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愚蠢

    因此，恶俗！

    恶俗之所以会在美国泛滥成灾，是因为在所有的国家中，它是最乐于经营自我夸耀和沾沾自喜之道的——甚至比法国还厉害。“上帝要我们拥有世界上道德最高尚的国家”，俄勒冈州的一名护士莉莎-尼尔森宣称（引自《今日美国报》）。正是这一普遍的信念，为美国拒不放弃对前殖民地如巴拿马和菲律宾行使道德警察身份的习惯找到了正当的理由，于是，被控罪者给拖回了尚未腐化的“大陆”司法部接受审判和应有的耻辱。

    美国是全世界道德虚夸的大本营。美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视自己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因而对于那些没那么幸运的国家来说在所有方面都高于他们，并且是他们的楷模，这一习惯使得美国人很容易忽视某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实。以目前成年人文盲比率而论，在我所居住的这座大城市（指费城），已承认的就有40％，毫无疑问，实际比率会更高。的确，在组成联合国的158个国家中，美国的文化程度仅排在第49位。1990年的人口普查因为一个令人吃惊的原因而遇到了麻烦：有相当一大批人，当拿到丢在他们信箱里的人口普查表时就把它扔了，仅仅因为他们读不懂这张表，就像他们读不懂任何英语文章一样，其中包括《三只小熊》和《灰姑娘》。这就是那些会在火车站上不得不问站在身边的人去罗切斯特的火车该上那号站台的人们，因为他们读不懂标志牌。这也是那一大批看不懂钟面的人：那些会在大街上把你拦下来问时间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买不起一块表，只是他们看不懂那上面都说了些什么。

    够了，够了，你会说，这些不过是“少数”，要么就是显然来自下层社会的成员，他们自然什么都是糟糕透了的。不过，在6000万功能性文盲大军中，就有许多如乔纳森-柯佐在《文盲的美国》一书中所描绘的那种职业人士。谨小慎微却又极端精于装模作样，此君在纽约工作的情形如下：

    早上起床，淋浴剃须，穿上深灰色的上班族西服，然后下楼，在他住的街角报摊上买一份《纽约时报》，并将报纸整整齐齐地折好，走进地铁，并于上午9点到达工作地点。

    他将折好的《纽约时报》紧挨着办公桌上的公文包放好，开始为编辑交给他的一份广告稿设计平面图表，那位编辑就是他的老板。

    “跟我好好讲讲这份稿子。尽管放心，你想要什么我准能抓住要点。”

    那位编辑，毫不怀疑，把这看做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在详细阐述其稿件的过程中，他背下了稿子中的每一句话：一种迅速印在了制图者脑海里的语言。

    午饭时他夹着折好的《纽约时报》，随身带着它进了一家咖啡店，把报纸放在他的碟子边上，吃了一块三明治，喝了一杯啤酒，很快便返回工作地点。

    下午5点，他拿着他的公文包和他的《纽约时报》在等电梯，步行穿过两个街区去赶开往城外的公共汽车，然后在街角的一家商店停下来买了些副食品，然后上楼。

    到了家，他把他的《纽约时报》整齐地放在堆报纸的老地方。稍后，他将用其中一两天的报纸包裹垃圾。吃完了晚饭，他打开电视，如果明天办公室里“有谁想听到什么新闻里的故事，他会依据他从电视里获取的信息给一个干巴巴的、玩世不恭的回答”。实际上他已经躲过了不少这样的时刻，尽管还是很害怕自己什么时候会不得不那么做。他最常出现的恶梦之一，他对柯佐说，就是某个时候某某人举着一张上面写着东西的纸走上前不耐烦地冲着他问，“这是什么意思？”每每遭遇这一最令他羞耻的景象，他便会从恶梦中尖叫着惊醒过来。

    那6000万文盲目中肯足包括个少这样阴职业人士，永远害怕在人前露馅，惶惶不可终日地生活在这一为劳心者所预设和操纵的世界上。如果有6000万人像那个人一样是功能性文盲的话，就还有6000万人只具备可以仁慈地描述为“小学五年级水平”的阅读能力了。每年读书超过一本的人数，只占成年人口的6％，而且这里所谓的“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定义，包括准色情的言情和“怎样使你看上去比现在更棒”之类的生活指南。天啊，每年读一本“书”！而其余94％的人把他们对于现实的意识完全寄托在电视、广播、道听途说、以八岁孩子的大脑为对象的报纸，以及主要用来提高读者“自我评价”的杂志上了。

    结果是，与其工业化的同僚相比，美国在许多别的方面就缺陷更多了。最明显的，就是表现在工业设计上相对于日本的自卑感，在这一领域，如批评家道格拉斯-戴维斯所写，“我们落后于我们的竞争对手数十年，”一个被我们喜欢自我评价的积习掩藏与雾化了的事实。“可残酷的现实是，”戴维斯指出，“美国消费品的风格枯燥乏味，眼光低下，制作加工粗糙，于此很少有什么例外。”同样，在社会福利方面，较之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美国的低下是有目共睹的，只要诸位睁着眼睛旅行的话。我们的谋杀和暴力犯罪率远远高于其他工业国家，再加上婴儿死亡率是日本的两倍，美国根本就没有多少可以自我陶醉的机会。事实上，在“文明”国家里，美国的婴儿死亡率排在第22位，远远高于法国、意大利、过去的东西德、奥地利、比利时和英国。甚至西班牙和爱尔兰在此方面也比美国低。此外，这里一旦某人出生了，他或她的麻烦并未因此结束。全美青少年死亡人数的3／4以上均由暴力引起——自杀、谋杀或交通事故——堪称一项世界纪录。《纽约时报》于1990年3月宣布，“与其他11个发达工业国家相比，美国的孩子有更多的人生活贫困，只和一个家长生活在一起，在他们到达25岁年龄之前被杀。”在所有工业大国中，美国的防火安全纪录是最差的，无数人被活活烧死，更不必去提令人震惊的吸毒人数了。

    将美国对于暴力偏爱、我们对军火像得了相思病似的热爱、和美国对于毒品的渴望加在一起，你就会得到这样的发现（《纽约时报》，1990年6月27日）：

    美国至今已成为工业发达国家中的杀人首都

    据联邦调查局人员报告，美国年轻人中的杀人率（即谋杀率，见“恶俗语言”）是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中的4至73倍。他们透露3／4的谋杀是在本国使用武器的结果，而只有1／4是在海外使用武器的。

    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的确人人都可以自由地挥舞着一把枪，在这块勇敢者的土地上，没有谁可以被看做是真正勇敢的，因为你可能是一场架还没吵完，那边一把枪已经做好了。

    此外，美国人的愚蠢和无知在欧洲长期成为他人的笑柄。不再是“美国的青春活力”，我们现在可以说的是“美国的愚蠢”了——或者，用克里斯托夫-拉什的话说，叫做“麻木的扩散”。学校竟然连半受教育的人口都生产不出来己不再成为新闻了。美国高中里十七岁的学生中只有42％的人能够看懂一篇报纸社论，即便是我们最愚蠢的报纸上的文章也不行——尽管其原因或许并非由于“阅读理解”的失败（一种被极其聪明地掩盖起来的完全无法阅读的能力）。中学生学习能力测试的分数日益下滑的传闻已经多年了：1969年至1989年间，志在考“大学”的高中生的分数下跌了53分。在大多数美国大学里，大多数学生要把第一年（有时第二年也加上去）的时间花在其实只能称为补习的“学习”上。最近，纽约电话公司不得不从5.7万人中筛出2100名“聪明”得足以胜任电话接线或维修安装工作的人。如今，当你听说某法律公司的一位合伙人抱怨甚至毕业于最好的法学院的产品都不能说或写得清晰流畅，更不必说雄辩了，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些就是在当今的电视和视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没有能力理解法律其实和不能精确地解释和有效地利用语言是一回事。

    学校教师中的许多人都来自文化上无能的社会阶层。一所公立学校的老师证明：“我所在的学校的一名二年级老师走到我跟前间我一年有多少个星期……接着她问我一年有多少天。”当这位二年级老师问她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位有学问的老师回答说她是在幼儿园里知道的。很显然，学校的课程（尽管为了让每个老师都不至于滥竽充数而必须有死要求，许多学校却毫无要求）对于许多老师来说都太难了，他们索性绕开那一大堆他们不懂的东西，至于学院的状况，即便E.D.赫什在论及为改善“文化文盲”建立一套标准的“人人必须了解之事物”的必要性时恐怕说得过分了点，但每天仍有全新的、令人震惊的、公众无知的例子涌现出来。某全国性报纸最近刊印了一幅布什总统正在接受一个荣誉学位的照片，照片是在披肩布（hood）从他的头上往下滑的一刻拍的。“布什总统，”照片说明文字写道，“正在接受他的人文博士学位腰带（sash，多指女佣）。”这家报纸居然曾获得过无数次普利策奖。

    美国这种与日俱增的愚蠢，在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也能见到。任何写了50年银行支票的人都会注意到，甚至在这样重要的地方也能显露愚蠢。如今有人觉得有必要在支票上印一个小方框，这样你就可以用数字把金额写在里面，意思好像在说，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就会搞不清楚住哪儿填写那些数字。支票的背面如今也产生了一项重大更新，有一个确定的地方告诉你往哪儿写你的签名，好像你肯定不知道要在支票的哪一头签名似的。如果这样看来，现在有必要立刻发一封信通告全体美国人：“邮资不足邮局不予投递”，一件过去根本就用不着说就能做好的事情。

    人手一台“正确拼写”打字机怎么样？这东西之所以如此流行是不是因为没有几个“作家”驾驭语言的能力好得不需要机器的帮助就能拼写正确？再看看一个国家的老百姓竟如此愚蠢，当他们花了大笔的钱买东西时，竟然丝毫看不出所谓“减免退款”（rebates）的主意中有什么荒唐可笑之处，从不去指望这价格一出厂就能降低一点。想想吧，郑重其事地把钱递出去，然后等着，有一些钱竟又奇迹般地被递了回来，然后就乐滋滋地觉得在这场讨价还价的交易中赚了一把。在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的乘客被允许出现在月台上之前，先检验一下他们的车票这种新式做法又怎么样？其假设的前提很明显，文盲（平均占每天乘客总数的30％）既读不懂车票又读不懂大门口的显示终点站的标示牌。天气预报，不光在地方台（上帝呀你省点事吧），而且是在全国上下所有的台，被看做是电视新闻的一个有趣的话题，由花大价钱请来的专业人士正经八百地评头论足，对于这种现象所处的文化，我们又作何感想呢？

    把无数亿美元花在“探索”外层空间上，而同时又有数以百万计的贫穷和饥饿之徒如加尔各答的当地人一般露宿街头，这样的一个国家如何？成百上千万的人在精神和文化上皆如此空虚，以至可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及获取自尊的主要方法就是去“买东西”，对于一个这样的民族，又如何？垂涎于使东欧美国化，在那里培植诸如带给我们白色超大型豪华轿车，带给我们唐纳德-川普、吉姆-贝克尔、利奥娜-海姆斯利。以及米尔肯和波丝姬之类人的价值，一个这样的国家，亦复何如？

    一个这样的国家，把一个年老体弱的电影明星，对现代与当代历史如此无知以至在有知识的人中上演一场经久不衰的闹剧，一个对世界现状如此麻木不仁以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竟然断言已经没有几个活着的德国人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了的人，一个这样的人被大家选为、并接着再次选为自己的总统，并以这种方式宣扬其价值，一个这样的国家怎么样？而此人的智囊团最早提出校园祷告与废除富人税赋为国家所需，外加坚定地相信贫困和无家可归是人们心甘情愿的结果，又如何？

    美国的愚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肯定不是从富兰克林和杰弗逊那儿开始的。某些粗鲁的怀疑论者和具有粗俗智慧的家伙（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企图将“卑躬屈膝的傻瓜作风”（一位记者的说法）的起源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其时约瑟夫-史密斯以口授记录的方式从莫罗尼（Moroni，亦指愚笨）天使那儿得到大量悲惨的书面陈述和训喻，并继而说服了一大批乡巴佬开始了一种新的宗教。马克-吐温认为这种愚蠢在他的时代已经很发达了。也有些人说伴随着琼斯城的集体自杀，它差不多在1978年前后达到了某种高潮的状态。到了今天，这整场运动已经非常清楚了，足以提出两种当代的主导现象（如果不说是原因的话）。

    首先是电视，加上其搞笑频道指示观众何时该笑（惟恐那些挤眉弄眼和夸大其辞不奏效），及其将它的广告诉诸最无知、最轻信和心理上最缺少安全感的观众的需要。怀疑和批评已经严厉地驱逐了出去，因为要是它们跑过来溜一眼，电视就再也不能成为一种令人满意的愚蠢工具了。第二条原因就是公立中学教育的坍塌。最后一次见到管理学生逃学、旷课的学监是何年何月的事了？

    这两件事情是导致我们的知识与文化困境的主要原因，对此大家似乎已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芭芭拉-艾伦莱彻扼要地总结了从“几十位电视评论员”的表现中获得的发现，并指出“由于电视和埃普考特（Epcot）式教育的联合，美国的文化已经私有化、原子化、并可能不可逆转地白痴化了。”即便承认某些对如此确凿理由的不同见解，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愚蠢的一个小小的代价就是，美国的经济力量转入了日本；而一个大的代价就是，对使一个国家值得人们在其问居住的要素——舒适、差异、复杂和美好——的事物的彻底摧毁。

    使之更糟的是近年来技术的飞速复杂化。当今的美国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一个巨大的、由那些并不特别敏锐和专注却被迫操纵一种永远取胜的独特而复杂技术的人所构成的凝聚物。难怪四处潜伏着谬误和尴尬，难怪掩饰和自夸（也就是恶俗）已成了最受人喜爱的国民风格。今天一个标准的景观就是，一位焦虑的年轻人要用五分钟来完成一次简单的零售交易，这么长的时间干什么呢？竟是由于那架魔鬼般的机器，嗡嗡、叽叽、哼哼，同时是现金点数机、账目登记机、发票书写机，雇员偷盗检测机等等，原来都是为了满足它的需要。每一名雇员都是一台机器的跟班。那位头晕眼花、微不足道的年轻的职员，不过是同与日俱增的数码按钮和指示灯作战的飞行员的较简单的版本。商场职员常常根本无事可做，而飞行员也只好偷偷地切断电源以免他的工作变得太复杂了而不能胜任。

    所有这一切的自然结果就是过度补偿（overpensation），最常常导致的就是某一种形式的恶俗。大多数人所经验的实际的美国人的生活是如此枯燥乏味、单调和胸无大志，如此疏离于过去的传统和欧洲文化的共鸣，于是它要求把自己“提高”和呈现为某种绝妙的东西来补偿。恶俗于是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对于全民族的空虚和乏味的自然反应，并且，它的方式的确代表了至少是对虚幻和与众不同的价值的追求。例如：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一家值得光顾的餐馆，那么，与餐馆老板合谋参与恶俗的游戏也算是当地人可以聊以自慰的事情吧？——正儿八经地对待狗屁不通的菜单、伪装的法国菜、跳芭蕾舞似的餐酒服务，全部是对纯正事物的粗笨模仿，要想体现恶俗，你必须要有两个演员，一个展示者和一个光顾者，二者同时参与颠覆真实的阴谋。再说了，如果一个城市没有美，没有个性，没有魅力，而且的确仅仅被财迷、庸人和自满的乡巴佬所占居，那么和当地的“画廊”兼礼品店合作也是一种安慰，从那儿获得一些可怕的批量生产的“雕塑品”，并认真地把它们当作“艺术品”摆放在家中。

    恐怕没有必要在此特别指出并非美国的一切都是糟糕或恶俗的。这里仍然有一些品味活了下来，足以将穆罕默德-阿里之流赶出视线以外，使他在公众面前说不了话；足以认清（尽管仅仅是含蓄而无声地）越南战争是一件丑闻。有些东西，真的不错，甚至非常好，如美国开放的边境，只要它尚未被诸如麦克卡伦一沃尔特法案这样的蠢事所损害，只要美国公民是自由的这一假设仍然成立，而且他们的确可以被邀请去周游世界。再加上“第一修正案”，那你就会拥有一大堆令人敬仰的价值，甚至值得为之去死。外交官兼学者乔治-F-坎坎农对此非常了解，尽管他在最近写的书《生活速记》中给了美国一个糟糕的评价。他在该书中但言，一个像“冷漠荒凉”这样的词语或许可以最好地描述出他今日所见的自己国家的形象。他解释道：“读者可能会以为我（在美国）只看到了丑陋、庸俗和衰微。”但是，他总结道，引导他的目光流连于这一切污迹的只是朴素的感情：“如果没有只属于我自己的对于这个地方的热爱，附着在它表面上的这一切不完美就不会如此有力地击中我……”

    一年中总有那么一天，美国接受的惟有赞美。那一天是七月四日。在所有其他的场合中，那些对美国怀有美好祝愿的人们，就要全力以赴地将美好与糟糕，尤其是将美好与恶俗区分开来。

    恶俗的未来

    恶俗之未来是无边无际的，远远地回应着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于1879年就诗歌说过的未来。他当然错了，不过未必比我们更错，只要我们想想是否写一本书或骂骂街便能拖延恶俗的进程。新的无聊女神已经坐在马上，还有她的仆人“贪婪”、“无知”和“公共性”护驾。

    一句话，恶俗已经领先了一大步；任何力量也休想一下子让它慢下来，哪怕我们应该炸毁师范院校，使航空国有化，恢复C而不是B作为大学平均成绩，在高中重新开设拉丁语课程，停止把儿童称做“小子”（kids）、把警察称做“狗子”（cops），取消校际体育赛事，抑止自吹自擂的民族冲动，提高资本所得税，教导一代人鄙视广告并对占星术嗤之以鼻，建造不会坍塌的桥梁，远离太空，说服有文化的人批评是他们的头等大事，以有品味和精微的方式说写英语及其他语言，将流浪汉招集成新的国民卫队，制作有智慧的电影，在海军中发展更高的勇气和纪律水准，创办几家成熟老练的全国性报纸，给在恶俗餐馆吃饭的人以勇气说“不”（当餐馆经理问他们晚饭吃得好不好时），摒弃一切自我陶醉式的冷战心态的残余，改善公共标志的措辞和公共雕塑的品味，让那些有艺术才华的人设计我们的邮票和钱币，将公共电视发展成一种与商业没有任何关系的媒体。

    因为这一切事情都不大可能发生，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去嘲笑恶俗。如果连这个也不行的话，你就只好去独自哭泣了。