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面疙瘩汤+小馒头+羊肉烩苤蓝+野韭菜+野蒜+野芹菜

    臭蒿子+牛耳大黄+豌豆苗+胡豆苗+鸡蛋汤+白糖粥

    采来豌豆苗熬汤+小麦面+蘑菇汤+洋姜+蛋蛋炒米

    中坝腊肉+青稞+牛皮带+枪皮带+旧牛皮鞋+茶膏+豆角

    牦牛肉+茴茴草+松菌+清水煮树皮、草根+羊肉+洋芋

    黄豆+酥油糌粑+蒲公英叶子+荀麻苞谷+绿豆+宣威火腿+马铃薯

    青稞面馒头+红烧猪肉+鸡蛋煮挂面+糯米腊鸡+皮蛋+小米+南瓜

    油鸭子+炒麦子+野菠菜+包谷糊+油泡香肠+油煎糖饼子

    玉蜀黍+桐油炒狗肉+蜜糖蕨根酸梅

    这是从各种回忆红军长征的记载中找出来的部分食物单子，有野菜也有上好的腊肉。长征一路上从东南行军到西北，沿途移风易俗，红军的胃口也不断在调整，而最重要的却是红军的胃口不得不一再缩减，这是由于红军是一支非政府补给的国家部队，并且长期在外行军，给养完全跟不上，所以食不果腹地行军作战，成为经常的事情。

    在长征中，“吃”，毫无疑义地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吃什么”和“如何吃”。几万人马，粮食自筹。在不同的地区，还得入乡随俗，适应新的饮食环境，甚至还得亲自动手收割粮食，采摘野菜。

    在长征初期，红军将领肖锋听到战士们议论：在白区作战，比在苏区吃得还好一些，就是粮食无保障，老是饱几顿饿几顿。在红军的部队进入西南之后，在将士们的日记或回忆录里，关于缺粮少食的内容逐渐增多。可见食物已经越来越成为心头大事。

    当时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顾玉平回忆说，长征中大家吃的是“包子饭”，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来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种菜，一样的分量。长征途中只有李德有专配的炊事员，其他领导人与士兵吃的是一样。

    最有意思的细节是南方的厨子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全都一筹莫展。长征中担任炊事员的大多是江西出来的老战士，到了西藏境内，他们在此之前从没见过青稞麦，也没做过玉米饭，于是只好动脑筋想办法学习新的做饭技术，于是炊事员每到宿营地，首先就忙着到处找碾子推磨。

    红军自从进入黔藏地区，吃大米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在贵州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科长谢扶民在日记里写到与苗民购买糯米的事：“买到的都是糯米，有的单位不愿意要，一来因为米好花钱多，二来有人说吃了糯米腿发软，走不动路。但经过了解，原来这里只产糯米，别无它粮。大家只好说，‘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籍贯来自东南地区的战士，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吃糯米。红军这段路程多以苞谷、青稞麦为主食，一直到了渭河南岸，才吃到久违的大米。

    有一个用行政命令解决水土不服的故事：长征刚进到藏区时，部队里主要吃的是酥油糌粑，这是一种把青稞麦炒熟后磨成粉子，用酥油拌和，盛在木碗里用手抓着吃的食物。但一开始，来自江西湖南等外省的红军战士都吃不惯那股腥味，不愿吃，各部队政治机关只好专门发了材料，解释说藏民的这种食物其实对身体健壮是很有好处的，鼓励大家吃下去。

    除了沿途打土豪接济部队之外，红军的途径还有从打败的敌人那里获取食物。有则关于食物的笑话在路上流传：红三军团在渡金沙江前缴获了一些铁桶饼干和罐头，时任11团政治部主任王平不知道罐头是何物，就随手扔掉了，被懂得一些外文的政委张爱萍拣到，辨认出是果子酱就打开来吃，而王平怕上当，还是不敢吃。

    还有一个关于组织起来学习就地取食的故事：1936年四五月间，红军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准备三过草地。但此地人烟稀少，连部队眼前的供应都很困难，如何筹备粮食？富有野战经验的朱德于是请来了当地的通司和老百姓，询问清楚这一带有哪些可吃的野菜，获知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德甚至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小组去采野菜。一个没有吃的部队，食物与打战都是将领的头等大事。

    朱德的野菜小组很快就识别出了十几种野菜，装在口袋里带回到宿营地。翌日，朱德就把辨别野菜知识在直属队和附近部队推广起来。各路部队都派来了代表，带来他们所采摘出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将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养起来，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举办了一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野菜展览。它们有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等等各种奇形怪状的野菜，红军战士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参观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的食物。

    指挥作战的朱德对食物事必躬亲。在《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斯诺的记述里，朱德还是一个在行军中亲自下厨的红军总司令。书中有一个情节很有趣：一个红军战士拿来一些猪下水（一个猪肝和一个猪肚子），大声地问战友：“这些东西怎么做呀？”正在和战士们讲太平军故事的朱德，他停了下来，转身答道：“切一切，等一会儿我来炒。这个我会。下次你要再搞到猪肚子，找点醋和辣椒，我帮你炒。”这些如同一个农民家庭厨房里的温馨对话，让现场的战士印象深刻。这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在长征期间，能吃到一顿好的食物，在所有将士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

    1936年6月20日，在懋功胜利会师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专门为食物的问题通电各个军团，电报专门讲了如何节省及携带粮食的办法，规定了各军团的筹粮地区，以及每人每天的食量，携带干粮数量，宣传节粮、严惩浪费粮食的现象。规定每人每天食量为：

    1、麦子1斤4两；

    2、苞谷、什粮1斤2两；

    3、牛羊猪等不作菜，应烤成肉干代替粮食，每1斤鲜肉做半斤算。

    还要求部队“每天改成两餐，一稀一干。”

    从爬雪山开始，粮食的情况更趋恶化。

    本来在西藏，红军还是想按照在沿途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取得藏民的拥护，然后筹粮，准备北上的物资 。然而现实却令红军一筹莫展，藏民要么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要么不断进行骚扰，国民党的宣传更加剧了少数民族和红军之间心理上的隔阂，并对卖粮食给红军的当地人处于死刑的惩罚。红军虽然有买粮食的钱，但当地没有人卖粮，也没有粮可卖。

    当时曾专门发了《总政治部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要求在征集粮食时，“严禁侵犯群众尤其是番人、回人的一点利益，绝对禁止强买粮食，买粮食不给钱，群众不在家不给钱”。

    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犯自己的纪律。他们捣碎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因为在这些偶像里装满了善男信女多年来贡奉的粮食，他们把这些多年陈粮麦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味同嚼蜡，但毕竟是粮食。

    红军也不得不收割了藏民耕种的青裸，但他们留下了金钱或借据。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对这段割麦经历有这样的描述：“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了少数担任勤务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都一起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

    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把这笔我们不得不从他们这里抢夺过来的给养偿还给苗人和番人。”

    关于红军饮食的最惨一幕发生在草地。由于先头部队的战士们饮用了草地上有毒的水，大都患上腹泻和痢疾，粗糙的整颗的谷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仍带着血污。面临着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挑拣着这些谷粒，把谷粒洗净煮沸后就狼吞虎咽地再吃下去。

    实际是青稞面疙瘩，干粮袋经雨水浸泡，早已结成一根硬棒棒。掰下一块青稞面疙瘩让周围的人看一看，再泡到野菜汤里。这样互相监督，限制干粮的消耗量，防止没走出草地就断了口粮。长征途中朱德曾亲自教战士们如何吃青涩（未成熟）的青稞：弄点火，烤一会儿，然后放在手里搓一搓，就往嘴里塞。这种方法甚至被士兵们命名为“朱德吃法”，并得到推广。

    先用水泡，然后用火煮。闻起来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

    用藏族地区的茶叶熬成的“茶膏”。做法是把茶叶放入锅里，加适量的水，再加点碱或草木灰，烧上大火熬，直到茶水成糊状，再把粗的渣滓去掉，再熬干一点，搓成羊粪蛋大的茶丸晾干。泡茶喝的简陋茶具是用1尺左右长、直径两三寸，两头有节的竹子做成的水筒，在一端钻一个小洞，将茶水灌满后，用个楔子堵住洞口，到了有水的地方，一碗水泡上一颗茶丸。

    产地在茅台镇。红军会喝酒的都过足了酒瘾，而不会喝的，也都装上一壶，作为洗脚活血、舒筋骨之用。

    由野豌豆苗加水熬成的汤。据喝过的红军干部莫文骅描述：“既没有油，又没有盐，清汤寡水 ，一股麻痹的腥气。”

    在雪山上将糖精加入冰渣后自制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