同一价值。而在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时，不会发生交换；当交换发生时，剩余价值已经包含在商品中了。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交换行为，而是考察资本的总循环G—W—G’，那末，在这里总是要不断预付一定的价值额，并且不断从流通中取回这个价值额加上剩余价值或利润。当然，这个过程的中介作用在单纯的交换行为中是看不见的。而贷出货币的资本家的利息，正是以作为资本的G的这个过程为基础，并产生于这个过程。蒲鲁东说：
“实际上，出售帽子的制帽业主……得到了帽子的价值，不多也不少。但借贷资本家……不仅一个不少地收回他的资本，而且他得到的，比这个资本，比他投入到交换中去的东西多；他除了这个资本还得到利息。”(第69页)
制帽业主在这里代表生产资本家，而同借贷资本家相对立。蒲鲁东显然没有弄清楚这个秘密：生产资本家怎么能够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如何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在这里，从他的见解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并由此除了取得他投入到交换中去的资本，还能取得利润。假定100顶帽子的生产价格＝115镑，并且这个生产价格恰好和帽子的价值相等，就是说，生产帽子的资本恰好具有社会平均构成。如果利润＝15%，制帽业主在他按照这些商品的价值115镑出售这些商品时，就会实现15镑的利润。他生产这些商品只花费100镑。如果他是用他自己的资本进行生产，他就会把这15镑余额全部装进腰包；如果他是用借入的资本进行生产，他也许就要拿出5镑作为利息。这样做决不改变帽子的价值，而只改变已经包含在这个价值中的剩余价值在不同个人之间的分配。既然帽子的价值不受支付利息的影响，蒲鲁东下面的这些话就毫无意义了：
“因为在商业中，资本的利息加到工人的工资上，共同构成商品的价格，所以，工人要买回他自己的劳动的产品，就不可能了。自食其力的原则，在利息的支配下，包含着矛盾。”(第105页)【因此，照蒲鲁东说来，“房屋”、“货币”等等就不应当作为“资本”来贷放，而应当作为“商品……按照成本价格”(第43、44页)来让渡。路德比蒲鲁东高明一些。他已经知道，牟利与贷放或购买的形式无关：“从购买当中也能获得高利。但是现在要一口吃掉，那就太多了。现在必须先谈一种，即先谈放债的高利贷。等我们搞掉这个以后(在末日审判以后)，我们再来谴责购买上的高利贷。”(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登堡版)】
在下面这句话里，蒲鲁东把一般资本的运动说成是生息资本特有的运动，这说明蒲鲁东多么不理解资本的性质。他说：
“货币资本从交换到交换，通过利息的积累，不断流回到它的起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断由同一个人反复进行的贷放，会不断为同一个人带回利润。”[第154页]
那末，在生息资本特有的运动中，什么东西对他来说还是不能解决的谜呢？是这几个范畴：购买、价格、物品出让以及剩余价值在这里借以表现的没有媒介的形式；总之，是这样一种现象；在这里，资本作为资本已经变成商品，因而出售已经变成贷放，价格已经变成利润的一部分。
资本流回到它的起点，一般地说，是资本在它的总循环中的具有特征的运动。这决不只是生息资本的特征。作为生息资本的特征的，是它的表面的、已经和作为媒介的循环相分离的流回形式。借贷资本家把他的资本放出去，把它转给产业资本家时，没有得到任何等价物。放出资本根本不是资本现实循环过程中的行为，而只是为这个要由产业资本家去完成的循环作了准备。在这里，货币的第一次换位，不表示形态变化的任何行为，既不表示买，也不表示卖。所有权没有被出让，因为没有发生交换，也没有得到任何等价物。货币由产业资本家手中流回到借贷资本家手中，不过是对放出资本的第一个行为的补充。这个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通过循环过程，又以货币形式回到产业资本家手中。但因为资本支出时不是归他所有，所以流回时也不能归他所有。通过再生产过程这一情况，并不会使这个资本变为产业资本家的所有物。因此，产业资本家必须把它归还给贷出者。第一次支出，使资本由贷出者手中转到借入者手中，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交易，它与资本的现实的再生产过程无关，只是为这个再生产过程作了准备。资本的偿还，使流回的资本再由借入者手中转到贷出者手中，这是第二个法律上的交易，是第一个交易的补充。一个是为现实过程作了准备，另一个则是发生在现实过程之后的补充行为。因此，借贷资本的出发点和复归点，它的放出和收回，都表现为任意的、以法律上的交易为媒介的运动，它们发生在资本现实运动的前面和后面，同这个现实运动本身无关。即使资本本来就归产业资本家所有，因而作为他的所有物只流回到他那里，那末，对这个现实运动来说，这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在第一个作为先导的行为中，贷出者把他的资本交给借入者。在第二个作为补充的结束行为中，借入者把资本还给贷出者。如果我们只考察二者之间的交易，——暂时撇开利息不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考察贷出的资本本身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运动，这两种行为(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把它们分开，资本的现实再生产运动就是在这个时间内进行)就已经包括这个运动的全部。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说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
一般资本的具有特征的运动，即货币流回到资本家手中，资本流回到它的起点，在生息资本的场合，取得了一个完全表面的、和现实运动相分离的形态，尽管这个形态是现实运动的形式。A把他的货币不是作为货币，而是作为资本放出去。在这里，资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不过转手而已。它只是在B手中才实际转化为资本。但对A来说，单是把它交给B，它就成了资本。资本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实际流回的现象，只有对B来说才发生。而对A来说，流回是在和让渡相同的形式上进行的。资本由B手中再回到A手中。把货币放出即贷出一定时期，然后把它连同利息(剩余价值)一起收回，是生息资本本身所具有的运动的全部形式。贷出的货币作为资本所进行的现实运动，是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交易以外的事情。在双方进行的交易中，中介过程消失了，看不见了，不直接包含在内了。作为独特的商品，资本也具有它的独特的让渡方式。因此在这里，回流也不是表现为一定系列的经济行为的归宿和结果，而是表现为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特别的法律契约的结果。流回的时间取决于再生产的过程；而就生息资本来说，它作为资本的回流，好象只取决于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协议。因此，就这种交易来说，资本的回流不再表现为由生产过程决定的结果，而是表现为：好象贷出的资本从来就没有丧失货币形式。当然，这种交易实际上是由现实的回流决定的。但这一点不会在交易本身中表现出来。实际的情形也并不总是这样。如果现实的回流没有按时进行，借入者就必须寻求别的办法来履行他对贷出者的义务。资本的单纯形式——货币，它以A额支出，经过一定时间，除了这种时间上的间隔，不借助于任何别的媒介，再以A+A/x额流回——不过是现实资本运动的没有概念的形式。
在资本的现实运动中，回流是流通过程的一个要素。货币先转化为生产资料；生产过程把它转化为商品；通过商品出售，它再转化为货币，并在这个形式上流回到那个最初以货币形式预付资本的资本家手中。但就生息资本来说，回流和放出一样，只是资本所有者和另一个人之间进行的法律交易的结果。我们看见的只是放出和偿还。中间发生的一切都消失了。
但是，因为作为资本预付的货币具有一种属性，要流回到那个把它预付出去即把它作为资本支出的人那里，因为G—W—G‘是资本运动的固有形式，所以，货币所有者能够把货币作为资本来贷放，作为这样一种东西来贷放，这种东西具有一种属性，即要流回到它的起点，并且要在它所通过的运动中作为价值来保存和增殖。他把它作为资本放出，因为它在作为资本被使用之后，会流回到它的起点，也就是说，经过一定时间，能够由借入者偿还，而这又因为它已经流回到借入者自身那里。
因此，货币作为资本贷放——以在一定时期以后流回为条件的放出货币——要有一个前提：货币实际上会当作资本使用，实际上会流回到它的起点。因此，货币作为资本进行的现实的循环运动，就是借入者必须把货币偿还给贷出者的那种法律上的交易的前提。如果借入者不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支出，那是他的事情。贷出者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贷出的，而作为资本，它必须执行资本的职能，包括货币资本的循环，直到它以货币形式流回到它的起点。
有一定的价值额作为货币或商品执行职能的流通行为G—W和W—G’，只是中介过程，只是这个价值额的总运动中的各单个要素。作为资本，这个价值额通过总运动G—G‘。它作为货币或某种形式的价值额预付出去，又作为价值额流回。货币贷出者不把货币用来购买商品，在这个价值额以商品形式存在时，也不把它卖出去换取货币，而是把它作为资本，作为G—G’，作为经过一定时期又会流回到它的起点的价值预付出去。他不买也不卖，而是贷放。因此，这种贷放就是把价值作为资本而不是作为货币或商品来让渡的相应形式。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贷放不可能又是那些和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无关的交易的形式。
以上我们只考察了借贷资本在它的所有者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运动。现在我们来研究利息。
贷出者把他的货币作为资本放出去；他让渡给另一个人的价值额是资本，因此，这个价值额会流回到他那里。但单是流回到他那里，还不是作为资本贷出的价值额的回流，而只是一个贷出的价值额的回流。预付的价值额要作为资本流回，就必须在运动中不仅保存自己，而且增殖自己，增大自己的价值量，也就是必须带着一个剩余价值，作为G+△G流回。在这里，这个△G是利息，即平均利润中不是留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而是落到货币资本家手中的部分。
货币资本家把货币作为资本让渡，这就是说，货币必须作为G+△G回到他那里。我们以后还要特别考察一种形式，按照这种形式，在贷出期内，利息按期流回，但资本不流回，它要等到一个较长的时期结束时才偿还。
货币资本家给予借入者即产业资本家的是什么呢？前者实际上让渡给后者的是什么呢？只是这种让渡的行为，才使货币的贷放成为作为资本的货币的让渡，也就是说，成为作为商品的资本的让渡。
只是由于这种让渡的行为，资本才由货币贷出者作为商品交给另一个人，或者说，他所支配的商品才作为资本交给另一个人。
就通常的出售来说，让渡的是什么呢？那不是所出售的商品的价值，因为这个价值只是改变了形式。这个价值在它以货币形式实际地转到卖者手中以前，已经作为价格观念地存在于商品之中。在这里，同一价值，同一价值量，不过改变形式而已。在一个场合，它们以商品形式存在；在另一个场合，它们以货币形式存在。卖者实际让渡的，从而进入买者的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
货币资本家在借出期内让渡并出让给生产资本家即债务人的使用价值又是什么呢？是货币由于下面这一点而取得的使用价值：它能够转化为资本，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因而在它的运动中，它除了保存自己原有的价值量，还会生产一定的剩余价值，生产平均利润(在这里，高于或低于平均利润都是偶然的现象)。就其余的商品来说，使用价值最终会被消费掉，因而商品的实体和它的价值会一道消失。相反，资本商品有一种属性：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会保存下来，而且会增加。
货币资本家在把借贷资本的支配权移交给产业资本家的时间内，就把货币作为资本的这种使用价值——生产平均利润的能力——让渡给产业资本家。
在这个意义上，这样贷出的货币，同那种与产业资本家发生关系的劳动力，有某种类似的地方。不过，产业资本家对劳动力的价值是支付，而他对借贷资本的价值只是偿还。对产业资本家来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于：当劳动力被使用的时候，它会比它本身具有的价值，比它所费的价值，生产更多的价值(利润)。这个价值余额，对产业资本家来说，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与此相同，借贷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也表现为这种资本生产价值和增加价值的能力。
货币资本家事实上让渡了一种使用价值，因此，他所让出的东西，是作为商品让出的。从这方面来说，它完全类似商品本身。第一，它是由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的价值。就简单的商品即商品本身来说，在买者和卖者手中保留着相同的价值，只是形式不同；双方在交易前和交易后拥有和他们让渡的价值相同的价值，不过一个以商品形式存在，一个以货币形式存在。区别在于：在贷放上，只有货币资本家在这种交易中让出价值；但他会由未来的偿还而保持住这个价值。在贷放上，只有一方得到价值，因为只有一方让出价值。第二，一方让渡现实的使用价值，另一方得到并且使用这个使用价值。但这个使用价值与普通商品不同，它本身就是价值，也就是由于货币作为资本使用而产生的那个价值量超过货币原有的价值量所形成的余额。利润就是这个使用价值。
贷出的货币的使用价值是：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并且作为资本在中等条件下生产平均利润。【“取息的合理性，不是取决于借入者是否赚到利润，而是取决于它在适当使用时能够生产利润。”(《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伦敦版第49页。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约·马西。)】
那末，产业资本家支付的是什么呢，借贷资本的价格又是什么呢？在马西看来：
“人们为了使用他们所借的东西而作为利息支付的，是所借的东西能够生产的利润的一部分。”【“富人不亲自使用自己的货币……而是把它贷给别人，让别人用这些货币去牟取利润，并且把由此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为原主保留下来。”(《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伦敦版第23、24页)】
一个普通商品的买者所购买的，是这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他支付的，是这个商品的价值。与此相同，借款人所购买的，是货币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但他支付的是什么呢？那当然不是象在购买别的商品时那样，是它的价格或价值。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不象在买者和卖者之间那样，会发生价值的形式变化，以致这个价值在一个时候以货币形式存在，在另一个时候以商品形式存在。放出的价值和收回的价值的同一性，在这里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价值额，货币，在没有任何等价物的情况下付出去，经过一定时间以后交回来。贷出者总是同一价值的所有者，即使在这个价值已经从他手中转到借入者手中，也是这样。在简单商品交换中，货币总是在买者方面；但在贷放中，货币却是在卖者方面。他把货币放出去一定时期，资本的买者则把资本作为商品接受下来。但是，只有当货币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从而被预付时，这才是可能的。借入者是把货币作为资本，作为会自行增殖的价值借来的。不过，和任何处在起点上，处在预付那一瞬间的资本一样，这个货币还不过是可能的资本。它要通过使用才自行增殖，才作为资本来实现。但借入者必须把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即作为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利息)来偿还；而利息只能是他所实现尚未实现、即将实现的利润的一部分。已经实现与尚未实现之间蕴含着矛盾。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因为对于借入者来说，借贷资本的使用价值，就在于它会替他生产利润。不然的话，贷出者就没有让渡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利润也不能全部归借入者。不然的话，他对于这种使用价值的让渡就是什么也不支付了，他把贷款还给贷出者时，就只是把它作为单纯的货币，而不是把它作为资本，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来偿还了，因为它只有作为G+△G，才是已经实现的资本。
贷出者和借入者双方都是把同一货币额作为资本支出的。但它只有在后者手中才执行资本的职能。同一货币额作为资本对两个人来说取得了双重的存在，这并不会使利润增加一倍。它所以能对双方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只是由于利润的分割。其中归贷出者的部分叫作利息。
按照假定，这全部交易发生在两类资本家之间，即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或商业资本家之间。
决不要忘记，在这里，资本作为资本是商品，或者说，我们这里所说的商品是资本。因此，这里出现的一切关系，从简单商品的观点来看，或者从那种在再生产过程中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观点来看，都是不合理的。贷和借(不是卖和买)的区别，在这里是由商品——资本——的独特性质产生的。同样不要忘记，这里支付的，是利息，而不是商品价格。如果我们把利息叫作货币资本的价格，那就是价格的不合理的形式，与商品价格的概念完全相矛盾。【“价值(value)这个用语用在通货上有三种意义……2．指手中现有的通货，不同于在以后的某一天收进的同等数额的通货。这时，通货的价值要由利息率来计量，利息率则由借贷资本的总额和对它的需要的比率来决定。”(罗·托伦斯上校《论1844年银行法的实施对商业信贷的影响》1847年伦敦第2版[第5、6页])】在这里，价格已经归结为它的纯粹抽象的和没有内容的形式，它不过是对某个按某种方式执行使用价值职能的东西所支付的一定货币额；而按照价格的概念，价格是这个使用价值的以货币表现的价值。
利息是资本的价格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是完全不合理的。在这里，商品有了双重价值，先是有价值，然后又有和这个价值不同的价格，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货币资本首先不外是一个货币额，或者是作为一个货币额固定下来的一定量商品的价值。如果商品作为资本来贷放，贷出的不一定是货币。这个商品就只是一个货币额的伪装形式。因为作为资本贷放的，并不是若干磅棉花，而是在棉花形式上作为棉花价值存在的若干货币。所以，资本的价格，即使不象托伦斯先生所说的那样，和作为通货的资本有关，也和作为货币额的资本有关。一个价值额怎么能够在它本身的价格之外，在那个要用它本身的货币形式来表示的价格之外，还有一个价格呢？价格是和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区别的商品的价值(市场价格也是这样，它和价值的区别，不是质的区别，而只是量的区别，只与价值量有关)。和价值有质的区别的价格，是荒谬的矛盾。【“货币或流通手段的价值这个用语，不加区别地既用来表示商品的交换价值，又用来表示资本的使用价值。由此产生的双重含义，是引起混乱的经常性根源。”(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第77页)——但是，图克没有看到主要混乱(它包含在事情本身之中)：价值本身(利息)变成了资本的使用价值。】
资本通过自己的增殖来表明自己是资本；它的增殖程度，表示它作为资本实现的量的程度。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其比率或水平，——只有通过它和预付资本的价值作比较，才可以计量。因此，生息资本的增殖的大小，也只有通过利息额，即总利润中归生息资本的部分，和预付资本的价值作比较，才可以计量。因此，如果价格表示商品的价值，那末，利息表示货币资本的增殖，因而表现为一个为货币资本而支付给贷款人的价格。由此可见，象蒲鲁东那样，把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即买和卖的简单关系直接运用到这里来，从一开始就是荒诞无稽的。根本的前提恰好是，货币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因而可以作为资本自身，作为可能的资本，转给第三者。
但是在这里，资本本身所以表现为商品，是因为资本被提供到市场上来，并且货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作为资本来让渡。但它的使用价值是：生产利润。作为资本的货币或商品，其价值不是由它们作为货币或商品所具有的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它们为自己的所有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来决定。资本的产品是利润。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是作为货币支出，还是作为资本预付，只是货币的不同的用途。货币或商品，就其自身来说，在可能性上是资本，正象劳动力在可能性上是资本一样。劳动力作为资本的表现是什么？因为1．货币可以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只是而且实际上也只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抽象表现，是它们作为价值的存在；2．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具有在可能性上已经是资本的属性，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存在着补充这些物质要素的对立面，使这些要素变为资本的东西——雇佣劳动。
物质财富的对立的社会性质，——物质财富和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之间的对立，——离开生产过程，已经表现为资本所有权本身。这个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断产生的结果，并且作为这样的结果又是它的不断需要的前提；这个因素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现在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货币，商品也一样，就其自身来说，潜在地，在可能性上是资本，它们能够作为资本出售，并且以这个形式支配别人的劳动，提出占有别人劳动的要求，因而是自行增殖的价值。这里也清楚地表明了：占有别人劳动的根据和手段，是这种关系，而不是资本家方面提供的任何作为对等价值的劳动。
其次，资本所以表现为商品，是因为利润如何分割为利息和本来意义的利润是由供求，从而由竞争来调节的，这完全和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它们来调节的一样。但是在这里，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一样地明显。如果供求平衡，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和它的生产价格相一致，也就是说，这时它的价格就表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规律来调节，而不是以竞争为转移，因为供求的变动只是说明市场价格同生产价格的偏离。这种偏离会互相抵销，所以从某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平均市场价格等于生产价格。一旦供求平衡，这些力量就不再起作用，互相抵销；决定价格的一般规律这时也就会适用于这些个别的场合；市场价格这时在它的直接存在上，就已经和那个由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规律调节的生产价格相一致，而不只是作为市场价格的运动的平均才是这样。工资也是这样。如果供求平衡，供求的作用就会互相抵销，工资就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但货币资本的利息却不是这样。在这里，竞争并不决定对规律的偏离，而是相反，除了由竞争决定的分割规律之外，没有别的分割规律，因为我们以后会看到，并不存在“自然”利息率。相反，我们把自然利息率理解为由自由竞争决定的比率。利息率没有“自然”界限。在竞争不只是决定偏离和波动的场合，因而，在互相起反作用的各种力量达到均衡时任何决定都停止的场合，那种需要决定的东西本身就是某种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资本结构也是没有规律的、任意的吗？在下一章，我们要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在生息资本的场合，一切都表现为表面的东西：把资本预付出去，不过表现为资本由贷出者手中转移到借入者手中；已经实现的资本流回来，不过表现为借入者把资本连同利息归还或偿还给贷出者。同样的话也适用于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这样一种性质，即利润率不仅由一次周转所获得的利润和预付资本价值的比率决定，而且也由这个周转时间本身的长短决定，也就是说，它是作为产业资本在一定期间内提供的利润来决定的。这个事实在生息资本的场合也表现为完全表面的东西，好象一定数额的利息是为一定的期间而支付给贷出者的。
浪漫主义的亚当·弥勒，以他观察事物内部联系的日常见解说道：
“决定物品价格时，无须考虑时间；决定利息时，主要的是考虑时间。”(《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3册]第138页)
他没有看到，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怎样参加商品价格的决定，资本在一定周转时间内的利润率怎样也正好是这样决定的，而利息正好由一定时期的利润的决定来决定。在这里也和通常一样，他的深刻洞察力就在于，看到表面上的尘埃，就狂妄地把这种尘埃说成是神秘莫测的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