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杂志1935年4月22日报道：蒋介石以屠杀对付共产党

    在中国西南腹地贵州省，群山连绵起伏，这里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汞矿，这里的人民说一种叫“苗语”的少数民族语言。上个星期，凶猛的蒋介石委员长在苗寨继续对共产党穷追猛赶，让他们无处藏身，接着成百上千地进行屠杀——尽管他是位温和儒雅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

    委员长的美国轰炸机所过之处，片甲不留，令贵州的当地人又新奇，又惊恐。随着屠杀速度加快，每天死亡人数都在上升，从500人、2000人到5000人，在最后4天的屠杀中，一共死了7000中国人。委员长领导的南京政府毫不在乎地指出：“歼灭人数远远少于一个省死于饥荒的人数。这是对付共产党的惟一方法。”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

    “小米加步枪”时期的红军

    中央红军长征时的装备表

    各种枪弹173万余发

    手榴弹76000多个

    迫击炮弹2473发

    步枪29153支

    轻重机枪651挺

    迫击炮38门

    刺刀17552把

    梭镖6101支

    马338匹

    马刀882把

    七五过山炮：这是伴随红军长征的一门山炮，是红2、6军团（1936年7月组建成红二方面军）转战在湘鄂川 黔边镜，于湖南陈家河、桃子溪战斗中缴获国民党军第58师的。现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土地革命战争馆内。 1927年（民国16年）由上海兵工厂制造，口径75毫米，重386千克，炮闩为横楔式，炮架为双轮单脚式，出厂编号587。在长征期间红军战士们对这门山炮非常珍爱，吃苦流汗，马驮人扛，必要时拆卸，过了困难地，再安装 起来，终于把这门山炮带到陕北，使之成为整个红军队伍长征带到陕北的惟一的一门山炮。

    红军的另一门山炮在四川境内赤水河战役中，曾用来对付刘湘麾下的川军教导旅，仅剩的3发炮弹打完后，被朱德下令扔进赤水河，因为再没有什么用处了。

    产自德国的伯克门式9MM冲锋枪：在长征途中17勇士强渡大渡河时就曾使用过这种枪，是红军专门用来装备突 击队的攻坚武器，当时俗称“花机关枪”，是红军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缴获的少量国民党军装备之一。 该枪是在德国MP-18I冲锋枪的基础改进而来的，但外型与MP-18I差别不大。

    毛瑟冲锋手枪：在红军装备使用的五花八门的手枪中，数量最多的是毛瑟冲锋手枪，它还有个中国名字叫“盒子炮”。因为它们是国民党政府兵工厂统一制造的，而国民党军队正成为共产党军队武器的主要来源。据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向中国倾销的各种毛瑟冲锋手枪达40万支之多。当时在中国，不同地区，对外国武器 各有选取，唯独对有木盒托的毛瑟冲锋手枪可以说是“人人爱”，中国人对毛瑟冲锋手枪的态度可以用美国人对柯尔特左轮所表达的爱慕之情作比拟。谁要背挂一支木盒托的毛瑟，必定非常惹人注目，甚至招来忌妒。

    毛瑟冲锋手枪在旧中国仿制成风。带10rds（发）固定弹匣的M1896毛瑟冲锋手枪于1921年首先由汉阳兵工厂仿造，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至少有5个规模大小不一的兵工厂仿造毛瑟冲锋手枪。中国红色根据地内也生产了不少毛瑟冲锋手枪。张国焘闹分裂，朱德、刘伯承被困在四方面军张国焘手中，生命安全几遭不测。朱德身上，一直有两支毛瑟手枪和一支小手枪与之形影不离，刘伯承则随身带了包括两支毛瑟手枪在内的五支手枪。张国焘最后没有下手。

    勃朗宁手枪：西北红军的领导人刘志丹率领红军东征时，配用的是M1900式7.65mm勃朗宁手枪，刘志丹在勃朗宁手枪的握把两侧分别刻上了“抗日”、“救国”的字样，表达红军抗日的决心。

    捷克式步枪：是红军部队中使用的比较先进的步枪，枪弹的口径是7.9毫米。

    三八式步枪：其中红九军团三八式步枪装备最强，红九军团在红军长征中掉队本来是一次失误，但却在客观上造成了红军夹江而阵的战略态势，之后他们于贵州、云南和四川三省交界地区打了许多恶仗，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到大量三八式步枪。

    三八式步枪是一种手动枪机步枪。在中国俗称三八大盖，是因其枪机上有一个拱形防尘盖而得名。枪身较长，结构简单，射击时后座力小、易于控制，具有高可靠性和高准确度。三八式步枪曾大量装备中国军队，尤其是抗日战争结束，侵华日军投降后，缴获的三八式步枪在中国国共内战期间广泛使用。朝鲜战争初期三八式步枪是中国志愿军重要步兵武器之一。

    湘江战役

    长征最险恶也是最惨烈的湘江战役，发生在1934年初冬的湘江枯水期，刚刚突破了三道封锁线的先头红军得以顺利涉水过江，但后续部队却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及时抢渡，遭到湘军和桂军的围攻。

    红军一再丧失良机，大部队仍按常规行军，每天平均只走30多里，足足走了四五天，才到达湘江边。这种行军速度，给了敌人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时机，使红军有利的态势丧失殆尽。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红军大部队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碧绿的湘江水，转瞬之间变成一江血水。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两岸的红军战士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双方苦战了5个昼夜。

    在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彪回忆：“军团指挥部完全混在了阵地之中，指挥官们带着电台，直接把命令下达到靠近的部队。译电员们往往一封来电还没有翻译出来，他们就下达了第二道命令。这些电报无不冠以‘十万火急’等词，无一不要求战士‘全力阻击’、‘保证时间’……”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国民党部队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但经过红军史上这最惨痛的一仗后，部队由8.6万多人降为3万人。

    那是一幅横尸遍野的惨烈景象。萧锋所在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损失过半，他在日记里写到：“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人吃，边走边哭。”

    从1935年1月开始，红军中最重要的几名领导的身份在悄悄地转换。遵义会议形成了几乎每位将领都参与决策的风气，3月31日，林彪和聂荣臻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同毛泽东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意见，这使毛泽东感到应当缩减军事决策的程序，经过开会讨论，毛泽东和周恩来、王稼祥被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员，从排名上看，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前面。1935年3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与现在大家熟悉的形象有较大的区别，周恩来被一些人称作“大胡子”，而毛泽东看上去却比较文弱。而几乎同期蒋介石也亲自来到贵阳指挥战事。

    昆明匪再渡赤水河，窜古蔺，企图渡河。因川军集次于叙永，我第三纵队主力由毕节兼程出赤水河经磨泥赴营盘山堵截，匪不敢迎战，复由二郎滩太平渡渡赤水河回窜黔北。现我军正在桐梓松坎鸡鸣关之线及鸡鸣关遵义间，遵义鸭溪间遵义刀把水间茅台仁怀谭厂长干山风香坝白腊坎鸭溪之线，均建筑碉楼。王纵队魏蒋两部 在茅台小河口布防。侯汉佑部仍在赤水土城之线，沿河筑碉。匪在遵桐以西赤水河以北一带地区，被四面包围中，决难漏网，现蒋委员长在贵阳驻节，部署一切，指挥统一，军心振奋，必可于短期内聚歼之。（廿六日中央社电）

    从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开始，红军开始改变一味的退却战术，主动出击，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历史上通常被认为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但是在美国的历史学者杨炳章的研究中却认为：“四渡赤水”的第一次是遵义会议上中央集体决定，因为土城战役失利后放弃渡长江北上，是被迫渡赤水西退；第二次主要是毛泽东主张，但不是毛泽东直接指挥，回师黔北，获得遵义大捷；第三次再渡赤水，这次由毛泽东直接指挥，西进主动求战歼敌，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第四次被迫再次东返，随后南下，以后一个月中央红军辛苦转战于云贵高原，并没有达到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建立新根据地两项战略目的或其中之一，从而引起党和军队上下的普遍不满，不得不渡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此系杨氏一家说法，无损“四渡赤水”在红军军事史及展现毛泽东军事指挥才华的重要作用。

    娄山关

    遵义战役中的娄山关争夺战也是异常的激烈。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四个团的兵力。当日拂晓天降大雪，黔军最精锐的第四团对睡梦中的红军反扑过来。红三军团13团团长彭雪枫形容对手“火力之强，扑打之狠，使你不相信那是王家烈的部队。”

    不夺回娄山关，遵义难保。关键时刻，红军的援军第三营赶到。“（他们）居高临下投入冲锋了。大雾弥漫，枪刀并举，便是所谓精锐的第四团吧，怎么能拦得住呢？没有流血的，只有向后跑。第一营架了机关枪， 对着背后一阵扫射，似乎并不麻烦，一起倒地了，鲜血流入马路两旁的沟里头。”亲临作战的彭雪枫的描绘胜过了任何文学作品。敌人连续组织了6次冲锋，都没有得逞。此时阵地上“死尸堆高了，小河沟变成了红流”。双方相持不下，红军的另外三个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又赶来增援。此时红军的数量足够威猛，接下来正如彭雪枫形容的恰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红军如万马奔腾从山上冲下去，而黔军像池中的鸭子，乱杆打下去之后，只有拖泥带水，边飞边跑，走投无路的，索性缴枪投降，马路两旁恭恭敬敬地站满了投降的敌人。那个胜利的夜晚，在彭雪枫笔下是异常的热闹，“没有秩序的队伍，摆在马路上，活像发了大水似的，前呼后拥，向遵义前进，胜利的欢喜，挂在每个人的脸上，马路两旁的山谷里，回应着歌声、吼声、笑声，前前后后，绞在一起 ，成了一窝蜂。人们简直疯了。”

    红军的高兴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这次战斗的胜利意味着他们已经占领了长征途中的最大城市遵义。后来毛泽东在经过娄山关时，心有所动，即兴赋词《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强渡大渡河的17个英雄

    1935年5月30日出版的第186期《战士报》，上面刊有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名单，标题为《牲部（即红1军团）强渡大渡河的十七个英雄》，他们是：第2连连长熊尚林，第2排排长罗会明，第3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斗员张桂成、萧汗尧、王华停、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第4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斗员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这篇报道是这样写的：

    “此次担任经冕宁到大渡河的先遣团（即红一团），他们自接到任务后。不顾任何疲劳与困难，每天总以最强的速度赶路；临到河边的前一晚，更以一百二十里的急行军，进行夜袭敌人，占领了渡口。守获了船只，取得了渡河的重要条件。

    “天险的大渡河，水深流急比金沙江还更厉害，同时对岸又有敌人一营兵力以上扼守，‘牲’部二连十七个同志争先恐后的自动报名过河，在模范的二连连长及支书领导之下，坚决首先强渡，他们一致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怕敌人火力猛烈，不顾水急的危险，至高的表现了他们阶级战士可敬可爱的铁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热情，猛虎一般的勇猛，很沉着的逐着雪花一般的险恶狂涛，在敌人不断射击之下，强渡过河，刚上岸就是一个冲锋，我们这十七个英雄把敌人一营完全打垮，占领了重要阵地，取得了此次渡河第一步的伟大胜利。”

    强渡大渡河胜利归来的英雄们受到了奖赏。他们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宁服、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这是红军战士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在当时物质的奖励似乎比金质奖章要好得多。不过，最令人遗憾的还是，声名赫赫的这17名勇士，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全部都战亡。他们没能享受到革命胜利的果实。

    在大渡河战役上，还有个红军神炮手赵章成的经历非常传奇，当时他只有4发炮弹，却摧毁了敌人的3个机枪火力点，为渡江的勇士们扫清了障碍。在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说他曾在法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显然是误会了，赵章成是原国民党26路军迫击炮手，1931年加入红军，赵章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保持着佛教信仰，不愿杀生，每次作战开炮前他总要祈祷一番，说自己是奉命开炮，冤魂不要来找他。这个习惯赵章成直到长征结束后才放弃。他后来在新中国担任过炮兵副司令员。

    抢渡大渡河的为红一军团红一团，团长杨得志，这个团资历辉煌。两年后，红一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作为主力团首战平型关；阿部规秀死于“红一团”炮兵连炮火中，“狼牙山五壮士”也是出自这支部队。又过了13年，由红一团骨干组建的志愿军第38军在朝鲜战场上拼杀出“万岁军”称号，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写的就是这支部队。现驻港部队前身也是红一团。

    飞夺泸定桥

    这个被康熙皇帝御笔亲题桥名的“泸定桥”，在历史上曾被石达开错失战机而全军覆灭，却成为红军的奇迹。过去写泸定桥战斗的文章，多写红四团的战斗情况。实际上这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是一次统一的战役，而不是少数英雄部队的殊荣。

    这次战役被写进小学教材。有一个细节被误传了很久，红军被描绘为“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 ，实际上并非如此。聂荣臻的记述最为准确：突击队“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在铁索桥上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

    据指挥这场战斗的红一军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一向稳重的刘伯承在泸定桥表现得有点失态。大部队过桥的时间为下半夜两点钟，刘伯承从桥东走向桥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的十分仔细，最后他站在桥中央，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蹬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我们胜利了！”

    腊子口

    腊子口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次少见的硬仗。聂荣臻回忆道：“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回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隘口只有三十多米宽，两边是千丈悬崖峭壁，似被一把巨斧劈开，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沟，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此处部署了国民党军队两个营的兵力，桥头筑有碉堡，从山口往里，直到岷县，还纵深配置了3个团的兵力，不攻占腊子口，红军就无法前进。毛泽东定下了攻打腊子口的决心。攻打腊子口的任务则交给了杨成武和王开湘率领的红4团。这支部队与红1团在长征路上一直担任着开路先锋，直接归林彪和聂荣臻领导，红四团前身为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曾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暴动。在抗日战争时期，红四团所在的红二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开赴华北前线，首战平型关。解放战争中，这支英雄的团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 如今它隶属济南军区。

    红四团以四个连正面攻击，两个连攀登悬崖绝壁，向敌后迂回，袭击东面山顶守敌，摧毁大碉堡。天亮时，发起总攻，完全夺取了天险腊子口。为了迎接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在腊子口战役旧址正在修建一个纪念馆。而这里也缺少了当年的险峻气势，因为修路，而炸掉了两边的一些悬崖，如今再去参观，已没有了当年的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概。

    在长征途中牺牲的红军重要将领

    洪超，红三军团4师师长，1934年10月21日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牺牲。

    沈述清，红三军团4师10团团长，1934年11月30日在湘江之战中牺牲。

    杜中美，红三军团4师参谋长，1934年11月30日在湘江之战中牺牲。

    易荡平，红一军团2师5团政委，1934年11月29日在湘江之战中牺牲。

    陈树湘，红五军团34师师长，1934年12月10日在湘江之战中被俘牺牲。

    邓萍，红三军团参谋长，1935年2月26日在遵义战役中牺牲。

    钱壮飞，军委副秘书长，1935年4月1日在贵州金沙县梯子岩被土匪杀害。

    王开湘，红一军团2师4团团长，1935年到陕北后因病昏迷，不慎开枪走火牺牲。

    余天云，红四方面军30军军长，1936年4月在过四川大金川时跳江自杀。

    张辉，红二方面军6师师长，1936年10月在过渭水时牺牲。

    罗南辉，红四方面军5军副军长，1936年10月21日在甘肃华家岭牺牲。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际上获得了军事指挥权，此后他似乎养成了一种习惯，即把那些打前哨开路的艰难任务都交给林彪率领的第一军团，而那些难啃的“硬骨头”都交给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从2月份开始，中央红军所打的大仗如娄山关大捷、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均由彭德怀率领第三军团完成。在灵活战术之下，中央红军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四渡赤水，而后强渡金沙江成功，跳出了薛岳指挥的数十万人形成的包围圈 。

    红军战术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击时集中它的主力，而随后能加以迅速地分散。这就是说，要避免阵地战，而在运动中要用尽各种方法和敌人的部队接触，并且击溃它。根据这种方策，虽然许多有经验的军人不赞成，红军发展了这种神奇的“运动战”和迅速而有力的“速战”。

    在井冈山时，我们有四个口号，都是游击战术的主要方法，红军就是靠了它发展起来的。这些四个字一条的口号是：“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避我攻”，“敌退我追”，最初为许多人所反对，他们不主张采用这种战术，可是许多经验证明它们的正确。凡是红军脱离了这种战术的时候，普通总是失败的。红军的人数很少，较敌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资源和军需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巧妙地把计策和游击战术联合起来，才有希望战胜有着广大富庶根据地的敌人。

    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张国焘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从两位领导人身上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国焘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疾苦之色。毛泽东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柔弱与自负的特点。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张“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张国焘，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他还是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成员，长征期间他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红四方面军兵力多，超出红一方面军几万人，指挥权却不在张国焘手上，这使他的心理产生了极大不平衡。张国焘期望凭借军事实力以及在党内的资格急切执掌中央大权，最终犯下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

    1937年红军到达延安后，张国焘仍被中央任命了一系列要职（军委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等），但在1938年4月张国焘终于还是借参加一次黄帝祭礼的机会，只身从延安出走，转而投靠到他曾经与之艰苦斗争过十多年的国民党阵营中。这是张国焘一生中的最大败笔。张国焘先是被安排在戴笠的军统干特务工作，身份是空头无权的中将“设计委员”，此间他对当年红军部下的几次策反行动均无功而返。

    1949年冬，张国焘携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先到台北，但很快就又离开这个让他觉得不如意的地方，来到了香港。朝鲜战争期间国际黄金市场价格上涨，对“炒金”业务一窍不通的张国焘，便也将家里仅有的5000美元干起了买卖黄金的生意，结果连老本也赔了进去，落了个一贫如洗的结局。期间张国焘曾在1953年和1958年与新中国联系过希望能回去，但最后都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1961年，贫困潦倒的张国焘接受美国堪萨斯大学撰写回忆录的约稿。用了4年时间完成了《我的回忆》（此书在一些史实上并不客观），在写书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给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之前他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过关于中共党政领导人的情报。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这使张国焘甚为惊慌，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和妻子远走高飞，到了加拿大。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右手右脚均瘫痪，从此卧床不起。住进了加拿大官办老人免费病院，和另一个外国老人挤在一间仅有数平方米的小屋里，终日躺在狭窄的小床上，厮混岁月。两年后，终日躺在床上的张国焘一个翻身，被子和毛毯掉到了床下，他自己无法拾起，也没有别人理会，张国焘就这样凄惨地冻死在了异国他乡。最后被安葬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一个公墓。终年82岁。

    陈昌浩

    陈昌浩，当年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此人作战勇猛，为红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之下的人物。他的座下拥有一大批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的人物：国家主席李先念、元帅徐向前；20世纪50年代中国几个主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如许世友、陈再道、程世才、洪学智等将军；以及邓小平时代中国军方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后者包括前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刘华清等等，而这些当今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昔日只是陈昌浩部下的一些连排长而已。

    1931年12月，即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次月，身为总政委的陈昌浩带上手枪和手榴弹登上缴获来的飞机，逼使俘虏的飞行员飞临黄安城敌军上空，撒传单，扔炸弹，揭开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序幕。这次战争让陈昌浩声名远扬。

    长征途中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副手陈昌浩是他的得力干将。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行动上的意见分歧，陈昌浩与新的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他后来受命与徐向前率领西路军西渡黄河，以图夺取宁夏，接通苏联。中央军委这个部署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亦作为“西安事变”中国共谈判大局中的一粒棋子，西路军受命忽西忽东，最终丧失了时机，陷入敌军的重围。西路军最终遭到惨重失败，两万多红军绝大多数死亡流散。

    陈昌浩在流散途中在河西走廊幸得一位湖北同乡、草药医生仗义援救，死里逃生回到延安。从此，被解除军职，无缘效命抗战前线，而担任宣传科长兼政治教员，以“待罪”之身开始了漫长的“检讨生涯”。陈昌浩成为承担西路军失败以及党内路线斗争的责任人。

    1939年8月，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经中共中央同意，陈昌浩跟随周恩来等人一起去了苏联，李德也在此次去苏联的队伍中。自此陈昌浩开始了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的一个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没有什么生产技能，只有到采石场去做苦力。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获“卫国战争奖章”。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来，先后安排他们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从此开始从事翻译工作。陈昌浩的译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政党论》《列宁文集》（两卷集）等先后在苏联出版。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

    1951年初，陈昌浩留学苏联的儿子大学毕业回国参加工作。陈昌浩嘱咐儿子替他代办申请回国的手续。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陈昌浩终得携苏联妻子回到祖国。刘少奇和朱德等人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昌浩带着“密谋杀害毛主席”的罪名饮恨自尽。直到今天，他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的墓穴里的骨灰盒依然空空如也。1980年陈昌浩的名誉得以恢复。

    1935年9月19日，红军进驻哈达铺。关于延安的一个神秘的故事的出处以及经典的版本证实：一个偶然的机会，毛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那上面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

    就是这份旧报纸让毛泽东找到了长征的最后目标地点。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惩奸除恶的天鞭。”这位“陕西罗宾汉”的一生是坎坷的，他牺牲后，毛泽东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1934年和1935年间，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迅速扩大，1935年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26、27军在国民党五 六万人的围剿中，仍可以解放6座县城，使陕甘、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陕甘苏维埃政府，共控制着陕甘边境22个县。

    刘志丹生前生后都遭到政治厄运。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刘志丹此时正关押在牢房里被政治清洗，幸被毛泽东派人营救出来。1936年2月，刘志丹奉命率军东征，横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去河北和热河前线对日作战。部队在汾河流域遭到蒋介石和阎锡山部队的阻击，在战斗中牺牲，年仅32岁。他的遗体被送回陕北，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来纪念他。

    在刘志丹牺牲26年以后的1962年，一部以他的生平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刘志丹》被康生定为反党小说。《刘志丹》小说案株连之广，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时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了几百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后来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九泉之下的刘志丹对这些自然是不可能知道了。

    决定长征的会议

    由于军事和政治上的各种不确定，红军在路上会议频繁，可谓是一边开会，一边行进。从下面的重要会议召开的周期就可发现，平均每个月都有两次会议。这只是被载入史册的会议，还没有计算那些沿途随时随地召开的小会议和临时会议。当时红军是集体领导制，制定一个决策需要考量诸多元素，而毛泽东则是从这些会议中逐渐崛起。最重要的当然是众所周知的遵义会议。

    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改变原定去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而取西入贵州。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放弃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

    猴场会议：1934年12月31日-1935年1月1日，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17日，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

    鸡鸣三省会议：1935年2月4日至5日，决定反攻遵义，张闻天成为中央最高领导。

    扎西会议：1935年2月6-9日，决定恢复白区工作，重新整编红军，决定回师遵义。

    白沙会议：1935年2月15-16日，决定二渡赤水。

    苟坝会议：1935年3月10日，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决策三人团。

    会理会议：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批评部队中的“右倾情绪”。

    泸定会议：1935年5月31日，决定过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

    两河口会议：1935年6月26日，决定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准备实行松潘战役。

    黑水芦花会议：1935年7月18-22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集中讨论了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

    沙窝会议：1935年8月4-6日，增补了几位红四方面军将领进政治局。

    毛儿盖会议：1935年8月20日，决定左右两路军迅速执行北上东进的发展计划。

    牙弄会议：1935年9月8日，联名催促张国焘及左路军尽快北上。

    巴西会议：1935年9月9日，决定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

    俄界会议：1935年9月12日，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榜罗镇会议：1935年9月26日，决定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为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