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普通士兵的标准像：一男性红军士兵形象，一女性红军士兵形象）

    配图的红军士兵装备说明词：

    *军帽为缀有红色五角星的八角式列宁帽。红四方面军的军帽比红一方面军的稍大。因此在两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大脑袋”，红一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小脑袋”。

    *平行四边形的红色领章

    *灰色棉上衣。秋冬衣服后来成为紧缺物品，例如途中有些部队棉上衣不够，战士们只好轮流穿。

    *皮带

    *子弹袋

    *干粮袋

    *利于行军的绑腿

    *腰上大搪瓷杯子（里面塞着牙刷和毛巾）

    *10天的干粮

    *2-3双布草鞋

    *出发时红军战士平均每人携带100发子弹，1枝步枪，1把刺刀，2-4个手榴弹

    1934年开始长征的红军经过国民党部队连续5次的围剿，已经元气大伤。新补充的农民出身的战士占了绝大部分。这些战士的内心或许充满了仇恨和革命的浪漫情怀，但他们走在一起，从外形上看，却并不像一支正规部队。

    英国籍传教士R·A·勃沙特在贵州境内曾经路遇长征中的红军。他这样描绘第一眼遭遇到红军的场景：“这些人都戴着相同的帽子和佩戴着红色标志。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杂乱，简直一个人一个样。他们来自乡下的小村，衣服是随手弄来的而又根本不注意布料颜色，其中有蓝、灰、紫 、绿、黄、黑色等等。”这些红军是用江西方言和勃沙特交流的。

    此时的红军在之前已经经历过了无数磨难，几乎不成形状。人员伤亡，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这是一支军事史上也堪称奇特的部队。从出发前到最后建立新的根据地，红军的人数、打扮、装备在行进途中不断发生变化。

    一份拼接而成的红军档案：长征之前

    长征出发时的红军战士，大多数在17至30岁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约54%的战士都在24岁以下，而将领的平均年龄也不超过30岁，非常年轻。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士兵大部分为江西籍贯。此外福建和浙江籍贯的红军也占较大比例。在长征期间沿途“扩红”（招收新兵），湖南籍、四川籍、贵州籍的红军不断增多。

    参加红军的人的身份有雇农、工人、中学生、小商贩等等，绝大多数是农民。参加红军的许多人是因为生活艰难、没吃没穿，不愿受压迫。当然也有一些逃婚以及讨厌了在古老的农村生活的一些乡绅，只有极少数的人相信他们是为了寻找革命真理。那时候，马克思、列宁只是少数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生活的革命党人以及精英们的圣经。遥远的俄罗斯那时候还叫作苏联。是一个更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红军主要是步兵，只有少量的骑兵、炮兵、工兵及通信兵分队。当时的组织体制和编制也不统一，通常是按方面军、军团、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序列和“三三制”进行编组。武器装备则主要取之于敌，使用缴获的步枪、机枪、轻型火炮和自制的长矛、大刀等古老兵器同敌人作战。在建军之初，红军废除了封建雇佣军队的管理方法，实行人民军队官兵平等、经济公开的民主管理制度。

    据1934年春季的一次统计，红军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构成是工人占30%，农民占68%，其中农民中的大多数（不少于77%）来源于苏区当地，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4%。创建于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的最初的红军由前国民党官兵、游民、贫苦农民等组成。

    上世纪30年代初，红军的发展令人惊异，每年的数量翻倍递增。《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记载下几组关于红军的数字：“根据各种估计，1930年，红军总数约有5万人，1931年增加到10万人以上，1932年增至20万人，1933年增至50万人。”

    在1934年，红军的政治身份比例是这样的：中共党员和非党员的比例为28%比70%。而按照毛泽东当时认为的最佳比率应该是25%比75%。

    参加长征的红军中绝大多数为男性红军，其中在中央红军只有30名女性红军干部以及少数的女护士和女勤务兵，而红四方面军则另有一个妇女独立师，兵力近3000人（长征后减员至2000左右缩编为妇女独立团）。按照这样的数字，长征期间的红军男女比例为90：1。

    参加长征的红军中，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3：1（据李德的回忆）。

    <span class="center">表格一 参加长征的红军前后数量变化

    <tr><td>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td><td>37000余人（经西路军损失后余14000余人）</td></tr><td>3400余人（是唯一不少反增的长征部队）</td></tr></table>

    谁命名红军

    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时，武装部队沿用了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这一番号。“八七”会议后秋收起义的部队始称为工农革命军。而同年11月在湖北黄麻的起义，部队则称为农民自卫军。

    12月，广州起义的部队出现了工农红军的旗帜。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民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了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装，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而红军的正式名字，则在一个月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的《军事工作大纲》明确做了“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命名为红军”的规定。毛泽东、朱德正式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是最早的一支正式命名为红军的队伍。“工农”两字具体显示了中国红军战士的主要政治成分。接着，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先后奉命改称为红军。

    多数观点认为“红军”的称呼乃是从苏联红军沿袭而来。亦有人考证出“红军”最早的说法是来自一幅对联：“痛恨绿林，假称白日青天，黑夜沉沉埋赤子；光复黄安，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这幅对联是1927年11月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攻克黄安县城，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时，由当地著名书法家吴兰阶所创作的，首次用“红军”两字来形容这支部队。这个说法一定程度上混乱了中国红军与苏联红军称呼上的延续关系。

    中国红军与苏联红军具有密切的联系。1918年1月列宁和托洛茨基缔造了苏联工农红军，当时的组成是工人 、农民和沙俄旧军队中觉醒的革命士兵。10年后，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武装力量也称为工农红军，当时的组成也是工人、农民和国民革命军的士兵。在井冈山的中国红军高级将领不少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如苏联红军大学就专门开设有中国班，而红军也同样学习托洛茨基在苏联红军设置的从连一级到总司令的各级政治工作制度 ，政治委员主要由中国共产党党员骨干担任。

    苏联风的红军造型

    红军创建时期，并无统一军装。当时的红军士兵具有代表性的服装是灰色粗布的中式便衣裤，上衣不另接袖，有两大两小无袋盖的口袋，也有的是对襟两个或3个口袋，5个扣子，用布结或用布包铜钱、麻团做扣子。裤子是没有插手口袋的直筒长裤（红四方面军曾穿短裤绑腿）。也有的战士穿列宁式和中山式服装。

    红军的帽子也不尽相同，有的部队戴八角帽，有的戴六角帽，还有的戴学生帽（红四方面军的帽沿比较大），但都是缀红布做的五角星（象征着工、农、兵、学、商团结一心向革命），衣领配两块红布领章（象征红旗普照全国）。这是当时从衣服上识别红军的唯一标志。

    当时红军军服的用布，主要是窄幅粗布、细棉布，颜色有灰色、青色和兰色。

    红军到1931年底才有自己的统一军装。是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专门培养红军指挥员的第一所正规高等军事院校也建立起来，但当时红军的着装很不统一，有穿工农装的；有穿从战利品中获得的白军服装的；也有的穿打土豪分来的各色服装；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头戴列宁帽、身穿灰布红军服装。时任中央红军学校任俱乐部主任赵品三接受刘伯承的命令开始设计新军装，刘当时从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新服装设计出来后，首先是红军学校里的学员每人一套，并逐渐扩散到全军。

    红军的军装一开始是仿照前苏联红军军服样式设计的，上衣是紧口套头的，前苏联大部分地区与我国南方气候有差别，这个设计很不适合南方的气候，于是改为开襟敞口的，并缀上红领章；军帽仍用大八角式列宁帽 ，后来发现帽角太大，不适合中国人的脸型，就又把军帽改为“小八角”，帽中央缀一颗红五角星。考虑到红军经常要在山地行军作战，选用了不容易暴露目标的灰布衣服。

    如英国籍传教士R·A·勃沙特所描绘的，长征期间的红军并不是一支衣装统一的队伍。受条件所限，以及沿途不断吸收各地的新兵，红军实际上依然是一只衣装杂乱的队伍。

    红军第一次统一发的军装。

    红四方面军的军帽，帽檐比较大。

    周恩来所戴的标准红军帽和耿飚所带的红军帽，两张头像并列比较。

    苏联红军的标准制服像。

    图为红军长征期间的旗帜式样。红军的旗帜从秋收起义打出第一面红旗后历经变化，直到1934年1月，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才正式规定军旗的样式为：“军旗为红色底子 ，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中为黄色的交叉镰刀锤子，右角上为黄色的五角星，旗柄为白色。”这是一面深受前苏联国旗影响的军旗。

    如果要为长征的红军战士画一幅标准像的话，江西省兴国人或许可以作为形象代表。在红军苏区时期，兴国全县23万人，参军参战的就达8万多人，占青壮年的80%，为国捐躯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23179名，居中国各县烈士之首，占中国烈士总数的六十分之一，其中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烈士就达12038名，几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将士倒下，在会师时也是因为听到对方有人哼起兴国山歌才发现原来是红军并接上头的。

    兴国也是中央红军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毛泽东曾在兴国做过《兴国调查》、《 长冈乡调查》，办过“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陈毅曾兼任过中共兴国中心县委书记；兴国先后创办了中央兵工厂、中央造币厂、中央红军总医院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参加长征的12个主力师有7个师是从兴国出发的，其中“少共国际师”、“工人师”、“模范师”三个师均是兴国子弟。兴国从苏区时期的“模范县”到建国后中国的第二大“将军县”，这里共有长征老干部500余人，省军级以上干部106人，开国将军54名。

    江西省的另一个县瑞金，当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全县有49000人参加红军，其中参加长征的有31000余人，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有12000余人，其余大部离队失散。

    （井冈）山上的情况，因来了这样多的军队，变得十分恶劣了，军队没有冬季制服，食粮也极度稀少。有几个月，我们简直靠南瓜过日子，士兵们喊出一个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尽南瓜！”——因为在士兵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

    在一般的发展苏维埃区域，红军是偏于一种“波浪式”的发展的，而非常不平衡地前进，即以“跳跃”获得的前进，并不巩固所占领的土地。这种政策是切乎实际的，是从多年的、集体的、军事政治的经验而来的。

    红军的威信在农民中天天增高了，而且竟达到我的家乡湘潭。因为我听说，当地农民都相信我不久就要回转家乡，并有一天，一架飞机飞过时，他们断定这就是我。他们警告耕种我的土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的旧田庄，看看有没有树木被砍倒。假若砍倒的话，他们说，我要向蒋介石索偿。

    红军初期自己绘制的连环画，内容是“发扬阶级友爱，为巩固部队而斗争”。

    1934年3月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画报》封面是“苏联红军中之图书室”。这些细节表明，政治学习、 宣传对于红军的部队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绘画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局部）

    那些忧郁的青春一代

    按照中国的一句古话“成王败寇”，那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的勇士们早就已经被视为国家的英雄。长征比起黄埔军校，是中国培养高级将领的最好的流动的军事学校。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首次授衔仪式，245个中将以上军衔的将军中有222人曾经参加过长征。

    而如果以长征开始时计算他们的平均年龄，则更让人惊叹：9位元帅为36.5岁，8位大将为31.7岁，48位上将为25.9岁，157位中将为23.8岁。

    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长征时只有18岁，同样是18岁的还有肖华，其他著名的将领如杨得志24岁，李先念25岁，王震26岁，杨尚昆27岁，罗瑞卿28岁，许世友29岁，陈云29岁。这样年轻的将领行列，在世界战争史上都令人震惊，找不到可类比的历史以及曾经发生过的史事。这些当初还只是血气方刚、衣裳不整的少年军官，后来都渐渐成为了国家领导人，如此的年轻资本使得他们那一代人即使在革命胜利50多年后，仍然能够领导着中国政治的航船。而当年的他们，则是满怀忧患意识的左翼青年，他们或许并没有想到，才仅仅十年多的时间，他们就亲手建立了新中国的红色政权。

    胡耀邦/肖克/杨德志/李先念/王震/杨尚昆/罗瑞/许世友/陈云/邓小平等年青时的英俊表情，头像拼图。

    图/授军衔时合影图片

    部分红军将领长征时的职位及年龄

    一、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

    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27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34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41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司令：朱德48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周恩来36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29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36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28岁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42岁

    1、军委纵队

    司令员：叶剑英37岁；政委：陈云29岁

    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27岁

    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34岁

    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武亭29岁（后为李维汉38岁）

    第四梯队司令员：陈赓31岁；政委：宋任穷25岁

    2、红一军团

    军团长：林彪28岁；政委：聂荣臻35岁；政治部主任：罗荣桓32岁；参谋长：左权29岁；保卫局局长：罗瑞卿28岁

    第1师师长：李聚奎30岁；政治部主任：谭政27岁

    第1团团长：杨得志24岁；第2团政委：邓发24岁

    第二师政委：刘亚楼23岁

    第4团团长：耿飙24岁，政委：杨成武20岁；第5团政委：赖传珠24岁

    第15师（原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28岁；政委肖华18岁

    3、红三军团

    军团长：彭德怀36岁；政委：杨尚昆27岁，李富春34岁；参谋长：邓萍26岁

    第4师师长：张宗逊26岁；政委：黄克诚32岁

    第5师师长：李天佑20岁；政委：钟赤兵20岁

    第10团政委：杨勇22岁；第11团政委：张爱萍24岁，政治处主任：王平27岁；第12团政委：苏振华22岁

    4、红五军团

    军团长：董振堂39岁；政委：李卓然35岁；参谋长：陈伯钧24岁

    第13师政委：朱良才34岁

    5、红八军团

    中央代表：刘少奇36岁；军团长：周昆32岁；政委：黄苏26岁；参谋长：张云逸42岁

    6、红九军团

    军团长：罗炳辉31岁；政委：蔡树藩29岁；参谋长：郭天民29岁

    二、红二方面军

    总指挥：贺龙38岁，副总指挥：肖克26岁；总政委：任弼时30岁，副总政委：关向应32岁；参谋长：李达29岁

    7、红二军团

    政治部主任：甘泗淇31岁

    第5师师长：贺炳炎21岁

    第6师政委：廖汉生23岁

    第18团政委：余秋里20岁

    8、红六军团

    军团长：肖克26岁；政委：王震26岁；参谋长：谭家述25岁

    三、红四方面军

    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37岁；总指挥：徐向前33岁，副总指挥：王树声29岁；政委：陈昌浩28岁；政治部副主任：傅钟34岁

    9、红4军

    军长：王宏坤25岁，副军长：许世友29岁；政委：周纯全29岁

    第11师师长：陈再道25岁

    第12师师长：张才千23岁

    10、红30军

    军长：程世才22岁；政委：李先念25岁；政治部主任：李天焕22岁

    11、红31军

    军长：王树声（兼）29岁

    12、红9军

    政委：詹才芳27岁；政治部主任：王新亭26岁

    13、红33军

    军长：王维舟47岁

    四、红25军

    军长：程子华29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政委：吴焕先27岁

    注：红军时期，这里专指1933年6月全军整编后的各部队里，将领中有几个职务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包括军事正职、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供给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参谋长一职相对略有偏弱，但也很重要。军事副职和副政治委员也有，但不是很多，倒是一般兼、代军政正职的情况较为普遍。这是根据当时的战争条件和红军的具体实际情况而定的。

    统一的红军

    1930年1月以前，红军没有统一编制的计划。那时的最高领导机构认为：“目前中国，只有朱毛及彭德怀的部队可以称为红军，其余如贺龙等都不能叫做红军”，只能算作游击队（《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政治问题报告记录》1929年6月25日）。因此，各地红军的编制及番号也就各行其是。

    1930年1月，中央军事部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的番号和编制，将几部较大的红军编为一至八军。这是红军史上的第一次统一规划。4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全国红军按地城组成军团，这是红军首次由军组成军团的计划，后来调整组成了4个军团。1930年8月23日，红军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随即组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 当时中央并没有指示其组成红一方面军；而以鄂豫境地区的红军为基础组成的红四方面军也是自行成立的。与红一方面军成立时的情况一样，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也是因为军事指挥的需要，当时红四军和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攻黄安县城，为便于统一指挥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遵照中央指示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而第三方面军只好缺编。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经长征后全部会师陕北，1937年8月，这三支主力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至此红三方面军也就没有必要再编了。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的5个领导人在湖南澧县合影，他们分别是贺龙、李达、关向应、任弼时（从左到右），坐在地上的是王震。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穿着军装，看上去都像读书人或者生意人。两个月后，他们奉命率队从桑植县开始长征，是出发时间最后的一支红军队伍。

    1935年11月27日，长征开始第8天，红六军团攻克了湖南新化城，前排左起第三人是王震，第四人夏曦，第五人萧克。肖克和王震都是年仅26岁的年轻将领，由于两人密切合作和果断指挥，突围战斗打得机动灵活，所向披靡，大家心里都很高兴，于是利用在县城“老屋陈家”难得的休整空隙，师团以上22个指挥员和一名警卫员，聚集在空坪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据记载，三大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留下红军高级将领集体照片，这是仅有的一次。集体留影后，团政治部主任夏曦等人就英勇牺牲了。这张照片的幸存者，建国后萧克、王震被授予上将军衔，周仁杰等8人被授予中将、少将等军衔。照片的摄影师是当时新化一名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胡永康。他从一位牧师那里学会了照相，五四运动后回家乡开了一家照相馆。建国后这张照片的发现帮助摄影师洗脱了落后的罪名，并成为新化县被国家认定为革命老区的重要物证。

    反“围剿”中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三个战士严肃地站在树叶搭盖的掩体边，把象征工农革命的红旗放在显眼的地方，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反“围剿”的战争最后将要失败，而自己也将踏上万里征程。这幅图片中所显示的战士们的气质以及寻个年代的风尚，在今天看来，恍似某种仪式重现。

    支援反“围剿”的苏区少年先锋队。

    这些战士多数是出身乡村农民家庭的青少年，意气风发，他们接受了中国式的马列主义的启蒙，革命对于他们类似于正在发生青春中很有意义的一部分。作为精神上的某种象征，他们显然有着与他们同代的少年不同的气质。

    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后来都走上了长征之路。并完成了他们成为革命者的想象力。

    在反“围剿”中行军的工农红军，他们戴着各种样式的草帽、绅士帽，有的甚至把毛巾盖在头上，他们的衣服和武器也是五花八门，但斗志却依然高昂。在经历了四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之后，国共双方的精神状态都进入比较亢奋的状态，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第四次围剿总体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清除了中国共产党3个主要根据地中的两个（鄂豫皖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击溃了3支主要红军中的两支，并且总结出必须改变军事战略对付红军。但在共产党的角度来看，第四次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利让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似乎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只要坚持按照老路走下去，就可以继续取得坚持下去。

    第四次反“围剿”后，朱德在红军机枪训练班毕业典礼上讲话。此时的朱德已经完全没有一个曾经旅法留学的旧派军官的形象，他剃着光头，腿上绑着绷带。

    朱德在许多西方人的书写里，是一个很有味道的男人与指挥家。他的温和其实很令人难以想像他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有着留洋以及旧军官的经历，然后成为红军的杰出领导者以及缔造者之一。他似乎永远都沉默着，四川式的方言、方正的脸、毛泽东的战友……这些词如此集中的被安放在中国的某部分历史里。

    1933年12月15日，被国民党部队俘虏的红军士兵，其中相当部份是农民的孩子。三十年代的国民党，更多的对这支“叛军”，并且自立政府的军队，采取了严历的打击。委员长蒋介石相信德国人的战术，围杀着这些装备极差，领导力处于不断的变换以及仍在寻找真正的革命方向的军队。委员长的收获非常多，从红军不断的壮大以及最后流失的数字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的军队的胜利究竟有多大，而对于一支流浪与被追杀的军队来说，是多么的耻辱以及难以忘记。这些被俘虏的战友们，他们在前进的路上失散了。

    中国红军是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

    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