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张发奎和第四军离桂后，李、白仍与陈济棠合作，借重胡汉民的声望，以两广联盟反蒋。自非常会议后，广州国民政府取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两个党政机构，两广仍呈半割据的独立状态。此时，蒋介石正有事于江西，在对红军一、二次围剿失败后，又接着调集了数十万，乃至百万大军，加紧对红军进行围剿。蒋介石既忙于“剿共”，对两广一时无力过问，只好听之任之。李、白在多次反蒋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也不敢再轻举问鼎中原。他们决定在这暂时的和平共处局面之下，抓紧休养生息，养精蓄锐，恢复元气。鉴于几年来的粤桂战争、滇桂战争、湘桂战争，桂系与广东、云南、湖南都交过战，为了求得一个喘息的机会，李、白提出了“亲仁邻善”的口号，除与广东联盟外，还派代表到湖南、云南、贵州与何键、王家烈、龙云等联系，希望勿再兵戎相见，彼此保持友好安宁。云、贵、湘、粤这几个邻省，都不同程度地害怕桂系，今见粤桂结盟，云、贵、湘更怕受其侵害，因此都愿与广西和好。省境安宁后，李、白便以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的精神，励精图治，他们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因李宗仁为了巩固粤桂联盟，此时不得不长住广州，建设广西的任务，便落到了小诸葛白崇禧的肩上。李之对白，一向是专任不疑，由白崇禧放手搞去。白崇禧虽然足智多谋，但在他的思想武库里，治世之道除了管仲、孔明的谋略外，并没有什么新式武器可供使用，他的理想，仍不离王霸之业。李宗仁把广西的军政大权交给了他，他便以管仲“作内政、寄军令”的一套政策，搬到他治下的广西来，提出了“三自”，“三寓”政策，作为建设广西的纲领。“三自”政策是：自卫、自治、自给；“三寓”政策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白崇禧也知道，当今的中国，虽然也象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群雄割据，混战不已，但治世之道，也不能赤裸裸地摆出管仲那一套来，因此，他不得不给他的“三自”政策贴上一张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标签，以便号召。有一天，他到广西大学去演讲，向教职员工阐述他的“三自”政策，他说：“三自政策就是自治、自卫、自给，是根据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制定出来的。以为要能自卫，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权才能实行；要能自给，民生问题才能解决。因此，三民主义可以说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策可以说是三民主义的实行……”

    恰好此时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在座，马君武是个老同盟会员，三十年前，白崇禧还在老家会仙高等小学，跟李任仁先生念“人之初”的时候，马君武便在日本东京与黄兴、陈天华等人起草了同盟会章程，并在《民报》上撰文倡导民主共和。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的时候，马君武任实业部次长代理部务。民国十年，孙中山开府广州，任非常大总统，马君武任总统府秘书长。一个月后，孙中山派马君武回广西任省长，那时，白崇禧和黄绍竑还在百色当营长。马君武自从在贵县罗泊湾遭俞作柏部袭击后，到广州不久即去上海，直到民国十六年黄绍竑当了广西省长才请马君武回桂创办广西大学并任校长。马君武一心办学，短短几年间，便把广西大学办得颇有名望。但是，马君武对白崇禧的“三自”“三寓”政策甚为不满，因为“寓将于学”一项，必须在学生中实行军事训练。马君武抨击此项最力，指责白崇禧军人不懂教育，蹂躏学界。只顾军事，不顾其他，有如头重脚轻，欲行不得。白崇禧听了虽然气愤，但因马君武资格太老，名望太高，一时也不敢动他。这次，马君武见白崇禧滔滔不绝地讲着“三自”政策，还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扯上了，心中一时火起，遂插话道：“白副总司令，‘三自’政策好是好，我看如果再加一‘自’，那就更好了。”

    白崇禧一愣，心想这马老夫子一向和他唱对台戏，何以今天倒贡献起建议来了？只得把话打住，问道：“不知马先生有何高见？”

    “这一‘自’，就是‘自杀’！”马君武站起来，用手杖使劲戮着地板，大声说道：“自治、自卫、自给——自杀！”

    白崇禧气得脸都发青了，他是个铁腕人物，岂容别人反对他的政策，因此马君武只得辞职走开。白崇禧即令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兼任西大校长。白崇禧在贯彻他的“三自”“三寓”政策中，虽然专横跋扈，雷厉风行，但却颇能以身作则。他提倡廉洁苦干的精神，自己平日身穿一套粗布灰军装，腰上扎条皮带，戴只灰布军帽，脚穿青布鞋，象士兵一样打着人字裹脚。只因他戴着一副无边近视眼镜，才象一个参谋军官，不然便是一个十足的桂军士兵了。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无倦意。不但衣着朴实，吃的饭食也甚为简单，不招待来宾贵客，不设宴会。白崇禧精明能干，艰苦奋斗，手段强硬，在他督率之下，广西从上而下，刻苦奋斗，蔚然成风，赌博、贪污之事极少，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经过几年的生聚，无论财力、军力、民力皆得到较大的恢复和增长。在全国一派混乱破败的形势下，广西俨然已成模范之省焉！

    有国联远东调查团团长李顿者赞曰：“假如中国有两省这样干去，日本就不敢侵略满洲了。”

    德国驻粤总领事官阿登伯博士到桂视察商务，亦赞曰：“由梧到岂沿途所见，觉广西秩序甚佳，各项建设已有显著之进步。”

    日本记者和田济叹曰：“广西有着险峻的地形，慓悍的军队，名战的将领，和大广西主义的精神，谁想把他蹂躏，我敢说是徒然空想。”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评论曰：“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好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西给我的第二个好印象，是俭朴的风气，一进了广西境内，到处都是所谓‘灰布化’；广西给我的第三个好印象，是治安。广西全省只有十七团兵，连官兵共有二万人，可算是能裁兵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能享受治安的幸福。”

    抗日名将蔡廷锴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经过广西的情形，亦有记述：“由我这几天旅行，我得到了一个感觉，从公路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可以推断广西、广东、湖南的政治的成就。在广西、湖南的公路，都平坦良好，可是一过宜章，踏上广东地，那就不同了，简直是初筑的路胚，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行车时，常把我们抛起与车顶相撞，讨厌极了。广东亦不比广西、湖南穷，正相反，广东是南方最富的省，器具、材料并不比别省缺乏，这种破烂的公路，实显现了过去政治的腐败。”

    时任上海《新闻报》记者，后任《大公报》和《新华日报》记者，在抗战中成为名记者的陆治先生，在三十余年之后，撰文回忆他当年到广西采访的情景时，这样写道：“初次到广西给我的印象是办民团，实行军训，走向全省皆兵，这对当时许多人主张抗日救亡也起鼓舞作用。尤其重要的，八年抗战中，广西出兵员之多，仅次于四川，而桂林与柳州两地也曾在战时发挥过基地的作用。”

    白崇禧不愧是统兵的强将，治世的强人。三国时代，给诸葛亮几十年的偏安局面；然而民国年间，对小诸葛却颇为吝啬，只给他几年时间。正当白崇禧醉心于实施他的“三自”，“三寓”政策的时候，统治广东的“南粤王”陈济棠也正醉心于他的“事业”之中。

    “大哥此次进京，有何观感？”

    陈济棠在广州梅花村三十二号他的公馆里，手托水烟壶，向刚从南京回来的胞兄陈维周关切地问道。

    “好！好！好！”陈维周点着头，连说了三个好字。他身着绸长衫，摇一把大折扇，留两撇八字须，把乡村学究、师爷、道公和风水先生的特点集之于一身，看起来很有点不伦不类的模样。

    “如何好法？”陈济棠问道。

    “据我此次进京观察蒋介石的相格运气，和到奉化看蒋家的祖坟风水，蒋介石气运将终，明年便要垮台，且将一蹶不振，而伯南你的相格高贵，大运已到，风水又好，必有很大作为，不应坐失时机。”

    “好！好！好！”陈济棠掂着手中的银制水烟壶，也连说了三个“好”字，仿佛他手上已经托着蒋介石的江山了。

    原来，陈济棠在古应芬的撮合下，联合桂系和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开府广州，割据岭南后，他乘时趋势，完全控制了广东的军政大权，成了名符其实的“南粤王”。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古应芬因拔牙死去，之后撑着西南反蒋局面的党国元老胡汉民也因脑溢血去世，陈济棠政治上顿失依靠。军事上，蒋介石集中了一百万大军，在第五次围剿中，摧毁了江西红军的根据地，红军被迫长征，远走陕北。陈济棠与蒋介石在军事上的缓冲区顿告消失，陈、蒋两军短兵相接，冲突在即。而蒋介石在解决江西苏区后，正在酝酿解决广东问题。

    蒋介石乘胡汉民去世之机，派司法院长王宠惠来粤吊丧，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改组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各军、师长由蒋介石的军委会重新任命，以中央银行的法币替代广东省银行的毫洋等要求。陈济棠感到，蒋介石的刀已架在他的脖子上了。他惊惶不安，寝食不宁，正徘徊踯躅的时候，他的胞兄陈维周忙献计道：“伯南弟不要愁，翁先生已为我们觅到了祖坟福地。”

    “在哪？”陈济棠忙惊喜地问道。

    “在花县芙蓉嶂。”陈维周慢摇折扇，神秘地说道。

    “好，去看看。”陈济棠几天来的烦恼，顿时被陈维周一句话驱得烟消云散。

    第二天，陈济棠兄弟俩便在闻名岭南的风水先生翁半玄的陪同下，到花县芙蓉嶂察看祖坟福地去了。这翁半玄又名翁半仙，他初见陈济棠时，便夸赞陈有“九五之尊”的相格，“行动甚似狮毽形”。陈济棠大喜，即托翁到原籍防城县八宝顶去看祖坟风水。翁半仙到了防城县八宝顶察看了陈家祖坟风水之后，惋惜地叹道：“宝顶风水虽好，然只能发出广东第一人，如要发中国第一人，必须另寻福地。”陈济棠信翁之说，乃命其挟巨资遍历广东名山大川，寻求“福地”。现在，正当陈济棠为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翁半仙竟寻着了“福地”，陈济棠怎不为之一振呢？二陈兄弟和翁半仙一行很快便到了花县芙蓉嶂，那芙蓉嶂地势如龙蜿蜒，果不寻常，翁半仙指点风水，振振有词道：“头顶芙蓉嶂，脚踏土地坛，右边覆船岗，左边莺蜂窦，狮象守大门，鲤鱼把水口，谁人葬得正，家有帝王侯。”

    陈济棠站在芙蓉嶂上，只见眼前之地势如龙飞凤舞一般，一个个山岗乱石俨如文武百官，手捧朝笏向他跪拜，陈济棠欣喜若狂，当即对翁半仙道：“我出三万块钱买这贯地！”

    “值得！值得！”陈维周也忙说道。

    翁半仙忽然“扑通”一声朝陈济棠跪下，浑身不住地打抖，陈济棠感到好生奇怪，忙问道：“翁先生，你怎么啦？”

    “我……我……好象看到总司令已经黄袍加身，坐到金銮殿上了！”

    “哈哈，翁先生请起，请起。”陈济棠象皇帝接见臣下一般，令翁半仙起来。只差没有平身赐坐这一道礼仪了。

    二陈兄弟回到广州，陈济棠命陈维周和翁半仙带人到芙蓉嶂兴工破土，拨巨款以营阴宅，以便把其母骸骨移葬于此。

    不久，工程告竣，陈济棠亲往视察，甚为满意，他问翁半仙：“翁先生，听说得了真穴，还要葬得正。才能及身而发，这事翁先生不知有何高见？”

    “这事很有讲究。”翁半仙摇头晃脑地说道：“到安葬之日，需先用糯米饭和草鞋垫底，然后安葬骨骸，自然及身而发。”

    “好！好！好！”陈济棠连说了三个好字，便命陈维周和翁半仙到防城县八宝顶去起祖。

    当陈济棠将其母骸骨移葬芙蓉嶂“真穴”后，心里好不喜欢。为了探察蒋介石的虚实，他又命陈维周以述职为名，带着翁半仙到南京去见蒋介石，以便观看蒋介石的相格，临行时，他又密嘱陈维周，一定要到奉化去看看蒋介石的祖坟风水，与芙蓉嶂的陈家祖坟风水作一番比较，孰高孰低。陈维周奉命后，将翁半仙化装为陈的秘书长，由广州乘轮经上海去南京，一路甚为顺利，既看了蒋介石的相格，又探了奉化蒋母墓的风水，据翁半仙断定，从相格和祖坟风水上，陈济棠必取代蒋介石无疑。经陈维周如此这般一说，陈济棠更是欢天喜地。正在这时，蒋介石又电陈济棠，要陈到京商谈要事。不久，忽见港粤报纸登出，南京已发表李、白为广西正、副绥靖主任，有要广西出兵同中央一起解决粤陈之迹象。陈济棠的神经忽又紧张起来，他忙请李宗仁来询问有无其事，李宗仁摇头说：“绝无此事，此乃老蒋使的离间计，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李宗仁去后，陈济棠更加惴惴不安，深觉两广的局面，随着古应芬、胡汉民的去世，决难长久维持，与其坐待蒋介石部署妥当，对两广各个击破，不如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这样至少可以转移视线，保住他的“南粤王”地位。可是，现在国难当头，国人反对内战之呼声，远胜任何时候，此时若冒然打出反蒋的旗帜，必难得到内外的支持和谅解，怎么办？陈济棠急得只把那手中的水烟壶吸得咕咕直响，愁眉苦脸，无计可施。陈维周进屋，见乃弟如此状，便问何故如此？陈济棠不得不将胸中之苦闷吐出，维周笑道：“这有何难，既然国人呼吁抗日，我们不妨向中央作兵谏，要蒋介石拍起抗日大纛，领导全国军民抗日，这样，谁还敢反对你的所作所为呢？”

    “好好好！”陈济棠舒了一口大气。只要提出抗日的口号，蒋介石便不敢向广东用兵了，即使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向广东用兵，那么打内战，反对抗日，卖国贼、汉奸之类的大帽子，便可一股脑儿地压到老蒋的头上，他陈济棠既得名，又得利，还可保住广东地盘。蒋介石经此一折，恐怕真要一蹶不振了，到时取蒋而代岂不正是天意？陈济棠正想得高兴，忽又觉得此事重大，未见瑞微吉兆，不可轻举妄动，他忙对陈维周道：“请翁先生为我扶乩。”

    “对！”陈维周点头道。

    不一会儿，陈维周便偕翁半仙来，翁半仙携两名徒弟，徒弟一人手捧沙盘，一人手捧木架。翁半仙将那沙盘置于几案上，将木制的丁字架置于沙盘上，命两徒各扶一端，他焚香烧纸，口中念念有词，请神降临，指示凶吉，翁半仙念过之后，跪下拜神。须臾间，那丁字架下垂的小木棍，竟神奇地慢慢摇动起来。陈维周和陈济棠都知道，这是神应降临了，他们两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那平整的沙盘，只见上边出现四个大字：“机不可失”。

    陈济棠心头猛跳，赶忙跪下磕拜。由于有了这四个字，陈济棠反蒋的决心顿时坚如磐石。第二天，他再请李宗仁前来议事，一见面便说道：“德邻兄，我们应该立即通电全国，出兵逼蒋抗日！”

    “啊？”李宗仁惊愕地说道，“抗日是好事，若贸然出兵逼蒋，酿成内战，岂不适得其反？”

    “德邻兄，目下全国抗战呼声甚高，我们应在民众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切不可畏首畏尾！”

    陈济棠胆气十足，今日也一反那平日只穿鸽蓝色长衫、手托水烟壶之态，而是身着戎装，足登军靴，大有军人抗日，血战沙场之气概。

    “这事要从长计议。”李宗仁点上一支烟，慢慢地吸着，他实在不明白，陈济棠何以一时心血来潮，急于要发动抗日呢？

    “我们无意于内战。”陈济棠神秘地说道，“这叫乘时应势，顺乎国情民舆，只要我们两广作出抗日的姿态，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老蒋如不顺从民意，则必然垮台无疑。”

    “啊！”李宗仁微微点了点头，总算明白了陈济棠的意思，但他觉得，此举过分冒险，一是不慎会酿成内战，受国人谴责，二是可能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乘机解决两广。经过多次反蒋失败后，李宗仁已经变得更稳重了，他除了命白崇禧经营广西，整军经武，从事建设外，还在桂系内部成立了一个“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的秘密政治组织，以便进一步严密控制内部，使不再出现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吕焕炎、黄权、蒙志等被蒋介石收买叛变的事件。他要积蓄力量，巩固很据地，牢牢控制内部，以待时机，迫不得已他是不捋虎须的。他想了想，对陈济棠道：“还是请健生来磋商一下吧。”

    “好，你马上打电报，要白健生坐飞机来，时机紧迫，切不可坐失良机！”陈济棠急不可耐地说道。

    白崇禧奉命飞穗后，陈、李、白三巨头立即举行会谈。李、白皆劝陈持慎重之态度，不要轻于发动，因为同室操戈，罔顾外患，自难获国人之同情，不如待机而动。陈济棠见李、白反复劝他“待机而动”，心里不禁暗笑：你们怎知“机不可失”呢？谈得不耐烦了，他干脆将手中的水烟壶重重地往桌上一放，两脚一收，蹲到椅子上，颇有“将飞者翼伏，将奋者足局”之态，干脆问道：“你们广西到底干不干？”

    李、白互相对视了一下，没有回答。陈济某又道：“你们广西不干，我们广东就单独干！”

    会谈至此，已无转圜余地，李、白考虑，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因此只好勉为其难，但白崇禧提出既然要打出抗日旗帜，就应在广州成立抗日政府，组织抗日救国军，以广号召。陈济棠感到成立抗日政府，颇费时日，他心中老想着“机不可失”那四个字，因此只同意将两广军队改编为抗日救国军，粤军为第一集团军，桂军为第四集团军，只是名称上稍作变动，刻几枚关防印信即可，不须费时日。白崇禧又提出广西仅有十七团常备军，要发动大举势必要扩军，但广西经费难以保证，望陈济棠予以支持。陈济棠对此十分爽快，一开口便答应给广西补助军费东毫四百万元及枪械一批。事情至此便定了下来，白崇禧飞回广西准备一切。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一日，在广州的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吁请国民政府领导抗日。接着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发出“支电”表示拥护，两电一发，果然全国震动，中外人士皆刮目相看，这便是史称的“六一运动”。

    却说蒋介石正日夜盘算着端陈济棠的老窝，但正苦于师出无名，现在见陈济棠这只出头鸟自己飞了出来，他便有了下手的机会。蒋介石此时其实和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的心情颇为相似，鉴于内忧外患，不敢轻启战端，因此便又放出他那件专门收降反蒋将领的“秘密武器”，用“银弹”对付陈济棠。蒋介石首先从陈济棠的空军下手，因为广东的空军实力仅次于蒋的空军，是陈济棠手中的一块王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蒋介石得知收买陈系空军要花比买陈济棠全部飞机多五倍以上的价钱，蒋介石感到有些不合算，正在权衡利弊之中，经纪这项买卖的人连忙进言道：“委座，我们把陈济棠的空军收买过来，不光是买飞机的问题，而是搞垮陈济棠在广东的全部实力问题，在军事上、政治上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钱的数量来衡量的呀！”

    蒋介石猛省，这才狠心拍板定夺，骂一句：“娘希匹，阿拉买下了！”那模样真似他当年在上海交易所的架势。

    六月十八日，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卓林，率领广东空军各种飞机一百三十余架突然飞离广州，经南雄，转飞南昌和南京，投奔蒋介石去了。

    七月十四日，陈济棠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在赣南大庚通电逼陈济棠释兵下野，并宣布就蒋介石委任的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并率部回粤驱陈。

    七月十五日，陈济棠的第二军军长张达在韶关发出通电，服从中央，欢迎余汉谋回粤主持一切。

    陈济棠的第三军军长李扬敬表示消极，副军长李汉魂挂印而去，虎门要塞司令李洁之避往香港。陈济棠一共有三个军，被蒋介石的“银弹”一击，便叛的叛，走的走，陈济棠又急又气，忙召翁半仙来责问：“你说机不可失，现在可好，这局面叫我怎么收拾？”

    那翁半仙并不惊慌，只是摇头叹息，仿佛是到手的金子转瞬间变成了一堆黄泥似的，说道：“总司令，可惜呀，真可惜！”

    “你还想来诓我？有什么好可惜的？”陈济棠竟拍桌子，响台炮，再也不象原来那般对翁半仙尊如上宾，言听计从了。

    “总司令，纵使我要诓你，神明亦不见容呀！”翁半仙仍在摇着头，说：“那天是在吕祖面前扶乩，昌祖降下四字真言：‘机不可失’，机者，飞机也，乃是指陈总司令的飞机不可失也，今飞机既失，大势去矣！”陈济棠听翁半仙一说，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好久才讷讷道：“你既然知道，飞机不可失，为何不早告诉我呢？”

    翁半仙又摇了摇头，说：“吕祖真言，何敢轻易泄露了可惜呀！真可惜！”

    陈济棠颓然地站着，手中的银制水烟壶，“叭达”一声跌到了地上。蒋介石的江山，他不但拿不到手，眼看连自己的江山也失掉了。这时，机要参谋拿来一份急电，陈济棠接看，原来是白崇禧从南宁发来的。白鉴于陈之处境垂危，从两广唇亡齿寒的立场出发，请陈将可靠部队集中广州周围，采用内线作战方针，节节抵抗，同时将军需装备全部运往西江上游，紧靠广西，作背城借一之举。陈济棠看后，默然良久，仰头叹道：“吕祖真言不可违，命中注定如此，罢罢罢！”

    他即命人去把李宗仁请来，神色沮丧地说道：“德邻兄，我们散伙吧！”他一边说一边从长衫衣袋里掏出一张二十万元的支票来，递给李宗仁：“德邻兄，难为你跟着我辛苦这一场，我送你二十万元，算是给你的辛苦钱，也算是散伙费吧，望你好自为之！”

    李宗仁只感到一种兔死狐悲的不祥之兆和说不出的苦衷，他接过那二十万元支票，和陈济棠握了握手，说了声：“多保重！”便告辞而去。

    七月十八日晚，陈济棠向广东省银行提取了白银二千六百万元，率家人匆匆登上一艘名叫“蛾”的英国军舰，悄然去港，作寓公去了。

    七月二十三日，余汉谋由韶关飞抵广州，接管了广东军政大权。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便轻易将陈济棠盘踞五年的广东夺到了手上，再一次显示了他手中“银弹”的威力。

    正当余汉谋顺利接管广东军政大权的时候，蒋介石忽然电召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上庐山面授机宜。黄绍竑接电，心里不禁一沉，他明自蒋介石必然要命令他去收拾广西李、白。

    因为陈济棠既倒，李、白孤立无援，正是下手解决广西问题的极好机会。黄绍竑当然不愿为蒋介石解决李、白充当打手，这些年来，他一次又一次地躲过去了。他在南京政府里当过内政部长，又兼任过交通部长，部长的冷板凳坐久了，他感到有些厌倦，他明白，蒋介石之所以养着他，迟早总要他去收拾李、白，他觉得与其这样混下去，还不如自己去打出一块地盘来。中国之大，处处都有人占着，他无兵无饷，如何去打地盘呢？这时，恰好新疆的马仲英与盛世才打得不可开交，没有人管。黄绍竑灵机一动，便想“取人之所弃”，提出以武装去统一新疆的建议，他的建议首先得到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支持，汪答应拨一千五百万元作为筹备经费。钱有了，兵呢？黄绍竑首先想到了在东北军任骑兵军军长的何柱国，因为何是广西容县人，与黄是小同乡，东北军退入关内后，正四顾茫茫无所依靠，张学良又下野出洋去了。黄绍竑认为此时正是拉拢何柱国的好机会，他便劝何以巩固西北边防为名用骑兵长驱直入搞掉盛世才，把新疆夺到手上。何柱国不愿脱离东北军系统，也不愿为黄绍竑火中取栗，没有答应去新疆。黄绍竑只得去找蒋介石了，他向蒋建议，请调胡宗南驻甘肃部队的一部和胡的一队飞机入新疆，计划军队完全用汽车长途输送，乘盛世才、马仲英相恃的时候突然打过去，把盛、马两方一齐解决。同时，在迪化还有两支由东北退出的义勇军残部，也答应帮忙。此举必然马到成功。蒋介石见黄绍竑用胡宗南的部队去解决新疆问题，也就答应了，因为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这无异于为蒋开拓地盘。黄绍竑有钱有兵，雄心勃勃，他即驰往归绥筹备。待筹备工作大致就绪后，他便赴兰州同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和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商量出发。不料，正在这时蒋介石一个电报打来，要黄绍竑停止进行，并立即回庐山去见他。黄绍竑知道蒋介石变卦了，必是对他此去新疆不放心。蒋介石不同意，胡宗南便不能出兵相助，黄绍竑辛苦奔波一场，雄心壮志顿成画饼，他气得倒在兰州，病了一场，回到庐山，见了蒋介石，便递上请辞内政部长一职的报告。蒋介石忙安慰他，说之所以要他停止迸行，是因为新疆情况复杂，顾虑会引起棘手的外交问题，希望内政部长一职还是请他继续做下去。黄绍竑在南京多方了解，才知道戴季陶和朱绍良等人都向蒋介石进言，说黄绍竑去新疆必有野心，不能让他去。蒋介石联想民国十七年北伐军打到北京时，白崇禧就曾请缨去经略新疆，如今黄绍竑旧事重提，且又得汪精卫支持，蒋介石对此更不放心，因此命令他停止进行，以免生事。黄绍竑知道内幕后，一气之下从南京奔到香港，在港住了些日子，就回广西去了。李、白与黄绍竑本来就藕断丝连，这些年来，黄虽离开广西投蒋，但并没有给广西和李、白造下什么麻烦，相反，黄利用他在中枢的便利，不时给李、白通通风、报报信，彼此之间，心照不宣。李、白今见黄绍竑突然从南京跑回广西，便知他和老蒋不睦，因此更是热情招待。黄绍竑跑到柳州沙塘，看他的“森茂公司”，只见他离广西时种下的那些桐油树，已经开花结果，长势甚好，他又指示经理，再多种一些。李、白请他到广西各地参观视察，他见广西的民团组织和乡村基层政权建设颇有特色，各项建设比他当省主席时还要搞得好，心里真有股说不出的滋味。白崇禧想利用他反蒋，便请他给军政人员演讲。黄绍竑明白，自己是要走开钢丝的，岂可开口反蒋？因此，闭口不谈军政，只是大肆宣传种树的好处，特别是种桐油树的经济价值。白崇禧笑道：“季宽回广西当经济督办如何？”黄绍竑便笑答：“当种树督办岂不更好！”李宗仁明白他的心思，只是任由他讲去。黄绍竑虽然在广西大谈种树的好处，但是还是惊动了蒋介石。当时两广正在联合反蒋，他生怕黄绍竑又和李、白搞在一起，闹出什么大乱子来，对他不利，马上又一个电报打过来，要黄立即到庐山去见他。黄绍竑上了庐山，蒋介石对他说：“你既然对内政部长不感兴趣，我就请你去当浙江省主席吧，省府的民政、财政、教育各厅厅长和保安处长人选，已经定下了，秘书长和建设厅长由你带人去。”黄绍竑明白，蒋介石要他出任浙江省主席，是为了羁麋他，因浙江近在畿辅，在蒋介石的直接控制下，他不至于闹出什么乱子。黄绍竑也正闲得无聊，便在“慰情聊胜于无”的情况下，也就只好将就了。他把自己从广西带出来的亲信黄华表和伍廷飏分别安插为秘书长和建设厅长，便到杭州赴任去了。那时，正是“一·二八”上海抗战不久，黄绍竑到了浙江，也照广西的做法，搞民众组织训练，在城市搞义勇警察，在乡下则搞保甲和民团。他又弄了几百万元款子，在平湖县海边的乍浦镇至嘉兴一线筑了一条颇为牢固的防御工事，叫乍嘉防线。蒋介石又调了三个师驻在杭州、嘉兴、平湖一带，归黄绍竑指挥。这下，他这省主席总算不寂寞了。他正在很有兴趣地做着浙江省主席的时候，不想，蒋介石一封电报，又把他召上了庐山。

    黄绍竑由杭州乘火车到了南昌，上庐山后，先去见蒋介石的南昌行营秘书长兼侍从室主任杨永泰。

    “畅卿兄，委座召我上山有何事？”黄绍竑问杨永泰。

    “喜事，喜事。”杨永泰既风趣又诡秘地笑着说，“委座要把你嫁出去。”

    “嫁出去？”黄绍竑愣了愣，“上哪？”

    “嫁到广西去啊？”杨永泰仍然笑着说，“委座已作决定，调李德邻到京任军事委员会常委，调自健生为浙江省主席，调你为广西绥靖主任。”

    黄绍竑明白自己又一次被人当枪使，便发起火来，说：“好家伙，你们这回硬要把媒人婆拉上轿，当小姐出嫁了。也不问一问他本人愿不愿意，也不问一问男家要不要，这是谁的好主意？”

    “嘿嘿，”杨永泰还是笑着，说：“季宽兄不要急，横竖你已经嫁过一次了，再嫁一次有什么害羞呢？你还是准备上轿吧，委座过几天就要带着我们去广州，要亲自为你操办喜事哩。嘿嘿！到时我们为你吹吹打打，由陈辞修的军队抬轿子，把你送到南宁去。”

    黄绍竑一听更急了，说：“男家不要怎么办？”

    “自古皇帝女不愁嫁，他们敢不要吗？何况我们这里嫁一个到他家里，又从他家里讨一个过来，岂不是拉直，两不吃亏，他们一定会肯的。”杨永泰还是笑着。

    “不行！不行！”黄绍竑直摇着手，“他们一定不会肯的，如呆硬要这样徽，那就一定要打仗了！”

    “打就打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有把握。”杨永泰称心十足地说道：“解决广东不费一枪一弹，解决广西打几枪要什么紧！”

    “畅卿兄，”黄绍竑苦笑着，说，“外敌当前，现在打内战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呀！”

    原来，要黄绍竑“再嫁”广西，乃是杨永泰出的诡主意，因为自黄脱离李、白，投效中央后，对于解决广西问题，黄不是躲闪，便是设法推或拖，每次蒋、桂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眼看黄绍竑就要被拖下水了，但他总能巧妙地化险为夷，脱身事外。这次，蒋介石在兵不血刃解决陈济棠后，便决心顺手牵羊，把李、白的广西老巢也端了。这自然又得要黄绍竑赤膊上阵啦！杨永泰鉴于几年来没有摸清黄的老底子，这次便向蒋介石献计，用“再嫁”的办法，借着这个机会，使黄与李、白破脸。杨永泰见黄绍竑果然急得不得了，心里不禁暗暗好笑，心想，看你这只泥鳅这回还能溜过去！但他却又装得此事与己无关的样子，推着黄绍竑道：“这都是委座的一番美意，不干我事，不干我事，你去见委座说吧！”

    黄绍竑进入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早已在那里等着他了。这时期因蒋介石正提倡“新生活运动”，因此他的居室也布置得十分简朴，办公室里除了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和两张沙发外，别无他物，甚至地板上连地毯都没有铺。蒋介石见黄绍竑进来，脸上先微笑，然后招手请入座，接着说道：“嗯嗯，季宽兄你来了，很好，这个，这个，中央对你的职务，已另有安排。”

    “委库……”黄绍竑正总带述不要“再嫁”的理由。

    “嗯嗯，”蒋介石不让黄绍竑有插话的机会，他接着说道：“中央对解决广西问题，真是煞费苦心，为了不损伤国家元气，决定把李德邻调中央军委会任职，你和白健生对调，到广西任绥靖主任，以上任命，已于今日正式发表。”

    黄绍竑心里不断叫苦，心想这样做不打内战才怪哩。蒋介石从抽屉里亲自拿出一份委任状和一块四方铜制的大印，交给黄绍竑，说：“这是委任状和印信，你收下。浙江的事情，你也不必回去交代了，就在山上住几天，我们由南昌飞广州，你就跟我到广川去，准备到广西接事吧！”

    黄绍竑双手捧着那委任状和大印，心里叫苦不迭，真象乔老爷上轿一般，不知如何是好？出来时，杨永泰、张群、熊式辉又围上来取笑要喝“喜酒”，黄绍竑被他们闹得昏头昏脑的了，一不小心，手中那铜铸大印“叭”地一声掉到了地上，杨、张、熊三人不由大吃一惊，杨永泰连忙拾起大印看时，竟摔缺了一个角，张群、熊式辉忙说：“怎的好，怎的好？我们撞了季宽兄的喜事啦！”

    杨永泰笑着说：“不碍事，不碍事，横竖季宽兄是‘再嫁’的人了，我找人用银将这角焊上行啦！”

    几天后，黄绍竑便带着这块用银修焊过的铜铸大印，心事重重地跟着蒋介石，由南昌飞到广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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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