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出发前，每个将士都备有2-3双草鞋。在江西南部的“草鞋”实际上是布底，上面有布片做的耳子和后跟，样式如草鞋有耳，故仍称草鞋。
产自贵州的茅台镇，1935年3月16日，红军从茅台镇附近三渡赤水，这种高度数的白酒被红军当作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随军医生把酒大瓶大瓶带走，一路上当作酒精使用，还有人用来泡他们疲惫不堪的脚，被周恩来看到后制止了。当中国共产党获得革命胜利后，茅台酒被尊为国酒，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将领一辈子只喜欢这一种酒。
白色的搪瓷缸子一开始是红军长征出发时所带的饮具，后来条件艰苦，也成为煮食用的临时备用锅，很多红军将这种习惯带到抗日战场、解放战场，甚至是和平年代。
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闽西赣南地区的竹斗笠。长征时基本每个红军都备有一个，因为有资料说长征前夕在福建长汀县的斗笠厂曾赶制了20万顶斗笠，以确保红军出征时，每人都能戴一顶新斗笠。据传毛泽东曾经指示工厂将尖顶改成平顶的，这样睡觉时还可以当枕头。这个说法并无确证资料。斯诺的夫人在延安时期，就见到警卫她的红军战士当中有人仍保存着一顶经历过了长征的、对主人来说极为珍贵的旧斗笠。而此种帽子几成红军形象的重要部分。
长征中红军的伙食为“包子饭”，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红军的用餐工具都比较杂乱，每个人各自携带自己的饭盒或碗筷，图中这种饭盒为质量最好的一种，从国民党部队缴获而来。
遵义是红军长征中唯一正式发行过苏维埃币的地方。1935年1月苏维埃国家银行进入遵义。当年银行发行的红军票可以到各商店、摊位购买任何一样商品，在遵义有极高的信誉。在遵义有个关于苏维埃币的故事：为补给军需，红军只好先将一户人家的猪杀了，留下15元苏维埃币和一张买猪说明条，1949年解放后该农民用此15元苏维埃币兑换成了人民币。
红军在翻越雪山时用的防滑器，俗名称“脚码子”。长8-9厘米，宽5-6厘米，近似于椭圆形的小铁器，有4颗钉子，多为尖状，个别为方形。
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在长征后期，却经常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未经允许取走百姓的食物。红军于是明文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留下字条、借条或钱款。这是红军留在门板上的一张字条。
从这个裂缝纵横的胶鞋底，就可一目了然红军将士的行军强度。红军在一般情况下日行70里路。最快的时候超过100里，而他们当中多数人甚至没有胶鞋穿。邓萍曾经作为红3军团参谋长的身份指挥过二渡赤水、娄山关战役、牺牲于抢占遵义老城的战场中，他也是在长征中牺牲的红军最高级指挥员。新中国成立后，遵义地方政府重新找到邓萍的遗骸，迁葬在凤凰山上，移墓时发现并保存下来的锈迹斑斑的金属衣扣和裤扣、毛衣碎片 、帆布跑鞋已磨平了的胶底等遗物，现被军事博物馆珍藏，以作永久的纪念。
风雨夜行军时，这种能够防风的灯就成为红军最需要的照明工具。除此之外，红军还发明了不少简陋的照明方法，据李富春回忆最好的就地取材的方法是把几片干竹合起来点燃，这样光亮好而且不怕风，也比较耐烧。
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
在红军长征中，粮袋的作用不比子弹袋的作用小。在缺乏粮袋的时候，红军甚至想到用裤子，他们把裤腿的两头扎起来就成为了一个新的粮袋。
红军开始长征后，红军对内宣传工具《红星》报改为手刻蜡板油印，直到遵义会议前邓小平共主持编印了70多期。到了长征后期，纸张紧缺，就印在草纸上。红军对外宣传也很重视，最经常印的就是一份《什么是红军》的传单。有一个数据说，红六军团在长征出发时携带的各类宣传品就多达160万份，光挑印刷品的担子就多达近百副。
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到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长期步行的红军必备物。主要用来扎紧从脚裸到膝盖之间的裤腿，以方便行走。据杨成武回忆，绑腿解下一条一条的接起来，还可以在爬陡峭的山坡时供红军战士前后拉着走。
×们吃了你半坛咸菜几根××××几根柴共补你黄豆六升
这是红军干部所背的皮制背包，多数是从国民党败将处缴获所得。这种皮包的款式即使是放到现在，也不嫌过时。
大多数红军战士身上都有一件这种“竹水壶”，所谓水壶其实就是竹筒而已，红军造不了金属水壶，缴获的也有限，所以竹筒“水壶”自然流行，而且起的作用相当大，尤其是在当时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有自带的盛水容器就可以避免少喝不干净的凉水，减少得肠胃病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